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蓉[1]2015年在《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来往不断,经济发展的同时,国与国之间不断地相互了解,各国的文化水平差异巨大,跨文化的沟通常常会因为不同地区的风土习俗不同而引起纠纷。因此,语言沟通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英语是国际公用语言,汉语英译是继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被重视的课程。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于此同时,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均会出现新词新语,针对新词新语的英译成为了当下的热点话题,各国的文化水平不同,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语气不同导致相同的语句有着不同的意思,给英译带来了极为不便的要素。本文对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进行讨论。
张华卓[2]2014年在《概念隐喻视角下汉语新词语的英译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认知隐喻为指导，通过运用概念隐喻的基本理论及映射理论来分析2010和2011年度汉语新词语的隐喻特征，利用跨文化映射对等的理论，分析了汉语新词语的英译的得失，并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隐喻特征汉语新词语英译的具体方法和技巧。本文在世界文化融合和隐喻研究如火如荼的前提下，通过对汉语新词语的研究和界定，并具体阐释了概念隐喻的含义、要素、跨文化性等特性，分析了概念隐喻跨文化认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汉语新词语的英译案例分析，本文针对跨文化映射相同的情况，提出直译喻体法和明喻法两种隐喻汉语新词语的英译方法；针对跨文化映射不同的情况，提出了替换喻体法、喻体加注法和直译喻义法等叁种汉语新词语的英译方法。
刘宁秀[3]2001年在《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是构成语言的叁大要素。其中，词汇是语言的最活跃的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最敏感。社会中出现了新事物、新观念，就立刻有相应的新词语产生；旧事物、旧观念一旦消失，反映它的词语一般都会隐退下来；而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和交际的需要，一些在一种语言中久已废弃不用的词语又可能重新被启用。 社会生活的激变，往往会引起语言诸要素的相应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层出不穷，大量反映这些新事物，新现象的新词语也随之产生。另外，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和联系的日益频繁和密切，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入中国，大量外来词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汉语词汇。概括起来，汉语新词语产生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一、创造新词语；二、赋旧词以新义；叁、吸收外来词；四、采用方言词语；五、启用原来被废弃的词语。 汉语中的新词语忠实地反映了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对外交往中，把这些新词语翻译成准确地道的英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汉语新词语，外国读者可以了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了解到今天真正的中国。但是，纵观国内译界，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并没有引起翻译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关于汉语新词语翻译的论文和专着寥寥无几。本论文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汉语新词语的英译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探讨。论文通过对大量新词语译例的分析，归纳出新词语英译的方法主要有五种： 一、直译：即在不改变汉语新词语的形象或比喻的基础上，将它的意义翻译出来的一种方法。直译保留了汉语新词语的形象或比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利于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 二、直译加注：即在将汉语新词语直译后再加上适当注释性文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汉语新词。 叁、意译：即在无法保留原汉语新词语的形象或比喻时，将原文的内涵意义和文化 意义臼译出来的一种方法。意译是汉语新词语翻译中最常用的一种重要方法。 四、释义法：即用解释性的语言将汉语新词语的内涵意义描译出来。 五、替代法：即用英语中与汉语新词语意义相同或比较接近的词语来翻译汉语新词。 替代法可使译文通顺地道。 在翻译汉语新词语的过程中，无论译者采用哪一种方法，都要以“信”、“达”、“切” 为标准，尽力表达出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信”即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把原文的意义 忠实再现到译文中；“达”是指译文要象原文一样达意、流畅和易伎“切”是指译文的风 格要切合原文的风格，原文“雅”则译文“雅”，原文“俗”则译文“俗”． 成功的口译来自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在汉语新词语曰译中，语境是正确理解新词的内 涵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应在充分理解新词语的意义后，根据具体的语境， 做出准确的佰译。 回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语言反映文化，并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汉语新词英译过程中，汉 英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成中式英 语（0咖吵价）的根本原因。中式英语是违反英语的语言规则的，是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障 留．而中国英语（口讪凹＆以蛐）是英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能有效地表达中国特 有的事物和概念。
胡兴文[4]2014年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叁，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叁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叁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叁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叁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刘雄友[5]2007年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新词的英译》文中提出本文中，作者引用了近二十年来出现的汉语新词大量实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汉语新词及其翻译进行了研究。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桥梁。但是，文化的个性所衍生出的大量文化局限词给文化间的顺畅交流和翻译造成了障碍。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辉煌灿烂的文化，记录、保存和反映这些独特中国文化的词语不计其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反映中国独特文化的词语日益增多，探讨这些词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一种新产品、一个新发明、一首新歌、一部新电视剧或者一个新的事件都会给词汇注入新的血液。从某种意义来说，新词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它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国家所发生的社会变化。透过汉语中的新词，西方读者可以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因此，汉语新词的英译在中国对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对于汉语新词翻译的研究变得更加重要。本文依据相关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采用新闻媒体中出现的大量新的例证作为依据，从语言学、跨文化交际以及对外交流的角度对汉语新词的英译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以期为汉语新词翻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探讨翻译策略。全文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新词研究的现状，新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过去二十年里新词及其翻译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新词的定义、分类、特点和新词的主要来源。第叁章探讨跨文化交际和汉语新词翻译的关系。作者指出当前汉语新词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探讨。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在这一章作者分析汉语新词翻译的总的原则和常用的策略。第五章是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四点：1．汉语新词的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对英汉双语的精通，还要求有全面的知识，尤其是汉英两种文化的知识。因此译者务必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汉英两种语言的精通程度，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2．译者不应盲目地接受，而应该对现有的或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持批判的、分析的、建设性的态度。3．译者要以敏锐的文化意识来发现确定新词，应该小心谨慎地翻译新词。4．译者需要仔细斟琢汉语新词的英译，多进行翻译实践，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翻译技巧。我们希望，本文对汉语新词英译的研究能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李钰婧[6]2017年在《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习近平着作日译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下文简称《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为研究对象,以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等最新研究成果为理论框架,运用问卷调查、译者访谈、SPSS分析、文献计量研究、平行文本对比等方法,从跨文化交际视阈分析了中译日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类型及成因,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略,以及对中央文献外译的建议。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重视翻译过程中跨文化交际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跨文化交际和翻译是一对相互融通的概念:翻译的影响体现在跨文化交际的各个阶段中;跨文化交际也同样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流程中。翻译在跨文化交际过程里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中显现出不同的重点与形态,是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手段;而翻译中要实现的“交际”目的,凸显了处理翻译中跨文化问题的重要意义。中央文献的翻译与其他文本的翻译一样,同属跨文化交际行为。跨文化交际相互融通视点的提出有助于解决中央文献翻译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达成最优的交际效果。本文通过采用文献计量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日本学界中关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研究的文献、以及两国关于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翻译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与分析。结果显示,以中译日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交际视阈系统论述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的成果不多,而探讨中日社会科学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策略的成果几乎为零。无论是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对领导人着作的翻译研究,还是从领导人着作研究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研究均寥寥无几。因此,中央文献,特别是习近平系列论述日译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亟待开拓。跨文化交际视阈的翻译研究中突出的是受众效果。为调查《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译文的受众接受情况,本文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首次调查结果显示,受众认为译文的总体质量较高,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较强。同时受众反映出,译文中出现的中国特色修辞方法、词语背后的情感与态度、字面内容与信息实质的理解差距等形成了文化与交际障碍。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对《中国梦论述摘编》对日翻译的影响,本文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首次问卷调查显示,中日同形词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障碍。同形词的存在既为中日互译提供了便利,也是中日互译的文化障碍。因此,本文在第二次问卷调查中,将《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中所有中日同形词甄选出来,在分类后运用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分析系统进行了调查问卷相关内容的制定。此外,问卷中还考察了汉语特色较为明显的排比、比喻、行文、俗语、诗词等句子,并设置了关于受众对译文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的判断选项。结果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日本受众对于现有译文的评价为:在满分为10分的前提下,可读性平均6.12分;可理解性平均5.96分;可接受性平均5.76分。以上结果说明译文在跨文化交际效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文化因素、交际因素两个角度对《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进行了分析。文化因素与交际因素各自包含着外显因素与内隐因素。文化外显因素包括国情、历史、空缺,文化内隐因素包括价值观、思维模式、文化定势与偏见、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交际外显因素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差别上,具体包括同形类义词、表述习惯、修辞手法、互文性因素;交际内隐因素主要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具体包括翻译纲要、原文分析、译者的“忠诚”。这些翻译的影响因素通过第二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现的格外明显。为进一步分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克服和翻译方略,本文还对中央编译局不同语种译者进行了访谈,探究了在中央文献翻译中出现各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并针对不同原因提出了解决方略。本文以《中国梦论述摘编》的日译为例,主要解决了以下3个问题:(1)运用最新的翻译理论系统分析中译日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翻译方略中需要解决文化与交际两方面的问题;(2)运用实证分析的方式,系统指出了中央文献跨文化交际翻译问题的基本方略,如清晰定位译文话语体系、制定中央文献翻译纲要、判断信息的“轻重缓急”等;(3)论述了中央文献翻译的文本一般性与特殊性,指出了中央文献跨文化交际的共性以及与其它文本不同的个性,提出了国家核心概念的内容的处理原则。同时,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提出中央文献的传播要采用“译+介”模式等的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在中央文献相关领域中译日的研究中实现了创新,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外译实践与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同时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本文的分析与研究还存在量与质的欠缺之处,这为本文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任晓勇[7]2014年在《民国唐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将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对象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探讨，共分叁编：上编是“文献叙录”，对民国年间发表、出版的各种类型的唐诗学方面的论文与着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勾稽、分类和叙录。所含文献如下：重印的唐诗文献古籍共二百多种；新整理（含新选编）的唐诗别集和总集共八十多种；撰写的唐诗概论类与唐代诗人研究类的着作六十多部、论文叁百多篇；此外其它与唐诗相关的论着共二百多部（篇）。在认真研读原始文本(一级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上述各类文献的体例、内容做了评介；注意将它们置于唐诗学发展史的语境里，揭示其演进特征和学术贡献。中编是“专题研究”，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本文从中提炼出几个成绩突出或富有特色的专题加以探讨，梳理其研究历程、总结其学术意义。一.探讨民国学者对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所作的实际调查以及对《全唐诗》文献较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二.评述在近现代中外文化大交流背景下，民国学者探索、考证李白生地在西域碎叶的历程，分析了他们如何突破校雠法的单一思路，而从跨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锁定焦点、多维求索、科学论断的原因。叁.民国学者对“一流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几乎言人人殊，如有“古色古香”的比兴托寓说、新潮前卫的恋情性爱说、象征主义的多义联想说等等，这些阐释折射出现代多元共存的文艺思想，也趋向于对文学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四.《秦妇吟》的失踪与重现是一个千年传奇，也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敦煌文物劫难的个案，本专题完整地考察了该诗被追寻、整理、探究的过程，评介了一批学者在语言文字的校释、失踪原因的考索等方面的贡献；并以该学术案例说明，民国学者为中国敦煌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辨析朱光潜与鲁迅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不同阐释，两人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同，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有差异。就标准言，朱光潜以“静穆”为文艺的最高境界；而鲁迅则强调文艺的刚性（斗争）品格。联系特殊的时代语境看，鲁迅正确，而朱说不合时宜。就方法言，鲁迅提倡的是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而朱光潜所用的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理论”。当前者遇到阐释障碍时，后者可补济前者之困；两法可以相容互辅。六.评介程千帆等人的唐诗学佚文，程先生擅长“借助于自然、社会诸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唐诗艺术进行崭新的阐释；其诗学特征是能够融会旧学与新知，并超越个别诗句、篇章的笺释而提炼出诗艺的规律。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开展现代唐诗学文献辑佚的刍议。下编是“学者研究”，民国时期曾经编纂、撰写过与唐诗有关的着作或者论文的学人不少于二百位，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也有五十位以上。其中有几位学术大师，成就突出，影响深广，特予专门评价。他们是胡适、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胡适论唐诗表现了鲜明的进化论观念、平民意识和自由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基本观点一新天下耳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唐诗研究者们。闻一多致力于唐诗学二十多年，对清编《全唐诗》文献做了初步的科学的整理，其学术经验和成果都被当代学人所继承。他对诗歌艺术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对唐代诗史做了精深的论述，对许多诗人和诗歌作品进行了精湛的品评。陈寅恪精于考证，将“文史互证”法运用于唐代诗歌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此外他还融合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对“元白”等人“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分析，从而说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与“文人才学之高下”。钱锺书不重“背境”，而偏好于文本的内部探究，他对唐诗的对仗艺术和使用语助虚词的情况有细密而系统的梳理、辨析，对李贺“长吉体”语言的奇诡奥秘做了清晰的揭示。在方法上，他是跨越中西、打通各科。其“打通”法具有范式意义，也指示着未来世界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走向。从晚清至民元，唐诗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就民国本身叁十多年而言，唐诗学更是在不断推进。清末民元，有些学者受进化论等西学影响，表达过轻视格律、推崇自然的诗学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们热情宣传民主、科学观念和个性解放思想，刷新了唐诗研究者的目光，革新了唐诗学论着的风貌。193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始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并尝试运用于唐诗研究；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研究者们既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沃壤，又广泛汲取异质的养分，并勇于进行多方面的创造，从而把古老的唐诗学推进到现代化的新阶段。
宋文娟[8]2007年在《从跨文化交流角度探讨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文中认为世界在越变越小,生活在不同文化当中的人们也离得越来越近,因此翻译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了解其他国家及其文化,也能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翻译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手段。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作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其语言和对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对外形象的传播影响深远。本文从“中国文化专有项”的定义和特点出发分析了文化与语言,文化与翻译,以及翻译与跨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说翻译即比较文化,源语文本是翻译的出发点,那么是否以源语文化为导向是文化翻译的落脚点,因此作者介绍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归化与异化理论,以及中西方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把它作为研究美国新闻期刊翻译中国文化专有项所采用翻译方法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美国新闻期刊中有关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主要采用了音译,音译加注释,直译,直译加注释这四种“异化”策略,而对于少部分中国文化专有项,为了使西方读者不产生阅读障碍,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美国新闻期刊采用了意译和编译两种“归化”策略。作者以详尽的例证为基础,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每种翻译方法的优劣,并指出“异化”是美国新闻期刊在处理中国文化词时所才采用的主要策略,利于保存汉语的文化韵味,从而达到对外汉语推广,树立民族形象的目的;而“归化”翻译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模式,则有利于缓和文化冲突,增进相互理解,实现跨文化交际。本文作者认为,读者群,新闻作用和意识形态这叁大因素造成了美国新闻期刊采用“异化”策略处理中国文化词,而起主导作用的对华意识形态有造成了部分中国文化词的误译与不充分翻译,这对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民族形象极为不利。最后作者指出,美国新闻期刊的记者与编辑作为跨文化传播者,不仅要较高的有双语能力和文化知识,更要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和社会,道德责任感。
参考文献：
[1]. 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J]. 付蓉. 语文建设. 2015
[2]. 概念隐喻视角下汉语新词语的英译研究[D]. 张华卓. 黑龙江大学. 2014
[3]. 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D]. 刘宁秀.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4].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5].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语新词的英译[D]. 刘雄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6]. 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习近平着作日译研究[D]. 李钰婧.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7
[7]. 民国唐诗学研究[D]. 任晓勇. 安徽师范大学. 2014
[8]. 从跨文化交流角度探讨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文化专有项的翻译[D]. 宋文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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