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简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韬光养晦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事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后，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在动荡分裂中崩溃解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中国怎么办？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家和战略思想家的邓小平，自然要作出自己的回答和战略选择。邓小平根据“西吃东”、“北压南”的“敌攻我守”这一总的国际战略态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1页）旨在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这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应变性举措，它不仅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摆脱了极为困难的局面，打开了外交工作的冻土，而且对中国争取保持长期稳定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为现代化建设赢得宝贵的外部条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邓小平讲的“冷静观察”这句话，针对两种国际事态：
其一，这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而讲的。1989年9月4日（“六·四”政治风波之后3个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这篇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处在重大演变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对东欧、苏联将要发生的动乱趋势作出极其深刻的分析和重要指示。当时，我们国家果断平息了“六·四”政治风波后，坚决顶住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压力，使它们搞垮中国的企图落了空。而尽管这时的东欧、苏联似乎还相对平静，然而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动的“超越遏制”等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之下，东欧诸国和苏联国内的政局实际上已经乱象环生，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的确切判断，从而显示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异常敏锐的洞察力。同时由于东欧、苏联会乱到什么程度还尚难预料，因此他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还要很冷静地观察”。这又鲜明地体现出邓小平作为国际战略思想家所具有的处变不惊，冷眼相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非凡气魄。
其二，这又是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言的。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这篇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的重要问题。由于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七个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制裁尚未打破，我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多方面受到西方的很大压力，国际环境比较严峻。这使一些同志感到十分忧虑和担心。而邓小平对这股制裁中国的西方逆流，冷静估计，无所畏惧。他在这篇谈话中进一步强调：“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因为“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这篇谈话中再一次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这就提出了必须继续冷静观察和不断进行冷静观察的严肃任务。也就是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冷静观察、分清主流和逆流，以正确把握国际形势和正确把握好我们自己。
邓小平讲的“稳住阵脚”这句话，它出于三个基本设想：
一是为了防备别人“要打我们的主意”。1989年9月4日，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这篇谈话中，分析说：“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又说：“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我们国家在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深深卷入以及在那场政治风波平息后对我国内政进行的粗暴干涉，就足以证明。
二是为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上面这篇谈话中，邓小平还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指示：他要求在东欧、苏联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认为“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指出“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在这里，邓小平把中国能不能“稳住”和能否在“中国稳住”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联系起来，可见，“稳住阵脚”——即把中国稳住，不允许中国再出现动乱，抓紧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已经成为邓小平考虑的压倒一切的战略全局。
三是为了使中国的旗帜不倒。在上面这篇谈话中，邓小平更从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质、中国的旗帜永不倒的长远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指出，“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并坦言：“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概而言之，邓小平关于“稳住阵脚”的战略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做到：帝国主义想要中国变，但中国自己不要变；东欧、苏联要乱，但中国自己不要乱。只要中国自己稳住阵脚，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讲的“沉着应付”这句话，它包含四种对策思路：
（1）中国不怕孤立、封锁、制裁。1989年我国政府果断平息“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同另外6个西方国家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企图重新孤立、封锁中国。一时间颇有黑云压城之势。可是，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无所畏惧，迎接挑战。1989年9月16日，在《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吓不倒。”“中国人有信心”，“中国人不怕”。“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1989年10月26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这篇谈话中，邓小平更坦言：“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总之，中国人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就是说，邓小平谈“沉着应付”，首先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不怕孤立、不怕封锁、不怕制裁的大无畏气节。
（2）“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人能够“沉着应付”，还在于我们自信有抵抗制裁的能力。1990年7月11日，在《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这篇谈话中，邓小平郑重指出：“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3）“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要做到“沉着应付”，还须有相应的策略指导方针。1989年9月4日，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这篇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今后“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时，强调要坚持这样一个策略指导方针：“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990年3月3日，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这篇谈话中，邓小平一方面重申“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则在具体做法上仍强调，“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的策略指导方针。1990年7月11日，在《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这篇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一重要策略指导方针具体化，指出：“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并说“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4）中国永远不要当头。由于风云急剧变幻，国际关系中矛盾错综复杂，而中国既要面对一切挑战，又要坚持同所有国家打交道，这种情况之下“沉着应付”，决定了我们必须使自己在战略上能够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在战术上能够游刃有余，有回旋余地。因此，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关于利用时机解决问题》这篇谈话中，提出了中国永远不要当头的主张。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又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总起来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应付来自国际上的一切挑战，说到底，是为了把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目的是毫不含糊的，也是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大方向。1989年6月16日（“六·四”政治风波后十二天），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1989年9月16日，在《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这篇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其后，在另外两篇谈话中（1990年4月7日：《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7月11日：《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就说得更清楚了：“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前面引述的邓小平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思想的原文原话，都足以说明他深邃远大的思想所展现出来的勇气、胆识及智慧。
（二）
五年多来，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一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积极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采取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广交朋友，拓宽外交；和睦周边，打破制裁的对策，外交工作接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党内有一些同志对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颇有疑虑：怀疑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还能不能坚持？我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不出头”、“不得罪”、“不管事”的态度是不是显得消极、退缩、软弱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一思想的本意决不是消极防守、退缩、软弱，而恰恰隐含着很大的主动性。
什么是韬光养晦？在中国古代成语词汇中，韬光养晦一词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所谓“韬光”，是说“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所谓“养晦”，是说“隐居待时”。六朝人萧统讲“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即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韬”，即韬略。中国古代有《六韬》、《三略》的兵书，称用兵的谋略为韬略。《三国演义》第29回说：“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韬光养晦四个字就是说“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隐居等待时机”。我的理解，邓小平之所以提出韬光养晦这一外交策略，是实事求是和深谋远虑的。因为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纷乱无序、不确定因素很多、难以预测的情况下，选择韬光养晦的策略，这不是下策，也不是中策，而是极为高明的上策。其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有收敛锋芒、养精蓄锐、以静制动的深藏“机谋”，又有善于守拙、含而不露、后发制人的暗隐“韬略”。这是邓小平把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外交上、展开“积极防御”的典范，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底蕴中所独有的政治智慧；是卧薪尝胆、争取时间、利用和平、巧妙造势、转变国际战略态势，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由弱变强的必由之道和取胜之道。必须指出，在国际斗争中光凭感情用事是不行的。如果这些年来我们不是选择韬光养晦的策略，而是不顾客观现实，一味的搞针锋相对，以“革命中心”自居，到处出击，四面树敌，就不仅不能“创造”一个有利的局势，相反却可能使中国陷入被动境地，以至丧失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邓小平早就清醒地告诫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作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力量还相当弱，还没有制约霸权主义足够的影响力。在目前国际垄断资本基本控制着世界大市场的情况下，中国要发展、变强大，奋斗出来很不容易。需要时间、时机。那种不顾力量对比的造势，主张与西方大国硬顶硬拼，不讲究谋略策略的作法，只能是适得其反的短视之见，不明智之举。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也就是要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页、375页）只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就是对人类作出的较大的贡献。只有在西方大国直接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恣意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上，我们才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绝不退缩。例如，对美国政府今年6月允许李登辉访美，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支持搞台湾独立一事就是如此。我们理所当然要作出强烈的反应。要使美国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必要的代价。但其本意却并不是我们愿意同美国搞对抗，而是为了正告美国政府：在这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总之，原则必须坚定，策略可以灵活。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趋利避害，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从现在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1989年“六·四”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早已被打破；我国的周边环境也已大为改善，可谓周边无敌国；国际大环境总体上亦对我有利。那么，是不是就此在国际交往中可以不再“韬光养晦”了呢？否！笔者认为，在今后很长一个时间内，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我们党在十三大就确定了基本路线；经常想一想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我们要为之奋斗、实现的宏伟战略目标。在世界正在大变动的世纪之交，千万不能被乱象所惑、所动，而干扰了我们选择的大方向。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需要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在策略上，要像邓小平那样“棉里藏针”。
当然，韬光养晦也要“有所作为”。邓小平说，这就是“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这些话，充满了辩证法，两点论，“有所不为和有所为”，其要旨是：在对外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认识和具体掌握处理上，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着眼于战略全局来决定取舍。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忍让和可以忍让。有时，“小不忍则乱大谋”。因而，要注意时空条件、分寸、火候和尽可能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韬光养晦策略的重大构思、设计、指示，都是需要我们好好结合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逐步地深刻领会，长期加以运用和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