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化”：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扰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文选》1—3卷，共205篇文章，谈及“年轻化”的计20篇文章(加上注释中提 到的196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 告》一文，共计21篇)。如果将这21篇文章涉及的“年轻化”问题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 历程结合起来学习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对“年轻化”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年轻化”为何仍然还是困惑我们的重要问题
从196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年轻化”以来，到现在已经38年了。这些年来“年轻化” 虽然不断被提及、强调，但效果却始终不尽人意。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 谈会上尖锐指出：“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 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其实，军队由于加强了精简整 编的举措和转业的机制，这些年干部年轻化的问题相对来说还解决得不错。而地方从80 年代初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到现在，有关年轻化的办法没少想，文件没少发，规矩没少定 ，措施没少用，但回头一看，“年年都在年轻化，岁岁提拔又老化”的状况依然。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对“年轻化”的认识有偏差，把权宜之计当做了长久之计。其实从邓小平同志38 年前提出“年轻化”的认识历程来看，由于当时军队尚未建立正常的转业机制，“年轻 化”最早是为解决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偏大的问题，“文革”后重提“年轻化”，是为 解决“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可以说，“年轻化 ”作为当时解决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使一大批老同志得以顺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无论对解决军队干部老化问题，还是 解决“文革”后各级领导班子老化问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从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当时大刀阔斧的“年轻化”，就没有2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 绩，也没有今天大局的稳定。然而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却把专门用以解决“文革” 十年浩劫遗留问题的权宜之计，当做了安邦治国可以包医百病的长久之计；把特定时期 解决领导班子普遍老化的暂时之策，作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既定方针。以至于忽略了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适时推进，特别是忽略了从领导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这 种忽略也就造成了把“年轻化”简单化、概念化。于是就有人把30岁左右的团长、40岁 左右的师长、50岁左右的军长的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标准，硬往地方县、市、省级领导 干部的年龄标准上套，硬要坚持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像军队那样保持10岁左右的年龄差 。于是，有的地方为了在“年轻化”上出“政绩”，一些40岁出头的县长、书记、处长 ，50岁左右的市长、书记、司长，不得不“闲赋”起来，让位于更加年轻的干部。50岁 左右的任省长是“年轻化”，如果当县长则要“一刀切”。由此推理，似乎50岁左右的 人能管得了一个省，却管不了一个县。幸好这种10岁左右的年龄差没有成为各行各业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否则，如果大学教授60岁“下课”，中学教师就得50岁“下课” ，小学教师就得40岁“下课”。而且，要求大、中、小学教师保持这种年龄差，比要求 省、市、县级领导干部的年龄差有更为充分的理由——所教对象(大中小学生)本身就有 年龄差。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决策上的失误。由中央往下，每下一层，年龄竞争的残酷性 便增添几分。于是，改户口的越来越多，岁数越长越小，甚至出现有的领导干部的“年 龄”居然比自己的同母弟妹还小十来岁的咄咄怪事。“七上八下”这句成语，在成为组 织部门用以解决用谁不用谁这一复杂问题“杀手锏”的同时，也成为相当一批干部头上 的“紧箍咒”。事实上，权宜之计一旦当做长久之计，“年轻化”之风就会从上层一直 刮到基层。“年轻化”的思维定式，“年轻化”下的“一刀切”，已经成为干部队伍建 设中最为严重的硬伤。
二是在贯彻“年轻化”上有误区，把治标之策当做治本之策。“年轻化”无疑是解决 领导班子“老化”病症的解表之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此解表之药以应“老化”之急， 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然而解表之药的功效在于治标，治领导班子“老化”这一顽疾 重症，绝非“年轻化”这一解表之药所能完成。80年前建党之时，中国共产党何曾有“ 老化”之忧；半个多世纪前建国之初，各级领导干部何曾有不“年轻化”之虑?邓小平 同志1987年6月12日接见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 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 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我们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 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 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 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 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之所以都存在老化的问题，直接原因是十年“文革”，间接原因 是建国以来没有及时建立正常的“能下”制度，因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各级都普遍 并实际存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数千万公职人员队伍，能进而难出，想要不僵 化绝难做到；上百万各级领导干部，能上而不能下，欲使其不老化实在太难。面对干部 人事体制、机制方面的制度缺陷，有的地方和部门却希望用“年轻化”的治标之策去解 决，其做法无疑于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邓小平同志认为解决这个“我们中国最特 殊的问题”，可以从“年轻化”入手进行治标，但治本之策则是“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 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最近，党中央所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总 则的第一条里明确提出“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富有生机与 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符合“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精神，也是邓小平同志“制度建党”思想的一贯体现。
三是在对待“年轻化”上有禁锢，过分拘泥于某些个别论断和说法而忽视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 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而江 泽民同志提出“三个解放出来”。实际证明，我们在对待“年轻化”问题上也或多或少 地存在着一些“拘泥于”，从而影响了我们在“年轻化”上的与时俱进。首先，从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化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仍然还在强调“年轻化”，至少 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从方法上看，我们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二是从效果上看，领导班子 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实践证明，“年轻化”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等于仍是 现在的主要矛盾；整体换班作为解决当时各级领导班子普遍老化的有效方法，不等于现 在的有效方法；改革之初的班子老化只能用“年轻化”去解决，20年后领导干部的老化 完全可以通过“能下”的途径去解决。矛盾在发展，解决矛盾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其 次，从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来看。上溯五千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朝代的掌权人 把“年轻化”作为长期的既定方针；横看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执政者没有一个 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反复强调“年轻化”。可以说，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我们的干 部队伍不会如此老化，“年轻化”也不会强调到如此程度。我们党和国家曾有过不知“ 年轻化”会成为如此严重问题的时期，只要认真借鉴中外官吏队伍建设的经验做法和制 度建设，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们也肯定会有无须强调“年轻化”的这一天。第三，从 少数人的积极性与多数人的消极性来看。“年轻化”是干部“四化”中最能量化的指标 ，因而成为进出领导班子的“杀手锏”。有人曾根据有关“年轻化”的各类红头文件， 推导出“两大定律”。其一，称之为“头班车定律”。即在“年轻化”政策的导向下， 凡能在30岁左右坐上县级主要领导“头班车”的人，就有50%的几率在40岁左右，凭“ 年轻化”搭上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如此，就有75%的几率在50岁左右，凭“ 年轻化”搭上省部级主要领导的“头班车”；还如此，几乎就有100%的几率凭“年轻化 ”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其二，称之为“末班车定律”。即一个22岁本科毕业的大 学生，安排到乡镇工作，并按有关岗位正常晋升提拔，按理论测算职务究竟能升多高。 结论是——如果他不被“年轻化”标准“一刀切”下，且每次都能搭上“末班车”的话 。那么，其退休前理论上的最高职务有可能做到乡镇党委书记。以敢向总理讲真话而闻 名于全国的李昌平(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了近17年才被任命为乡镇党委书记，如果 李是学士又会工作多少年后才会被任命呢?如果此时他年龄偏大是否还会被任命呢?。由 这“两大定律”而观之，不难想见，如果简单化地执行“年轻化”，一方面虽然会调动 几十、几百、几千人的积极性，使其正效应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却可能引发几万、几 十万、几百万人的消极因素，甚至会刺激其中有的人因前程无望而产生负效应。这就不 难理解为什么有的搭上了“头班车”的人，尽管干劲百倍，可是却因为没有大多数人的 积极性相配合，常常陷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少数人的空忙”境地；为什么有些人为了 搭上“头班车”，发疯似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什么个别人甚至铤而走险，骗官杀 官。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59现象”、“49现象”、“39现象”乃至“29现 象”；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产生“为没有机会腐败而痛苦”的心理变态?
其实，简单化、概念化的“年轻化”，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已经成为一种“问题化”。 对此有人不胜感慨：“年轻化”下，只许我少年得志；“一刀切”来，不准你大器晚成 。面对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断增加，安全事故、恶性案件逐年上升的态势，一些 提拔无望的干部竟在旁边偷着乐，一些过早“赋闲”的领导也在冷眼旁观。我在基层调 研时与一些三四十岁的乡镇长谈话时了解到，简单化的“年轻化”，不仅让大多数被排 除在“年龄格”外的同志每每心灰意冷，而且使少数暂时留在“年龄格”内的同志也常 常担惊受怕。因为一旦今天“一格”被落下，今后“格格”都没有了希望。
解决“年轻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我以为，解决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缺乏活力、素质不高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特别是“能下”和“能出”方面的制度创新，而不是“年轻化”。 “年轻化”虽然可以直接缓解班子老化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 领导班子活力。“年轻化”从考察的内容看，不能代替干部的另外“三化”；“年轻化 ”从质量的标准看，不等于优化，也不能涵盖高素质；“年轻化”从激励机制的作用看 ，也不利于调动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其实，面对建国半个多世纪来所形成的“两化” 现象，即各级领导班子老化，数千万公务员队伍僵化，断不可用“年轻化”这一味药去 医治，否则，病非但不能治愈，反而会加重。
让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干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先决条件。对加强党的干部队 伍建设这项工作而言，“年轻化”能让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希望吗?最近我去山西省长 治市调研，了解到这么一个典型人物。1983年，在“年轻化”政策的作用下，年仅38 岁的吕日周被破格提拔为原平县委书记，创造出令人称道的“原平经验”。任闲职十多 年后，2000年已过55岁的他又出任长治市委书记。仅仅两年时间，他率领市委一班人又 创造出更加成熟的“长治经验”，为全国新闻媒体所关注和赞誉。可以说，没有20年前 的破格，也就没有了当年的那颗“新星”；如果两年前吕日周因“年龄格”而被“一刀 切”下，也很难有今天的“长治经验”。目前“长治经验”还限于“人治”阶段。人们 担心吕日周一旦调走，长治的新闻舆论监督就会“人亡政息”。而吕日周已经57岁了， “年龄格”不破，“七上八下”势在必然，干部群众的担心并不多余。由此可见，“年 轻化”中有人才，但年轻并不等于人才；人才有老有中也有青，人才断不会被“年轻化 ”这一格所拘。一个好的用人之道，既会使少年英才辈出，也不会把大器晚成者埋没。 否则我们就只会有周瑜，而不会有廉颇；只会出甘罗，而不会出姜尚(子牙)。
为解决领导班子老化问题，我们曾在80年代初搞过整体换班。然而，用这种形而上学 的“年轻化”去解决班子老化、队伍老化，问题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治本之策，还 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当务之急，一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能下”、公职人员“能出 ”这一主要矛盾，二是要尽快破除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所形成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年龄 、台阶、文凭”等格。用“能下”、“能出”解决干部队伍过分膨胀的“空间”问题， 用“不拘一格”解决老中青干部各尽其才受制于年龄的“时间”问题。通过建立健全有 关制度，使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必须下”的前提下逐步“愿意下”，使 各类公职人员在“能够出”的前提下逐步“愿意出”；使千里马不因毛的长短或颜色深 浅而被拒于赛场之外，使人才不因发现晚而终不被用或难有大用。从而使影响大多数人 积极性的问题得到认真解决，为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 文选》第2卷，322页)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只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不拘一格”、“人尽其 才”的机制、体制和制度下，科学、合理、健康地流动起来，不仅“年轻化”自在其中 ，而且增强领导班子的活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等深层次问题也定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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