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是这样开创的——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是这样论文,封信论文,新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春，王炳南同志重病，我到医院看望。他拿出周恩来同志生前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交给我看，并向我讲了每封信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背景。他把这些信的影印件交给我，希望我加以整理和注释，有机会时在报刊上发表。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委托你了。”
自1936年“西安事变”起，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四十多年间，王炳南同志一直追随周恩来同志，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第一线。周恩来写给他的这几封信，内容涉及到延安时期外交工作的起步，涉及到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建立、外交队伍的成长和新型外交作风的培养。
今年是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又是王炳南同志逝世十周年。我也年逾古稀，特别感到故人嘱托的沉重。按照王炳南同志生前的愿望，根据他介绍的情况，并参照当年有关老同志的回忆，我重读了这几封信，现就我个人的粗浅认识和体会，对其中的五篇作了以下说明和解释。
延安时期的两封信：“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达尼同志〔1〕：
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家康回，知道这一年的经过，偏劳了你们。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这次送去很多书报，有空时，也可选择一二，送往美印发表。参座报告英文稿，夏南汉神父带出一份，如要不到，可另译送人。有可能包上校已抄好一份送史迪威总部。
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对史诺、史沫特勒、卡尔逊、范宣德、白尔登诸友，望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白特兰在港集中营有消息传出否？
你们出版的英文小册子，望各捡三份，于下次航机带来。这一年的工作报告，则托林老带来为妥。
华莱士来华，闻送了政府一种特效药，名为Penicillin，你们有法弄到一些吗？因为王稼祥同志急需此药医治也。
其他各事，已见致龚澎信中，不再及。
祝你及安娜好，黎明好，各同志好！
超附笔。
周恩来
八月六日达尼同志：
你信及剪报收到，其他各件，包上校尚未交来，收到后当电告。
这次带上大批西红柿及西瓜，大概使你们不致再落空（如果上次送孙夫人的亦为美友告享了，则请在这批内分送一些给她为盼！超托）。
治王稼祥的病，需要penicillin，据《大美晚报》载，已有九万万粒送至中国，请打听下，可否设法弄到一些？
我们欢迎爱金生来。
送上关于叶的报告译稿，请校正后印发。中文本上次已带交董老。
英文材料，一因此地只有一份底稿；二因外记未走，我们不便先行发表，故俟下次航机再带来。
战报当设法多多广播，以便你们宣传。
你们送来的材料及O.W.I.的照片通信，对此
都极有用处。
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最好将柳无垢调来，帮助你们一时期，然后偕林老来延。望告安娜，谢谢她的通知，下次当函复她。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
祝你好！黎明好！
周恩来
八·十四
读着周恩来同志的1944年8月的这两封亲笔信， 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写信的身影。
1943年7月， 长期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从重庆暂时回到延安，但他每天仍关注着国统区形势的发展和南方局的工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经常托人从重庆带信向他汇报工作，这两封信就是周恩来同志给王炳南的回信。王炳南同志曾向我介绍过当时的情景：
那时，抗日战争打得正苦，日军正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壮大，抗战实力不断增强。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欺骗宣传，这一切很难为国内外的人们所知。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已将注意力逐步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的实力，很想同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样，我方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争取国际上的广泛了解和支持。
在重庆工作期间，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影响，周恩来同志曾冲破重重障碍，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他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结交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人，或同他们亲切交谈，或介绍他们到延安参观访问，争取到他们的了解和同情。例如：在皖南事变之前，周恩来就向美国进步女记者斯特朗预言这一类悲剧将要发生。他向斯特朗介绍了许多背景情况和国民党的反共部署。他相信斯特朗不久就会用到这些情况。果然，斯特朗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竭力封锁消息，掩盖真相。这时，周恩来让外事组的同志打电报通知斯特朗，告诉她过去所谈的情况已经可以公布。于是，皖南事变在国际上真相大白，国民党受到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英国驻重庆大使克勒克·卡尔听了周恩来介绍的情况，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愿看到中国打内仗；他还为此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后来在他调任回国时，甚至拒绝出席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的告别会，而宁愿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告别。
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们的新闻、外交两个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国民党一手遮天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44年3月， 先有三名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又有许多中外记者响应。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一一失败，当年6月， 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到达了延安。
就在记者团在延安访问的前后，美国政府要求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国民党政府竭力阻挠和拖延。但在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努力下，先由华莱士副总统提出，后经罗斯福总统敦促，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 一个由18 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于1944年8月7日，即周恩来同志写第一封信的次日，到达了延安。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前途将无限量发展”的含义。在周恩来同志的心目中，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胜利。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解放日报》8月15日发表了社论， 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8月18 日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更强调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他还在指示中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的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2〕
对外局面已经打开，接着就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以及敌后根据地的实况更多、更准确、更具体地向全国和世界人民如实介绍。这就需要一批从事对外交往、对外宣传的干部，其中首先需要的是翻译人才。周恩来同志在两封信中都谈到了向南方局送去的各种资料，希望能把它们译出后对外散发；谈到了人手不够，谈到了注意储备人才。这些都表现出周恩来同志的预见性，表现出他推进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深思熟虑。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特别讲究以诚待人，广交朋友，这是他的鲜明风格。在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一问起他在武汉、重庆结交的外国记者、作家和友人，表示对他们的想念和关怀。他叮嘱外事组定要代他回答他们的来信，并且“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他提到的朋友中有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卡尔逊、范宣德等人。这些外国友人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写了许多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
早在1936年，当斯诺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周恩来同志就结识了他，并为他的采访作了周密的安排。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又多次同斯诺交往，成为知心朋友。斯诺不仅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业绩，还亲自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4年6月， 他写了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一文，向美国和世界指出，中国的游击队在反攻日本的战略中具有巨大的潜在重要性，不应被忽略。
卡尔逊是周恩来在武汉结识的一位美国军官。1938年，周恩来介绍他到延安，后来他还去华北敌后根据地参观。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略和战术非常敬佩，从此便热情宣扬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战的力量。为了把他的见闻介绍出去，他宁愿辞去海军军官的职务，写出了两本歌颂敌后游击战争的书。后来，日、美宣战，罗斯福总统借重他研究游击战的专长，召他回到军队并予以重用。在太平洋战争中，卡尔逊使用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日军作战，解放了许多日军侵占的岛屿。
至于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她不仅写了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日的大量优秀著作，还为抗日军民募集了大批医药物资，介绍了许多外国医生到根据地工作。
信中提到的范宣德是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当时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任参赞。他为推动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同志还在信中关切地问到一位记者白特兰，即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抗战开始时，他发表了对毛主席的重要采访记，写了《华北前线》等名著。后来他去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
贝尔登是周恩来在武汉结识的美国进步记者，他写了许多关于抗战的真实报道。解放战争中，他又写了著名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详尽生动地记叙了作者在解放区的经历，把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翻身的伟大群众运动描绘得淋漓尽致。
读着这些外国友人的名字，回想着周恩来与他们的友谊，我们仿佛回到了党的外交事业刚刚开始的那些岁月，其中凝聚了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智慧和心血。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由这些具体事件一一积累起来而起步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两封信：培养新型的外交队伍炳南同志：
你们两次来信及报告，均阅悉。关于外事组的今后工作方针和学习生活的意见，我已大致和尚昆同志谈了，他会告诉你们的。我的主要意见，认为外事组同志应利用目前安静的环境，多做几件对于外事对于自己的基本工作。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对于自己，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学习。关于国际问题的研讨，你们除一般外，应着重美国及美洲；香港应着重西欧及南洋、印度；哈尔滨应着重东欧及日、韩。为上述基本目的，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专告，并致
敬礼
周恩来
七·二十九剑英同志阅转炳南、大年、柏年三同志：
来信及来件都收到。
关于新闻工作，需要变动，已托乔木同志面告参座，待参座来河西时商决。
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爱国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能将解放战争译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好就很好。
研究方面，柏年的两篇提纲，已看过一遍，如能将全文写成更好。付印与否待写好后看，但对于研究问题，无疑是一种好材料。大年关于美国党报告，在思想方法历史看法上尚有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能将报告全文整理一遍再交阅更好。政协及三人会议的谈判材料，由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不必再动员大家去研究，徒费时间。如章、陈两同志在整理时有意见提出，作为经验心得，写成笔记或讨论记录，不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专复，即致
敬礼！
子正同志信收到。
周恩来
十一月十日
这是1947年7月和11月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两封信。
在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杨尚昆同志协助。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后来还负责接待美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人。工作中“取得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3〕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原由重庆迁至南京的南方局外事组的全体人员，包括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同志，一起撤回延安；另外在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我方外事工作同志，其中有黄华、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也撤回延安。以上述三个方面的人员为主，党中央于1947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全解放区的外交工作。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党中央已从延安撤出，许多单位渡过黄河转移到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于战火弥漫中，在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下，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成立的。此外，中央还有一个主要负责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交涉和联络的机构解放区救济总署，主任为董必武，秘书长为伍云甫，它也归中央外事组领导。中央外事组还在香港派有乔冠华、龚澎、张颖等人，在哈尔滨也设有外事机构。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周恩来同志于1947年7月、11月给外事组写这两封信的时候， 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他正在随同毛主席一起，同进攻的敌人在陕北辗转迂回，指挥着全解放区的战争。可以想象，在这样紧张繁重、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周恩来同志还一直关怀着外交事业。他高瞻远瞩，在紧张的形势下仍在筹划新中国外交的未来蓝图。他已经预见到新中国的外交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交干部，他要求外事组的领导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的学习。为了在战争环境中储备和培养这批干部，周恩来同志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
一、三分之一的人员从事日常工作；
二、三分之一的人员参加土改；
三、三分之一的人员从事编译调研工作。
周恩来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自己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因为不了解国情就根本无法向别人介绍自己，也无法执行政策；同时，外事干部又必须了解和研究自己的工作对象。他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哈尔滨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应着重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他鼓励同志们在调研方面的每个成果。他要求外事组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毛主席、刘少奇以及有关解放战争和解放区政策的著作，向外宣传。
按照周恩来同志信中的指示，外事组立即派出一批同志，由薛子正、王炳南、黄华带队，赴晋绥边区参加了土改。留下的同志努力编译和调研，出了许多成品。据当时任美国科科长的凌青同志回忆，他们已编写了一本《美国手册》，翻译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等。
此外，周恩来同志特别关心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早在延安时，已经选派了一批学员，成立了外国语学校。1946年初，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特别指示南方局通过地下党从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等地选派了八十多个思想进步、掌握外文的大学生，由浦化人、罗清同志带队，送到华北已解放的张家口，先在外语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来参加土改运动。我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学员。我记得，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周恩来正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苦的斗争，他还特地让王炳南写信给浦化人，强调这批干部不要分散，要把这批干部储备培养起来。在这批干部的基础上，后来又吸收了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这批学员多数人在建国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首批年轻的基层干部。
为了迎接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建国前后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长期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的同志，调入外交部工作。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
建国初期的一封信：建立新型的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和外交作风炳南：
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现特函告：今早（上午）六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齐赫文已离京，今晚去掉他的座位。
专告。
周恩来
十二月六日四时
这是周恩来1949年底致王炳南的一封信。
新中国的首批外交队伍建立后，周恩来同志首先要求他们必须树立起新型外交政策思想和外交作风。
早在1947年11月，他曾在中央外事组的一个学习计划草案上这样批示：“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在学习上，必须从思想整风中打破资产阶级外交的传统思想，推翻反动统治的外交因袭，而建立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外交政策思想。”〔4〕
在平、津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同外事组的同志们开了会，并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部署了进入城市后，我们的外交队伍应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和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5〕接着， 天津解放刚刚几天，周恩来同志又于1949年1月19 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主席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他在《指示》中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撤销，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在外交工作中，“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指示》还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等项，都规定了暂行政策。〔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1949年11月8日， 在外交部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向全体干部作了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传统，提出了把外交学中国化。他说，苏联的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西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要有独立的精神。”他还指出，在外交工作中，“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情绪。”外交工作中“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他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他说，“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每个外事干部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7〕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经常同外交部干部一起研究情况，指导工作，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据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老同志回忆，那时，每周他经常用一个或两个半天，至少一个晚上，到外交部来办公，与各司处以上的干部开会，有时还请有关的一般干部参加。他同大家分析形势，研讨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有时他晚上到外交部，一直谈到夜晚两、三点钟，甚至天亮。在驻外使节出国前和回国述职时，周总理都要接见。他勉励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他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8〕
周恩来同志一向要求干部严谨细致。他曾说，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全局，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国内工作中犯错误，还可以弥补，外交上犯错误，则难以弥补。他对干部极为关心和尊重，但对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负责任则很痛心，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有时还很尖锐。王炳南同志回忆，使他印象最深的，当数在这里发表的周总理给他的这封信。信中谈的虽然只涉及一件迎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的事情，但工作做不好，就会引起无法弥补的误会。于是，周总理在当天黎明四时写此急件通知他。王炳南每当想起周总理对他的言传身教，总是极为感动。
如今重读周恩来致王炳南的五封信，人们仍会受到深深的教益。
注释：
〔1〕达尼是王炳南同志的别名。
〔2〕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0、581 页和《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的第192页。
〔3〕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第80页。
〔4〕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41页。
〔5〕据当时听了此讲话的凌青同志回忆。
〔6〕引语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09页。
〔7〕讲话全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 页。
〔8〕引自陈浩同志文章《一片公心永鉴青史》， 载于《我们的周总理》一书第530—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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