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的阶段性特征和人的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特征论文,思维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换句话说，生活的内容确定了思维的内容，思维特征反映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特征。这是本文分析的逻辑前提。人类思维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早期神话思维阶段，其后的理性思维阶段，正在显现的开放性思维阶段。这里所说的思维的三个阶段，也是三种形态。它们相互间有时也同时存在或表现出来。人的解放是指人的思想解放，是指关于人的认识的进步。因此，人的解放是一个过程，是和人类思维发展紧密联系的。
一、神话思维方式的特征和人的无主体性
具体的事件是人类早期生活和思维的主要内容，人类早期对灵魂、对自我等的了解都是从具体的事件去感悟的。早期人类的生存能力和认识能力都很有限，生存环境险象环生，人们经历的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变化莫测，不可理解和把握，对人来说实际上成为一种具有压倒优势的存在或力量。人处于这种生存环境中，不仅没有对周围世界的独立的观察，而且人被这个世界所占有。那如此这般的存在正是人周围世界以及人自己的部落关系的存在，它构成了支配原始（早期）人类一切思维和行动的有生命的力量。正是存在本身的事实及其对人的优势，构成了神话思维的核心，也决定了神话思维的无主体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人的个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是以部分的形态存在。这一点主要以现代文化人类学和宗教现象学的文献研究为依据。在人类早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被驱逐出部落的个人常常好象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使他与部落共同体联结起来的正是他的名字，所以他的被驱逐使他失去了名字。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意味着他不再有进一步的生活前途了，这个被驱逐的人死了——即使其他人可能收留他——因为他的生存中的‘那个’之间的富有活力的联系被切断了”[①]。“这一点还可以用一个人谈论他自己的方式来说明，M·利恩哈特提到，美拉尼西亚的一些部落常常把表示‘我’的词与某个重要的、同部落的人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和舅父在一起的我’，再有，当一个故事正在叙述时，表示我的词将会变化。例如这样：那时我来到一条河边，然后他渡过了河，接着那个人看到了一棵树，于是我爬了上去。如此等等。仿佛这个人自身的个性不断地以部分的形式存在着，仿佛在这种社会——神话的领域内，个人的观念只不过是有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履行的那种作用的一个支撑物。”[②]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在上面提到的情形中，人直接地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个体、人的主体性还没显现出来。
第二，在某些方面，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区分简直就没有出现过。在人类早期思维中，“灵魂”并不一定寓于人自己的身躯之内，现代的灵魂观念此时还没有产生。相反，灵魂涉及发挥力量的一切事物。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一具尸体，一个面具，月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被作为“灵魂”而提到。人自己的灵魂有时会长大，吃东西和被吃掉。它可能存在于某个个别的躯体之中，甚至每个器官都可能有它自己的“灵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个人自身躯体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的。位于他体外的植物有时被看成是他的体内物的延伸：“人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形式和力量的领域。”[④]
二、理性思维与人的主体性
（一）人类思维本质特征和阶段特征的统一
如果把神话思维方式理解为人类群体借以力求达到对周围力量的适应并找到应采取的适应正确态度的整套方法，而且这套方法具有明显的对生活和宇宙的基本力量持恐惧和颤栗的特征，那么，随后的人类思维方式则不同，它的主要特征是人开始了对自身内外所能发现的各种力量和能量的理解。人类开始独立于他的环境，因而受周围世界束缚的感觉减轻了，他甚至在某些方面变成了主要是一个旁观者。这时人类进入了一个理性时代，人类思维发展也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理性思维阶段。这种理性思维主要不是在于它的逻辑性，而是在于它的解放性。在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及其他文化中发展出来的这种理性思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沉思的或认知性的思维，它更是一种带有实践目的的，对互相联系的诸因素的一种理性表现。这个实践目的就是从生和死、产生和消亡，内疚和忧伤等不可思议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当人着手系统地探究苦难的道理、宇宙的和语言的道理时，他的恐惧和所受的束缚就可能会消失。或者说正是这种对死亡等事象的探索代替了对死亡等事象的恐惧。人类实践的目的就是寻求人的解放。思维是实践的反映，它本身更是一种基本的实践方式。思维的实践本质和理性思维的解放性特征在东方文化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突出。发源于印度的佛教逐渐放弃了对仪式等外部规则的强调，进而突出拯救的顿悟和对幻觉般无常的外部世界的否定。对外部世界的否定就是对内心世界的肯定。这种否定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理性胜利，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人的解放。我们正是在从神话思维方式的无主体性到思维的主体性突出这一意义上理解人的解放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对心性主体的肯定和追求，实际上是对人与世界的一种新型关系的强调，对人的解放的强调。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这方面有些不同，因为从表面上看，随着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渐地，纯粹认识的方面同上述这一切分离开来。认识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手段，它也变成了目的本身”[⑤]。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不仅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对于认识的探索者常常断言，虽然这种认识当然是由于它本身的正确而存在的，不过它最终还必须与正确的道德态度和人的自由相联系。柏拉图、斯多葛派、笛卡尔、康德都同意这个观点，而且他们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证明了这点，这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康德的理论体系最后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中去寻找最后的支点。
事实上，认识本身与人的解放是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仅仅是人寻求解放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方式。虽然认识和思维有其特有的自身规律，但认识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这一点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逻辑，也被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逻辑所证明。当人类以对确定性的追求来代替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并从中解放出来时，当人类思维以完美和执着构筑理性天国、追求本质和基础时，人类最终追求的都只是确立人的地位，和人的最后解放。正因为如此，人类思维的本质特征和阶段特征才得以统一。
（二）、理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
理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就是追求人的解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明显区别甚至对立。如果说神话世界中人类个体几乎还不具备独立的个性，那么理性思维则使他能够获得一种他自己的个人领域甚至内心世界。赫拉克利特说：“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⑥]这就是说，人的精神生活现在不再是神力影响的结果或产物；相反，他自己的性格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神的力量。从柏拉图开始，一种对人的本质的界定的思路一直贯穿于历史进程中。这种对人的本质论界定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即他关于自我封闭的单元的理论中发展到了顶点：这些单子只了解各自的内部情况，并且在最深的层次上完全根据逻辑规律来展开它们的意识过程——单子没有窗口，人的灵魂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它只是通过自己的内部世界来认识外部世界。
第二，这种理性思维不仅仅把人和周围的世界分开，而且还进一步寻求把人的本质当作物和世界的基础。这种情形在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对知识的过份执迷就是要在人的理性思维中找到世界的基础。荷兰学者C·A冯·波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指出，在印度哲学中也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发展。“在《奥义书》（公元前800年及以后时期）中，我（the atman）（灵魂、本质、原始的‘呼吸’）最初是有一种全然是神话性质的功能。后来这个我逐渐被设想为是个人的灵魂，而这个个人的灵魂又被推测为本质上是与宇宙的我（the universal atman）一致的，宇宙的我则被视为梵（brahmam，现实的基础）。”[⑦]这些简略的说明足以表明，独立的人通过本体论思考而取得的认识，可能会导致区分出一个彻底的个人实体，并把个人的灵魂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基础中。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在神话思维中人是处在自然环境的淫威之中，那么在这种理性思维中，人已经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且逐渐成为自然的主宰；在神话思维中不可理解和把握的事物在这种理性思维中，构成了思维的主要对象和内容。这里所说的事物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更指哲学传统中所追求的“确定性”、“本质”、“基础”等。我们面对的事被还原成物，我们把那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件当作“事物”来处理。我们为的是要从事物中寻找一个自我的原则，确立一个客观的基础，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我们把人和物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但是我们面临了双重的失望。人的解放愿望已被几乎所有理性思维的研究（认识论）发展本身所击破。现代有影响的哲学家都放弃了对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探究，理性作为上帝的全能作用被宣布彻底失效了。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体对立的努力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各种企图解决主客体对立的努力都成了自我欺骗的徒劳。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造成了一种新的恐惧，人的意义似乎又丧失了，人又被一种不可捉摸和不可理解的力量所左右。人的第二次解放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三、开放性思维和人的真正解放
现在，人类思维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开放性。我们称这种思维为开放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在这种开放性的思维和生活中，被关注和作为分析对象的是功能，而不是某种自我存在物的任何特征。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人与周围力量的关系。其次，这种功能和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卷入是这种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每一存在的事物都是从它与观察者（人）的关系中去分析。再次，这种对关系的关注并不是去追问关系本身是什么，即这里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用途的问题。开放性思维所揭示的不是关系（事物、事件和人类社会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有意义和能够被有意义地描述或掌握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人所显示的整体形象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关系代替了距离，因而在这里，自我独立的实体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来之不易的独有个性丧失了，而只是表明这种个性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孤立的事实。相反，人的个性如同力量和规范的个性那样，也是一种在关系中构成的功能性事物。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或者就此而言，不再是精神和肉体这两个实体的一种混合物，人的精神或心理特征不应该被看成是某种同他的肉体和社会行为相分离的事物。人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才与动物真正区别开来。他的行为不单纯受本能支配，而是也能掌握和创造符号。正是这个方面决定了他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把这种个性特征当作精神，那么精神就是人的总体定向。它不再是一种实体，一种灵魂或生命中的较高层次。这样，在理性思维中的所谓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明显界限消失了，外部世界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外在，每一个人都从他自己的想象中去体验和知觉他的世界。人没有对立物，几乎所有的对象都可被视为人的内容。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所有有关事物的用途或意义的问题，既关联到被评价的实在，也关联到人自己的生存，人真正处于中心关联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获得了真正的第二次解放。人的解放不再是建立在对外界的否定上，不是建立在与外界的对立和距离上，而是建立在对外界的肯定上，建立在与外界的联系和关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人的突显和真正解放同时出现的，是“事”的突显，一种“事”的观念得到了确立。首先，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许多观念起了变化，甚至“认识”本身也起了变化。我们的整个认识活动内容及其目的，直接就是一种事。当我们断定一个事物或过程的意义时，我们就在这种现象与人处理它的方式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事物的意义就是这个事物在人类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中起作用的方式。这时所谓的方式，并不是以前一般所谓的方法、原则，更不包含什么规则和本质，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⑧]。我们这里所说的方法，是一个事件的全过程本身和它的总体特征。从另外一方面讲，“事”也是我们认识的唯一内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内容。因为只有当事物能够基于意义而继续存在并被透彻认识时，有关某种真正的、实在的东西的问题才会产生。而在这种开放性思维中显现出来的实在，包括社会实在在内，也始终是一种通过改革人类经验来丰富自然和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在这种开放性思维看来，理论本身、认识本身也是一种事。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思维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实践方式。我们一般所说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完全统一了。理论本身没有什么先验的目的和内容，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研究活动，其意义本身也是在于它取得的成果而不在于它的所谓的方法和目的。进一步讲，它的方法和目的也都是由一系列的程序和内容构成的，这样，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系列活动，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现代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这点。现在，物理科学的目的已不再是描述其本身就是实体的自然，而是描述尽其所能地再现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图式。“质量”、“力”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并不是某种实体的名称，它只是对到此为止所进行的物理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成果的承载。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它们是可资利用的资料和工具。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实际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法律事务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尤其在经济学中表现得突出。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⑨]他批评那种“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的思想。针对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认为：“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等形而上学的观点[⑩]，马克思专门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加以分析和批判。马克思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1)]
总之，如果说在开放性思维中人处于一种中心关联和统摄的地位，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事就是社会唯一的、基本的存在。实际上，人与事达到高度的统一，人即事，事即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述。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这句话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理解，则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就是人的构成，人的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人的解放和发展有了最充实和完备的途径。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⑦ C·A冯·波尔森《文化战略》第38、39、50、67、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卷第29页。
⑧ 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第38页。
⑨ ⑩ (1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04、109、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