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基层民主的本土化累积及创造性转换——以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理论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尔论文,本土化论文,浙江论文,创造性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充满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的现代性社会，人们的知识观念也正处于悄悄的变革之中。美国学者吉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概念也正是这一变革的成果之一。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与方法论。“地方性”既指特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又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立场、观念和价值等。浙江各地正是借用“地方性知识”来丰富与创新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并把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性民主知识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下述一些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一、“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借用与视角转换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学者吉尔兹提出与阐释的一个极具创新性、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概念。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一书中对“地方”一词给予如下的界定：“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①他还举出法律制度的成长需要地方性知识的支持为例，他说：“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象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②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不妨将地方性知识理解为可以对问题作出独立解释的一种意义单元。
吉尔兹所表述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基于具体的情境条件下诞生的新型的知识观念，是对那些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知识的一种辩护与合法性的证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既为学界的开放性和丰富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述框架与思维结构，也为学者的研究带来诸多的思考维度与视角的转换：
一是“地方性知识”概念具有的解构性和颠覆性。“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命题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方面；由于它对正统学院式思维的解构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相互呼应，所以很自然地成为经后现代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种立场和观点，成为挣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一种契机，成为反思自身的偏执与盲点的一种借镜。“地方性知识”实质上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表达，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只不过这种趋向由人类学家吉尔兹加以放大了而已③；二是“地方性知识”具有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从时空维度来看，任何制度、学科与规范都只不过是地方性知识的展现，任何事件与制度的发生，均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空间之中。没有丰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普遍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理由；三是“地方性知识”能够关注与尊重他者。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序言中写道：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其间道明了尊重他者的重要性。尊重他者，就应当尊重当地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生活行为和文化传统等这类有象征性的形式与仪式，从中去把握一个社会中人是如何在众人之中展现自己，以及又如何由“他者”来表现自己；四是“地方性知识”具有开放性与时代性。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并不是保守封闭的，是时刻开放与动态的。“地方性知识”的场域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改变、扩展与重组，以获得更好地发展和强劲的生命力，而且地方性知识特性也可以扩展为普遍性知识，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与借鉴性，因而可以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
二、本土资源的累积与“地方性知识”的突显
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实质上是由遍布各地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知识推进的。地方性知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的实践性，因为它始终扎根于富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每时每刻都与现实浓郁的生活气息密切关联。地方性知识是人们为适应所处自然环境，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积累、运用和传习的知识和技能。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和抛弃，反而要重新加以认识、评价和利用充满泥土气息的地方性知识。近年来，在浙江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步。随着社会各类组织的扩大，民众在积极参与各方面具体事务中，将基层民主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逐渐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下述一些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
1.“民主恳谈会”
浙江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最具有浓郁的地方性知识特色的莫过于诞生于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省温岭地区村民在民主自治的实践中，自发涌现出以“民主对话”、“村务大家说”、“村民民主日”和“农民讲台”等形式为特征的充满新鲜泥土与芳草气息的民主恳谈会。这种民主恳谈，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治理活动，是应对一些基层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践情况，即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如何与之相适应并进一步提升问题，这种恳谈模式也可以称为协商式民主的中国农村版。
2.“乡村典章”
“乡村典章”被喻为浙江省首部农村典章，诞生于浙江新昌县下属的儒岙镇石磁村。2004年，当地村民根据村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通过了《石磁村典章》。这部典章被喻为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董村典章》共8章24条，内容涵盖了村务决策、村务管理、村务监督、村规民约等各个方面。乡村典章是浙江广大农村乡规村约寻求突破与创新的最为典型的文本。
3.“八郑规程”
2006年浙江嵊州在探索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制定了八项重点制度和《八郑村村务公开》、《村干部谈听评》等八个重点工作操作流程，即“八郑规程”。八郑规程的制定也表明了浙江基层民主发展逐渐转向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发展趋势。
4.枫桥经验
诸暨枫桥人民一直传承着1963年以来以化解矛盾消除纠纷稳定社会为特色的枫桥经验，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赋予新的内涵与特色。枫桥经验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发展变化赋予新的内涵与特色。把传统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转变为当前的“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成功典范。
上述提到的“民主恳谈会”、“乡村典章”、“枫桥治理经验”和“八郑规程”等地方性知识的文本，只是浙江省地方性基层民主探索的代表，全省各地都涌现出诸多各具特色的一些地方性民主知识，创造着一套得到当地政府认可与鼓励的中国式的基层民主政治话语。浙江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创新，在实质上反映出“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这一深刻的命题。这一命题隐含着两层意蕴：一是在中国本土蕴含着丰富的具有创造性的民主资源；二是中国本土民主资源亟待以适当的形式去开发与提升，要尽快走出地方性，获得“他者”的认同与理解，并形成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
民主的基本内涵、理念与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民主的具体形式与模式不可能进行统一的裁定与取舍，所以中国的民主只能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不可能靠移植与模仿来建立，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浙江基层民主政治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整个基层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技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特别是与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相结合，在综合治理中思考民主建设的意义和框架，并在实践中创新了许多基层民主治理模式，这就是浙江多年基层民主政治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正是“民主恳谈会”、“乡村典章”、“枫桥经验”等这些各具特色的享有丰富内涵的差异性元素，才使基层民主的自治结构充满弹性和张力。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地方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因此决不能把它们归入某种既定的宏大和预设的理论模式，而是要审视其在具体的实践中的特殊之处以丰富和完善原有的模式。对于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吉尔茨就坚持不仅仅要：“一点一滴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更要“通过对特殊问题的特殊对待，来达成其分析的进步”④。上述文本正是对“地方性知识”永不停止的实践与探索而取得的，这些文本包含着无限的生机与创造力。更值得庆幸的是，文本虽然是由地方性知识构成的，但却具有现代性属性，具有一种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状态。
三、基层民主的突破与“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
浙江基层民主在发展中正尝试着进行创造性地转换，积极推动基层民主由“自治”转向民主“治理”，由重视传统动员式民主转向维权式民主发展，尤其重视草根式商谈民主的建设。
(一)由民主“自治”转向民主“治理”
“自治”与“治理”这两个概念在当今中国学界中，尤其是在对乡村政治关注和研究的学者群体中，是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层拓展，“治理”这个词更能够深刻表达这些学者进行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希望做更深、更广的研究需求。浙江省的基层民主的发展着力点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其自发性与自主性很强。虽然浙江基层民主发展在开端时，也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诉求多元，社会流动和信息流通加速，权利意识觉醒，以及在土地、环境、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免费、社会养老保险等领域的问题增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水、电、路、人居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中，基层民众的主动参与，而使其基层治理呈现出逐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基层民众关心涉及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敢于表达意见，积极组织起来与基层政府、各种组织与群体对话，争夺话语权，并对农村公共事务深度介入；同时浙江各地党委和政府又注重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引导群众参与和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的功能方面，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发展路径。
(二)由“动员式民主”转向“维权式民主”
“动员式民主”与“维权式民主”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学者李凡基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权在治理方式上转变的背景下提出的。李凡认为从村(居)民自治推行中政府的行为来看，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宣传鼓动、组织控制、权威支配和群众动员等这些一贯的做法，都被政府沿袭。因此对于这样的民主方式，一般称之为“动员式的民主”。动员式民主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的，主要发动和引导群众进行民主投票和政治参与，而各级党委与政府是动员式民主的政治基础，通过动员式民主，在中国乡村逐步建立了一个和民主持续有关的规则和制度；维权式民主是以公众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公众主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是以维护公众权益为主要目的民主发展形态⑤。浙江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环境、和政治等方面引发诸多新问题与新情况；在这些问题中，集中体现出民众公共权益的流失，尤其是在健康、福利和环境方面公共权益的流失，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也切身体会到了民主法治的重要性，逐渐开始重视依法参政、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从单纯的服从性的参与逐渐转向采用合法性维权式参与，他们遵守法规制度进行有序参与的习惯开始养成，并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地建章立制，提高民主管理的效能和水平。在中国日益发展的现实社会中，如何保障公众的利益，如何制定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的需要，急需要社会民主的与时俱进。从这样的维度审视，维权式民主带来一种契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利益问题，尤其是公民权利问题。
(三)由“选举式民主”转向“商谈式民主”
浙江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引发了农村社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农村公共收益问题、各级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投入、支配和使用问题问题、大量外来人口权益保障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等；传统的管理办法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抓紧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性⑥。诸多农村公共事务性议题与实施仅仅依靠选举民主是无法妥善安排的，更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交流各种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取长补短，反复整合以提升。这样一来，浙江基层民主发展也由过去的选举型逐渐转向对公共事务如何进行管理、介入与监督等方面上来。这种商谈是与基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监督等过程密切联系，着重探索如何扩大基层民主，引导和组织群众广泛、有序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上来。在实践中逐渐由一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逐步走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王浦劬教授在考察这种商谈民主认为，它不是首先选择民主选举制，而是首先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这些环节，当然也包括民主监督，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个民主政治建设新的切入点和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治理型模式。⑦这种民主恳谈活动丰富了基层民主形式，既为广大群众自由、广泛、直接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为基层群众监督基层政府的权力行使提供了新方式，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浙江地方性知识模式的意义和独特价值在于，将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草根民主形式正式吸纳到现行政治体制内，从而也有效化解了其可能作为合法性体制的异己力量存在带来的风险。
浙江的基层民主坚持了本土化的路线，将各类制度规章的创新扎根于本地的土壤里，地方特色鲜明。浙江基层民主在其演进中，自觉地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或改造，使经过重组或改造过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业模式，变成有利于革新和拓展的资源；同时，为使得这些本土资源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有意识地对传统中的民主因子进行现代性的阐释和提升，诸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理念，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等等。一方面发掘其民主的含义，同时赋以这些传统的时代性新意，让传统的精华活跃起来和实用起来。基层民主的发展绝离不开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心态，他们的习惯和偏好，以及约束与推动这一切的当前社会环境，是地方性知识的活力源泉，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才更有生命力、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有发展潜力。
四、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审视民主的现代性
基层民主治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充满个性化的。只有根据时代发展，认真发掘本土民主资源，并使之与现代性资源对接，才能深刻理解民主自身生存的意义。
(一)民主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民主既是一个概念化的、简略的、静态式的关系描述，也是一个实践性的、复杂的、动态的生活过程。民主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民主只是从地方性知识抽象出来的一个现代性概念，对民主的一般性的类特征进行概括而已；但民主的一般性并不影响到民主本身的独特性、地方性、丰富性、或变动性等特质。各种地方性的民主知识完全可以进行坦诚而充分的交流，并成为人类知识共享的一部分。
(二)民主的本土性与移植性
民主的本土性是指促成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民主形成的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以及本国民主自身的特殊性。这表明人们在思考和研究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应当考虑一个国家的本土资源与文化传统。民主的移植性是指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要善于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符合民主的共通性普世式的一些元素。
结合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得知，民主的本土性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一是我们绝不能以传统的人治观念、集权意识和等级观念来推动民主发展；二是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来发展民主；三是要积极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发展民主的成功经验。高度注重民主的本土性和移植性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不能把民主的本土性和移植性推向极致，两个方面应当适度结合，并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
(三)民主的地方性与现代性
各国民主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既展现出共性的一面，又凸显出个性的特点，是现代性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其中，共性的一面也就是民主的现代性，也就是民主的内涵、结构、功能与价值理念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也可以把这些共同点叫做民主的一般性知识；同时，个性的一面也就是民主的地方性，也就是各国民主的内涵、结构、功能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具有的特殊点，这些特殊点也可以叫做民主的地方性知识。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发现民主的共性，以一般性知识来修正本国民主的不足性；同时又要比较的视野中发现民主的个性，以地方性知识来保持本国民主的本己性特色。
(四)民主的冲突性与协调性
从民主的特殊性与一般性、本土性与移植性等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出民主适用中的协调性和冲突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冲突性是指民主适用中，各国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和排斥性，对民主的丰富内涵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取舍性；协调性是指民主适用中，各国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合作性。当今社会是集信息网络、风险、时空交错等一身，在此背景下的民主的协调与冲突就变得更加凸显与频繁，并且成为我们发展民主政治时所不能回避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当下，我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时将会面对各国民主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在民主的适用中处理好协调性与冲突性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各国民主政治在求同存异中得到共同发展。
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过去人们一味相信只要依靠西方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并不成功。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抛弃或背离了一些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性民主知识；对于地方性民主知识，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和抛弃，反而要重新加以认识、评价和利用其充满泥土芬芳气息的属性。应当把民主、自由、正义和人权等现代性元素与地方性知识的属性、区域性和自治性对接，加强对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利用，把地方性元素与现代性元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能为各地开辟新的具有特色的民主道路，也能为世界民主发展作贡献。
①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6页。
②③[美]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7、15页。
④格尔茨本人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两本被视为“阐释人类学理论圣经”的论文集很少有泛泛空谈，其思想大多是渗透于那些对地方性文化实体的个案研究，比如，通过爪哇人仪式变化的实例来透视其社会变迁，借助对巴厘人斗鸡活动的深描来解析其制度与文化构成。参见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Basic Book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83,p.6.另参见格尔茨的两篇论文“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和“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Basic Books.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73,pp.205-230,484-534.
⑤参见李凡：《维权式民主的出现和发展》，《背景与分析特刊》2009年第29期。
⑥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⑦陈奕敏：《温岭民主恳谈会：为民主政治寻找生长空间》，《决策》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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