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关系论文,中心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史学界对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作了许多研究，出版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其中不乏比较严谨的史料清理与学理剖析。可以说，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学术积累层次。
然而，从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读，而较少关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运作；就研究所及的层面而论，学界多亲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对忽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似有淡化民族主义实践品性的倾向，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与客观地评价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播迁动荡，思想界与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代际断裂的困境，不容易构成思想与学术的传承。自孙中山逝世不久，思想界与学术界提出的某些观察独到的命题，随着政治的连年颠踬与社会的急剧变迁，或被掩盖、或被遗忘，无法得到后世研究者的回应与深化，从而无法形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对话。这恐怕也是我国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民族主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潮。1933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文，笔锋直逼后来被尊称“国父”的孙中山，严厉批评他的民族主义革命。蒋氏从引用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孙中山致日本大隈重信之函说起。孙函曾称：如果日本愿意资助孙中山，孙一旦掌握政权，“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蒋批评说，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反袁而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其出价甚至比袁世凯的还高。“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期，1933年12月10日，第3页。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87页。）
蒋廷黻还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未统一的国家赖此主义得着统一了，如德意志、意大利。已统一而地方分权的国家赖此主义提高中央的权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废藩，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的自然长进。在这种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们这个国家反从统一退到割据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注：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期，1933年12月31日。）
蒋廷黻提出的问题，在国际政治风云激荡、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1930年代，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注：蒋廷黻这一文章，引发了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但“民主与独裁”这一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掩盖了这次大讨论的基本主题“建国问题”。正是蒋廷黻和胡适发起建国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思想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并由此提出以国家建设、以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取代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思路。）。在一系列文章中，蒋廷黻对孙中山采用苏俄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批评，并揭露苏俄资助背后的战略阴谋。对孙中山只重“外交”而忽视内政、忽视国内建设对国家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加以指责。胡适则质疑国民革命以来的革命外交“只有敌国，没有与国”（注：分别参见蒋廷黻：《帝国主义与常识》，《独立评论》第71号；蒋廷黻：《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独立评论》第6号；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孙中山的个人性格也受到学界的抨击，如《国闻周报》以孙中山转向苏俄、接受共产主义为例，批评知识分子“善忘、善于投机、善于转向”，从而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造成国家的动荡与分裂（注：季廉：《中国的危机》，《国闻周报》第9卷第30期，1932年8月1日。）。这样的批评，随着抗日军兴与内战结束后共产党的胜出、亲苏政策“一边倒”的最后确立而渐渐被掩盖与遗忘。但当1990年代革命思维逐渐淡出，现代化思潮再现神州时，学界之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就以与1930年代同样的精神关怀而展开着。民族与民主、革命与理性、排外与建设等等政治的两难及其逻辑悖论被重新提出。20世纪最后十年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在引起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也引发了思想界、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而深切的理性反省，对民族主义的反思，被纳入一个更为宏大的参考框架与理论视野之中（注：相关讨论文本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只简注《知识分子》）；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全球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在世纪末的这场民族主义大讨论中，姜义华先生的言说可以作为“民族主义”多重面相的代表性文本。面对部分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批评，姜先生义正词严地维护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正义性，高度赞扬孙中山提出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注：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知识分子立场》，第461页。）。而当其反省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时，却对民族主义“重于外而轻于内”提出批评：“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足，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摒弃民族机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守落后的同义语。”（注：姜义华：《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姜义华先生一再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理性缺位”的内在困境，它导致了“发展统一的民族经济，繁荣新型民族的文化、建立近代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等问题，实际上仍未真正提上日程，至少长时间继续被置于从属地位。”（注：姜义华：《理性的错位与缺位——个案分析之一：孙中山与中国启蒙运动》，《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内在冲突、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等等，在在离不开他的敏锐视力（注：姜义华：《人权与国权的双重追求——析孙中山的自由观》，《理性缺位的启蒙》.第275-293页。）。
上述见解代表新一轮现代化视野之下的学术界反思历史的一个侧面。尚需进一步商讨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不同语境是什么？比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过以本民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路？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放弃的？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认同了苏俄的反帝战略而做出联俄的主动选择？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中国的现实政治是否为孙中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选择？如果是，孙中山为什么错过了这一机会？
二、“统一梦”之下的政治结盟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公开宣告民族主义目标的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及至五四时期，孙中山是否重拾民族主义的法宝，或在什么意义上重拾，目前史学界还是聚讼不已。思想史式的从文本到文本的进路无法解决问题，年谱学的进路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途径。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5日，时在上海法租界居住的孙中山收到马逢伯一函，指责孙中山对“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持沉默的姿态，指出：“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孙中山答曰：“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注：《批马逢伯函》（1919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不问外事、闭门著书”的孙中山所著何书？究其行踪可知，自1919年3月7日起，孙中山开始在《民国日报》发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的部分章节，3月17日、3月20日、4月2日，孙中山分别向美国商务部总长、英国政府以及友人康德黎寄发实业计划。而南方大港的规划直至1920年3月才完成。在此期间，孙中山还完成了《孙文学说》。孙中山信中所说的即此所指。
《孙文学说》阐发的是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而《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关注的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实施中国物质建设的重要蓝图，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进行了规划，论及交通、商港、铁路、水利、农业、矿业、钢铁、边疆开发等十大项目。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激动人心、也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然而，作为实际政治家，孙中山最清楚，要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首先必须完成国家统一，而要完成统一，就必须先铲除国内军阀。这是他在南北分裂之后苦苦思索的结论。
对于只有“革命精神”而无政治实力的孙中山来说，要完成铲除军阀、削平混乱以澄清内政、步入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具备政治、财政与军事实力，并获得国际、国内务政治势力的配合与支持。可以说，在192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孙中山的努力，便是一直穿梭于各在华国际势力中，游说于各军阀之间，以求实现其民族统一国家富强之梦想。
在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供孙中山结盟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南方当首推陈炯明，北方则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直系干将吴佩孚。
我们不妨先看看孙吴关系。
1919年南北和会之后，吴佩孚的力量迅速崛起。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迅速奠定其主宰北方政局的地位。对孙中山来说，在谋求国家统一中，吴氏配合与否可谓关键。
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在打量着对方。1921年，吴佩孚在占领两湖之后，为全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曾经托人致意孙中山，希望合作。此后，吴曾邀请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统一问题，并向孙中山提供过经济援助（注：参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但孙中山以吴佩孚“事事骗人”、“说话毫无信义”为由，予以拒绝（注：《吴佩孚代表在粤之运动》，天津《大公报》，1921年12月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58分册、第515页。孙中山拒绝与吴佩孚联合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他认为在直奉对抗中胜利者将是张作霖。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联共、国民革命》），第135页。）。
自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胜出，苏俄就一直期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手（注：苏俄的“亲吴”、及其在陈炯明事变后提出的孙吴联盟，自然有苏俄的国家利益在，其中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的争夺、抗衡张作霖等因素。参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林家有：《共产国际与吴佩孚和孙中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82页）。有关共产国际与孙吴关系的研究，另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振刚、徐有礼：《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吴计划”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刚：《革命先行者的珍贵文献——读新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书信两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从1922年8月4日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中可以看出，苏俄曾提出孙、吴联合的问题（注：《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98页。有关共产国际孙吴联盟计划及其实施，同时参见：《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11月1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载《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35页、第155-156页、第203-205页。）。孙中山也曾多次派代表与吴佩孚联络。如1923年10月2日，孙中山派徐绍桢赴洛阳拜访吴佩孚，希望建立孙、吴联盟，吴的态度却已完全改变。他对徐说，孙中山虽是一伟大人物，但他的知识与言论“祖述泰西”，其主张“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因而，吴佩孚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
先是孙中山对吴佩孚的诚信表示怀疑，继而是吴佩孚对孙中山“以政治为纯粹的技术”（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第6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第428页，第429页。）无法认同，尽管苏俄一再在促使双方合作，无奈两人彼此之于对方均无好感，合作即成泡影。
再看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孙中山也一直在寻求与张的结盟，特别是在谋求联吴未果之后。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发出致张氏父子的联盟信。同年10月，孙派出汪精卫、伍朝枢赴东北与张氏谈判，广东方面也在大造孙、张联手的舆论，以壮声势。1923年初，孙中山公开发布谈话：“予与张、段之三角同盟，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吴若不从余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尽管张作霖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声誉已是臭名昭著，但在孙中山的眼中，毕竟张的实力仍属举足轻重，实力胜于雄辩。
在此之前，在孙中山的眼中，张作霖不过是听命于东京的胡匪头子（注：《复苏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2页。）。自孙、张结盟后，孙中山则在与苏俄对话的各种场合中为张辩护。他说，张作霖实际上是在想办法反对日本，他修铁路、建港口等，是准备用来对付日本人的（注：《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393页。）。对可能出现的苏俄干涉张作霖，孙中山也为其说项（注：参见：《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17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401页。《孙逸仙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3-164页。）。
尽管国内各政治集团、国际观察家对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大加挞伐，并将孙中山认作与“旧军阀”并无二致的过时人物，但孙中山不为所动，继续坚持与张作霖的联盟。孙中山的联张政策及孙、段、张三角同盟，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颇受影响（注：孙中山的三角联盟，在国民党内部颇遭物议，参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76页。有关孙中山三角联盟的全面研究，参见娄向哲：《孙中山与亲日派军阀关系之探讨》，习五一：《孙中山与奉系军阀》，两文载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
陈炯明的实力无疑是孙中山1920年回穗重建北伐基地的重要依靠。在南方政府各种政治力量对比中，陈炯明是孙中山无法忽视的。然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见，决定了这一联盟的暂时性（注：早在1922年，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孙与陈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陈“反对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因为他认为中国应实行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他要求联省自治，同情吴佩孚的政策”（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第190页）；1940年代，李剑农也指出过，孙陈冲突的原因在陈炯明信奉的是联省自治，孙中山却要武力统一（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512页））。1921年，孙、陈之间曾因总统选举、北伐问题发生冲突，最后以孙中山的失败告终。
孙与陈的冲突，并非个人恩怨，乃是主义的不同。按胡适的话说，是“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可以成立的。”（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但在孙中山眼中，陈炯明的一切都是他给予的，陈必须忠于他个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为了惩罚陈炯明部的军事“叛乱”，孙中山还一度不顾广州市民的吁请，下令海军炮轰广州城，造成平民伤亡。广州市民各团体在事变后集会商议，通过“维持粤局”决议四项；“一、通电赞成统一；二、请陈（炯明）回省主持；三、严限各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四、组欢送孙大会。”（注：《国内专电（二）：香港电》，《申报》1922年6月21日。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81分册，第416页。）6月26日，广州各界代表赴永丰舰请求孙中山停止炮轰城区，被孙拒绝。孙中山说：“我今日实力虽不足，然终有吐气之日。若果陈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开炮，今晚返省，即今晚开炮。汝等即赞成之，则自负责任”（注：《再纪各界谒见孙叶两人之真相》，《华字日报》（香港）1922年6月30日。转引自沈晓敏：《广州民众与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第25页。）。“如欲广州市区不发生战争，请你们不要欢迎陈炯明进省。否则，陈炯明进省之日，即为我开炮之时。”（注：《孙总统坚持讨逆沪讯》，《民国日报》（上海）1922年7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40分册，第52页。）
尽管广东民众一再恳请孙中山以桑梓为念，多方调停，但他不为所动。他并非不知炮轰广州根本不能改变自己的军事处境，但为了“在赣诸军闻炮击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贼闻炮击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要挟广州市民不要欢迎陈炯明回省。为此，胡适批评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8期，1922年6月25日。就孙、陈冲突，胡适的评论在一年之后有全面的修正，参见《努力》第75期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对此有颇详的分析。）
基于天怨人怒，加上孙中山所期待的北伐军又无法回师相救，孙氏只好于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而在寻求外援的努力中，孙中山又连连遭到英、美、日等国家的冷遇与白眼，惟一主动对他表示友好的外在势力只有苏俄（注：20世纪20年代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力量处在一种胶着状态。革命之后的苏俄由于遭到西方势力的联合封锁，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出路。这一时期，就中国的外在势力而言，苏俄始终处于积极的进取状态，所以本文注重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而淡化他与其它列强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研究视角的限定。对孙中山此期与列强关系的全面研究，参见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六章，尤其是其结论部分；孙中山与美国之关系的研究，参见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外交（1917-1923）》（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13-2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章）；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参见俞辛1：《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俞辛1：《躬耕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而在孙中山寻求苏俄的援助时，苏俄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外交认同，并且正遭到北京政府与实力派直系的抵制，渴望从僵局中解脱出来。孙中山与苏俄各自谋求与对方合作的政治基础也就不言自明。
陈炯明事变之后第7天，孙中山即指示陈友仁与达林联系，并转告达林：“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孙中山还在给列宁的信中，提出派全权代表团赴苏俄“会议符合俄中合法利益的共同行动”（注：《孙中山致列宁信》（1922年12月），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677页。）。8月底，孙会见越飞的代表马林，表达与苏俄建立联盟的渴望，并承诺予苏俄以参与中东铁路管理的权力（注：马林：《中俄在中东铁路的冲突》，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496页。）。在致越飞的信中，孙中山请求苏俄军事援助（注：《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166页。）。并进一步提出由苏俄装备孙的10万部队、从四川和甘肃进入蒙古，然后进攻北京的要求（注：《越飞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1册，第214页。）。
孙中山的示好，使处在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僵局中的越飞喜出望外（注：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与1922年8月12日抵京，与顾维钧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以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双方一时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顾维钧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越飞）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1923年1月26日发布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苏俄在北京政府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南方的孙中山手里轻易取得。
该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四点，涉及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中东铁路问题、外蒙问题、中苏复交问题。从苏俄的国家利益看，这一宣言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法性，承认苏俄单方面与外蒙签订之条约的有效性，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其二，关于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允许苏俄有代价的让渡。而孙中山在这一宣言中得到的，是苏俄保证不在中国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承诺（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0页。）。而事实上，苏俄在当时根本无意亦无能赤化中国，孙中山在这里所争的，是旨在为自己洗刷“赤化”的罪名（注：见《字林西报》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的声明，针对陈炯明在香港报纸披露孙中山筹组中德俄联盟的秘密文件，指责他“赤化”，孙中山有辩驳。）。
但是，通过与苏俄的结盟，孙中山得到的还有纸面之下的东西。
1923年5月1日，即在该宣言正式发布之后3个月，马林接到苏俄政府转发致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涉及对孙中山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7-678页。有关孙中山西北作战区计划，参见杨奎松《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孙文越飞宣言》对北京政府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在王正廷——加拉罕谈判回合中，苏俄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据顾维钧回忆，当时草签的《王正廷——加拉罕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为此，顾维钧及时中止了这一轮谈判。但这一协定以及《孙越宣言》所形成的概念性框架却成为苏俄在下一轮谈判中的预设标的。稍后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不过是在这一框架之下的讨价还价。而整个谈判过程不仅受到了苏俄煽动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舆论压力，也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背后的活动。因此，顾维钧认为：“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顾维钧——加拉罕谈判，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及至20世纪60年代，顾维钧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在感叹：“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317-318页，第334-335页，第341页，第341页。）
置北京政府于被动，正是孙中山倒向苏俄的直接目的。只有通过苏俄之手“将死”北京政府，孙中山才能在国内政治角逐中化被动为主动，救活因陈炯明之变所造成的僵局，并成功地从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主动。
1924年9月3日，卢永祥发动江浙战争；9月4日，张作霖通电响应；9月5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宣言；9月8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9日，蛰居天津的段祺瑞通电支持奉系；9月12日，吴佩孚由洛阳入京，主持战事，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1924年10月23日，受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资助，直系内部冯玉祥阵前倒戈，吴佩孚全军崩溃，从而结束了吴氏在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主宰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孙中山胜出在望。
三、政治博弈与民族主义
政治实践是一种妥协。在国内政治结盟与国际政治合作中，孙中山的妥协为他的胜出创造了条件，但也得为之付出了代价：接受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意识形态。至于孙中山是否如某些思想史家所说，在思想上接受了苏俄以反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注：这是革命史学的主流观点，该观点可以在达林的回忆中找到一种经典版本。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26页。）还是将接受民族主义纯粹作为一种策略？（注：据马贵凡观察，台湾学者多持这种观点，参见马贵凡：《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海外学人郭恒钰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是一种平衡的战略阶段（参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孙中山在倾向苏俄过程中，是否就如某些史家所说的“善忘”，放弃自己摸索出来的现代化理路，而主动地进入苏俄反资本主义的世界战略之中？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样的困境阻止了孙中山对现代化理想的追寻？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不妨回到历史的现场，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921年8月，齐切林致函孙中山，赋予孙中山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统治的斗争”的“光荣”称号，试图将孙中山纳入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这一理论框架。而孙中山在复函中的回应却是：“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孙中山暗示他所谓的“列强”是指日本。显然，对苏俄以“帝国主义”理论加诸自己头上的民族主义形象，孙中山并不认可（注：《布尔什维克》（苏联）1950年第19期，译文转自《新华月报》总第60期。）。
1921年12月23日，马林赴桂林访问孙中山（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作为共产国际“民主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向孙中山介绍列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是他此行的任务之一。这是孙中山与列宁民族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全面接触。尽管他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并不准备认同。十多年之后，马林在接受伊罗生的采访时回忆：“国民党领导集团方面对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系的重要性缺乏理解。这是中国反帝力量在发展民族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1922年1月10日，马林起草《中国的复兴与俄国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与孙中山达成协议。该备忘录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将中国纳入苏俄反对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之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就是实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对苏俄“纯粹民族主义”的接纳，成为获取苏俄援助的交换条件。
苏俄这一次又将面临失望。1922年4月，达林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南下广州，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同盟，却遭孙中山拒绝。他对达林说：“请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注：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第113页。）
从以上所述的孙中山与苏俄“民族主义”对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孙中山对苏俄“帝国主义”理论的解读，还是苏俄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理解，都没有进入对方的语境。倘若以这些文本为依据，认定孙中山在思想上完成了民族主义转向、正式接受了苏俄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理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是把简单的文本当作复杂的历史。
孙中山对苏俄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受”，其实只是他与苏俄政治博弈的结果。思想层面的接纳还是拒斥，最终反映的是实际政治力量的互动与消长。
在孙中山抛离人世整整10年后，马林在与伊罗生的一次谈话中，对陈炯明事变之后的这段历史有过回顾。他说：“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马林说：“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
从马林的措辞来看，所谓孙中山“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实际上不过是受现实情景“迫使”所致，是基于实力政治原则“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性行动。他是“接受”了，但并没有“完成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因为“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马林还说：“1923年时，他对发动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注：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第26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可见，孙中山的“更易于接受意见”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妥协。因为在现实政治角逐中，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失去了政治抗力。
据马林的观察，在苏俄提供的军事、财政援助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援助中，孙始终选择了前者而拒绝后者。如在《孙越宣言》签订之后，苏联“建议”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理论加以重新解释，改变三民主义方向，使其具有反帝的内容，并采用群众路线。但孙中山并没有认可。因为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苏俄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所以暂时将孙中山是否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悬案加以处理。然而，苏俄并没有放弃输入“民族主义”的要求。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函孙中山，以苏俄政府的名义要求孙中山在接受“二百万金卢布”的同时，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5月12日，孙复电越飞，表示“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注：转引自李玉贞译：《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近代史研究》1988年2期。）。
但孙中山未必真的“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就在8月的一次演讲中，他对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次评议会提出的“外抗强权、内倒军阀”表示异议，说“外交仍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竟值不成功问题”（注：《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之演说》，《中央党务月刊》第7期。）。对苏俄所要孤立和声讨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并不准备发起“世界性的斗争”。
在要“民族主义”还是要“金卢布”的新一轮政治博弈中，孙中山的政治抗力要被慢慢磨削。1923年10月6日，“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之苏俄顾问鲍罗廷抵广州，开始对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进行“顾问”（注：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载《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鲍罗廷要孙中山加强政治工作：“你的目的是在打击外国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但对孙中山来说，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孙中山的目标是北京政府。10月8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出的是《讨伐曹锟令》，10月9日孙中山又发表致列强宣言，“希望”列强各国不要承认及赞助曹锟（注：《致列强宣言》（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4页。）。
由于孙中山没有接受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鲍罗廷就亲自出面进行意识形态的阐述。1923年10月25日，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会议上演讲列宁关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斗争的理论，并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提醒“力量的联合成为生死存亡问题”（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12页。）。在此后的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鲍罗廷控制着全局，并将他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灌注到国民党改组全过程。
在鲍罗廷的操控下，国民党中央对外宣言的调子越来越高，孙中山却始终保持着务实的姿态。1924年1月6日，国民党发布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宣言说：“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而在同一天，孙中山却在大本营以“和平”的态度会见美国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调整对粤关余问题的姿态，并邀请美国出面干预，以遣散各省之军队，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请美国“提议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地点，召集一华人为主而列强代表得参预之会议”；孙中山并向舒尔曼提出在外人的指导下建立国民军，由外人援助以改革中国财政，推进现代化建设等等事项（注：参见《与美使舒尔曼的谈话》（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5页。）。
直至同月13日，孙中山在广州高师做民族主义演讲时，阐述的还是他对18世纪以来西方民族主义的见解。孙提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中国讲民族主义就必须分别国家、民族二途。也就是说，在中国只能讲“国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5-16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97页。）。
孙中山所认同与宣扬的“民族主义”，遭到鲍罗廷的严厉指责。鲍批评孙中山及国民党以“极端含混不清的国家民族这样的提法来掩盖自己的想法”，要求孙采用“被压迫的和压迫的”这一概念框架，“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对鲍罗廷的意识形态压力只能在策略上加以反驳，说：“既然尚未取得中国的全国统一，尚未聚集力量回击在华帝国主义者，就不能发表只指望得到英国工人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和激进分子的不可靠的支持的声明”，但出于实力政治的考虑，他仍然表示：“我完全赞同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但我认为现在把这一声明列入国民党新的行动纲领是不合时宜的。”（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5-16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97页。）
受鲍罗廷控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采纳了苏俄式的民族主义内容，但孙中山拒绝承认。1月23日，他约见鲍罗廷，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而代之以《建国大纲》（注：孙、鲍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见林家有：《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看鲍罗廷与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歧异与磨合》，《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307页。）。面对这一“紧急关头”，鲍罗廷坚持通过宣言。经过“长时间交谈”，孙中山最后又一次妥协了，在下午的会议上，“他本人第一个投票赞成”（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476页，第474页，第474-475页。）。
孙中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通过宣言的决定的？以及双方“长时间交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通过对已经解密的《鲍罗廷札记和通报》的解读，可以了解当时的大致情况。
从《鲍罗廷札记和通报》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期，鲍罗廷不允许将《建国大纲》作为大会文件提出，而孙中山“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476页，第474页，第474-475页。）。然而结果是，尽管孙中山同意通过宣言，而他的《建国大纲》最终没有印出。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改组以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已经失去了对国民党的控制能力。这一细节也印证了瞿秋白在1928年所作报告中的一段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建国大纲并未通过，也是因为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注：《瞿秋白谈鲍罗廷》（1928年），《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36页。）
更关键的问题还不在《建国大纲》，而在此前孙中山与舒尔曼的谈话内容被报纸公布。孙中山在与舒尔曼的谈话中主动邀请列强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严重破坏了孙中山的爱国者形象，也使正在大力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国民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抨击。对此，孙中山是始料不及的。为此，他向鲍罗廷“请教”解救办法。而鲍罗廷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劝说孙中山以激烈的反帝言论来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
对此我回答他说，现在他沉默就意味着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关于外国人进行干涉的声明是属实的，因而任何一个中国爱国者都不会宽恕他这一点。即便讲的是由帝国主义者、中国的敌人解除督军的武装，这也是对人民的背叛。如果说这个声明是他同舒尔曼全部谈话内容的断章取义和曲解，而我认为，它就是这样（注：鲍罗廷在这一段话之下注明：“后来我得知，所有这些，他都对舒尔曼说过，还得知舒尔曼正确地转达了谈话”。参见《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联共、国民革命》，第475页，注1）。），那就应该立即予以驳斥。驳斥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代表大会上作一个关于宣言的发言。其中要明确谈到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任何干涉的斗争、同他们的一切特权和权利的斗争，废除一切强加的条约，等等。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消除对他同外国人搞妥协并支持他们干涉中国的种种怀疑。他的这个发言可以在全世界发表，那时舒尔曼为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而利用孙的企图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国民革命》，第476页，第474页，第474-475页。）
这就是孙中山“转向”苏俄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政治，不论是将它作为纯粹的道德，还是将它认作纯粹的技术，都无法将其目的与手段绝对割裂。为完成他的统一之梦，孙中山穿梭在列强之间，寻求可以得到的任何支持。而不问列强支持背后必然的利益索求。在利用列强反对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也饱尝了这种“以夷制华”策略的美味醇酒。而今，他得吞下“以夷制华”政治这杯变味的苦酒。而为咽下这杯苦酒，孙中山又不假思索地饮下了鲍罗廷提供的鸩酒——饮鸩止渴，这就是孙中山进入苏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缘由，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行为模式。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在广州高师开始系统的民族主义演讲，从这时起，孙中山坦然地宣扬苏俄式“民族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作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尽管在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偶尔会表示出内心的抗拒（注：在1924年2月与日本一个报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曾说自己的民族主义“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民族主义并不是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850-1851页）），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借孙中山思想的鲜活躯体，回响在整个东方世界，并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潮。
四、民族主义与中国政治困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又不能局限于时代。惟有不脱离时代，才能同情地了解。惟有不局限于时代，才能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意义，从而对历史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对孙中山的理解与评价同样要遵守这样的准则。
然而，后世解史者往往忽视历史发生之当时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以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就可以对历史人物任意褒贬。其实，历史研究最讲究知人论世，而要做到这种“同情之了解”，仅有知识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对历史人物的心智体验与生命切近，对历史人物处境之同情，悲其所悲，乐其所乐，思其所思，求其所求，与历史人物处同一境界，才是真同情。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后世史家来说，又何其困难。反倒是当时代人最能体味他的时代，因为没有一个“隔”字碍着。如果我们回头检视孙中山同时代人、尤其是其同志与敌手对他的评价，也许会得出更接近历史原生态的结论。
1921年3月5日，蒋介石曾给孙中山一信，建议在根基未稳，议员不足的情况下，不要过早选举总统，并由此对孙中山过于依赖外交提出批评：
先生之主张早选者，其目的在注重外交与对抗北京政府为最大关键，但由中正观察，或有未尽然也。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民国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为我党之助，乃日本反助袁（世凯）、助岑（春煊），以制我党之进行，吾党因以失利。逮乎民国七年，先生督率海军南下，声势不可谓不浩大，而又恃美国外交为之援助，宜乎不致失败，不料西南主张纷歧，内部不能统一，吾党又因以失势，英国从中妨碍，而美国反为壁上观，则外交之不足恃，盖可知矣。（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22页。）
吴佩孚则将孙中山依赖外力的政治举措概括为“技术政治”。他在同徐绍桢的谈话中指出：“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对孙中山这种“技术政治”，吴佩孚一再提出警示：
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有见任何寄与于国利民福，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腐烂而成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着，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
孙先生连结俄国共产党，冀利用其学说组织，以谋自己事功之顺利，以为到时断绝其关系，取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之态度，则可坐收其利而不致贻患后来，其纯为理想彰彰明甚。夫鼓动革命风潮，一时虽不免于破坏一切传统，然苟无一贯不变之范畴及信念，则危险随处潜伏。若在有深厚传统而千古可行之不成文法之中国，强将尚未腐朽之根柢而尽破坏之，则此后之建设不特困难重重，且致发生反动，终见全体之逆转，此不能不认为当然之归结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对“技术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区分，及其对“技术政治”导致的现实后果的警醒，基于他对孙中山政治实践与自身政治实践的反思。因而，如果将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政治实践做一个简短的对比，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吴佩孚提出这一观点的内在理路。
1917年南北分裂后，吴佩孚与孙中山一样，有着统一国家的梦想。但正如韦慕廷所指出的，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既不能通过各军事实力的协商，也不能通过封建割据与联省自治达到，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军事统一（注：C.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cf.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China in Crisis Vol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20.）。吴佩孚提出“武力统一”的构想，也正是出于这一思考。然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因何在？颇费猜思。
1922年5月，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得以形成。吴氏对中央政治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联吴”成为取得中国政府认同的关键因素。同年8月，越飞使团访华，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俄一直保持与吴佩孚的联系，并提出建立以吴佩孚为中心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统一战线”。但吴佩孚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在国内统一问题上夹入外力因素。
在国内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吴佩孚也信守着儒家的政治道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已攻入山海关，眼看可以底定东北，统一国家，结果以10月23日冯玉祥阵前倒戈、囚禁总统曹锟而功亏一篑。
吴佩孚知道兵败已不可挽回，乃镇静处之，于10月26日悄然离开战场。在作为指挥部的专列中，商议战败事宜。而此时各路实力蜂拥而来，希望与吴佩孚重建关系，其中有日本领事吉田。吉田劝吴佩孚与段祺瑞再结旧缘，但吴佩孚以大义断然拒绝。他说：
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可收拾人心之准绳。（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终结。对此，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兵败后，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其头，吉田力劝吴入住日本租界，吴佩孚再次拒绝。他说：“战败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注：赵恒惕等编：《吴佩孚先生传》，第429页，第428-429页，第444-445页，第446页，第446页。）
吴佩孚对自己政治命运的表述，展现着中国传统道德政治的持久魅力，也预示了由于外力因素的存在，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角逐中，这一充满魅力的道德政治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结局。
与吴佩孚不同，在孙中山的国内政治博弈中，无论是联吴、联张、联段、联冯还是与桂系、粤系、滇系、共产党的结盟，都只是实现他政治统一之梦的手段，是暂时的技术性的政治运作。在实力政治的角逐中，任何联盟都只是工具，既无永恒的敌人，亦无永恒的朋友。在寻求国际政治的援助中，孙中山同样一本其技术政治的精神，而非中国传统的道德政治。
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故有必要在此稍作分疏。在吴佩孚的视野中，“政治”二字取儒家“政者正也”之格义，即《论语》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国家政治与个人修养在实践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传统政治的这种道德化倾向，不仅强调政治的道德示范与教化功能，更强调政治行为本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所谓技术政治，虽可以上追至先秦时期的兵家、纵横家、法家等，但经过汉代以降的儒化，技术政治始终被抑制，丧失了合法性。吴佩孚对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这种区分，还含有对西方政治实践的观察与判断。这一判断，显示了吴佩孚过人的政治洞察力。在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马基雅弗利是最早将道德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政论家，政治被定义为纯粹的“权术”。韦伯将这种分离认作政治理性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韦伯自己更是强调“政治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一门以道德为基础的职业。”（注：[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6页。有关政治理性化过程的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韦伯看来，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野其实就在这里。技术政治对道德政治的楔入并最终导致后者的分崩离析，是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基本面相。这一现代性的强势弥散，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传统道德政治的消殒过程。尽管吴佩孚对西方现代政治的这一过程也许并没有理论上的了解，但现实政治的展示是最好的版本。吴佩孚自身的经历昭示着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局，展示了在现代性技术政治冲击之下，一切传统的美好秩序在一刹那烟消云散的悲壮。
吴佩孚对道德政治的持守，确实需要儒家精神的支撑，但毕竟与现代政治隔了一步。他看到了道德政治正义的一面，却无法看到政治正义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技术的因素，否则，最高的理想也只是虚幻。这是吴佩孚败退政治角逐场的原因之一，也是传统的道德政治的必然命运；基于技术政治的原则，在国内与国际各实力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通过政治妥协，与苏俄建立合作，孙中山得以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其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从而为此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底定中原、控制北京政府、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但他同样只看到政治运作的技术一面，而忽视了政治正义的永恒主题。为此，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这就是苏俄势力的引入。苏俄势力的引入不仅将导致国内政治长期的分裂，导致历史以来中国政治史上最惨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国共之争）；而且，将从根本上推延、扭曲乃至阻碍了孙中山所设计的、通过苏俄统一中国、而后步入全面的现代化建设这一理路。苏俄势力的引入、并迅速坐大，不仅终止了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建国大纲》中提出的中国政治民主、社会改革、经济建设的目标与任务，而且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中国整体历史的走向：自1920年代起，直至1970年代，中国不断的陷入苏俄的国际战略格局之中（中间虽有断续的脱离时期），成为苏俄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阵营的阵前卒；中国之土地成为苏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对抗的缓冲地带；中国之动乱成为苏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远东屏障。从此，世界两大阵营的较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苏俄霸权与英美霸权的角斗，将以中国为演武场，以中华儿女的鲜血与躯体为武器，演绎一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最为壮烈、最为漫长的意识形态之战。
指出孙中山技术政治的这一面相，并不意味着对孙中山政治理想的否定，相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对孙中山来说，无论是汲取苏俄经验，还是吸纳共产党，都是为了他的伟大理想：三民主义的未来中国。即使是在采纳苏俄式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时，孙中山的理想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注：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从这一角度讲，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其国家独立、富强的政治理想，过去是，将来也还将是激励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力量之源。但通过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与政治实践所经历的这一变化的清理，可以昭示：政治理想在其现实的展开过程中，由于受实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制约，往往其结果会走到理想的反面。不是政治理想或政治理论决定着政治运动的最终结局，而是政治实践，是实力的较量。正因为政治往往是在实践层面展开的，对政治行为的理解与评价就必须以其最终结果为鹄的。这也是韦伯一再强调的必须以责任伦理而不是以意图伦理作为政治批判标准的理由。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学术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政治实践“权力”角逐这一因素，从而，看似严谨的学术研究话语往往反在替政治浪漫主义制造注脚。
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可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入，无论是威尔逊式的民族主义还是列宁式的民族主义，都有其提倡者的国家利益所在。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又系于两种根本对抗的国际政治构架。以威尔逊“民族自决”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理论，依托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基于苏俄社会主义——殖民地反抗“世界帝国主义”联盟这一对抗体系。后者不仅包含了反资本主义倾向，而且内涵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因素。不管孙中山选择哪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他都必然夹在这两个对抗的国际势力之间，在两难抉择中被迫取舍。应该说，无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无论是慈禧当政，还是孙中山或袁世凯、段祺瑞掌权，既然大国兼弱国的实力与形象无从改变，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列强的制约。对于此时此刻的孙中山来说，既然指望在民国的政坛上重振雄风，恐怕只能在上述两个对抗性的国际体系中择取其一。否则，他的下场就不会比儒将吴佩孚好多少。
“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接连不断的社会动荡，不是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建设，而是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其原因不在“民族主义”本身，而只能从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现实中寻找，这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所必备的学术视野。自1840年代外力进入古老的中国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已经无可避免地纳入了世界体系，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经济兴衰，都或多或少折射着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子。任何一个政治家要在中国有所作为，就无法回避在华的外在势力，无法逃脱国际体系的制约。对外在力量的灵活调用，是在国内政治角逐中能否胜出的关键，而要灵活运用各在华势力，就必然要对政治采取务实的、技术的态度，而放弃古老的道德政治之正义原则。
吴佩孚拒绝了技术政治，从而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现实并没有提供另一种可能。孙中山接纳了技术政治，从而决定了孙中山的胜出。其实，面对中国政治现实，孙中山同样没有第二种选择，尽管他主观上在做着抉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实政治的困境，而以孙中山的实践展现。
在这一政治困境中，不管苏俄“民族主义”理论背后的动机是否含有自身利益之企求，也不管孙中山对苏俄“民族主义”是否从内心认同，一旦这种全民动员的“民族主义”政治进入实际运作过程，它就不会完全受某一个人（包括革命领袖人物）或党派的掌控，而将按照自己的逻辑，完成其历史使命。民族主义政治的非理性力量一旦启动，它就必将挟着自己的民族、国家，全速进入现代民众政治的轨道，这是一条没有归路的现代性征途。民国以来的政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借寓孙中山之躯体，完成了颇为酷烈与宏伟同时又是无法回避的现代性转型，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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