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耗散结构论”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结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现代极具普遍意义的耗散结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史作解构分析，并从、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系统、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线性演化系统等三个方面，论证和阐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开放系统 远离平衡态系统 非线性演化系统 中国社会主义
科学的进步与方法论的变革成正相关。本世纪60年代后，耗散结构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风姿，闯入了社会科学殿堂，国际国内已有不少人在众多领域运用该理论研究事物运动过程，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本文则试图用这个理论来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中国自然历史运动的必然取向。
耗散结构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探索系统演化之谜。社会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意识等要素的综合系统，社会发展就是这个系统演化的过程，所以，用探索系统演化之谜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社会发展或社会发展中某一阶段的因果联系，是能为社会科学接受的尝试。
耗散结构论认为，一个开放系统在达到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交，由原来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到一种时空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
新状态产生后，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系统在开放的动态中保持平衡。这种具有时空不可逆的自组织现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必然性”的另一种表述。因而，用耗散结构论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系统是不是一个耗散结构？“自组织”过程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近现代社会系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耗散结构系统。纵观历史过程，我们无疑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可以满足形成耗散结构的一切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
耗散结构论把所有的系统按与外界关系的程度分为三类：即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孤立系统是与外界没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关系的系统，社会系统中不存在这类系统。封闭系统是与外界有能量、信息交流而无物质交流的系统，在该类系统中，自发过程的结果是向旧秩序的复归。在人类社会的某一阶段、某一局部存在这类系统结构，所以在历史上的个别时期和局部范围，“复辟”成功的系统就属此类。开放系统是一种与外界相关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系统。开放系统具有如下特点：经常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否则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就要受阻；具有自组织能力，能通过反馈进行自控、自调以抵制外界他控的侵入，而不象封闭系统那样脆弱；具抗干扰和稳定性，不因小的干扰（在社会系统中如地区冲突、民族冲突）而瓦解；受到自身的结构功能或环境的种种参数的约束（在社会系统中受阶级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而决定其演进方向）。
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中国社会满足上述开放系统的主要条件：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以闭关锁国政策为主要标志的封闭系统，帝国主义列强从1840年起接连不断地对这个社会系统进行轰击，开始是鸦片，后来的炮舰，再后来的商品和资本，一系列的冲击致使长期关闭的国门被迫向帝国主义洞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走向，阻断了中国沿着封建瓦解而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摧毁中国社会自生成的机体功能，从而没能实现他控（完全殖民地化）。所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开放与封闭交替斗争消长，开放最终战胜封闭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辛亥革命结束。经过了几十年最后才结束。
封闭不得人心，但为什么开放也不能立即深入人心而成为社会的主流呢？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按照一般理解，帝国主义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之后，先进的生产方式将伴随着商品、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而涌入，中国会接纳当时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并将其变为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手段，就象日本“明治维新”一样。而康梁也正是遵循这个常识去思考救国之路的。但两个最基本的内外使变法“梦想”终成泡影，一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殖民主义由单纯的殖民统治发展到瓜分市场和市场的所谓“利益均沾”。这些转变不仅使中国丧失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资本主义相对自由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大量商品和外国资本强行进入我国，也对已有的民族资本产生毁灭性打击，“使用国货”只不过是民族资本无力的呻吟而已。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的原因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此而抱终天恨”（同书第640页）。可见，帝国主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但并不是使中国走向开放的根本原因，反而使中国人民对开放产生出复杂的心态。二是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后，中国社会系统沿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线性发展的建构过程旋即中断，产生了一种跃进型的非线性建构，产生了由封闭的旧秩序向开放系统非线性有序演进的新进程。这一点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1）近现代史上，中国资本主义经过戊戍变法、 辛亥革命和所谓“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校育救国”等一系列挣扎后，相对力量越来越弱，对外根本无力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对内也只能与封建势力结盟，堕落成为靠外国资本输血的买办资本主义或靠政治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主义；（2）1840年以后，中外物资交换逐年上升，并快速扩张， 如来华船只吨位，仅日本就从1913年的7,722,102吨，上升到1922年的12,253,764吨；贸易额，1914年为16,000万元，1919年就增至44,000万元。上述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华的经济侵略和掠夺，加速了变中国为原料掠夺地和商品倾销地的步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外物质交换已形成规模。这些事实印证了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已被打破的结论。封闭被打破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是系统解体，二是跃入开放。由于中国社会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坚固的自组织能力可以从文化形态和综合国力两个方面进行被动适应性的自调自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控。所以，中国社会系统最终没有瓦解，从而演变成为开放系统。这是中国社会演变成为耗散结构系统的第一个条件。
其次，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系统
开放的系统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种是平衡态，这种状态只能在物理运动形式中存在。第二种是近平衡态，近似平衡的自然趋势是要返回线性非平衡，向旧秩序相似复归。第三类是远离平衡态，即非线性不平衡。阈值分布不平衡和落差值不等量是远离平衡的主要表现。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只有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时，才可能产生耗散结构。
古代中国社会从始至终，都只是近似平衡，所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反复动荡却只能在近似复归旧秩序的改朝换代的怪圈中缓慢发展。而在近现代中国，三对社会矛盾所造成的落差使近现代中国社会摆脱了近似平衡而转化为远离平衡态。其一，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分布不平衡，当时的重工业大部分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民族工业只能在轻纺、织布、日用小百货等次要项目上发展，工业内部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如此，民族工业在地区分布上也不平衡，它大多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主要又集中在津沪两地，广大内陆地区几乎是一遍空白，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分布产生了巨大的地区落差，加剧了原材料产地、产品市场与产地之间的矛盾；其二，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1）由于前述多种原因帝国主义在中国只能实行间接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通过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战争来表现，所以中国近现代军阀战争此伏彼起。（2）近现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十分复杂， 地主与农民尖锐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主与资产阶级既矛盾又勾结；国内资本家阶级与外国资本既矛盾又依赖；还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族际矛盾都或明或暗，或温和或暴烈地展现。各种矛盾相交织，勾勒出的中国社会是由战争、反抗、保路、罢工、抗租……等一系列冲突事件编织成的不平衡的交响曲。其三，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也比较突出，“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的大会战，同时也是上述政治矛盾的表现；随后又有革命文化与封建文化，人民大众文化与买办文化等等一系列矛盾斗争。所以说，近现代中国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矛盾发展交织最不平衡的历史时期之一，类似的局面只在春秋战国时期两种社会形态交替之初产生过。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从张勋到蒋介石复归旧秩序的几十年的失败尝试的结果更证实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不平衡绝不是线性不平衡，而是实实在在的远离平衡。这说明，中国近现代的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预示着新有序将要产生了。然而，为什么中国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而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呢？除了在开放系统问题中所谈到的原因外，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阈值涨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线性演化系统
非线性是与线性相对立的作用关系。在线性作用关系中，对称性、独立性、均匀性制约着事件的相互作用，使事物的演化呈现出呆板、单调的世界图景。而非线性作用具有相关性、非均匀性、非对称性特点。耗散结构论认为，非线性作用机制是耗散结构的充分条件。
近现代中国社会具有非线性作用机制的三个主要要件。其一是相关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永远处于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之中，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中国近现代社会事件之间的相关性特征十分突出。例如，1919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就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后的“沙田惨案”诱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八一南昌起义不仅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也从此促进了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而取得了全国胜利，等等。说明当时的中国各种矛盾交相辉映，某一具体事件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矛盾联系在一起的，一件事，一个地区所发生的变化，都必将引动整个社会，产生整体效应，沈崇强奸案所引发的抗美浪潮等等都是例证。其二是不均匀性。这是指系统演化在时间序列上速度不一和在空间序列上力量的不均匀。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与生产发展、社会发展在时空序列方面都不是均匀的。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革命产生了三次大的高潮，也相伴着几次低潮，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状况，这是第一个不均匀。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政治革命超过经济变革和社会变迁而成为时代的突出问题，这是第二个不均匀。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作用远远超出社会其他阶级而成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这是第三个不均匀。正是这三个不均匀，使中国社会革命能够通过民主革命而顺利迈向社会主义。其三是非对称性。中国近现代社会非对称性比比皆是。如：中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反封建斗争中却处于被领导地位；国民党的规模和力量比共产党大得多数，但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却小的可怜，国民党只赶走了一个皇帝，而共产党却建立了一个新时代；还如，同样是举军撤退面对大渡河，石达开全军覆没而红军却并未重蹈复辙。这种力量与作用不对称的非线性机制是人民力量由小到大能够战胜反动派的原因之一。从上述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典型。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以后，就逐步演成了一个典型的社会耗散结构系统了。这是我们从耗散结构论分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关键之所在。确立了耗散结构社会系统的观点，我们再通过自组织形成过程的进一步分析，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了。
中国社会主义自组织过程是在已形成的耗散结构系统基础上经过两次巨涨落和突破生产关系阈值而最后完成的。
抗日战争中和抗战后，中国社会系统经历了两次空前的巨涨落。
耗散结构论认为，外部熵增导致内部涨落。而涨落作为系统演化的内部诱因，起触发器的作用。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化的第一次巨涨落。原因在于：第一，抗日战争以前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是带有局部性，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中俄战争；二是带有片面性，如反教运动、保路运动；三是带有盲目性，如义和团运动。而抗日战争则是一场全国性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其深广度大大超过以往历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通过战争动员了中国社会，唤醒了民众，“激活”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第二，在抗日战争中，促使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无序状态向社会主义有序状态演进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人民能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凝聚成有序的社会肌体。第三，日本的大规模军事侵略使中国面临完全殖民地化或民族彻底解放的历史命运选择。抗战后，中国社会又面临着复归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秩序或走向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历史选择。由于上述已谈的几个原因，中国早已丧失了发展自由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在历史命运和前途的选择面前，“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6页）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抗战胜利后，我国人民只剩下了对共产党的唯一选择，选择共产党，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所以说，抗日战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范畴，而成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和前途的巨涨落事件，成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触发器。
抗日战争实现了社会政治、军事、阶级力量对比的巨涨落，如果说这次巨涨落还不算彻底的话，紧接而来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就彻底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势力。这是第二次巨涨落。
抗战刚胜利，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跑下峨眉山”，公然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把人们当中仅存的一点对蒋介石国民党和平建国的希望揉得粉碎。蒋介石原指望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然而，战争的逻辑不是按“麦克斯韦妖”的愿望发展，反而经过三年的内战，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把蒋介石集团赶出了大陆。蒋家王朝的覆灭使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物终于丧失了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斗争中获得负熵延缓生命的机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从以下四个方面产生了熵的负增，最终加速了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到来：（1）经过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除台湾）的全部政权，并可能用这个政权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加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2）中国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 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给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物质、能量和道义支援，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尽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取向；（3）新中国成立后， 帝国主义的封锁客观上产生了两个效应：一是使中国年轻的社会主义在一开始就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锤炼，炼就了自力更生的品格，所以，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历经磨难和冲击而不败。二是使中国民族资本和小农经济乃至封建残余也因得不到“输血”而被迫向年轻的社会主义徼械投降。“一化三改造”顺利实现就是明证。（4 ）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解放战争胜利后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的国有化，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加速了“一化三改造”的提前到来和顺利完成。据统计，解放前夕，工业生产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占20%，虽然比重不大，然而却主要集中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将没收的这部分经济国有化，这是后来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之母。由此而产生和扩展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如星火燎原燃遍了神州大地。如1949年，国营社会主义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占34.7%，资本主义占55.8%，国家资本主义占9.5%，到1952年，社会主义占56%， 国家资本主义占29.9%，资本主义只占17.1%。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扩展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有了物质基础，加上政治制度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保障，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指导，这一切，与传统中国文化“大同”理想的交汇，产生了中国社会耗散结构系统的跃进，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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