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超越：社会工作督导发展困境与本土化路径
黄耀明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社会工作督导在回应社会工作服务的本土性困境与难题、确保社会工作服务品质与实效、提升社会工作者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与实效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国社会工作督导面临着制度化建设滞后、本土化适应、工具化明显、专业伦理考量、专业化不足等困境。因此，必须融合与超越西方意义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和中国本土的现实处境，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及中国人的行事理路惯习，制度化地建构未来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督导体系。
关键词： 社会工作督导；本土化；发展困境；融合与超越
一、问题提出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重建与发展经历了与西方国家“实践先行”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主要特色是从“教育先行”到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互促性发展”。[1]这种发展路径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快速地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经验，自上而下地推动全国性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快速发展，使社会工作教育在短时间内达至繁荣。同时，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些特殊性障碍，如社会工作具体服务实践的本土化问题。相较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社会工作实践过程的本土性适应问题更多地来自于政府、社会、学界乃至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专业质疑与诘问。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不仅有赖于一支宏大而有情怀、有能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更需要一支有经验、有责任心的社会工作督导队伍与之相互增能。对于广大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社会工作实务者来说，他们亟需背后有一群足够支撑且乐意并胜任所有社会工作服务挑战的督导。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督导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尚非常薄弱：现有的督导工作主要是借助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资深督导传经送宝、邀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担任兼职督导以及从本机构内部培养等。这些督导在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与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本土性不足、实务性欠缺、涉世不深等问题。有学者提出，“助人者如何助人”、“助人者如何被助”及“助人者如何自助”是助人职业的三大支柱，[2]而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督导领域发展确实尚未形成对整个实务界的有效支撑。
张洪英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起源于实习督导，后逐渐扩展到实务督导领域，这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发展特点具有相似性。[3]就目前来看，与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一样，学术界对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尚属起步期，主要集中在中外社会工作督导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督导的现状与推进策略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工作督导本土性发展的思考等领域。对于社会工作督导的制度体系建构、标准化建设、督导人才培养、督导知识建构及本土适应路径等领域则少有研究涉及，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未来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二、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发展的主要困境
督导，顾名思义就是监督与指导，也有学者称之为“二级助人者”。社会工作督导最早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西方国家，那时主要指的是针对机构与项目的督导，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督导是基于行政管理的考量而发端的。督导最初关注的是被督导者的工作任务与过程，后经由督导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尤其是回应实务领域中不断涌现的被督导者的担心与恐惧、助人过程中产生的疲惫和厌倦感等挑战，才形成了现有的教育功能与支持功能并重的格局。梳理西方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三个特点。一是西方社会工作督导背后有风格各异的理论流派指引。受不同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督导免不了要接受不同理论流派的训练与培养，恰如中国武林流派中的少林、武当、华山诸门派一样，不同的武林流派自会独创本家独门绝技。大多数情况下，初入门的督导者都要学习或归依于某一种流派，然后再陆续学习其他流派的理论，并在具体社会工作实践中内化和丰富自己的督导经验。二是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有基本的能力要求和门槛设置。就美国及欧洲来说，社会工作专业督导至少应该具备三种能力，即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能力、专门领域精深的工作能力和化解被督导者疑惑的能力，这与中国传统的师道“传道、授业及解惑”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是西方社会工作督导的制度体系构架与督导技术谱系基本遵循西方文化的脉络。李晓凤强调：“西方社会实践的环境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形塑了社会工作督导的历史。”[4]从社会工作督导的历史轨迹看，西方社会工作督导因化解西方社会问题和支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需求而生。无论是督导者还是被督导者，他们的成长历程与互动议题都无不在回应着西方具体而现实的社会问题，所建构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体系同样浸染着浓烈的西方文化色彩。
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存在着与西方“实践先行”完全不同的路径，“教育先行”的间接后果就是社会工作服务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的不足。随着中国社会工作越来越在脱贫攻坚、防灾救灾、乡村振兴、关注社会底层生活及民生福祉等方面展示出自己的独特助人能力，人们自然开始从职业规范、专业标准、服务成效评价等评鉴视角来全面审视社会工作这一助人职业与专业。越是这样，广大而年轻的一线社会工作实务者就越容易感到回应无力和底气不足，他们本能地因为受到这种专业与职业的质疑而转向督导者求助。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项目的服务团队和一线社会工作实务者的背后，都亟需拥有一个可以确保良好专业服务质量的督导。进一步延伸，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引发了几个服务相关方，倒逼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必须作出回应和寻求自身完善。一是回应政府财政审核的需要。近几年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已经成为国家民政部、财政部每年推出的品牌行动，各省市区及基层单位也纷纷效仿采用类似方式推动各地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化解社会问题与回应社会关切。为确保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与成效，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申报立项或招投标一直将社会工作督导列为服务主体必备的一个基本条件。2012年，中央组织部等19部委联合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培养“8万名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基础、丰富实务经验且能够指导解决重大复杂专业问题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人才”。[5]二是回应专业的需要。“教育先行”模式会产生大量年轻有朝气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拥有学院式训练的社会工作理论与知识，但相对缺乏社会阅历和实务经验；他们在处理涉及社会工作实务伦理与价值判断的具体个案时经常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出现情感焦虑和职业倦怠。这样就倒逼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必须尽快成长起来，与年轻的实务工作者互动并共同解决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棘手问题，建立基本的社会工作专业确信。三是社会交代的倒逼。归根到底，社会工作有没有用，在于其能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能不能帮助群众化解生活中的困境与难题，能不能协助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认同高或低基本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程度，其要求社会工作服务必须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及社会交代，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自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就目前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存在着诸多本土化的困境与难题。
（27）攝制魔蹤：鎮伏魔勞，大刑攝擯。（《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三，《中华道藏》30/554）
(一) 社会工作督导制度建设滞后的困境
参与采购评审的人员主要包括采购经济、评委以及招标代理等等，而这每一个人员所承担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当前还没有明确的文件来进行界定，进而导致评审人员的工作职责比较模糊，这样也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二) 社会工作督导的本土化困境
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沿江省市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得到初步遏制。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长江水生生物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长江江豚、中华鲟等极度濒危，刀鲚、暗纹东方鲀等重要渔业资源面临全面衰退；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才能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短板。
(三) 社会工作督导的工具化困境
社会工作督导制度建设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但在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申请、运作与评鉴中，社会工作督导已经逐渐被捆绑和工具化。在一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因为申请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需要，督导常常要负责三大传统功能之外的关系协调和招投标竞争；为了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知名度和专业化水平，必须拉来本地区知名的社会工作专家作为“门神”挂名或为机构总督导。因为越是知名的社会工作督导越是能获得高的分数和等级，越能满足项目评鉴通过的需要。社会工作督导究竟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这在社会工作中实践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那些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反而被列为评估的核心指标，这种社会工作督导的工具化表现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 社会工作督导的伦理困境
杨超和何雪松认为，社会工作的关系实践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脉络，这显示了文化敏感性的意义。[14]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确信绝对有赖于整套伦理规范的操作化与约束，正是一条又一条经由社会工作价值观演进而来的伦理守则，保证了社会工作专业者能守住初心，推动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进步与发展。但是纯粹采用科学的知识和回应服务对象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在具体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中国人特有的关系、人情、面子等文化深度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取向，这需要社会工作督导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去尊重并理解被督导者面临的实务伦理抉择。譬如从事失独家庭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他们会面临情况迥异的失独父母，有的失独父母千方百计躲避社会工作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在他人面前“丢面子”“露短处”，而有的失独父母则生怕他人不知道自己的灾难性遭遇，常年沉迷于参加集会或参与维权上访。社会工作督导倘若不具备理解中国“家文化”“孝文化”独特氛围的能力，不清楚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起源与脉络，就很难在独特的中国本土文化场域中理解服务对象及他们的行动。强调西方社会工作督导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融合，就是要将西方长期积淀的社会工作督导伦理科学知识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智慧相结合，在注重社会工作督导科学性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工作督导的艺术性。常怀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建构符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工作督导伦理。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不仅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还要考量制度与体制机制的适应性现实，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的行事理路惯习等都不断地被重视起来。有学者甚至概叹“脱开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等级观念、面子文化、人际关系模式谈论督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2]譬如笔者承担的一个政府帮扶失独家庭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运作了三年，在帮助失独家庭跨越苦难、重建家庭及重新拥抱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由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经费的不可持续等问题，项目不得不中断。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工作的伦理审视，此现实情况让社会工作者很受挫，他们感到非常对不起服务对象。而项目中断对失独家庭服务对象的伤害则更大，他们不理解政府和社会工作来帮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突然间中止服务的原因是什么，认为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五) 社会工作督导的专业化不足困境
随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申报、立项、运行与评估的不断规范化与程序化，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督导开始扮演着多种角色。一种情形是既是高校老师身份，又是机构督导，同时还是评估专家；另一种是既是机构督导、项目督导，也是评估专家。有些督导或专家难免存在熟悉理论知识、但对社会工作实务不是很精通，或者对社会工作实务熟悉而理论知识欠缺等问题。“外行评价内行”、“瞎指挥，乱点评”、“拿着标准化的尺子到处量，怎么能量出优质的社会工作服务”等责问开始出现。社会工作实务一线对督导与评估专家也有不满的声音出现，这其中就反映了社会工作督导队伍及评估专家的专业化不足。我国在快速推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专业化不足的隐忧，相较于教师、律师、医生等职业，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征不是非常明显。阮新邦曾经指出：“把社会工作的专业模拟如自然科学家或律师医生的专业地位，不但会扭曲社会工作知识及其本质，也同时会掩盖社会工作实务里，工作员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情况。”[7]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督导还存在督导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督导功能结构失衡，督导身份认同程度较低，督导薪酬激励机制不完善，督导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8]因此，加快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体系，培养并用好本土性社会工作专业督导人才，确保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有效性，进而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认为，使西方社会工作督导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与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融为一体，学习西方但超越西方，并构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与技术，显然是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督导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1）数据分类。数据分类主要将档案实体数据按照数据类型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数据需要通过不同的特征提取技术进行特征提取。在实际应用中，档案数据都是经过著录整理过的有序数据，一般已经归档的档案数据均包含数据类别信息。
近年来，各地政府及行业协会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督导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与制度。如珠三角凭借毗邻香港地区的地缘优势，探索出“香港督导+内地督导徒弟”模式；福建省厦门市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内部督导+外部督导”模式；上海市形成了“实习督导+实务督导”模式等。但是在实际探索过程中，这些制度性与临时性并存的督导制度建设均停留在地方经验层面，未能成为全国层面可复制可推广的督导模式。深入分析，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和问题。如珠三角督导模式就有香港资深督导的内地本土适应性问题，厦门督导模式的知名社会工作专家“门神化”问题，上海督导模式的实习督导与实务督导连接性问题等。谁能成为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督导的身份与名分在哪?一个资深的社会工作督导应该遵循怎样的专业操守?如此等等。社会工作督导的选拨与门槛机制、薪酬激励制度与晋升机制、社会工作督导规范性制度等在我国均尚未被完全建立起来。
三、融合与超越：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督导本土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国内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讨论几乎是伴随着整个专业社会工作重建的历程展开的。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本土化论”基本上围绕价值理念层面而展开，没有触及社会工作存在和发展的深层问题。[9]所谓的深层次问题，在文军看来，其实就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歧与争论，他认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如何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创造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将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10]郑杭生强调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跨越现代知识领域的这种重大分野、联结不同知识类型的追求，迫使社会工作必须在生活和知识的共同重建状态中保持领先一步的优势，从而铸成理论和实务的高度一体性。[11]进一步说，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建设与发展不能完全移植西方的传统与技术，也不可能独辟蹊径地创造出一种与国际社会工作发展毫无关联的模式，而是应该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融合西方先进的社会工作督导理念、模式与技术，并尊重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与生活惯习的影响，适应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实际，建构独具中国智慧与中国实践场景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体系，去回应和化解当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
(一) 中西方社会工作督导功能的融合
毋庸置疑，西方社会工作督导不仅要求督导者要能够激发和激励被督者，而且必须是某个专业领域社会工作实务的领导者。一名优秀的资深社会工作督导需要履行相关政策与伦理的约定，并且根据被督者日常提出的社会工作实践困境，采取独具创造力的回应方式，在与被督者的互动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成效。从传统意义上看，经由西方社会工作实践凝练而成的三种模式，即个别督导、团体督导和同事督导，这在中国江湖武林文化中均有很好的范式与智慧。如中国武林与江湖历来注重门派与传承，一代宗师最在意就是自家独门绝技的传承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师父带徒弟就有个别或单传范式，如华山派的独孤九剑只传令狐冲；也有团体传技范式，如《笑傲江湖》的各大门派都是弟子人数众多；当然也存在同事传技范式，大徒弟与大师兄按理都是各个门派练习武功的实际管理人。因此，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完全可以找到契合点。从现实意义上看，中国具体的场域使社会工作督导容易具备行政管理意义上的权威，所谓督导就是老师、前辈、师父或领导，而西方社会工作伦理所强调的督导者与受督者双方平等、尊重及共同成长在中国具体场域中却不容易被重视。因此，强调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模式与中国具体场域的融合，就是既要重视中国社会工作督导自然形成的权威地位与身份，也要警觉“学习成为有效的社会工作督导老师”，借鉴与学习西方先进的督导范式，建构相对平等与善于批判性反思的中国式社会工作督导关系。
(二) 西方社会工作督导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融合
社会工作是一项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助人专业与职业，必须有一套明晰的专业价值指引，社会工作实践实际上就是伦理抉择与实践的过程。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形成与完善建立在西方文化与社会处境基础上，学者呼吁“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尤其是独特的社会文化脉络，决定了一些社会工作伦理议题、伦理困境与西方有所不同”。[6]并且这种差异会直接时时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中，让社会工作实务者经常陷入伦理挣扎的漩涡。笔者负责督导的一个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就常遇见这样的伦理困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帮扶失独家庭原本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重要的事情，但是服务对象中有个别失独者会参与全国的一些地方维权行动。迫于维稳形势的考量，政府相关部门就决定停止此项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对于社会工作实务者而言，一方面存在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失独群体对社会工作服务的渴盼。如何抉择就成为社会工作督导所面临的中国情境式难题。
(三) 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模式与中国具体场域的融合
西方社会工作督导尽管不停地受绩效和问责倾向管理主义动机的影响，但其主流依然是以改善社会工作服务品质和服务成效为导向。无论如何，西方社会工作的督导还是基本形成了行政性督导、教育性督导和支持性督导三种功能。英国社会关怀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性指南《照顾技能(Skills for Care)》就是如此定义督导的基本功能：“督导是一个负责的过程，它支持、保证和发展社会工作者的个体或团体的知识、技能或者价值观，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完成议定目标，确保服务成效。”[12]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督导存在着内在三种关联，即线性管理、专业督导和持续的职业发展。学者Kadushin认为督导还应该有调解的功能，而调解的功能更接近中国社会工作督导承担的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协调功能。在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同样存在联动各方的功能，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购买主体单位、合作单位、服务对象、项目实施所在的系统等都需要社会工作督导给与关注。童敏透过对厦门市机构督导的研究发现，本土社会工作督导者在专业实践中需要承担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四种基本角色。[13]促进中西方社会工作督导功能的融合，就是要整合经验层次的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提升、服务项目的品牌的树立与被督导者的专业成长等抽象议题，使之与实践层次的行政管理、情绪支持、服务领域知识与技巧传递相融合。
(四) 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制度与知识体系的超越
如何建构适合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和知识体系?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不仅需要弯道超车，更需要变道超车。不能习惯性停留在对社会工作督导理论与知识的整合、批判、学习、反思等层面的话语体系中，而是要从历史、现实、文化、场景、多元的多维视角思考中国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与知识体系问题。
何以可能?中国传统文化的师道传统、师父范式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督导原型，他们可以为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制度与知识体系的构建和超越提供文化可能；中国自上而下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宏大叙事，可以为督导制度与体系的超越提供政策可能；中国化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社会矛盾的决心以及实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战略，可以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场景可能。
何以可为?这里必须指出，要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知识共同体，需要依靠集体力量催生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实践与研究的强大动力；避免中国社会工作督导实务与研究的过度“碎片化”和“个体化”，并重视学者提出的中国学者从事社会学研究更像是一种“个体户”行为，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埋头苦干的现象。[15]具体有三条路径。一是制度创新路径，建构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体制机制。按照遴选、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监督等环节设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督导体制机制。二是知识创新路径，建构适合中国文化脉络与情境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体系。围绕课程设计、能力要求、知识素养、实践经验、考核评估等环节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体系。三是模式创新路径，建构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模式。深入研究现有的“内督型”“外督型”“外引型”“实习型”“实务型”“管理型”“多角色型”等风格迥异的本土性地区督导经模式与经验，总结其中的优势与成效，探索融合型的中国社会工作督导模式。
总之，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督导的百年历程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重建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同样可以给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体制机制及知识体系构建贡献智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更是为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铺垫了宏大的实验场景。坚持融合与超越的路径，不仅可以汲取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而且最有可能直面本土的实践与智慧，尽可能避免社会工作督导沦落为纯粹的行政工具。按照制度化模式进行规范性的标准化建设，尽可能与相关政策制度相衔接，使社会工作督导本土化的过程成为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壮大宏大社会工作人才和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的过程。
1.劳动力资源短缺。“平成景气” 使得日本经济对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日本在1988年的有效求人倍率开始大于1，并不断增加。1989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在质与量上均呈现供给不足，技术人才短缺成为主要矛盾。根据《日本工业新闻》的一项调查统计：日本电气电子行业、信息通信行业、机械制造行业的技术人员严重短缺。被调查的企业中，超过50%的机械制造行业表示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和建筑行业表示技术人员缺乏的比例为54%；69%的基础材料企业表示五年后将出现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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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the Localization Path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HUANG Yao-ming
(College of Law and Public Management，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ponding to the dilemmas and difficulties of social work service， ensuring the qualit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service， and improving the service ability of social workers. As our social work service has become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service have been questioned. The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is faced with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lagging behind i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obvious instrumental tendencies，professional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nd lack of specialization. In order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local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and transcend the knowledge of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n the Western sense 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ful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and the habi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dilemma; integration and transcendence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3X(2019)06-0026-06
收稿日期： 2019-07-02
基金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失独家庭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构建研究”(15BSH060)；闽南师范大学校级研究课题 “失独家庭重建的社会工作服务研究”(MS201730)。
作者简介： 黄耀明(1970— )，男，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老年学，闽台社会与文化。
引文格式： 黄耀明. 融合与超越：社会工作督导发展困境与本土化路径［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6):26-31.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徐朝科)
标签：社会工作督导论文; 本土化论文; 发展困境论文; 融合与超越论文;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