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社会失范*——走向世界新秩序途中的问题和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世界论文,途中论文,机遇论文,新秩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全球化的进程看“失范”的概念
如果我们以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为背景来试着分析社会失范的现象，我们首先就得联系其社会条件对失范的含义略加澄清，这里就有必要提到，这一术语经希腊语“nomos”（规范）衍变而来。所以， 失范原本应被看作“规范”一词的否定。要理解失范的含义和重要性，首先就要弄懂“规范”一词说的是什么。
应当强调指出，柏拉图的后期作品名为《Nomoi》， 这一著作的英译本冠以《法律篇》这样的称谓，或许这就铸成了对规范一词的某种偏见甚或是误解，这也涉及对“失范”一词的误解。似乎明显的是，法律不会自动产生规范，人类众多社会的经验表明，法律的存在并不能够消除社会失范状况的可能性。恰恰相反，社会中层出不穷的法律或现有的管制强度常常是造成逾规的环境、结构和过程的关键因素。
规范的含义非“法律”一词所能涵括。萨姆纳（W.Summner ）是柏拉图作品的翻译者，在他的术语表中，规范的含义更广泛，还包括作为某个社会的社会文化一部分的社会习俗。所以在柏拉图看来，不能仅限于从法律体系来诠解规范，而要把它认作是一个具体社会的形式和结构。这么来说，齐尔曼（R.Zihlmann）似乎言之确凿，他写道：“规范是赋予某个具体社群以意义的秩序。”按其本来意义，规范不光是一种自上而下或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法定条规。它更大程度上与行为的意义和规则这些方面相关，类乎某种群体或社会的内在化了的常规，或内在化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观与准则。就象社会学家伯格（P.Berger）和卢克曼（T.Luckmann）强调的那样，当人们把这种秩序当作是“我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某种外部强加的秩序来认识和体验时，这种秩序（在“规范”的意义上）才能形成或影响某个社会。其次，规范并不是抽象的法律体系，而是与某个特定社会所共有的一套传统、目标、价值观和准则相关联的人群和社团。当然，这套准则和价值观也在法律中得到表达，但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与超凡的方面相联系的，不是促成规范的法律，而是社会现实中患难与共的体验。
柏拉图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是只能在社会中生存的政治动物。人类并不是生来就具备社会的和政治的知识和技能、感情和激情，他们要在自己能够而且必须要参与的可理解社会中学习并吸收这些东西。由此就要提到，确保希腊社会的稳定是柏拉图异常关切之事，所以对他来说：“规范”是极其重要的。但由于他怀疑自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他在其“理想图”中的态度甚至可被描述为“超规范”的，例如，奈斯比特（R.Nisbet）对此批评说：“柏拉图的敌意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社会群体。他对自主的家庭不信任，是与他对独立的或民间的宗教，以及对不受约束的艺术、音乐和教育的担忧相对应的。所有的成员和文化活动都必须紧密地并且始终不渝地围绕着一元化的政治社会。”奈斯比特和其他作者对柏拉图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无不妥，因为他将个人与国家对立起来，不承认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群体或组织。在柏拉图的规范概念中，市民社会似乎被排除在外。在柏拉图看来，国家中各类群体的社会多样性不是要讨论的话题，因为国家本身就被视为这样的群体。从这一观点出发，考虑到大部分生活现实是在这样的中间结构里得到认识的，应当进一步指出，不要把规范仅仅看成是社会的秩序，它更是拥有政治结构的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现实是构建在共享的价值导向和公认的交往准则基础上的。在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中，有可能确认一种有效的规范，以促进社会的认同和稳定。显然，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社会的“规范”也会受到影响。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有所指向的）社会变化，是否会在更高水平上达成新的、“现代化的”和普遍接受的规范，抑或这一过程是否会导致规范的丧失，即失范。
简要叙述了规范的含义之后，也许就较容易来解释失范的本义了。一般来说，失范可被称为对规范的否定。具体而言，某个群体或社会的规范可以通过很多方面被削弱、危害甚或瓦解。正如历史所展现的许多社会和文化体的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被外来的入侵力量所摧毁。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欧洲人的殖民化过程就是这样一种毁灭规范并导致失范的外来冲击的例子。大多数前殖民地的真实情况是，当地的传统共同体被迫纳入殖民者的新的、陌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结构中。被殖民者对于自身文化在与占统治和压迫地位的政体对抗中处于劣势的感受，一方面侵害了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和准则，另一方面又未能使自己踏入以至分享殖民者所谓的现代价值世界。自家规范遭到毁灭，却又无能享有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势力的规范的状况，导致了前殖民地极度的社会失范。如果认为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遭受殖民化和新殖民化造成的失范，这并无大错。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评估全球化进程对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有力的经验证据显示，我们今天经历的全球化道路同殖民化过程相仿，也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规范。
必须指出， 特定社会的内部发展也会导致社会失范。 韦伯（ M.Weber）、马克思、帕累托（V.Pareto），尤其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的哲学家杜尔凯姆（E.Durkheim），深度探究了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失范现象。按照杜尔凯姆的理解，社会的变化表现为由传统社会中机械的连带关系转为现代社会中新型的有机的休戚相关。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的连带关系是一种机械方式形成的；人们通过某种约束性的“团体意识”维系在一起。严厉的法规和惩罚的威吓保证了信仰和实践的一致。换言之，社会控制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在原始部落里每个人都经受着顺从共同模式的压力。但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增加，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社会的交往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确定区域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复杂，加剧了生存斗争。在这种新的社会压力下，共同的生活方式不能持续下去。人们只有借助社会的劳动分工才可能生存下去。这已近于对社会变化进行解释了。杜尔凯姆在其中着重阐述了所能导致失范的社会现象。在他后来的著作《自杀》和《劳动分工》的研究中，失范概念本身得到了精确阐发。本文有关失范的定义主要参照于此。失范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相对失控的状况。默顿（R.Merton）指出，“杜尔凯姆说得很清楚，这一概念是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特征有关，而不是与面对该结构的个人的特征有关。”
杜尔凯姆业已考察了社会—文化规范的内在化，他解释了因个人与其内在化了的道德文化关系的崩解而导致的失范的自杀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要把失范看成是一种无规范状态，而且尤其要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社会发生变化，传统规范不足以对新冒出的情况有效地作出适当的回应时，这种社会现象便产生了。由此可见，失范总是在描述着“过渡”情形，它关系到在缺乏一种普遍认可的规范情况下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就全球化的经济方面，特别是当今国际范围内日益发展的劳动分工而言，杜尔凯姆对这些论题的思考至今仍耐人寻味。在《劳动分工》一书中，杜尔凯姆讨论了真正的劳动分工与仅仅是劳动分化的过程之间的差异，前者有助于发挥每个参与这一过程人员的优势，后者则是乘人之危。杜尔凯姆将畸形的劳动分工和癌症进行了比较。某些癌细胞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生长，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可为所有其他细胞分享的新的共有的机能，却引出了一种突变过程。社会有机体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某些细胞的膨胀也是以他者的牺牲为代价的。本文在着重对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的同时，将对失范的这方面内容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德国社会学家阿蒂斯兰德（P.Atteslander）认为有两类知识， 一种是有关处置方法的知识（怎样更好、更有效地创造事物的知识），另一种是导向性的知识（为啥要创造，或创造何种事物的知识），失范则是介于这两者间的断裂带。阿蒂斯兰德以此打算说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借助微电子、信息网络和通讯系统等新技术而使他们解决问题的知识大大扩展，与此同时，那种寻求定性尺度和道德准则的导向性知识则滞后。这种极端性的模式和奥格本（W.Ogburn）论述的“文化滞后”的概念十分相似。看来在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行深入分析时也要顾及这些理论概念。
阿蒂斯兰德强调，道德规则是社会的结构，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化特征。一旦否定了这种文化上的特质，失范的后果便指日可待了。按照这种理解，失范具有较为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的可能性，即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失范的状况或情形甚至践行着一种必要的、积极的功能。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时期之后出现的动态变化也许暗示着淘汰某些社会规范的必要性，这些规范已经不再迎合民众及其社会的取向。当某一社会的规范舍弃了人性而充塞着意识形态的成份，就无疑会遭受这种情况。换言之，也可以把失范看作是克服超规范形态的一次机会。
例如科拉斯基—波宾斯卡（L.Kolarsky—Bobinska）指出，社会失范是80年代波兰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私人企业主的积极性取代了波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集权组织，民主取代了挫伤自由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按科拉斯基—波宾斯卡的理解，社会失范是造成波兰教条化的社会主义体制垮台的重要条件。南非的情况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论点：严重的社会失范由种族隔离制度一手催生，反过来又把种族隔离制度送进了坟场。种族隔离期间的社会失范同时起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作用。积极方面是指，南非社会中由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失范，最终导致种族隔离制度走向灭亡。就此而言，要撼动以至最后推翻不民主的、种族主义的、非人的政治制度，社会失范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与这种积极的失范相对应，种族隔离制度也造成了消极的失范：人们拒绝一切象征着可恨的压制政体的权威（教师、警察等），结果，一代代黑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无缘去理解和认可权威的必要性。
总之，如果老的规范过于脆弱，无力对社会现在及今后的需求加以调节，或者说如果旧有的规范和导向出现崩塌，那么失范就呈无可避免之势。依据这种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可以认为失范也是建立新的“规范”、社会秩序的道路上一个必要却又极为痛苦的过程。
事实上，社会变化或变革过程总是伴随着动荡。由于社会一直在变化，民众中某种程度的失范现象尽管不受欢迎，但却好象是相当正常的，民众中某些小团体内难免会产生疏远、相对贫困和分离现象。而对这种超前的、已对全社会构成威胁的失范的程度进行量的分析，实际上还不太可能。所谓隐秘的社会失范，主要是说很难从社会的外观上对这种社会失范进行识别。苏联的垮台、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和卢旺达的惨剧告诉我们，惊人程度的失范现象已经在这些社会中四处漫延，但却无人能够预测突发的动乱和暴行：社会失范长期内往往表现为冷漠，尔后突然变为敌意的行为。我们可以说的是，特别是在社会加速变化的过程中，失范状态的潜在可能逐渐增大。
无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期盼从现代化里获益。但是显然，现代化的实践及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不同见解所带来的转变，会妨碍这一目标。应当强调的是，如果现代化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失范现象，那么它的整套方案便岌岌可危了。社会变革对于影响所及的民众来说必须是可承受的，不能不计后果地毁弃他们的身份和关系。从规范—失范的概念出发，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意义、结构上的引导和认可似乎占据着切要而又至为敏感的地位。所以这个概念看来是适宜分析现行的现代化及全球化的概念及实施过程的科学手段。
二、全球化的意义： 西方优势的延续和基本的世界秩序的形成
大约10年前，“全球化”的观点作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概念而出现，并在短期内成为一个极具学术性和众所关心的话题。特别在最近几年，主要在有关经济，同时也在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讨论中，全球化这个术语极为盛行，并成为一个引起激烈的，甚至充满感情色彩的争论的概念。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恰逢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及其卫星国走到尽头的时候，全球化的概念作为国际性的行话逐渐被经济学家、外交官和政客们所采纳。当弗里德曼（M.Friedman）和其他人提出“科学的”理由来论证自由的世界贸易以及削弱国家和半国有组织对经济领域的经济影响的必要性时，里根政府有关唯一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构想已经出炉。全球化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意味着有关同质、均等的世界发展的新方案。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和平的新纪元的开始寄予厚望，世界上许多人期待着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地方从此偃武修文。全球化的想法委实吸引着与这个热门的中心词关系密切，且置身于时下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人们，它最终应使全世界走向昌盛富足。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政治学家，还把苏维埃帝国的解体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持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是美国人福山（F.Fukujama）。他在其畅销书《历史的终结——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The Last Man）中将资本主义视作已经成为历史辩证过程最终产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典范。福山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思辨式的、因而十分无力的推断没有受到批驳，反而先在美国，继而又在欧洲博得了极度热烈的赞赏。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把福山的畅销书看成是对资本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证明。
实际上，全球化的概念被当做了世界发展的不可思议的方案。不加思考地采用这一概念，便蕴含着以一种偏倚的眼光认识现实的危险，由此会使人抱有无从实现的期盼。看来坚持进行较为深入的各抒己见的讨论和思考很有必要。首先，对全球化的主要方向进行辨识和分析就是个极为可取的步骤。
我们知道，后冷战时代的发展道路是而且仍将是有分歧的。当全球稳定性的威慑因素确立之后，间或只有超级大国操纵的地方局部战争发生，但无论是从国际关系还是从许多国家内部来看，我们现在正处在动荡的失序的形势下。今天，处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否确已消失，以致人们可以不分彼此地谈论一个全球化的，或至少正在全球化的世界，是大有争议的。此外还要记住，就是在高度工业化的第一世界国家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因鲁莽的新自由政策所致的发展不良和社会分裂的过程。并且在西方社会，我们还面临着日益滋长的个人主义，它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如今，我们可以在所谓的“第一世界”的社会中发现“第三世界”的情形，正如我们也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观察到第一世界的地带一样。
为了对涉及全球化进程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不能不明确地发问，在这进程中，什么东西是应被全球化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重要问题：
●谁对这个全球化的方案感兴趣，全球化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全球化日程表上的议题有哪些？
●应被全球化的是何种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模式？
●这种变革方案造成的影响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代价是什么，究竟是何种东西要渗入整个世界？
●用以促进和控制这个全球化变革过程的世界性机制是什么？
●能反映并对付全球问题的思维模式和有效的行为是怎样的？
本文不可能解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可以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考察。如果我们对近几年发生的情况反思一番，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以下几种变化：
1.全球化与卡西诺（注：意为赌场。——译者注）——资本主义
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本几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正在借助高科技赌钱，并向禁锢在国界之内，实际上统治着世界的本国政府炫示。在每一块大陆上，政府都已变得高度倚赖外国资本。但货币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全球市场正在对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进行裁决和惩治。一旦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的资金突然枯竭，结果就会是毁灭性的。目前东南亚国家发生的危机就是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例子。
2.全球化与反中央集权
那些拥护全球化经济观点的人甚至对国家在未来会有什么有意义的、重要的作用表示怀疑。麦金西公司前主要合伙人奥梅（K.Ohmae ）是许多政府组织和大公司的顾问， 他在其畅销书《民族国家的末日》（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中宣称：“……在现今无国界的全球化经济的寰宇内，民族国家作为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已不复存在”，“在重商主义时期，它们或许不失为独立的、非常有效的创造财富的发动机，然而当选举政治步步紧逼，死死钳制住经济的时候，它们显而易见主要成为慢腾腾的分发财富的老爷机车。”奥梅否认各种文化或文明体系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成为有意义的聚合体。
3.全球化和灾难性的竞争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全球化进程不仅削弱了国家的地位，还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灾难性的社会竞争：为了不招惹国际金融市场，为了保持对国外资本的门户开放，许多国家被迫降低了社会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标准。坦白地说，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会直接干预各个国家的分配问题。但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被决策者们认为实施着现代化纲领的那种结构性调整计划的牺牲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文不名的老百姓。无论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东欧和中欧进行改革的国家里，被社会忽略的那部分人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往往就为社会动荡和失范的冒头培殖了沃土。
4.全球化与就业职位杀手
全球化过程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减低成本的办法使产品的产量稳定增长，而所需的就业职位的数量却显著减少了。有关专家已经提出，不出几年，即有可能以20%的现有世界经济人口为全球供给产品。目前人们现已看到，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那部分人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举例来说，一些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策略而实施兼并，使得它们有可能用少量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完成对这类国际性运行公司的必需研究。生产的环节不再根据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加以组织，而是根据正在形成的那种无拘无束、游移不定的资本主义新规条来安排。只要有机会赢利，甚至可以把工厂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必然引出这样的事实：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社会防范标准较差，尚未制定环境保护、收入免税额以及外国公司的投资税惠等方面的法规，或者此类法规还很粗陋的国家，正在吸引着跨国经营的公司。我们还可以奥地利的经历为例来说明经济活动的中如此令人困惑的分离和转移：奥地利航空公司的管理层决定裁撤自己的会计部门，因为在全球化经济的框架内，把会计事务放到印度去进行会使费用节省得多。在东亚，一些号称的“虎”国已经在抱怨公司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迁至相邻的地区去安排它们的生产。
5.全球化与穷人的一贫如洗
由于这种漫延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大大削弱，而跨国企业、资本家和一些管理或专业阶层的地位却得到有效增强。从全球角度显然特别值得注意，以债务国以及那些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为代价，债权国、国际投资者和多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那些最贫穷者最易受到威胁，并面临着被永久排除在所谓“全球化世界”的社会之外的危险。在（经济上）全球化的世界中，非洲尤其有危险沦为一个“无利可图”的地区。
6.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指出，象索罗斯这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算不上左翼革命者的人，也会对舍弃休戚与共的原则，一味推行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竞争表示强烈的保留态度。在他的题为《资本主义的威胁》一文中，他争辩道，那些盲目迷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绝对正确的人都是极权主义者。在肯尼迪（P.Kennedy）看来， 若从这个星球上人口统计、生态和地区性问题的角度来看，设想一个繁荣、和谐的世界秩序，深信自由放任原则和国际汇兑交易，并吹捧电视的穿透力，似乎都显得惊人的幼稚。
7.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在这个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中可以看到，新自由市场的思想的渗透是与个人主义的西方（美国）文化的侵略扩张相伴随的，后者特别对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通过卫星电视和地方电视台，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差不多被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收录机里迈克尔·杰克逊的声音甚至淹没了传统的非洲鼓声。马来西亚的社会学家阿莉芬（J.Arifin）提到了马来西亚的情形，同其他许多国家相仿，在那里，全球化的文化携带着自由、个人自主和挣脱传统家庭与血缘关系的镣铐的信息大踏步地打上门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突然迎面撞上了一种新的带有“文化”影响力的环境，而这种文化与本地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所训导的价值观相悖，阿莉芬抱怨说，就连“马来西亚之声”电台在制作它的经文节目时也用上了流行音乐，这是与马来西亚传统的社会规范相抵牾的。她援例点到两个在马来西亚青年人中非常知名的流行音乐团体：英国的杜兰杜兰乐队（“人们可能说它是一夜演出，我们称它是天堂，现在可别为我祈祷，直到明晨天亮”）和一个声称“我想使你性感”的美国“坏小子”乐队。
应当指出，这种状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的现有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困难。在私人或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上，从美国输入的廉价“肥皂剧”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欧洲影片。社会的文化对该社会的认同和价值导向至关紧要。全球化的媒体不仅对其他的文化进行渗透，而且侵蚀着地方文化和或宗教所限定的“规范”。
8.全球化促进了新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
由于这种变化不定的资本主义所致，我们可以在许多国家看到各种形式的敌对状态的出现。在社会内部，贫富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一般来说，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赢者寥寥而输家甚多。在这种氛围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易于抛出种种脱离社会发展进程的答复和危险的解决方案：
——失去工作并饱受挫折的青年人变得激进起来，并组成右翼的小圈子；
——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新民族主义立场愈益被广泛接受：人们认为“他人”要为自己不断恶化的境况负责，“他人”也就是窃夺了国内人口就业机会的外来打工族、邻国和对国家利益关心不够的本国政府等等；
——在有着多文化或多种族特点的国家中，贫富之间的冲突常常与他们隶属于特定的种族、文化甚或宗教团体的身份有关。这样，争取经济机会均等的斗争就很容易演变成种族集团之间的斗争。
三、 目前的挑战：用一种批判的统一的现代化概念来消除社会失范
我们在前面不仅以详尽的、或许还具有批判色彩的方式概述了全球化进程的大致影响范围，而且还以必要的严谨态度对此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为稳妥起见，我们可以首先说明，现今的世界政治体制以及相应地众多社会正处在失范的时期，因为旧的世界秩序（或国家秩序）已不复存在，新的世界（或国家）秩序还未显形。目前仅能明了的情况是，作为上述政治进程的后果，第一世界的地位，特别是美国的地位，一如以往那样俨然举足轻重。“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某种规模庞大的、多层次变动过程的开始，这关涉到我们完整的世界体系。
至于讨论过的全球化进程，我们要强调，它只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理由而推进的，由于没有一种公认的规则用以从国际或国家的层面进行社会协调，它只能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我们误以为全球化有如韦瑟福德（R.Weatherford）所表明的，即走美国人的路， 上述情况也会发生。韦瑟福德认为，美国兼容并包的文化已成了冉冉浮现的大同世界文化的核心：“我们越是想到美国人的特性将变成人类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就失去的越多，某些特性则会作为地区性的变种存留在世界文化中。……那些深深信奉文化多样性的人促进保护地球上各类生物物种的行为，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是有益的。”
必须拒斥这种全球化的观点，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消灭了内容的法则。全球化不必将各种各样的文化融合一体而形成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的要点更在于所有文化互相尊重以及平等沟通的能力和愿望。就人类而言，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是至关紧要的。至于文化上融为一体的地球村里的居民是否就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并在这个星球上为他们安置一个真正的家，这一点相当令人怀疑。
四、可能的和持久的解救之道
鉴于上述所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对这些难解之题提供某种简单化的答案。要找到可行的办法来改进目前的状况，也许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更为见效。但说句实话，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把握了某种普遍的结构性基准来做这件事吗？
就现代性而言，在我看来，我们还远未达到它，而只要现代性还没有完成，那么侈谈什么后现代性就毫无意义。现代性仍有待完成，所以对现今这副模样的现代性的不足、缺陷和转换作一番反思不失为明智之举。为此我们要提到以下几个观点：
1.假设你是个迷途者，这当儿你正坐在马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沿着已看好的方向策马疾奔都不太会奏效，要想到达目的地，也许还是走回头路为好，去找到那个由此步入歧途的叉路口，说不定那条歧途是条死路。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从这一观点出发，即意味着例如去辨别“现代性隐忧”（C·泰勒）的原因，去以批判的眼光寻找另一条道路。
2.思想史是全世界拥有的遗产。我们不仅要享用这笔遗产，还要对它加以反省。或许在这个星球上另一种不被知识界视为人类遗产的文化经验倒会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丰富可供抉择的方案。
3.破除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隔。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其各自的概念和内涵的框架内从事着研究，这一问题在当今社会中似乎迫切需要解决。一种对科学的全新理解，即把各门具体学科看作互相联系的观点将有助于世界更具人性的发展。
4.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体化的批判理解来取代片面从经济意义上看待发展的认识。
5.就国家的发展来说，人口就业、独立、公正、参与、环境保护和文化认同等同样都是重要的发展目标，应当以统一而非孤立的方式来达到这些目标。
6.迫切需要建立起真正的基本世界秩序。现今的国际结构仍极端偏袒少数几个高度工业化国家。为避免文化冲突，亨廷顿向西方提出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世界发展的建议，这个建议肯定会败事有余，应以鼓励、促进文化间对话的观念取而代之。通过这种对话，某种为世界上所有文化所分享和接受的“全球规范”才能达成。谈到全球化，那么紧要的任务是确立共担风险，而非单方面坐享红利的方向。应该让全球的承担风险者以公平而又适当的方式来参与构筑现今的国际体制。
7.就达到更佳的国际理解而言，有无同情心这一点十分打紧。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考察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机构对这一重要的人类潜力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8.就道德导向而言，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太空船道德”（K ·波尔丁）而非“救生艇道德”（G·哈丁）。后者是指， 当碰到危急情况时，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抛入海中以挽救其余人的生命。前者则意味着，太空船中的所有乘员都意识到，哪怕发生了不测事件，也不能撇下任何一个人，即或有一人被扔出座舱，其余的人照样会命付黄泉。为了生还，唯一的可能就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来共同排除。显然，我们的社群和国家也应考虑采纳太空船道德的导向，以作为跨入第三个千年的人道的途径。
9.如果群体和国家不把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和制度化，那它们就不会贯彻下去。根据这一见解，有必要根据全然异于目前存在的原则来打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我们今天缺乏的是团结一致、互依互存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被国内和国家间鼓励竞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所广泛取代。为使关系到所有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秩序得以实现，各个文化和民族，不论大小贫富，都极有必要来充分体察这份需要，使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和原则能够为人们所一致首肯，最终在所有特定国家的各项制度中，以及在联合国的国际性制度中得以体现。这样一来，全球的那些经济玩家要象今天那样把他们的意志和命令强加给弱小社会，会有更大的困难，也许会感到一种制约。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当改变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行。所以，应一视同仁地把世界所有文化的价值观纳入对话过程。为了实现多样化统一的梦想，光凭想象是不够的，应有意识地通过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工作去建立必要的结构和体制。今日世界的当下环境呼唤着这种需要，世界各地都意识到了这种挑战，这将会有助于人们对太空道德原则的认识。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来造一艘“太空船”，去探索、去保卫我们地球大家庭中的所有文化呢？
本文为作者向于今年6月下旬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