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思想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习会论文,日本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3-0138-12
(一)
1907年初左右，东京的同盟会中一部分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变化的加剧，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的纠纷，最终导致了同盟会的分裂，并在革命党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社会主义讲习会派。而上述的种种情况，都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重要的一支——自由民权论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虽都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它们绝非出于同一系谱。若溯其源流，则来自不同地方，且由于时代之不同，即使同被称作“社会主义”，其性格也迥然各异。
在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社会主义”应有三个源头。
其一，是源自自由民权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民权论左派的渊源极深。这部分人对藩阀政府的反感，对藩阀政府操纵的天皇制和为其所用的军队、警察、官僚三位一体的权力机构的反拨，以及对盘踞于藩阀政府背后为其提供援助的政商财阀的憎恶都锻造了此派的革命思想。民权左派出身的幸德秋水是此派的代表和指导者。[1]此派理论带有极强的自由民权论色彩。在当时被称为自由社会主义。①
第二条系谱的来源则稍复杂，它一部分来自美国的“工会主义”，另一部分则来自英国的“议会主义”。美国AFL式“工会主义”由高野房太郎、片山潜等带回日本不久，即以反抗治安警察法为契机，急速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与期待普通选举的一派相汇合，成为与合法议会主义内外一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于是日本的“社会主义”中又诞生了一个流派，就是“议会政策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乃是日本国际“万国社会党”的代表片山潜以及后来属于“右派”的田添铁二等人。
第三条系谱乃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相连，这种流派应将其称为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人道主义合流的“社会主义”才较合适。它乃是一部分人士对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一位论”的信仰与对社会问题、工人问题极度关心相结合的产物。藩阀政府对大众运动的残酷镇压，以及日本人黑暗贫困的生活，使得这种信仰急速地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安部矶雄、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等，以及后来从《平民新闻》分离出来，另创《新纪元》(1905年11月10日)的人们，都属于该系谱。初期的片山潜等，也曾走过将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改良相结合，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可以算作是第三系谱中之人。
这三条系谱，在以后的时代中，一直成为引导日本“社会主义”潮流的底流，日俄战争以后至明治末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新纪元》社退出社会主义运动后，上述三个系谱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流派成为主力，两者之间激烈相抗，互为水火。易言之，则是合法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所谓的“右派”和以权力斗争方式即“直接行动”来反对议会主义的、而随之又转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即当时所谓的“左派”为中心。前者的代表人物为片山潜，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幸德秋水。从二者的力量对比来看，后者即“左派”显然占有优势。[2]易言之，日本此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应是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左派演变而来的自由社会主义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平民新闻》在藩阀政府镇压下关闭了，幸德秋水也随之入狱。在狱中，他曾阅读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克鲁泡特金的《田园·制造所·工厂》、黑格尔的《宇宙之谜》、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的《宗教科学冲突史》、瑞男(Renan Josoph Eenest，1823-1892)的《耶稣传》等书。[3]这些书，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强烈地吸引了幸德，使他产生了由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苗头。[4]幸德出狱后没多久，便前往美国，在途经香港时，与中国革命党人有了交往。(12)幸德到美国后，接触到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转变成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
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共有两派，一派是土著的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另一派是欧洲的亡命者带来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1881年，德国、奥匈帝国亡命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芝加哥成立了国际劳动人民联盟(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这就是所谓的黑色国际。该联盟否定议会主义，宣言使用暴力。翌年国际上有名的“直接行动派”，德国人约翰·莫里斯，从英国历尽艰险逃到美国，写了一部《革命的军事科学》，专门介绍制造炸弹和使用毒气的方法。1886年五一劳动节芝加哥工人与军警发生冲突时，有人将炸弹扔到军警阵中。当时，幸德秋水在美国接触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其中的俄罗斯系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俄罗斯亡命无政府主义者对幸德的影响，恐怕还远逊于1905年俄罗斯革命对他的震撼。工团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用工人大罢工来实现革命的梦想，终于在俄罗斯实现了。这种胜利对幸德而言，其意义是重大的。[5]幸德当时为1905年俄国革命所感动的样子，我们通过他所写的文章《一波万波》完全可以想见，幸德写道：
革命来啦！革命第一次来啦！革命从俄国流向欧洲，从欧洲流向世界，如猛火燎原，不断蔓延，今日之世界，革命之世界，今日之时代，革命之时代，我们乃时代之子，不当革命党誓不罢休。[6]
怀着这样的感情，幸德于1906年6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6月28日夜，幸德在神田锦辉馆为他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演讲。[7]幸德在报告中说：
诸位，此前一年余的入狱和旅行生活，并没有使我的主义和理想发生何种变化，吾依然是吴下之旧阿蒙，依然是社会主义者，吾主义和理想虽无变化，然实现吾主义的手段与策略却不可不说是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据吾所闻，当今欧美同志们运动之方针，正际于一大转机,我们日本社会党的同志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股新的潮流，社会党即是革命党，其运动即是革命运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马克思、恩格斯二人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援助世界各国反抗政治及社会现状的革命运动。又说：让权力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从来不惜使用暴力和武力。[8]
幸德秋水的演说，深深地感染了大众，甚至藩阀政府派来监视的警察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中途打断演讲。大家坐在那里，因幸德那天马行空似的讲演而心驰神往。[9]
当时幸德正处于一个思想极度昂进的时期。在他看来，俄国的革命，就像一石激起万重浪，而将世界革命的浪潮推向全宇宙。日本“终不能超然独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终不免发生革命的大海啸”。[10]他认为，一切咄咄逼人的内阁、选举、政党、大学、文艺、宗教在工人阶级革命、世界革命的怒涛狂澜淹没全宇宙的时刻，乃渺如微尘，而面色苍白的帮闲学者也只会祈求神灵，趋炎附势。唯有他自己，将会和工人阶级一道，投身于革命的烈火之中。[11]他认为，俄国革命不仅会波及日本，而且还会影响中国，所以中国同样也会因日本的影响而发生革命。他说：
支那乃东洋之俄国，如同瑞士乃俄国青年革命党的教育所一样，日本也会成为支那革命青年的教育所。而如同俄国革命党带有极猛烈的性质那样，支那革命党也同样会实行暴烈的行动。③
一切正如幸德秋水所言。当时，他的言行不仅影响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革命派人士。张继和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北一辉介绍而认识幸德秋水等人，并开始筹建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景定成等革命派人士也因看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书，听幸德秋水的演讲而受了很大的影响，开始“对立宪政体，不免怀疑起来”，转而讲求无政府主义，“把一切法律看得狗屁也不值”。[12]
1907年2月，幸德秋水在其《余ガ思想の变化》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声称：“彼普通选举，议会政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社会革命的。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除团结一致的直接行动之外别无他途”。在他看来，所谓的直接行动即是通过大罢工来实行革命。这是鲜明的反议会主义的理论，再具体一点说，这是在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之下的反第二国际的理论。[13]
幸德的反议会主义，在当时来说就是反对“普通选举运动”。在社会党第二次大会讨论党章时，幸德与议会主义派的田添铁二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会上，田添铁二对于评议员提出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我党要对现时的社会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革，使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一条提出异议，主张应加上“我党应视议会政策为一项有力的运动方法”。对此，幸德坚决反对，要求在“我党”的后边加上“认识到议会政策的无用”十个字，而删去普通选举运动等字样。投票的结果，52票中，支持幸德的有22票，支持田添的便有两票，持中立的为28票。显而易见，当时幸德在党内占有绝对的优势。④
为什么幸德的“直接行动”理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呢？幸德派的山川均在日后的自我批判时曾说：
对与大众无任何联系，连大众的组织，大众运动观念也没有的人来说，采取“直接行动”的革命手段，与将“议会主义”弃之如敝屣一样，完全是容易而简单的事情。恐怕当时有很多青年，他们并非关心革命的前途，而仅满足于自己革命的欲望，这恐怕是不少人左袒鼓舞人心的“直接行动”论的原因——至少当时我便是这样。⑤此外评议员会和堺利彦后来也承认：
当时连堺等人也未能充分地认识到幸德氏的消极同盟罢工说(总同盟罢工万能说)乃是一种空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故不得不以采取折衷主义态度而告终。[14]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幸德秋水的演说比田添铁二更具感染力。据堺利彦回忆称，当时幸德的演说持续了约一个小时，他眼放电光，舌吐火焰，字字挟带风霜，句句如霹雳绕顶，使听众大为感动。而与之相对的田添铁二“无论他的演说如何地切合实际，合乎时宜”，但“终因缺乏说服力”未能被大家所接受。[15]
自这次大会后，“直接行动派”与“议会政策派”之间的对立也更加激化起来。
8月2日，片山潜组织“社会主义同志会”，9月6日，“直接行动派”组成“金曜会”，最后，双方竟发展到感情上的对立。[16]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迅速地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党人。就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分裂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也在其影响下开始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且，他们所聘请的讲师也清一色全是“金曜会”的成员。于是，日本“直接行动派”与中国“讲习会派”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二)
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一份日本警方的报告，上面记载着革命党人张继和刘师培与日本社会主义人士幸德秋水等交往的情况，其报告略谓：
清国革命派系统的张继及刘光汉，为了给清国提供实行革命的理论武器，自去年以来，开始努力钻研社会主义，随后竟发展到与堺利彦、幸德伝次郎等人交往，并出席彼等之讲习会，而将其所得，登载于其机关志《民报》上，以图在留学生及本国同志间鼓吹社会主义。然张继及刘师培与本邦社会主义者之间在语言上尚不能充分沟通，因此不能进行细微的研究与解释，为此，深叹不能更前进一步。张继、刘光汉声称，今后为留学生学习社会主义，将时时聘请堺、幸德等参加彼等召开之讲习会。
又记：目前堺、幸德与张继一派之关系仅仅限于思想上之交往，与清国革命尚无任何关系。[17]
日本警方的报告提出于1907年9月16日，此时，张继和刘师培等已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并请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作了两次报告。当时，日本警方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报告的重点也放在双方交往的情况上，而对双方最初接触的情况，仅作了一个笼统的追述。其实，最早与幸德秋水交往的只是张继，而刘师培等与幸德秋水交往，则是在1907年春，乃孙中山离日以后的事了。有关刘师培的情况，容后边再加以讨论，我们先来看张继的情况。
据有的学者研究，张继是经北一辉⑥的介绍而认识幸德秋水的。[18]其时间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六月份幸德归国以后。[19]张继的回忆录也称，“年底回倭京”。[20]“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经理《民报》事务，与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来往，尤佩服秋水学问，伊译义人马拉德士达无政府主义及西人某总同盟罢工论，余皆重译成语文出版，太炎皆撰序，载《章氏丛书》内。”[21]
根据以上材料，张继认识幸德秋水，应该在1906年底至1907年初这一段时间内。
当时，孙中山对同盟会内部有人学习社会主义已有所知，但他认为“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象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有人去理会他”。[22]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这个在孙中山看来并非当务之急故少有人理会的理论，却已经在同盟会一部分成员的头脑中潜滋暗长，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在同盟会内别树一帜了。
1906年底，同盟会策动了萍浏醴起义。革命的烽火虽然很快被扑灭，但这次起义大大地刺激了清政府，惊悸之余，清廷决定认真防制革命党。在清廷看来，中国所有的革命活动，都与日本东京的革命党有关，日本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为此，江督端方乃特雇佣留学生多人在东京侦探革命党举动。驻日清使杨枢亦派员20名分往各校侦探学生之高谈革命者，⑦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向清廷献“拔本塞源”四策，使日政府驱除孙中山，“令逆酋无托足之区”。⑧
袁世凯的“拔本塞源”四策献上后，清廷立即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找伊藤博文商量，⑨设法驱逐孙中山。
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讨好清廷，乃由伊藤博文授意内田良平，讽孙中山离境。对孙中山而言，除了上述一部分同盟会员因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而与他逐渐产生分歧之外，另外的两件事也成了加速这种分歧的催化物。⑩第一件事是因国旗式样问题，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争执。此事后虽因黄兴“为党与大局”勉从孙中山之意，[23]但却使革命党内部的裂痕逐渐加深。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为严重，这就是孙中山临行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
孙中山离日后，其接受赠款事为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探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接着，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田桐等也得知了这一情况，并传闻孙中山临行时的宴会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云云，张继等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便闹了起来。张继破口大骂，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到香港，以羞辱孙中山，可能为此事他还写过声讨性的檄文。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也同声附和。他们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务。[24]
连孙中山的总理职位都要求罢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已被视为刍狗。张继为了学习更新的革命理论，便将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介绍给了他日本的导师幸德秋水。孙中山是正月二十日(3月4日)离开日本的，而仅在他离日后一个月，章太炎和张继等人，就已开始与幸德秋水接触，幸德秋水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张继和章太炎为拜访幸德秋水而事先写的信。[25]
此外，坂本清马(11)的回忆中，也谈到了张继将章太炎、刘师培等介绍给幸德秋水之事。(12)
自从张继、章太炎等人登门求教之后，双方关系日见融洽。幸德秋水在日刊《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称：“社会党运动是国际运动，无人种与国境区别”，“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很相似”，“中国革命主义者与日本社会运动者携手合作之日，为期不远”。(13)
对此章太炎立刻响应，并积极行动起来，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筹组了亚洲和亲会。
六月，刘师培以其妻何震的名义创办了《天义》报，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讲习会在其《广告》中称：
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鉴于此，拟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又虑此主义不能普及也，故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以讨论此旨。留学界诸君如有与本会表同情者，乞将姓名住址寄交本会通讯所，俟开会有期，即行函达。张继、刘师培等同启。(14)
显而易见，这份广告是针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而来的，《广告》的作者声称，他们所掌握蔓延于日本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学者所鲜闻，孙中山等的光复之说，即使成功，也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这无疑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有原则的分歧。
幸德秋水对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主张十分赞同，并对《天义》报非常感兴趣。他在《大阪新闻》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支持,其文略谓：
中国妇女何震等，近日发刊《天义》，其主张男女同权，且鼓吹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之处，与单纯地从事排斥满清的革命党选择颇不相同，中国妇女之前途绝不可轻视也。[26]
幸德的态度十分明朗。他所支持的是刘师培等的“讲习会派”，而不是排满革命的同盟会派。
1907年8月31日下午一时，社会主义讲习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地点在牛込区赤城元町的清风亭。中方参加者有张继、刘师培、何震等九十多人，日方的讲师为幸德秋水和坂本清马。幸德日常一般均穿和服，这一日，他特地穿上越後产上等麻布白地蓝花纹上衣，系淡蓝色绉纱兵儿带，外罩黑罗和式礼服外套，下穿竖条纹罗裙裤，脚蹬梧桐木低齿木屐，藏蓝色袜，头顶麦秆编的礼帽，打着一把旱伞，坂本清马则拿着包袱皮包着的讲稿随行。(15)从幸德的这一身装束来看，可以想像他对这一次讲演多么重视。
会上，刘师培首先宣布开会宗旨，刘氏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在三方面优于排满革命，其一，“仅言民族主义，则必(贵)己族而贱他族，易流为民族帝国主义。若言无政府，则今日之排满在于排满人之特权，而不在于伸汉族之特权”。其二，若“仅言民族革命，则革命之后，仍有欲得特权之希望，则革命亦出于私。若言无政府，则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于此而犹思革命，则革命出于真诚”。其三，“今之言排满革命者，仅系学生及会党，倘成功由于少数之民，则享幸福者，亦为少数之民。若言无政府，必以劳动组合为权舆，使全国之农工悉具抗力，则革命出于多数人民，而革命以后，亦必多数人均享幸福”。刘氏认为，现今世界“无一非崇拜强权，无论排满立宪，无论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全国”。“而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27]十分明显，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宗旨，是针对孙中山“建立民国”的政治纲领而来的。
幸德秋水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从理论上阐释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认为无政府党之人格高于社会党，并表示了坚决支持“讲习会派”的态度。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欲为劳动者谋幸福，必先尽去资本家，并颠覆一切政府”。而社会主义之意，“则借政府之力，化土地财产为公有”。但是行之不善，“势必举土地、财产均归政府”，如此一来，“则土地财产昔之属于少数资本家者，易而属于统一之政府，是不啻以政府为一大资本家也”。他强调，“无政府党之目的，在于不迷信政府为必要，政府之为物，由历史上证之，有功于人民者甚少，不过以暴力加于人民而已”。在幸德看来，“东方人种，又多抱野心，虽口谈革命，实则欲为帝王、大统领、大臣及官吏”。社会党人，“实则欺劳动社会以攫权利，则仍自私自利之心耳”。幸德表示：“中日两国地域相近，讲习会诸人如信奉无政府主义，则此后两国国民均可互相扶助，均可彼此相运动，及联合既固，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幸德说：“我虽为日本人，对于本国人，宗旨相异者，视之为敌，对于外国人，宗旨相同者，亦视之为至亲之友，并无所谓国界也。”(16)
不难看出，幸德秋水是全力支持张继、刘师培等人的“讲习会派”的。
为了扩大此次大会的影响，日本社会主义中央机关报《社会新闻周刊》第15号(1907年9月8日)上还刊载了题为《中国人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广告。[28]
幸德本人也在《东京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赞扬社会主义讲习会学习自由社会主义的情况。该文略谓：
东京的支那学生中也有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了，他们所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上月31日在牛込清风亭举行了发起会，参加者有九十人。在下也应邀出席，就自由社会主义问题作了二小时的讲演。彼等已不满足于以往的民权论和排满论，想进一步从在下那里得到新的知识，然限于时间，第二次会议时将由堺兄补充。(17)
很明显，幸德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不满足以往的民权论和排满论即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进一步想从他那里获得的新知识则是指自由社会主义了。
根据现有材料来看，社会主义讲习会共开会八次，其中，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有以下数次：
警方共记录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开会情况五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四份报告，分别为讲习会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和第八次开会情况的报告，如与中方资料互相勘对，可以大致断定社会主义讲习会共开了八次大会。(18)中方的参加者有刘师培、张继、何震、章太炎、陶成章、汤增璧、景定成、汪公权、潘怪汉、乔义生等，日方的参加者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
(三)
“讲习会派”的人士，不仅接受了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而且也将这种理论付诸行动。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正在东京组织政闻社，试图仿照日本自由党和改进党的经验来组织政治团体，用英国式的限制立宪来制约清廷，以推进宪政政治。然而就在政闻社成立的当天，上文提到的“讲习会派”的张继、陶成章、景定成等便赶去砸会场。当时社会主义讲习会已开过四次大会，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理论早已为他们耳熟能详，对于“讲习会派”而言，如果连片山潜的“议会政策”都已为他们所不齿，那么梁启超等立宪派的议会道路更应在排斥之列，故对这类人只能诉诸武力了。
张继等“讲习会派”砸了政闻社大会的会场之后，双方围绕江浙铁路和二辰丸事件等问题，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
江浙铁路风潮兴起后，政闻社曾致国民拒款公会函电表示支持，称：“路事危，宜力抗，敝社同人竭力为后援。”[29]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07年11月3日)上午，东京大雨如注，然而数百名江浙留日学生却为了抵制路债事件，齐集神田锦辉馆。大家听了路事紧迫的报告后，群以为此次外债之事，政府实尸其咎。会上选举了四名代表归国联络拒款会众，政闻社的蒋智由、金保穉等当选。[30]翌四日，又在同乡会事务所商议归国代表的旅费及运动办法等问题。没过多久，正准备致电清廷抗议之时，大会当日被选归国的汪伯唐(大燮)侄女某以家事及学业中断为理由，固辞代表一职，然为情绪激昂的数十革命派学生所詈，斥之曰：“路亡即浙亡，求学非为救国耶，国亡何学之有耶？”几乎被饱以老拳。[31]
11月10日上午七时，革命派重开大会于锦辉馆。大会由章太炎发起，江浙两省及他省来宾共八百余人，这次大会，“讲习会派”的主要人物均到场。他们用从日本讲师那里学来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反对立宪派的拒款集股运动。
首由章氏宣布宗旨，言发电报、举代表之无益，并言此次借款与造路为二事，今日办法，惟有由股东收回股本，及自行断路，或运动省城罢市，庶可收回。
次由刘某(师培)言立宪不足保全铁路，即说国会被选举者，亦不过汪大燮诸人，安能有益？惟罢市、罢工尚为有益。
次由张某(继)申明无政府主义罢工之说，言今日首当反对者在于外国资本家，而各国社会党、无政府党以及大多数之平民，必表同情于我。[32]顺便提一下，此时张继已将幸德秋水的《总同盟罢工》译成了中文。(19)
随后，又有数人演说，至中午没形成任何决议，只好散会。政闻社是日午前曾定于锦辉馆开会，后听说章太炎等前往，遂取消。而浙江同乡会已将政闻社成员蒋智由、金保穉等人的归国代表资格撤销。[33]
自这次大会后，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讲习会派”继续宣传他们从“直接行动派”那里学习来的理论。
十月十二日(11月17日)豫晋秦陇协会发起留日学生全体大会议，未开会之前数日，发传单数千张，会场仍设在神田区的锦辉馆。
是日到会者约四千余人。午前七时，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前往，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首先章太炎依据幸德秋水的“总同盟罢工万能”的理论发表演说，略谓“恐吓主义无用，所主张者积极的则罢工，消极的则断路”。[34]
随后发言的是刘师培。他祖述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中的理论，认为，资本家无论国内外，都是我们的死敌，称：“外国以资本亡我，我当力争，即中国之资本家垄断一切利权，亦当以死争之而后可。”[35]
复次发言者为张继。他依据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之略取》(幸德秋水译)中的理论，将路矿喻为面包。“谓路矿譬之面包，人口所不可少者。中国之路矿为政府所垄断，故其与我四万万同胞面包之权操之政府，今为人民谋面包计，非直接运动人民，使之知面包之权不可操诸人始可。”[36]
张继发完言已12点，会期已迫，而致发言者争上演坛，遂续一小时。
山西乔君起云，中国路矿被送于人者，皆中国之八力(八力应为日文片假名バ力之误，意为糊涂、混蛋——引者)政府为之也。欲救中国之路矿皆不亡，非组织暗杀不可。
又其次为湖南某君、陕西高君、四川朱君。又山西邵君谓政府所以保护人民，政府既不尽保护之责任，人民即应不尽纳税之义务。况江浙财赋甲于全国，以此相争，政府必能回心。[37]
不难看出，这次留学界全体大会，又变成了“讲习会派”宣传“直接行动派”的总同盟罢工、面包之略取和暗杀等主张的大会。
自江浙铁路风潮发生以来，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讲习会派始终认为此次风潮乃政闻社与国内立宪派在暗中主持，所谓的“拒款认股”的保路运动不过是立宪派的“自肥策”而已，故他们对东京留学界的拒款运动也极力阻挠，指斥留学生总会收股与立宪派用意相同，张继甚至大打出手，使用暴力，造成流血事件，宣称要“拔本地解决”。东京留学界的拒款运动在讲习会派的破坏下，终归失败。(20)
张继所说的从根本上解决是指什么呢？他没明言，然而，事情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希图用“直接行动”的激烈手段进行一次暴力革命。
政闻社成立后，以马相伯为总务员，特派汤觉顿往上海相迎。马氏抵日后，到处欢迎演说。立宪派党势大张，声势更盛，引起反对者之妒忌，于是连夜散发传单，声称准备罢工、罢市、杀官吏及立宪党。十月十二日(12月16日)梁兆南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言及此事，该信曰：
不谓又触反对者之忌，昨夜遍发传单，其目曰：倒政府党,以保路矿，外交失败，政府罪居三而吾党居七。更有七事期于实行，一、倒政府，二、罢市，三、罢工，四、占交通机关，五、抗纳租税，六、杀官吏，七、杀立宪党。且谓现江浙铁路已筹得之款及千万，以之置军械，各省无出其右，可一举而倒政府，路矿乃得保全，幸勿为政法吗啡所误云。该党嫉视诋毁，习以为常，因马先生到滨而起，其狂妄无理，本不足辩，所恐者马先生若受一言之辱，各同志亦不能平，现方密查其发布传单之人，筹对付之策，各事如常，请舒绮注。[38]
从传单的内容上看，可知散发者必为“讲习会派”无异。尽管“讲习会派”对政闻社的行动“风声日恶”，而政闻社连日也“为防护马先生，煞费苦心”。[39]然而事实上，“讲习会派”对政闻社的攻击已是强弩之末了。这乃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内部已暗伏着危机。
(四)
12月25日，社会主义讲习会刚开完最后一次大会，《民报》第18期(12月24日印刷，25日发行)上突然登出了一则启事，称：“本社总编辑人章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今仍请张君继主持。”[40]
章太炎真的“脑病忽作”了吗？事实并非如此。章太炎自到日本后，逐渐和孙中山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他“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41]萌生了去印度当和尚的想法之后，章太炎便通过清廷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张之洞之婿)向张之洞谋求路费，未成，又连续给已先后归国投清的刘师培夫妇写了五封信，打听二人运动端方的进展情况。(21)然而，刘师培并没有很好地完成章太炎的嘱托，与端方商定的条件都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其二是章太炎也不能接受端方要他不往印度而在福建鼓山或浙江普陀山出家的要求。[42]
当时，“讲习会派”的重要干将或已叛变投敌，或准备脱离革命欲做和尚而与清廷大吏讨价还价，故他们对政闻社的攻击不得不受到影响。正在此时，更严重的情况又出现了。
明治四十一年一月十七日(1908年1月17日)，金曜会正在本乡区平民书房举行第二十次讲演会，警察突然赶到，随即对全体人员加以逮捕。当时，张继也被捉住，但又被日本的同志夺了回来。其他同人则全部被带到本乡区警察署。[43]
张继被金曜会的日本同志抢回来后，便下落不明。据说刚开始时连日本警方都不知他的去向，只好发出通缉令。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已潜往京都，藏在革命党人程家柽家。日本外务省档案称：
清国革命党党员，社会主义者张继，前与堺利彦、大杉荣等人共同违犯治安警察法而被通缉。随后失其去向，于搜查时探知该人于上月上旬逃往京都，在滞留于当地的程家柽(程家柽原为革命党员，现为肃亲王秘书官，受肃亲王排袁之命而来日运动者也)家中潜伏数日，受程馈金五百元，从神户搭法国轮船前往巴黎。[44]
张继逃到法国去后，社会主义讲习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袖人物，其对政闻社的攻击自然削弱了。
1908年刘师培夫妇又回到东京，与章太炎同住，亲密得就像一家人。刘师培一面主持社会主义讲习会，继续高唱无政府主义的“激烈”调子，一面暗中为端方做侦探。(22)在此前后，何震、汪公权也先后叛变。然而，不到两个月，章、刘二人却大吵起来。章太炎不得不搬回民报社居住，并在《日华新报》上撰文揭露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一顿。[45]而何震的表弟汪公权甚至宣布要和章太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46]
章太炎受此大辱后，遂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反感。6月，他在《民报》上写文章，攻击无政府主义。其文略谓：
人有恒言曰：“玉卮无当，虽宝非用。”凡哲学之深密者类之矣。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其持论浅率不周，复不可比于哲学，盖非玉卮，又适为牛角杯也。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47]
此时的章太炎，与当初去幸德秋水那里“敬聆雅教”的章太炎，简直判若两人了。如此一来，由于章太炎也开始反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
“讲习会派”的领导人张继逃往巴黎，章太炎明确表示与无政府主义决裂，而刘师培、何震等又投靠了清廷，这些事情无疑会给“讲习会派”造成重大的影响，然而事实并非想像的那样糟，刘师培等人尽管投靠了清廷，但回到日本后，依然支撑着门面，伪装革命，高唱无政府主义。3月，刘师培将《天义》停刊，改为《衡报》。《衡报》创刊于1908年4月28日，其编辑部、发行部均托名为澳门平民社，而实际在东京发行。(23)在《衡报》的第一号上刘师培提出了四条大旨：“第一，转覆人治，实行共产。第二，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第三，记录民生疾苦。第四，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24)
从宗旨上看，十分明显，刘师培在《衡报》中所坚持的，依然是幸德秋水“直接行动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场。
此时，明治政府加强了对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赤旗事件发生后，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日本讲师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都被捕入狱。明治政府的这种行动也波及到了在日与“直接行动派”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刘师培等人自然是日本警方注意的对象。不久，警视厅发现刘师培的住所便是《衡报》的发行所，便于8月21日将刘师培唤到所属的麴町警署，告知刘刊物发行手续不全。当时刘师培还不想扔掉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于是向日本警察要求宽限十日，以便考虑是否将《衡报》继续办下去，日本警方答应了刘师培的请求。8月31日，刘再次来到警署，声称9月8日前将保证金交齐，为《衡报》办理正式的手续。(25)
然而，到了9月8日，刘师培并没交上保证金，其妻何震刚从国内带回的钱还不够保证金的一半，刘师培无法，只好找竹内善朔商量，想以竹内家(北丰岛郡高田村杂司ケ谷)充编辑兼发行所。因按照当时的《新闻纸法》规定，发行机构若设在市内，必须缴纳较多的保证金，如在市外，仅交少数的保证金即可。竹内家在市外，又是社会主义同志，所以刘师培便想了这样的一个办法。[48]
到了9月15日，刘师培勉强将保证金交齐，正式办好了《衡报》的发行手续，[49]并将《衡报》的第十一号改作第一号重新发行。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由于该刊上有一篇关于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在翻译上发生了错误，到10月10日，该刊即遭日警查禁。(26)
《衡报》被封后，刘师培对日本政府极为痛恨，一怒之下，决定离开日本。离日之前他曾发表谈话称：
世人虽多有将予视为革命党员者，然予之主义实在于俄国克鲁泡特金氏素来首倡之共产主义，予依据高尚之理想，应用科学之方法，且期待于永远，欲徐徐而达其理想，故如彼之《衡报》者，乃依据此目的而发行之刊物也。而日本政府却认为妨碍治安将其查禁。彼《衡报》者，不过翻译转载欧美诸国□□家之经历及社会主义者中可称为权威诸家之论说而已。予诚不解该报于何处有碍日本政府之治安？然日本国法既认为如是，诚乃不得已之事。社会主义者，乃文明之赐物也。据闻前内阁亦对其稍加默认。予于《衡报》被禁止发行后，立即将废刊申报书提出，并将妻何震所经营的《天义》也断然废刊，决心寻找机会赴欧美文明国漫游，深研社会主义之蕴奥，然后实行也。[50]
事实上，刘师培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去欧美文明国深研社会主义之蕴奥。他于1908年11月前后离开日本，[51]归国后不久即破坏了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筹划的一次起义，此后投入端方幕中，大倡保存国粹，再也不谈社会主义了。[52]
《衡报》被封禁后，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日本政府认为《民报》主编张继也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而章太炎又被认定为刘师培的同志，故日本政府在查封《衡报》后，随即也查封了《民报》。章太炎因当时是《民报》的主编，故也被提起公诉。[53]日本当局给《民报》定的罪名是“提倡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治安”。(27)黄兴、宋教仁等主张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政府违法，日本民党宫崎氏也将《革命之心理》译成日文，以为法庭辩论资料，但结局是民报社败诉，故《民报》出版至24期即中止。[54]
(五)
如此看来，在日本这块土地上，社会主义运动是很难存活的，中国革命派中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虽在日本活动了一阵子，并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有过联系，受过其左翼“直接行动派”的指导与影响，但是在桂内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下终于烟消云散了。上文已说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主要领导人刘师培叛变了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章太炎则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而张继虽逃亡法国，最后也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据他说，其原因在于“想来想去，这虽不是落伍，这总是空想的，是佛教所谓的极乐世界，是耶稣所谓的天堂，是不能达到的”。[55]
注释：
①英国工党领袖哈弟(James Keir Hardie，1856-1915)到日本访问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曾集会欢迎，哈氏在这次欢迎会的致辞中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三个术语，形成了一家之言。于是，自由社会主义一词便成为表现当时日本社会主义左翼思想的用语而被广泛使用开来。实际上，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异称。(参阅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42页。)该派自己也十分满意“自由社会主义”这种说法，而以此称呼自居。又幸德秋水在其《东京的社会主义运动》(《大阪平民新闻》第8号)一文中，谈到他给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授的内容时，也使用了“自由社会主义”一词(详后文)。
②中国革命派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人士最初的接触应上溯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那年的十二月，日本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平民新闻》(第59号)上曾登载了一篇题为《革命潮》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乃是孙中山《支那问题之真解决》的摘译。此外，据日本在香港总领事代理船津辰一郎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密报称，幸德秋水在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赴美途中，在香港曾与中国革命派有过往来(永井算巳：《社会主义讲习会と政闻社》，《东洋学报》第51卷第3号，67页)。
③幸德秋水：《东京の社会运动第二信》，引自永井算巳《社会主义讲习会と政闻社》，68页。
④松田道雄：《日本のアナ—キズム》，松田道雄编《アナ—キズム》，《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16卷，筑摩书房，1963年，40—41页；隅谷三喜男：《大日本帝国の试炼》，中央公论社，1991年，428—429页。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的《近代日本思想史》与以上两说稍有出入，见该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78—79页。
⑤参阅荒畑寒村《寒村自传》，大河内一男《社会主义》所收，筑摩书房，1963年，144页。
⑥北一辉，日本新潟县佐渡人，生于1883年，1905年赴东京，次年出版《国体论及び纯正社会主义》，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交往，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与宋教仁、张继等来往甚密。1919年，在上海写成《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从此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家之一。北一辉与1931年日本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都有关系，且与日本青年军官关系颇为密切。1936年日本青年军官发动政变(二二六事件)，其虽未直接参与，却以幕后支持者之名，于1937年7月被宣判死刑，随后于19日执行，著作有《北一辉著作集》(全三卷)。
⑦参阅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200-201页。
⑧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164—165页。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393—394页。
⑨参阅杨天石《清政府乞求日本驱除孙中山》，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所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1页。
⑩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对此事考证甚详。本文为行文方便，仅叙述事情梗概，不作深入探讨。
(11)日本报章中有时亦称为坂本清鸟。参阅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二月十一日《东京日日新闻》《堺、大杉等の判决》。
(12)参阅富田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3)幸德秋水：《自大久保村》，明治四十年(1907年)四月四日日刊《平民新闻》，引自富田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233页。
(14)《天义》第2卷，1907年6月25日发行，载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80—381页。又，此《广告》早于第15号《民报》(明治四十年七月五日)中《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且与《民报》中广告文字稍有出入。
(15)坂本清马：《我观中国之七》，《中国》第76号，1970年。引自富田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240页。
(16)《幸德秋水演说词》，《天义》附录，转录自1907年12月7日、14日巴黎《新世纪》第25、26号，载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384—386页。
(17)《东京社会运动》，1907年9月20日《大阪平民新闻》第8号，引自永井算巳《社会主义讲习会と政闻社》，57页。
(18)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讨论社会主义讲习会各次开会的内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将另文详述。
(19)张继的中译本书名是：罗列著，幸德原译、张继汉译《总同盟罢工》，1907年11月发行。参阅石母田正《辛亥革命与幸德秋水》，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33页。
(20)参阅1907年12月12日《神州日报》，收入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
(21)杨天石：《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载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13—16页。又杨天石、王学庄在《章太炎与端方关系》(《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曾业英在《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中，对刘师培夫妇背叛革命及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等问题有过详实的考析。本处依据上述论文述其梗概。
(22)有关刘师培、何震、汪公权叛变的史料甚多。除上引杨天石、王学庄先生的论文外，尚有郑师渠《章太炎、刘师培交谊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曼华《民报社之毒案及变节党员》(氏之《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民报》第1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影印)；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记》(《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燃料(吴敬恒)《鳞鳞爪爪》(巴黎《新世纪》100号)，《民立报》第54号《呜呼三截人才》、第220号《贬恶篇》、第322号《名字不祥》等。日方资料有《支那革命党茶毒事件》(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东京二六新闻》)；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ノ部革命党关系第2卷，乙秘952号，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警视总监龟井英三郎致小村外务大臣报告)；富田昇《刘师培变节问题の再检讨》(《东北学院大学论集·人间·言语·情报》，第98号)；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研文出版社，1994年)等。
(23)参阅富田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243页；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349—350页。又杨天石之《“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言1908年4月刘师培将《天义》停刊(见该“资料”，377页)。
(24)引自富田昇《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243页。
(25)参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ノ部革命党关系第2卷，乙秘701号，明治四十一年九月九日警视总监致小村外务大臣报告。
(26)参阅竹内善朔《本世纪初日中两国革命运动的交流》，349页。又由于年代久远，竹内氏将《衡报》正式发行日期误记为明治四十年九月十五日，查禁日期则记为九月二十八日，其实正式发行日期应为明治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查禁日期应为十月十日，今据外务省档案，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乙秘963号、741号文书改正。
(2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146页。又曼华之《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称，日当局认为《民报》登载的《革命之心理》等文章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故即行封禁，不准发行(见该文第八章《民报提倡侠风与其封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