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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1-0022-11
一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 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 ，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 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 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 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不愿清贫 ，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 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优虑?还是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 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 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 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 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 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 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有三种存 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 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 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 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以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 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 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 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 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 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 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 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 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 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 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 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 到了90年代以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 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 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 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 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 ，90年代以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 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 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代以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 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 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 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 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 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1]( P258)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 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代以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 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 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 化的原因。
对于哲学与生活分离的状况，大部分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产生了种种试图“缝 合”裂隙的努力：其一，提出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这一观念最早是作为现代西方哲 学的一种趋向被介绍到国内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只是随着哲学与生活裂隙 的加大，这一话题也愈来愈热、愈来愈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思维方式变革的 角度来理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要害 。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都从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对许多学者而 言，回归生活世界仍然只是一个口号。其二，把哲学研究“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内容在80年代就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并开辟了哲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价值论 、社会哲学、人学以及其他“应用哲学”。1990年以后，出于对哲学回归生活的迫切要 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另有一些学者则把一些现实问题， 如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效率与公平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但是，一方 面，很多分支学科陷入体系主义要求，逐渐失去现实性；另一方面，一些对现实问题的 讨论失去了“哲学味”，混同于具体科学。其三，对哲学观问题进行讨论。哲学观是哲 学中的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只要哲学存在，就有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和追问，特别是 当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近几年国内哲学观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 一个亮点，它真正想解决的正是哲学如何回归生活的问题。而要解决哲学回归生活的问 题，首先就应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给出一个哲学式的完整回答，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讨 论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看来，哲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存在的现状是：一方面，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另 一方面，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出一个完整的哲学化的说明。
二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话题，并不是简单一句“哲学来源于生活， 又服务于生活”所能概括得了的。就其本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我们 感兴趣的也是从中提升出一种哲学观念来。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P72)人除了自己 的现实生活外，再无其他，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不同的生活样式就是人的不 同的存在方式。这样，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哲学与人的关系。根据生活的主体 不同，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或哲学家的生活的 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
哲学与哲学家是什么关系?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哲学当然是由哲学家来从事 或者是以哲学家为主体的，具体言之，哲学是哲学家思考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论立场)或 哲学是哲学家的活动(现代的活动论立场)。但是，这样一种看法仍然停留于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直观”和“客体”的思维水平，而没有从主 体方面来思考，即哲学家为什么要从事此种活动?对于这样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追问，有 人也许说是为了谋生。不容否认，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乏有把哲学作为谋生手段 的哲学家，但问题是，从事哲学从来就不是谋生的有效手段，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哲 学家(古有苏格拉底，近有布鲁诺)为了自己的哲学信仰而献身。有人会回答是为了“治 国平天下”。许多哲学家的确是这样来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一活动的，但是，一方面， 虽然有真诚的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的哲学家，但也存在仅仅把它作为口号的伪君子 ，或者是在公心之下“兼运”私利者，最典型者也许莫过于孔子，孔子创立儒学的公心 “天地可鉴”，然而《论语·子路》中却有这样一段，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两问孔子 均不语，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另一方面，治国平天下并不能解释所有哲学家从事哲学的初衷，比如，犬儒学派和以 哲学为手段者。看来，我们必须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基于活动论的立场首先把哲学看作哲学家的活动，那么，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 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 动(这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作生存的 手段。而马克思却从其“产生根源”来分析外在性劳动，认为劳动的外在性并非其固有 特性，它只是特定时期劳动的特定存在状况，是劳动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结果。一旦产 生劳动的外在性的条件消失，劳动就会直接展示出其作为人生命活动的性质。所以，马 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3](P163)劳 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3](P97)是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也就是说，马 克思是从历史的总体或人类生活的总体来看待劳动的，在这样一个视野中，劳动虽然现 在表现为手段，但它迟早要经历一个从异化劳动到本真劳动、或者从作为谋生手段的劳 动到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存在方式才是劳动的本 质。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是人不愿从事的，这点现实存在的劳动就足 以证明，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的劳动就是人所愿意从事的、 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呢?此处实际隐含着一种人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对象 性存在物，这不仅意味着人之外有对象存在，人要依赖于对象才能存在，而且是指人是 对象化存在物，人所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或对象化自身，就是要成为全面的 人。这也符合人类的生活史，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剔除繁茂芜杂的历史表象，人的发 展和完善是走出历史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生活样式的增 多、人的能力的增强其实都是它的表现。这样，人的发展和完善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主 旋律”和最终目的，成为人的生活的本质。而劳动，若消除其手段性质，就直接展示为 人的存在方式，当然就是人愿意从事的，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哲学活动以及人的其他一切能够生成自我的活动。哲 学作为哲学家的活动也是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作。虽然迄今为止的哲学活动表现出谋 生的性质，但在本质上，它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表现或价值实现方式 ，是哲学家的生活。不仅哲学是生活，而且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军事等一切活动 均是人的生活，是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的所有存 在方式总体来看都具有谋生的性质，但是，一方面，这并不能抹杀它们作为人的存在方 式的本质，因为以这些方式存在的人也在不断生成自我；另一方面，总体来看(即对于 时代的大多数人)具有谋生性质的存在方式，对于某个个体而言也许就不是谋生手段， 比如苏格拉底之于哲学就是如此。同时，在人类仍为生存困扰的时期，不同的存在方式 表现谋生性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大致而言，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 征性的，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两类存在方式中，实在的或物质的存在方式的谋生性 质更为明显，这倒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比精神的存在方式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最 为基础性的、为肉体需要所逼迫不得不从事的生存性活动。而象征性的或精神的存在方 式，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艺术等活动，由于它们不是直接为满足生存的活动，在生存的 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它们便更多地体现出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性质。这在 前资本主义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那时“非生存性活动”主要由生存问题基本解决的奴 隶主或封建主来从事，他们从事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生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首 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4](P53)而到了资本主义时 期，特权的消失、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闲暇时间的增多，使一般的人也可以从事“非生 存性活动”了。但资本主义也使一切都商业化、市场化了，它把“非生存性活动”也变 成了生存的手段，这就使“非生存性活动”如果还作为非生存性的，就只能作为一种兴 趣和业余爱好，只能占用“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使得“工作时间”的“非生存 性活动”沦落为生存性活动或谋生的手段。如此便可以解释哲学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 存在状况，可以解释古希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方式的哲学，到了现代何以会沦落为 生存的手段；也可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推崇精神活动、鄙视生产劳动，以为前 者崇高，后者低贱，前者是人的，后者是“动物的”。因为生产劳动从来就没有直接展 示为人的存在方式，而精神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性质。
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和存在方式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说“人话”，而不应说“神 话”，或者说，不要把自己说的“人话”当作“神话”，当作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珍 宝”。因为哲学并不是站在人的生活世界之外来关照人的生活的活动，它就是人的生活 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它与其他的诸如文学、艺术、科学、物质生产劳动等人的 存在方式并无本质不同。所以，从事哲学并没有使哲学家成为神，或者获得任何特权， 而只会使哲学家与其他人不同，即按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这样，哲学家说出的就不是 绝对真理，生活世界的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说出绝对真理。哲学因而就不能凌驾于 其他学科之上，哲学家就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平等对话。其二，应当把哲学作为生命 和事业来追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哲学总体上具有谋 生或手段的性质，它也根本摆脱不掉工具性，这在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明显 。但是，工具性决然不是哲学在今日所具有的惟一特性，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 题：真正从事哲学的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哲学，并非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出于兴趣 和爱好，且后者占了更大的比重，因为哲学的非功利性和社会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来就不 是捞取功利的最佳手段，所以，若然纯粹为了功利，很多人就不会选择哲学。这就意味 着哲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 。哲学的“两重性”要求，不能用其工具性遮蔽其目的性，用其“世俗性”剥夺其崇高 性，因为后者才是真正哲学家最根本的支撑。所以，马克思说，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 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
三
哲学与生活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史上看，对哲学与 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哲学在古希腊并未自觉地把自己与时代、 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研究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哲学把自己看作“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 、“为了自身而存在”的自由科学。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生活世界联结起来是从近代开 始的，那时的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把人异化出去的权利还给人的事 业。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黑格尔这样回答：“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 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4](P56)黑格尔 的整个哲学表达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精神。把哲学与生活世界关联的自觉意识在现代 哲学家那里更为强烈。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 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 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5](P120-121)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胡塞 尔明确提出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 ，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6](P258)任何哲学都植根于生活世界中，才能 获得与这个世界的持久的意义关联。所以，“生活世界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局部问题倒不 如说是一个哲学的普遍问题”。[6](P271)即使反对把哲学看作“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 ”的海德格尔，在他把哲学看作是对“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追问时，他也认为 ，这一追问是对“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的人类境 遇的“反响”。[7](P12、42、38-39)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虽然哲学从来都是在生 活世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是，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意识却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 到逐渐自觉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到了现代，回归生活世界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哲学与生 活世界的关联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哲学与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何谓哲学植 根于生活之中?哲学又如何回归生活世界?对此，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十分清楚，这也 正是哲学在现代还会脱离生活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从哲学功能的角度看，哲学与生 活世界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从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看，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 种活动，哲学不可能只是充当达官贵人的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它实际被纳入社 会生产的体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这是它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根本原 因。恩格斯就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 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P703)哲学是社会分工的 一个部门意味着：第一，社会需要哲学，不然，社会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部门存在，存在 了也无法纳入自己的体系。第二，哲学也需要社会。这种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只有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分子才能存在，因而 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依赖于其他部门的支持，它至少需要生产物质生 活资料部门的支持，因为哲学家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余。所以，黑格尔说，首 先必俟欲求的逼迫消散了，欲望驱走了，才能思维那些普遍性的对象。[4](P53)另一方 面，哲学需要社会作为它的对象，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满足社会需要。进言之，哲学承 担着某种社会责任。事实上，不论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 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 影响经济发展”。[1](P703)也就是说，就在承担着某种社会责任。那么，哲学如何影 响社会发展、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呢?
其二，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学科不同，与宗 教、文学艺术相比，它是理性的；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相较，它是总体性的 。理性的容易理解，即其结论是合理地推论出来的，那么，何谓总体性?亚里士多德的 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是一种总体性，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把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贯通起来 ，并在其中遨游一番也是一种总体性。但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今天的规模已不允许哲学 家通晓知识的所有领域，即使是恩格斯所说的“半通”也不可能。那么，如何保证哲学 的总体性?所谓哲学的总体性并不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所有的具体科学的考察 后得到的，不是要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而是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或者说 ，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性思考就是哲学， 理性化和总体性是判定一种思考是否是哲学的标准。海德格尔曾“以什么是哲学”为例 说明什么是哲学化。他认为，通过收集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从中找出它们 的共性，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哲学化的回答。“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答案 何时才是一个哲学化的答案呢?我们何时才哲学化呢?显然，唯当我们进入与哲学家的对 话之时。”[8](P599)而要对话，一要有共同的话题，二是思维必须在同一水平。进言 之，在深入地讨论哲学家们所思考的问题时，在深入地思考诸如作为存在的存在之类的 总体性问题时，我们就达到了哲学化。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是什么?这关涉到对生活世界本质的理解。生活世界这 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客观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传统的本质主 义者把世界看作某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自我封闭、独立自存的东西，现代的非本质 主义者则认为除了人的周围世界或生活世界之外，再无其他世界存在，而所谓生活世界 就是指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中所展开的世界。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中心和“主人”， 离开了人或者人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生活世界。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 程的意义上，生活世界无非就是人的自我生成之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的 下述论断是正确的：“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生活观”。[9](P90)当然，不 同的非本质主义者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胡塞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以个 体为主体的，因而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世界是以类为主体的 ，或者说，是由人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这里正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意 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既然人是生活世界的主体和中心，人的问题便成为生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那么，人 的总体性问题又是什么?那就是康德所提出的第4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的问题(另外3 个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参见《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第17、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人是什么”的问题可以具体化为：人 生活的意义何在?人从哪里来?人的生活又该向何处去?等等。这些就是哲学所要思考的 生活世界的总体性问题。哲学思考这些问题的目的或者哲学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这些 问题的不断追问，使人清醒地意识到，人或人的生成才是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从而使人以此目的为标准“校正”自己的行为：合者鼓励，不合者改正。所以，海德格 尔说哲学是“调音”，“哲学和哲学活动属于人的那个向度，即我们称之为调音(在合 辙状态和定音状态意义上)的那个向度。”“通过这种调音，我们的行为向来或这样或 那样地被安排”。[8](P602)
哲学“安排”生活是通过“提供”或“展示”一种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我们常常说哲 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 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和性格”。而贯穿所有文化部门的本质当然只能是指思维方式。 贯穿于文化各个部门的思维方式之所以需要哲学来把握，是因为，相对于时代，思维方 式是既在场又不在场。说它在场，是指哲学家不可能凭空捏造一种思维方式，从外面输 入生活世界。说它不在场，是因为，一方面，思维方式本身有一个形成或展开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哲学并不是只在傍晚起飞的猫头鹰，它毋宁是雄鸡，它对时代精神的把握 本身就是对时代精神的形塑；另一方面，即使在时代精神相对充分展开的时期，也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对时代精神的自觉：有的人只是自发地遵循时代思维，有的人甚至 可能逆时代而动。这就需要哲学来进行启蒙或解放，使懵懂之人由自发达于自觉。如此 也就有了回归生活世界的必要：回归生活世界不仅是对落后于生活的哲学家的要求，而 且是对所有身处在生活或时代中、却对生活或时代茫然不知的人的要求。进言之，回归 生活世界本质上是要求思维方式的转换，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鄙弃和对新思维方式的呼 唤。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正是对本质主义思维的拒斥，是向重视人，重视诸如 关系、过程、功能、随机性、非线性、非平衡、复杂、开放、自主、创新、个性、具体 、总体等特性的新思维方式的回归。
哲学与生活世界的上述关系说明：其一，哲学家应当有责任意识、职业意识，因为哲 学置身于生活世界中，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其二，哲学家应当有问题意识，哲学的 问题产生于生活世界，而不是哲学家的“奇思异想”。哲学植根于生活世界中首先就是 指哲学的问题产生于生活世界。其三，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方式与其他学科有别，它 是一种哲学化的或总体性的关注。
哲学与生活关系的两个方面，即哲学作为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和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 个部门，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方面来 看哲学，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是同时到场的，并不存在一个而排斥另一个。进言之，我 们不可以把哲学的这两个方面区分为哲学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 价值。因为，哲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为了人，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也是为了 人，是为了人的生成，哲学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哲学存在的目的。
收稿日期：2003-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