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模式的理论建构：以西方为背景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方为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伴随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同样，现代政党产生之后会继续伴随人类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指出的那样，“政党发展比政治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有动力；没有终点，没有终极模式……更确切地说，那是朝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的持续变迁，永远也不会回到起点”①。这表明发展变化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从整体观之，政党的发展变化并非毫无规律，而是随着其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旨在以西方政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背景，探析政党模式嬗变的规律。
政党模式的建构：卡茨和梅尔的理论框架
就政党模式的理论建构而言，西方学术界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将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信徒型政党；②纽曼(Sigmund Neumann)将政党分为个人代表型政党和大众整合型政党；③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提出了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④赖特(William E.Wright)将政党分为政党民主模式和理性—效率模式；⑤布隆代尔(Jean Blondel)将政党分为代表型政党和动员型政党；⑥帕里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将政党分为大众—官僚型政党和选举—专业型政党；⑦卡茨(Richard S.Katz)和梅尔(Peter Mair)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cartel party)；⑧霍普金(Jonathan Hopkin)和帕奥卢奇(Caterina Paolucci)提出了商业公司型政党；⑨冈瑟(Richard Gunther)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则在总结众多政党分类的基础上将政党分为五个类型，即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族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以及运动型政党等。⑩
上述政党类型和模式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些分类已经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这些分类大多以某个单一维度为坐标，导致大量政党模式的产生。例如，迪韦尔热在区分干部型政党和大众型政党时，其标准主要是政党的组织结构；纽曼在区分个人代表型政党和大众整合型政党时，其关注点主要是政党的功能和特性。虽然迪韦尔热和纽曼的分类不同，但从整体而言，两者所论述的现实范畴基本相同，两种政党模式的建构都是对政党从前现代的议会内政治派别向现代民主社会中以大众政治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政党的转变所作的理论概括。而基希海默提出的“全民型政党”，其关注的主要是先前的大众整合型政党作为一个整体为适应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变迁而发生的竞选战略的转变和政策的调整。这种基于单维度标准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党模式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克鲁威尔(A.Krouwel)所言，大量的政党模式的一个后果是“概念和术语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比较低，且提出的分类法常常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完全穷尽。更有甚者，多数政党模式没有清楚的实证指标来判断哪个政党属于哪个类型或者它们何时转变成另一个类型。于是我们就缺乏有效的方式对不同的政党加以区分，同时对于判定我们观察的政党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那些指标也缺乏共识”(11)。
同时，这种对政党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模式的针对性研究也必然缺乏对政党模式的历时性考察，不利于我们对政党模式嬗变规律的探索和把握。为了改变这种研究状况，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着对政党模式及其嬗变进行比较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一方面，在纵向上加强对政党模式及其嬗变的历时性研究，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力图从多个维度出发，运用若干衡量指标建构政党模式。在这两个方面，卡茨和梅尔作出了开创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的社会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和，意识形态和政策纷争弱化。在此背景之下，政党进行利益表达和聚合的功能式微，一些政党的党员人数减少，公众的政党认同下降，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率降低。同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边缘化，新兴政党、小党层出不穷，极左和极右翼政党或组织的力量有所扩张。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政党衰落论”。对此，卡茨和梅尔进行反驳，指出“近期关于政党衰落的许多讨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迪韦尔热的或社会主义的大众型政党模式是政党的唯一模式”。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体制中的政党发展反映了一个辩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种新的政党类型会产生一个刺激进一步发展的反作用，这样再导致产生另一种新的政党类型，以及另外一系列的反作用，如此反复。由是观之，大众型政党只是一个持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12)因而，他们认为大众型政党模式只是一个存在时间有限的、可能的模式；问题不是政党的衰落，而是适应与变迁。事实上，“衰落”的只是作为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模式即大众型政党，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的政党模式即他们所谓的卡特尔型政党，这是政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卡茨和梅尔构造了一个政党模式嬗变序列理论（见下表）。
这一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政党模式及其嬗变研究中的那种历时性研究缺乏和单一维度研究盛行的局面，有利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政党模式及其嬗变规律的理论框架。本文在借鉴卡茨和梅尔政党模式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从政党与外部和内部关系两个层面政党模式进行分析。具体而言，要从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党在选举竞争中的特征以及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特征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下面就按照这一思路，根据“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政党模式嬗变的序列，分别对这四种政党模式进行考察和分析。
干部型政党
干部型政党有时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精英型政党，这种政党模式下的政党在本质上是由那些在地方上拥有一批追随者的地方知名人士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民主制建立的初期，在这种早期民主体制中，只有少数拥有大量财产的特权阶层的男子才享有选举权，普通民众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政党政治活动。这种政党基本上不存在议会外的政党组织，其成员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协调都非常松散。较早对干部型政党进行研究的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I.Ostrogorski)认为，干部型政党基本上是地方政党的汇聚，这些地方政党是由少数核心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拥有独立的和个人可获得的资源，能够把其成员或代理人置于议会之中作为他们的代表。(13)而在迪韦尔热看来，干部型政党由少量的成员组成，不寻求扩大成员，并且也并不真正地接收成员，因为这种规模有限的团体也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其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在于“显贵们为了准备选举、操控竞选以及保持候选人之间的联系而组织成一个团体”(14)。与此类似，纽曼将早期的政党确认为个人代表型政党，并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党是政治领域受到严格限制、且只有有限政治参与的社会的特征。这种政党表达特定社会集团的要求，同时其“成员的活动为了所有的现实目的而限于投票，政党组织（如果存在的话）在两次选举之间出于休眠状态。其主要功能是选择代表，这种代表一经选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权力’，同时在每方面都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良心负责”(15)。
在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干部型政党体现出如下特点。由于早期西方各国的选举权范围有限，与政治相关的公民社会的范围也比较有限，主要是由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构成，他们往往又在国家机构中任职。因而，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正如卡茨和梅尔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除了动员那些（在社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运动外，那些组成与政治相关的公民社会的人和那些占据国家权力位置的人被家庭和利益的纽带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即使这两个群体不是简单地毗连，它们也是深度相互渗透的”(16)。这就使得当时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界限在实际中相互交叉，而在议会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干部型政党则恰好处于这种交叉处，这就使得干部型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互有重合。
在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方面，由于当时选民范围有限且易于被少数政治寡头控制，因而干部型政党模式下的政党竞争相对有限。在选举资源方面，由于干部型政党通常都是由地位显赫、个人财力雄厚的中上阶层人士构成的，因而干部型政党的资金资源主要源于身为核心精英的党员个人。同时，由于选举活动只是在很有限的有选举权的人群内进行，所谓的竞选也不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作为后盾，因而干部型政党没有建立常设性的竞选机构。
在组织方面，干部型政党有两个基本的层级，即选区政党和议会政党。(17)议会外政党的联系极少，甚至不存在，由于各个选区的政党能够为自身提供所需的资源，因而中央的权威和控制很弱。干部型政党在选举中的候选人和最终成为那些构成公职部门中的政党的人都是地方核心小组会议的领导者或者是其代理人，这就消除了公职部门中的政党组织和地方政党组织之间潜在的冲突。
大众型政党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以及西方各国选举权范围的不断扩大，一种新的政党模式即大众型政党在西欧出现了。与干部型政党通常产生于议会之内不同，大众型政党通常产生于议会之外。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大众型政党是由议会内的一些反对派成员组织的，但典型的大众型政党通常产生于议会之外，并广泛动员先前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选民。由于这类政党的目标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进行比较极端的再分配，因而它们需要成员的强烈忠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类政党力图将其成员涵盖进一个庞大的政党组织之中，并通过各种附属组织的严密网络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如早期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大众型政党。
在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间关系方面，大众型政党时期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界，此时的大众型政党通常脱胎于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密切，其主要功能就是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通过政治途径向国家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并力图实现之。通常，大众型政党以特定的社会分野为基础而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的典型是工人阶级，但特定的宗教群体也可能是大众型政党的社会基础。由于大众型政党将自己视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因而它竭力动员和整合该社会群体的成员，使其免受其他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动员。同时，由于大众型政党时期的社会分野显著，这使得代表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大众型政党也难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改造其他社会群体以使其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这就决定了大众型政党的基本政治战略是动员而不是要改造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于大众型政党而言，党员和选民的政党认同更多的是其社会认同的派生物，而不是其对某种政策偏好认同的结果。
在选举竞争方面，大众型政党注重意识形态的建构，注重对特定政策主张的追求和坚持。为了组织政治上被排斥的某个社会群体，大众型政党需要有一个连贯的关于更加美好的社会的构想，因而，意识形态对于大众型政党而言至关重要，它代表着政党对未来社会蓝图的规划，代表着政党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凝聚和动员政党所代表的特定社会群体的重要工具。帕里比昂科就曾指出“强调意识形态、信仰者在组织内为核心”是大众型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18)为了维持和增加党员、选民的数量和支持，大众型政党通常会通过宣传、出版机构以及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向其成员和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由于大众型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和特定政策诉求的刚性坚持，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激烈的、原则性的竞争。在竞选过程中，大众型政党主要是依靠自身所拥有的组织严密、人数众多的党员进行人力密集型的竞选；同时，众多党员所缴纳的党费成为大众型政党竞选经费的主要来源。
在组织方面，大众型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全国层次上有一个庞大的、权力集中的官僚组织。因此，尽管从形式上讲，大众型政党是因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其内部组织结构却比较缺乏民主性，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训练和录用党员的内部过程使得在党内进行实质性的竞争性选举是不可能的。在这一问题上，米歇尔斯通过对早期的大众型政党之一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察，得出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他认为在大众型政党内部，由少量精英人物控制着政党的资源和沟通工具，权力集中于寡头之手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组织使得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19)
同时，与干部型政党相比，议会外政党组织的建立是大众型政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且这种议会外政党组织的建立通常要先于公职部门中政党组织的形成，其结果是公职部门中的政党要受议会外政党领导控制和监督。此外，相对干部型政党的个体党员所拥有的崇高社会地位和大量财富而言，大众型政党的个体党员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无法与之相比较的，但大众型政党在资源方面的优势在于其党员数量众多，这在以选票决定政权归属的民主体制中至关重要，因而众多的普通党员及其对党内活动和选举运动的广泛参与就成为大众型政党的重要资源。鉴于普通党员作为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的来源在大众型政党中的重要地位，基层政党组织在大众型政党组织体系内的权力结构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在原则上，大众型政党的中央党组织将以基层政党的名义对其在公职部门中的政党组织进行监督和约束。
全民型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福利国家的成熟、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了一个新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逐渐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先前明显分极化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有所缓和。随着社会极化的逐渐消失，政治极化也逐渐消失，各种大众型政党的信条也逐渐相容或相似。与此同时，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使得各政党的领导者们能够与更多的普通选民进行直接的沟通。于是，大众型政党逐渐转型成为意识形态温和的全民型政党，这个过程最终导致原则性反对派的式微，而政党之间竞争的焦点也变为对国家管理有效性的竞争。
随着战后选民政治能力的普遍提高，选民的政党认同下降，仅仅依靠特定社会群体选民的支持已经难以保证政党在激烈的竞选中胜出，因而此时的全民型政党不再像先前的大众型政党那样局限于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而是尽可能争取各个社会群体的选民的支持，以便在激烈的政党竞选中实现选票支持最大化，进而获得执政地位。于是，全民型政党不再像大众型政党那样扮演维护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特殊利益的斗士角色，而是成为服务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竞争，以及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经纪人。如此一来，全民型政党就成为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
在选举竞争方面，全民型政党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选民政治能力的普遍提高，选民们不再简单地以由自己的社会认同而派生出的政党认同作为投票支持某个政党的理由，而是以自己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偏好为标准投票支持特定的政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选民投票行为的多变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全民型政党开始软化先前大众型政党时期刚化的意识形态以迎合投票者的偏好。这样，在政党竞争的作用下，全民型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不断趋于相似和相容，从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中心的位置逐渐向意识形态的中心趋近；于是，各政党所持的政策立场和议题也随之趋于相似。同时，在政党政治的现实层面上，各政党跨越先前的各种社会界限，试图争取更为广泛的选民支持，在政党纲领中承诺温和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其次，普通党员作为选举资源来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在全民型政党中，普通党员的角色不断削弱。这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变化的过程，其中包括党员的规模处于停滞状态、党员缺席政党会议、不再阅读党的报纸、党员不再限于特定的社会分界，党费在政党收入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减弱。再次，积极党员在选择政党领导过程中的作用也在下降，这削弱了党员组织作为选民和政党领导之间中介的功能。政党领导是基于其技术和管理能力而非其意识形态定位或阶级出身而被选入政党领导层的。此外，全民型政党的组织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肩负着特殊任务的专家和管理者逐渐取代老的政党官僚；政党越来越多地依靠各种捐助特别是利益集团的捐助作为政党的收入，竞选越来越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竞选模式；在政治沟通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倚重于商业性的大众媒体以满足其沟通需要。(20)最后，全民型政党把自身与利益集团的联系作为其政策创意的一个来源，并把实施那些源于组织化利益的政策建议作为获得相应经费和选举支持的交换。
在组织方面，全民型政党在公职部门中的部分开始将自身视为潜在的、对整个国家负责任的政府，而不是特殊社会群体利益的代理人；并且，由于它已经有过因占据公共职位而带来回报的经历，因此开始将选举的胜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于是，选票最大化成为其选举的战略选择。所用这些都导致其努力摆脱基层政党的控制。与此同时，虽然基层政党部分作为政治资源的储备在全民型政党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发展的趋势则是全民型政党的中央机构由作为基层政党监督公职部门政党的代理而转变为公职部门中的政党管理基层政党的代理，这使得党员在竞选中成为卡茨和梅尔所谓的政党领袖的“啦啦队长”，而公职部门中的政党成为全民型政党中的权力和资源中心。
卡特尔型政党
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政党普遍出现了党员下降的趋势，当然这种党员数量的下降并非总是指党员绝对数量的下降，事实上更多地是指相对于整个选民的规模和相对于有效的政治竞争所需要的资源而言下降了。外部力量和历史性力量，如积累的债务以及全球化的经济等，限制了执政党的行动自由。独立的利益集团和公民创制挑战着政党作为人民意愿唯一代表的地位。“兼收并蓄战略”(catchall strategy)造成的冲突弱化降低了政党竞争中的政策风险，并使不同类型的政客之间能够更容易地进行交易。与此同时，政治的专业化增加了失败的个人成本，对于公职部门中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但此时，政党之间不仅能够进行政策妥协，而且能够共同承担公共职位竞争的烈度和成本，从长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于是，政党卡特尔开始出现了。在这样的卡特尔中，没有政党完全获胜，也没有政党完全失败。
在政党与公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卡特尔型政党逐渐远离公民社会而向国家靠拢并与之紧密结合。正如卡茨和梅尔所指出的，卡特尔型政党的实质就是“共谋的政党变成国家的代理人，利用国家的资源保证其自身的集体生存”(21)。为了保证这种集体生存，政党为自身分配大量的来自国家的资源并通过国家规制政党的活动。一方面，政党不断攫取国家资源、占据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国家不断通过法律规制政党组织及其活动。政党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在将国家资源分配给其组织的同时也与其先前在公民社会中的资源相脱离。在这种寡头政治中，大量的国家资源和制度资源逐渐聚集在主要政党的精英手中。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公共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半官方机构以及国有媒体等为政党的政治目的和竞选运动服务。这样，可能导致政党和国家的共生以及公民社会和正式国家机构间分化的弱化。当然，在卡特尔型政党模式中不仅包含政党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卡特尔，还包含政党之间形成的卡特尔，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党内部组织方面的相应变化。
在选举竞争方面，获得和维持公共职位成为卡特尔型政党的首要目标，因而卡特尔型政党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公职机构中政党的管理技能、胜任能力和效率。(22)同时，卡特尔型政党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和分享公共职位的方式限制和管理政党之间竞争的程度。不过，这种卡特尔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它逐渐将政府中所有重要政党都包含在内。于是，卡特尔型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政党共谋而不断软化。卡茨和梅尔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谱系上的左翼、右翼政党逐渐趋于一致，政党同盟扩大以及政策创新越来越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从而显示出高度的“象征性竞争”。(23)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的挑战者不是由于国家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而被正式排除在选举竞争之外的，它们只是被尽量地排除在行政机构之外，只能通过合并和同化才能进入政党卡特尔之中。在政党的选举资源方面，对于卡特尔型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是国家津贴的引入。作为统治者，卡特尔型政党通过为自身提供国家津贴，部分解决了对政党内部资源的依赖问题。在竞选过程中，更为专业化的资本密集型的竞选模式成为政党之间竞选的特点。
在组织方面，长期占据政府职位加强了公职机构中的政党的地位。国家资源逐渐积聚在议会政党手中，公职机构中的政党越来越独立于基层的政党和党的中央机关，从而在卡特尔型政党的组织中出现了政党不同部分之间分层的现象，地方政党中的掌权者和党的中央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自主权。卡特尔型政党在组织方面的另一个特征是，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增加，议会中政党组织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最终导致了公职机构中的政党在整个卡特尔型政党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据是公职机构中政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被任命到党的中央机关。此外，由于卡特尔型政党的选举竞争进一步向资本密集型的竞选模式发展，普通党员在竞选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政党对国家津贴的依赖以及对国家控制的大众传媒的依赖的不断增加，进一步促使政党精英对党员规模的漠视。然而，作为党内政治的一种资源或是作为保持特定政党形象的一个工具，党员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政党领导在政党的政策和战略以及相互冲突的个人野心方面有着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目标，于是党员便成为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资源基地，他们在选举领导者期间或内部政策、战略危机期间被动员起来，用以表明一种新的内部秩序的出现或者是一个老的秩序的维持，从而促使政党内部政治合法化。
总结
就西方政党模式嬗变的轨迹而言，其政党模式嬗变显示出如下特点和趋势：首先，在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西方政党模式嬗变主要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政党在公民社会中的选民基础不断地拓展，逐渐从较为狭隘、单一的选民基础向开放、多元的选民基础发展，二是政党对公民社会的依赖程度不断地下降；在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除干部型政党外，从大众型政党到全民型政党再到卡特尔型政党的发展过程中，政党与国家日益接近，并且相互之间的渗透也日益加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愈来愈密切的趋势。其次，在政党竞争方面，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政党竞争战略和策略成为西方政党发展的趋势，同时，政党的选民基础和经费来源呈现逐步多元化的趋势，政党竞选的模式逐步从人力密集型竞选向资本密集型竞选方向发展。最后，在组织方面，随着政党模式的嬗变，西方政党组织逐渐从业余的、非专业化的政党组织发展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政党组织，专业化成为政党组织发展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在从大众型政党到全民型政党再到卡特尔型政党的发展过程中，公职部门中的政党组织的地位和权力逐步提高，普通党员在政党组织内的实际作用日益弱化，政党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寡头统治趋势在实际的党内政治过程中日益增强。
经验研究表明，西方政党模式嬗变是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社会结构、选民的政党认同、公民社会、政治沟通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是其基础动力，选举制度、政党体制、政党竞争等政党政治规则系统的直接构成因素的变化是其中介动力，而政党和政党领袖的行为以及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内部因素则是其直接动力。因此，西方政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还会不断形成新的模式。但无论怎样演变，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纽带这一基本属性不会改变。
注释：
①Carl J.Friedrich,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Theory and Prac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Waltham.Ma.:Blaisdell,1968),p.452.
②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 Co.Ltd.,1969),pp.62-78.
③Sigmund Neuman,Modern Political Parties: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400-405.
④Otto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77-200.
⑤William E.Wright,"Comparative Party Models:Rational-Efficient and Party Democracy",in William E.Wright (ed.),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y Organization,(Ohio:Merrill,1971),pp.17-54.
⑥J.Blondel,Political Parties:A Genuine Case for Discontent,(London:Wildwood House,1978),pp.262-267.
⑦Ange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⑧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1 (1995),pp.5-28.
⑨J.Hopkin and Caterina Paolucci,"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Cases from Spain and Ital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5,No.3 (1999),pp.307-339.
⑩R.Gunther and L.Diamond,"Species of Political Parties:a New Typology",Party Politics,2 (2003),pp.167-199.
(11)A.Krouwel,"Party Models",in Richard S.Katz and William Crotty (eds),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pp.249-250.
(12)Richard S.Katz,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p.5-6.
(13)M.I.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Macmillan,1902),p.i.
(14)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Methuen & Co.Ltd.,1969),pp.18-64.
(15)Sigmund Neuman,Modern Political Parties: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p.404.
(16)Richard S.Katz,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9.
(17)R.S.Katz and P.Mair,"The Ascendancy of the Party in Public Office: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Democracies",in Richard Gunther,Jose Ramonmontero and Juan J.Linz (eds),Political Parties: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4.
(18)Ange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p.264.
(19)［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20)Angelo 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pp.264-266.
(21)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5.
(22)Steven B.Wolinetz,"Beyond the Catch-All Party: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art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in Richard Gunther,Jose Ramonmontero and Juan J.Linz (eds),Political Parties:Old Concepts and New ChaUenges,p.148.
(23)Katz,Richard S.and Mair,Peter.,"Cadre,Catch-all or Cartel? A Rejoinder",Party Politics,4(1996),p.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