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欧洲与无产阶级政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欧洲论文,无产阶级论文,政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毫无疑问，《宣言》是欧洲的，因为它在伦敦印刷，是由两个德国撰稿人完成的，这两个人在布鲁塞尔邂逅而且都加入了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后移至伦敦）的一个组织。可能正是由于警察的镇压，共产主义的幽灵才在欧洲徘徊。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化，革命者已经在反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3年夏天在巴黎相遇，而恩格斯曾谈到自这次相遇以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理论的完整协议，他们第二次相遇在1844年春天，于布鲁塞尔，而恩格斯断言说，在那时，马克思“已经完全确立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
从这个时刻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便进入有成效的理论上的与政治上的合作：他们共同创建他们的学说，而他们的学说，按他们关于社会公正和自由的选择，就包括按他们的观念，去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他们共同起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然后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精神财富——文章内容似乎是马克思起草的，而标题则是由恩格斯确定的。《宣言》起草的依据是一些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正义者同盟，自1847年2 月大会结束后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11月的大会上，联盟采用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责成马克思起草《宣言》这个纲领性文件。最后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1847年2月代表大会所采纳的新口号， 以此取代正义者同盟“四海皆兄弟！”的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方面的主张，与他们刚刚起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个论题是一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一种彻底的哲学要求，《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一要求的佐证。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赋予他们的革命动力以科学理论的基础。
《宣言》及其作者：彻底的哲学设想
《宣言》要求阐明历史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把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区分开来的，正是对历史运动对无产阶级自身承担的事业的认识：“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对立的特殊政党，而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人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经常反复考虑哲学批判这个观点。所谓批判，就是对对象、知识、著作或实践进行考察，以便确定它们的价值。既然历史的非理性从来在哲学上就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怎样用理性来思考一个不合理的世界呢？”，于是哲学意识就要分为本质的、逻辑的、理性的意识和非理性的历史意识。这就是要克服哲学疑难的愿望，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性的根源。
马克思并不是面对哲学疑难的第一人：就启蒙运动哲学（整个革命的19世纪或多或少是其继承者）而言，对真理的追求经历了对非真理的揭发，例如对偏见的揭发。自然法权理论经历了对现存法权的批判性考察。在宗教不合理的背后，以其为靠山的政权被揭露了。既然政治是对正义和社会提出的共同疑问、是关于社会的推论，那么政治就倍受偏爱。因此，用政治把推论和社会统一起来，就确立了批判论证的统一性。对启蒙运动（批判为解决哲学及其对象的关系问题）和康德（批判为解决哲学同其自身的关系问题）进行概括时，青年黑格尔派求助于辩证法，以说明从哲学上探讨真理同对历史上的非真理进行批判，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象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把诉诸于哲学的批判，尤其理解为哲学的“实现”。但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理论选择的背后有两种选择：在一些人看来，批判仍然应该是哲学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在已改变的并接受了批判的哲学中应该产生一种新型的理论活动。自1841年以来，马克思选定第二个任务：哲学的“实现”理应保留一个哲学形式，但这个形式对哲学而言，同时意味着必须采用一种新形式以使自己实现。为了使哲学更好地实现，必须通过对哲学的否定来深化。并不存在对哲学对象的抛弃，反之，正是为了实现哲学的对象，就必须经过这样的否定。哲学理论越是自己的实践，旨在对历史形势和建立在自由之上合理的国家模式加以比较的哲学论证，就比任何政治活动更具摧毁性，因而想必受到它的喜爱。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作为实践的哲学具有历史性，哲学是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的，正如黑格尔著作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进程不仅仅是逻辑的——虽然仍然存在着使现实上升为思维的必要性，而且确实是历史性的。每一个环节并不受按公正和正确原理来重建人类思维的逻辑必然性影响，而是受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影响。哲学仍然是理论、是对现实合理性的看法，但是哲学理应摆脱自己沉思的范畴，以便能够正确地使现实上升为思维。黑格尔曾指出，每一个哲学都是其时代的女儿，她超越并否定其时代，马克思继黑格尔之后，强调哲学受历史制约。
事实上，正如青年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为了使哲学设想成为现实，不应该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而否定它，相反应该把它置于自身的矛盾中；不应该只是解释它、思考它，而是应该揭露它或批判它。真正的批判哲学理应协调认识的要求和批判现实的要求。自1841年以来，马克思反对对社会进行精神的和无所做为的批判，并于1846年重新抓住这个论题。他强调必须通过认识现实展开深刻的批判。这使他拒绝任何预测，即“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
因此，应该从现实、从现实的矛盾出发，这样就要依靠辩证法，辩证法是能够不陷入哲学逻辑矛盾的唯一方法，应该根据世界的裂口，更好地认识世界，从这个裂口出发来重建现实（一切机构、一切实践、历史本身）。“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里，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了，黑格尔认为，就理性在历史中的胜利而言，情感的非理性只是“理性的圈套”。黑格尔的这个信念，在其弟子那里，面对在理性的发展中实现的历史，或者导致一种无所做为的态度，或导致一种令人失望的唯意志论，这使他们抛弃黑格尔而拥护费希特。马克思认为，非理性阻碍历史发展。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以危机为出发点对现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正是在现实本身中存在着一种反对向非理性发展的阻力。这样一来，既然哲学的危机（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非理性的世界行不通）遇到了被分为对抗力量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就继续扩大哲学的设想。
被引入斗争领域的历史，就象被引入文艺复兴运动的论证一样，是对政治的批判，但是它把矛盾的现实纳入自身而不去研究合理的本质。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要求涉及思维的历史性，所以马克思终究要揭露规范的武断性、拒绝规范的批判。意识的一切历史形态，对自己本身的历史性，当然是独断的、无知的。研究著作、实践、推论的哲学家本人也陷入企图追求永恒真理的抽象的批判功能里；然而，哲学家通过自己的活动，也有思考其历史性的办法。马克思很快指责这样的想法：用意识形态的尺度来考察社会的价值，人们就可以获得对社会的真正批判。以往的世界与其自身规范的矛盾，证明不了以往世界的缺陷，而证明了规范不可能为这样的世界辩护。因此，当资产阶级谴责共产主义伤风败俗时（例如指责共产党人要实行公妻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并不在于捍卫共产主义的道德或否认资产阶级规范的有效性，而是要揭露资产阶级的生活与它用以反对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之间的不相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只能是否定的（人们没有因意识形态而离开意识形态）。
既然还是为了批判社会，就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代表来思考这样的批判。无产阶级就在这里介入了。我们立刻就可以说，马克思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对真理有自发的认识。他甚至谈到过人民的“幼稚”，即对自己意识的历史性的结论全然不知，因而对意识形态和规范的服从更大。但是无产阶级属于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关键，它是批判的主体。它证明，任何道德理性与摧毁社会的现实需要不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并不是一项道德的要求，而是一种需要。于是，哲学家的主张就在需要和激情的现实中，通过反对阻止他进行反抗的道德理性来实现：“必须使人民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这不是指情感的立场，而确实是指哲学的立场。哲学的立场就在于把哲学本身的历史的否定作为出发点：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正如同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为现实一样。这就是马克思对德国各个哲学派别（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为现实）批判的原因及目的（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为了理解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这个使命，大概就需要同另外一种人文科学进行比较，这种人文科学因其对象也涉及写入历史的主体，涉及其科学尝试必然是一种实践、一种心理分析的人文科学而有争议。大家知道，面对这些理论的必要性，心理分析、尤其是拉康谈论的不是被分析者，而是分析者本人：只有研究自己历史的人，才能使心理分析显露在一种解释论证中，在这种论证中，分析者提供着无意识的结构理论。这几乎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说的不是人们应该跪下乞求的启示真理，而是无产阶级要阐发的、通过自身认识到的、因而尚不为人所知的原理。在马克思著作里，无意组织一个与社会其他组织，尤其是与其他形式的工人联盟决裂的党，而是要依靠共产党人，依靠他们的理论见解，确立无产阶级的自主领导。共产党人之所以是最坚定的战士，因为他们拥有对现实运动的理论认识，他们既不处于无产阶级之外，也不处于民主主义者之外。尤其是他们不搞“渗透”，并公开宣布意图和目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把哲学变为现实，就是把合理的世界变为现实，但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意图（通过否定世界的不合理，与理性的某种本质相接）注定使哲学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性及其要完成的实际任务。因此，马克思由衷需要的政党，应该借助无产阶级，通过哲学的否定，把哲学变为现实。但是这种哲学的否定应该是一种创造，因为它对意识进行思考，所以只有这种哲学的否定才能澄清非哲学的意识。必须为了哲学的利益而解决悖论，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与武断的规范性实行决裂，因此产生了一种双重的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政治进行批判，对哲学进行批判。从此，这样的批判吸引着马克思，从1844年直至他逝世。既然这个转折发生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相遇之时，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伴随着这种彻底的哲学要求，《宣言》想必有另一个重要意义：揭露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哲学共产主义的反动观点，以及颂扬资产阶级真正革命的进步观点，即我们谓之曰资本的世界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集中力量揭露资本的贪婪，“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但与此同时，他们为资本的影响开辟一个真正“普遍的”历史时代勾画了一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形象。借助资本，全世界变成了统一的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国家中，各自独立的旧地区变成了一些生产力发展和贸易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的经济省分。由于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在变成民族的之前，就在全世界产生了，它将逐步使哪里是国内、国外市场的界限问题变得失去对象。商业资本主义具有把人们拉近的经济革命的作用，它使人们在生产中更加需要团结一致，它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也起作用，因为它打破一切幻想，把人的尊严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无产阶级必须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利益阻止实现的世界化进行到底。在《宣言》中，无可争议地有当时革命运动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圣西门技术神秘主义的影响，有英国激进派的反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更一般地说，有被警察从欧洲的一个首教到欧洲的另一个首都所驱逐的革命运动的近乎世界性的欧洲实践的影响。民族国家围捕激进者，随着镇压往往发生一些小规模的起义。由于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祖国，共产党人被迫过流亡生活。
但是，在马克思著作里有强有力的理论分析，这使他认识到：自由贸易是一个巨大进步。1847年即马克思撰写《宣言》的时候，他就这个问题作演说时指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但总的说来，保护关锐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人们在批判分析里重新发现了危机概念，不过，新颖之处在于它关注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资本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依然完全忠实于自己的方法，把资产阶级企图的虚伪性置于与资本的作用背道而驰的道德范畴内加以对照。就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表示赞同的同时，他又指出它在建立“普遍的友爱”时，在道德上的虚伪：“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正是从无产阶级的地位出发，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才彼此连接起来。因此，马克思揭露打着政治组织旗号的欧洲共和国、永久和平的幻想。1848年的斗争、对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他所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说，成为反对一切独断论的知和行的工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迫切需要的共产党，不可能是他们后来参加并为之起草纲领性文件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
从秘密的社团到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时间犹豫不决后，尤其来自马克思的犹豫不决之后，他们重返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即便同意马克思的论点，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从被驱赶者的同盟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它从一个拥有共和主义设想的秘密社团发展为一个公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
1815年，神圣同盟取得了胜利。梅特涅及国王们战胜了人民，沉重的盾牌不仅落在法国革命的头上，而且落到拿破仑这个次要人物头上。在瓦尔密战役的热情影响下和拿破仑统治下，已开始建设的欧洲崩溃了。法国革命失败后，法国没有向欧洲其他地区扩张，就地维持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实现了复辟，对这种失败无可争议地需要进行思考。然而历史时刻是艰难的：必须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反对诽谤法国革命及其事业的反动派，他们认为这次革命是经济的失败（指券）和政治的失败（恐怖和断头台），这次失败并不表现为一种历史经验的失败，而是革命观念的失败。与此同时，必须从这种过于含蓄的模式里解脱出来，以便适应正在产生的力量对比。测定新与旧的力量比例是不容易的，何况手工业者阶层（肯定有一部分带有法国革命的大众性）遭到工业化的打击。然而，正是在经济上正在垮台的手工业者（他们素来倾向于“反动的”要求，但又获得大多数劳动群众支持）的熔炉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联合会、互助会、科学或宗教的研习小组。有时这些组织是由老板创立的，但这些联合会却是碰头场所，自由的、民主的和革命的思想在那里传播。这是一些赞成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传播着“法国的”或共产主义的思想。
1834年的法律使这些协会形式宣告结束。在整个欧洲，各协会组织都转入地下。第一批秘密协会受意大利烧炭党和马基尼的“欧洲青年”影响，然后受法国社会主义各流派的影响。在德国，有德意志人民同盟（Deutscher Volksverein）、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主要是流亡者同盟（La Federation des Bannis）（1834—1836 ），重新把民主主义者组织起来，其目标一方面是建立一个团体（发展国民教育），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卡贝的门徒及其他平等的空论家重新组织起来。流亡者同盟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祖父，因为它曾孕育了正义者同盟。特奥多尔·舒斯特——流亡者同盟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在欧洲知识分子交流中，以及正处在贫困化的小手工业者的最初交流中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贫困的知识分子带着民族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希望加入了这些协会，感情转向无产阶级。舒斯特在自己的报纸《流亡者》上逐步阐发无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精神导师是圣西门和西斯蒙第，但是他把法国的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实践导师，在他的影响下，流亡者同盟对法国革命形式上的自由制度产生怀疑，认为只要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的成员被认为是无知的、盲从的穷人，另一个阶级的成员被认为是有教养的、矜持的富人），它就是圈套。根据舒斯特的观点，资本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增大和攀升，它就需要别人付出痛苦的代价。“可以预测，大多数工人迟早会感到革命的狂怒，或陷入工厂工人的苦难生活，除非依靠广泛而有利的改革来消除不平等。”在舒斯特的文章里，已经有对现代技术以及由资本操纵的装备的威力的赞赏。他谴责小资产阶级企图摈弃机械化的反动思想。他要求工人协会成为联合国家两合公司的合法的生产合作社。富人们可以有选择，但是如果他们拒绝和解的改革，他们就倒霉了：“你们不愿意社会改革，那么，你们就屈服于社会革命吧！”他已经在鼓吹行动不应再依赖秘密的协会，而应该让秘密协会亮相。社会革命不能是少数人的革命，社会革命不应在暗处做准备。在秘密协会成员要求下，协会领导被动地服从了，继而产生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组织，这就是正义者同盟（1836—1839年）。这个组织虽然由一些德国人领导，但是总部却设在巴黎。鉴于法国的法律，它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由于流亡者同盟似乎被获准加入人权协会，正义者同盟被接纳加入由巴贝和布朗基于1837年创立的四季协会。正义者同盟的原则，作为四季协会的原则是毫不含糊的，它涉及巴贝夫主义的平等纲领，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保留了以下几点：第一，劳动的普遍必要性，第二，普遍的义务教育，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在这些原则的背后，在那些需要建立共和国的人和需要完整的社会革命的人即共产党人之间，出现了冲突。正义者同盟听凭四季协会犹豫不决。1838年，同盟打算起草第一个宣言，将起草任务委托给魏特林，他写了《现有的与应该有的人道主义》，该文付印后秘密散发了2000册。文章论证的中心是揭露分配的不公正：生产财富者被剥夺了财富。最可恶的不公正就是，当穷人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时却存在着奢侈品。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金钱，有人用钱买财富、灵魂、妇女。必须用自然法和救济法来取代这个腐败和残忍的社会，以便安排劳动和享乐。魏特林写的宣言区分了两个范畴：承担决定所有人需求的家庭范畴和承担决定所有人劳动的生产范畴，因此宣言就处在傅立叶主义和巴贝夫主义之间。为了宣传这些思想，就需要宣传者，当然就是一些牺牲者，这将是无产者，为了吓唬有产者和管理者，必须发起一些恐怖而血腥的行动，以此来消耗军队和警署的力量。
1839年5月事件后，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在巴黎有许多人遭屠杀， 正义者同盟于1840年在伦敦重组起来。一些死里逃生者如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裁缝埃卡留斯、卡尔·沙波尔和海因里希、鲍埃尔，于1843年与恩格斯相遇。欧洲的所有流亡者大批地来到这个工人教育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拒绝参加这个组织，他们的批评很有分寸。他们揭露正义者同盟中盛行的混乱的理论：“必须证明，成问题的不是某个乌托邦体系的应用，而是自觉地介入历史的发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哲学的否定把哲学变为现实才有意义。在上述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正义者同盟可能支持的共产主义作了批判：“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像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根据他们的想法，一个小组就在布鲁塞尔建立起来。其组成成员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无产者。征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基础就是“粉碎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和哲学的共产主义”和“消灭一切温情”。1847年春天，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伦敦的小组和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的小组重新合并了，并建议召开欧洲所有同盟小组的代表大会讨论政治改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赞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夏天召开，正义者同盟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不过，除非在一个国家里没有集会权，组织仍然是秘密状态的，否则应该建立一个公开活动的民主组织。基本的组成部分（至多20名左右成员）是公社，由10个公社组成一个区和双月会议。由同盟年会选举出的、由五个可撤销的、可被再次选举的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1847年夏决定，伦敦是中央委员会驻地，并决定由马克思起草《宣言》。
然而，自从德国革命爆发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对他们促进其变革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了解。当莫尔和沙波尔想在工人运动内部发展他们的组织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新莱茵报》以特惠，他们的报纸的副标题指出它是民主主义者的报纸，维持与民主党的混合。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不使自己的思想活动和革命活动同任何一个组织混在一起。
《共产党宣言》的政治背景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旧欧洲的主要列强”时，他们肯定是指一种现实。有一位即将被奥地利革命驱逐的叫梅特涅的人认为，专制制度是一种平衡状态，最少的让步就可以动摇它，而统治的艺术就在于避免这样的让步的天才。只要稍微放松专制权力，就会酿成最大危险，即“人类社会的全面崩溃”。但是感到受到威胁的正是整个神圣同盟体系，尤其是沙皇尼古拉一世。面对这些封建的势力，无产阶级的运动，是把自己真正的敌人——工业资本主义看作对手呢，还是不赞成工业资本主义作为补充力量呢？《宣言》一开始就着眼于旧欧洲的这些势力提出假设：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已经达到极限。1848年的事件说明，如果无产阶级参加斗争，只要提出自己的特有利益，它就成为少数派。
毫无疑问，《宣言》有启示录的腔调，这种腔调一部分是它优美的文学天赋赋予它的。正如德里达指出的那样，是一部莎士比亚式的献辞。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道：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危机以及资产阶级——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阶级生产它自身的掘墓人的方式，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无产者形成无产阶级的时代就开始了，由于不可避免的发展，不仅有破产的手工业者、中产阶级（正在破产的中间等级），甚至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都降落到这个阶级中：无产阶级从社会各个阶级中吸收。然而，《宣言》并不满足于设想无产阶级革命的来临。它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正在扩大的阶级怎样通过一个利益共同体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夺取革命政权的模式依然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时的模式。斗争之初，由于不了解法律（非法性），斗争是个别的，并带有偷抢性质，然后是更广泛的联合。必须克服斗争的分散性，使步调不一致朝有利于取胜的立场发展。只要无产阶级还不处于为固有的目标而斗争的状态，它就只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既是自己的剥削者，又是自己的教师。“在这个阶段，工人们并不反对自己的真正敌人”、工业巨子和资本，而是为他们奋斗，为他们破坏封建制度的残余，工人们确保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们只有在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取胜。作为无产阶级，工人们由于缺少军队和组织，所以他们无法支持。必须估计到，无产阶级被禁锢在自己生活的有限范围内，必须通过斗争过渡到更为广泛的联合，成为无产阶级意识一部分，例如正是通过自己的民族斗争重新取得它被剥夺的政治意义。
1848年的失败，可能是我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造成的失败的典型，对此次失败，马克思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正相反，他认为失败并不在于缺乏特有的组织，而在于教条主义。正是具体的斗争条件能够克服这种对自己力量的无知。马克思后来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说道：“显而易见，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既然条件发展得不平衡，革命就不会一律都失败。但是，《宣言》在起草时，在夺取政权需要有客观的和主观的阶级条件的思想，和必须以这些实在的条件为前提的革命预言之间实行了妥协。这个预言不久就同历史、同动摇欧洲的革命发生抵触。1848年的革命始于巴黎，但蔓延至整个欧洲（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等，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北部、撒丁岛－皮埃蒙、教皇国，拿波里、匈牙利）。正在构建的欧洲如果要认识自己革命的往昔，它就能够在1848年的运动中找到。在皇帝们回来33年后，欧洲反对神圣同盟体系和一切封建制度的斗争如火如荼。然而，重要的是，欧洲不仅要反对贵族政府，而且斗争也带有雏形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会看到，第一批《共产党宣言》的样本从伦敦印刷所付印出之前于1848年爆发的革命，不仅出自巴黎，而且出自莱茵省首府科隆——德国主要的工业省。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且因为他们看到，德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家。法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国家，但它历史的旧经验仍过于突出。英国，鉴于它的工业发展的水平，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马克思在1847年11月29日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而组织召开的国际大会上指出：“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进程和条件差异问题并不意味着维护民族，而确实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组建成居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战略尝试。当我们阅读马克思著作时，务必不要把民族和国家混为一谈。尤其当马克思不断地号召反对俄罗斯的战争时，往往是指国家。因此，他并不忽视在组织无产阶级时的民族斗争问题。无产阶级有相对于民族的身分：“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这一分析反映出被统治的阶级必须克服分散、零乱、日常需求的狭隘眼界，以使自己达到理解历史运动的高度。这样，在斗争中就要经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
现代的党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遭遇前所未有的形势和新的斗争。当时他们从事民主党组织方面和工人协会组织方面的工作，但他们主要的政治工具是马克思为主编的《新莱茵报》。此报纸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其影响不仅对同盟的战友们、 而且对德国的民主党越来越大。《新莱茵报》较少涉及建党问题，更多地主张大规模介入现存的斗争，用革命的理论使斗争达到无产阶级意识的最高境界。我们在《新莱茵报》的大部分文章可以发现一种策略立场，它会使某些评论家认为，为了迎合德国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宣言》里的无产阶级理论。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士和波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支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参加民主主义者的斗争。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这不是说明他们已放弃了中心的战略目标即“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我们不能取消解放的环节，即使作为人类全部现象的解放的道路每一次都是独特的，即使它不涉及阶段。“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总之，正如《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36年以后，恩格斯这样概括《新莱茵报》的纲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反对俄罗斯的战争”。然而，这大概是一种曲解，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沙皇制度的立场解释为反斯拉夫的德国民族主义。他们以为德国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会象法国革命那样遭到围剿。他们衷心呼唤的革命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如果民主在一个国家取胜，那么它必然会与周边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生冲突，这会加速大陆的骚动，并因此而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不用革命的战争对付沙皇的不可避免的武装干涉，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发起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只代表他们的一部分活动。1845年，当马克思第一次在伦敦逗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参与一个工人和民主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的创建工作。这个组织建于1846年3月，并把宪章派左翼、正义者同盟和欧洲流亡的各个民主主义者小组重新组织起来。 1847年9月，一个类似的协会在布鲁塞尔诞生了，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把伦敦的组织和布鲁塞尔的组织重新合并起来，但是1848年的革命打乱了计划。
1848年的事件证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盟只有在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这样一个组织时，并且只有在他们赋予同盟宣传者的职责而拒绝赋予它“政变”组织者的职责时，才有必要。马克思从来不掩饰他对“阴谋家”、宗派思想的鄙视，这些人忙于鼓吹革命的灵丹妙药，忘记他们真正的职责，轻视根据工人们的阶级利益即“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整体才能进行革命”，教育劳动者的理论工作。这种宗派的思想企图把党变为脱离无产阶级试图对之施加影响的现实的自在的客体。拒绝这种宗派的思想，并未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到民主主义者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1848年的事件中，既然马克思的主要活动就是指导《新莱茵报》的活动，既然他提倡与民主主义者共同行动，他就不断地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神秘。在他看来，普选“只不过是罗盘上的指针，在摇摆一阵后，最终指向注定要进行统治的阶级。”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民主的“抽象观念”的冷酷无情。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报纸的作用，因为它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什么是进行这些斗争的联合起来的力量？这个混乱的时代的巨大幸运难道不在于对教条主义的拒斥吗？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从“受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影响的“魏特林的人道主义（教条的抽象观念），转变为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了另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和作为外在认识原理的党的唯意志论。如果说党不成熟，那么这不仅同生产力的发展不充分有关，而且同仍处于历史运动之外的理性原理的意识的缺陷有关；在《宣言》中仍留有种种迹象的预言，是这种意识缺陷的补偿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受到同盟中某些成员的严厉批评，这些人指责他们不重视组织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一般地说，马克思拒绝进行论战。选择解散同盟也是为了避免某些无谓的对抗，因为马克思并不怀疑那些与他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对共产主义的诚意。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欠成熟和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显然，组织上的分歧超出了正义者同盟的范围，可能扩展到列宁主义的党那里了，先锋队所追求的方式超越了现实。只是在1864年，马克思才重又答应加入欧洲的工人运动：国际工人协会。
1860年，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弗雷里格拉斯的信中写道：我请你注意，自从1852年即同盟根据我的建议解散时起，我不曾参加，后来也未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协会，因此，对于我来说，党不存在已经有 8年了……我收到纽约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我改组旧同盟。一年前，我曾希望答复他们，而最终，我对他们说，自从1852年，我同任何组织都没有联系，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起我参加那些把时间花在大陆上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用……如果你是个诗人，我是个评论家，而说实在的，1850年到1852年的经验对于我已足够了。同盟和巴黎的四季协会及数百个其他组织一样，在党的历史上，即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中自发产生的具有现代史重要意义的党的历史上，只是一个插曲。马克思显然是个评论家，他的哲学意图仍然是中心，而对他来说，党的作用首先是对现实状况的意识。既然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目标就是国家，而作为谋反者，手段就是使人民离开真正的问题，被这样理解的政治家的手段就是把真正的问题排除掉，而马克思则认为，在《宣言》中提出的意图不是阐发共产党的宗派意识，而是阐发对现实运动的认识。共产主义者的作用就是，把他们掌握的“理论优势”服务于“自发地产生于现代社会土壤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发展自己行动的批判意识，这不是一个领导党，而是一个有助于革命运动自我领导的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自我领导的意义之一就是扩展革命的视域是在那个时机通过民族斗争和反封建制度的斗争来实现的国际主义。
无论从1848年无产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斗争这个历史背景上说，还是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组织所采用的形式上说，《共产党宣言》自问世以来就具有一种欧洲的意义。《宣言》最后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质上涉及的是欧洲。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迫使我们探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收获。难道我们不是重新面临明天无产阶级复兴运动的悖论：当这种经历表现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失败时，还要捍卫第一次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对对它的曲解、嘲讽和混淆是非吗？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摆脱这种经历对我们的束缚，象马克思对于法国革命的意义不得不做的那样，与之决裂。他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这样做的，那时，旧阶级的底层，即我们习惯地认为是革命的矛头、工人阶层，已全面地发生变化。所以，既然我们觉得需要批评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就必须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必须考虑1848年看法的局限性。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受圣西门技术神秘论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切都围绕着革命力量成熟的观点。许多理论家认为，东方社会主义的失败，可能因生产力和民主形式发展不够。按照这种分析，社会主义的大悲剧就在于：由于忘记了马克思的预见，所以悲剧就发生在这些不发达国家。此外，我们在此刻恢复了对列宁主义的党的批评，因为它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并且混淆了领导和无产阶级的自我领导。这种假设把西方革命的力量列入领先的行列，这更多地属于安慰原理而不是历史真理。《宣言》所预示的变革只能通过西方各国人民的斗争才能实现，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还应该象马克思建议解散正义者同盟时对无产阶级所断言的那样：你们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难道不是强化斯大林的历史进化论观念吗？这种可能性难道没有广泛地把意识同单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简单的决定论联系在一起吗？既然在《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资本具有普罗米修斯的性质，那么，在这个分析中和在别处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中，它仍然有某种圣西门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对科学和技术的这种预言产生怀疑，并不等于否定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相反，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确定需要，由此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无产者主体在变革中的杠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整个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应该把这些生产力纳入它们发展的矛盾中（资本的有机构成），把关于生产力的描述纳入对资本主义体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和对危机（过剩与贬值）所作的结构分析中，因为，关于历史的组合运动的唯生产力和技术的决定论，由于很快地抛弃了阶级问题（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以圆满地达到不忽视同金融统治作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此外，我们必须考察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之间发展的相似性：在那里，我们还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失败来自无产阶级不成熟的运动的必然性，因为这种不成熟的运动只满足于抄袭不断向它提供教育因素的资本主义。但这种观点并不在乎其他的评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评论，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这大概就是西方全部的合理性，当它自以为摆脱了人类劳动、以往的厄运时，这种合理性其实是大写的野蛮。
有两个特征我们不能放掉，这两个特征正好是马克思回答那些向他询问关于他特别喜爱的英雄时所说的：“鼓动奴隶们起义的司巴达克和分析星球运动的开卜勒”，这就是说，根据阶级的观点（司巴达克）分析现实的运动（开卜勒）。这并不意味着，有了某个处方，教条主义就成了安慰弱者的原理，因此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意图的一个根本的危险。虽然认识到起草《宣言》的形势面临1848年正在觉醒的欧洲各国和这个时代首先爆发革命运动的欧洲，但对历史的深入探讨并不能通过某个类比来提供解决未来问题的答案，因为这是从今天出发去思考过去，而不是相反。我们总还知道，正如《宣言》所写的那样：革命的理论“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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