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领导机构及任职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联总体上是一个有着比较完整的组织建制、有效运转、经常开展各项活动的组织，比一般的社团要严密得多。它的真正领导人是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在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地下工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当局不断的打压中，对组织的严密性也越来越注重。左联的领导机构分为执委会、常委会、秘书处。但是，流传至今关于左联领导机构状况的第一手记载相当缺乏。除了一些当时公开和非公开刊印的报道和记载之外，几乎毫无原始资料，再有就是左联成员的回忆了。但是由于相关回忆大多为将近五十年后所作，记忆难免淡漠，人员关系、时间确定难免错漏，致使目前对相关情况的记载相当混乱。在纪念左联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际，极有必要对此加以梳理。 要梳理左联的组织系统，先要从它的上级组织中央文委和文总开始。 一、中央文委和文总 中央文委全称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它是左联的上级组织，纯粹是中共党内机构。左联在形式上是群众组织，但是实际上是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正如它的筹建经过所显示的那样，它本身是在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央文委1929年下半年成立，它不归江苏省委领导，而是直接受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第一任书记是潘汉年，他同时是中宣部干事。根据冯雪峰的回忆：1930年3月以后至1930年底的文委书记是朱镜我，成员好像有七人，其中有冯乃超、李一氓、潘梓年、吴亮平等；1931年上半年的文委书记是冯乃超，下半年是祝百英，成员减为五人，其中有潘梓年、冯雪峰等；1932年的文委书记是冯雪峰，成员有潘梓年、阳翰笙、祝百英(上半年)、沈志远(下半年)等；1933年的文委书记是阳翰笙，成员有夏衍、周扬等。① 阳翰笙则说：中央文委书记的先后次序是：潘汉年、朱镜我、冯雪峰(为时较短)、阳翰笙(1932年下半年到1935年2月)、周扬(1935年2月以后)。参加文委的成员，先后有：杜国库、彭康、冯雪峰、王学文、夏衍、田汉、钱杏邨、钱亦石。②其中杜、彭、王、田、二钱，都是冯雪峰没有提到的，但是冯雪峰提到的祝百英、沈志远、潘梓年、冯乃超、李一氓、吴亮平等，阳翰笙都没有提到。冯乃超是文委书记，阳翰笙都没有提到，如果阳翰笙1930年下半年接替冯乃超任左联党团书记，就绝不可能忘记冯乃超正是他的前任，而且阳翰笙接任左联书记后应该直接受左联的直接上级中央文委的书记冯乃超的领导。可是阳翰笙既不记得从冯乃超手里接任，又不记得受冯乃超领导，甚至不记得冯乃超当过文委书记。这是很难想象的。何次多数人回忆都说阳翰笙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在冯雪峰之后。由此推断，阳翰笙1930年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几率很小。 吴亮平说自己是1929年10月到1930年2月在文委，之后就被王明排斥而离开了。他记得当时的成员有朱镜我、李一氓、王学文、冯乃超、林伯修(杜国庠)、杨贤江、彭康和他的弟弟彭芮生。他还记得当时文委内部有一个“文学小组”，由冯乃超负责，潘汉年也参加活动的，成员有冯雪峰、夏衍、阿英、李初梨、孟超、洪灵菲和郑伯奇。这个小组后来再增加了几位就成为左联筹备班子。他回忆的文委成员名单与阳翰笙基本一致。③ 钱杏邨则说，1929年文委下半年刚成立时书记是潘汉年，1930年成立前后一段时间书记是朱镜我。④与冯雪峰所说一致。但王学文说，接替朱镜我的是他，时间很短，大约在1931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左右。而且这之后经常在冯雪峰家里开会，但冯雪峰后来在回忆中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可能是因为他后来不同意冯雪峰在两个口号之争中的做法，并于1937年到延安后向中央做了报告，因而不提他的名字。⑤这个说法并没有证据。如果冯雪峰确实漏提他的名字，更大可能是因为他任职时间太短而忘记了。冯雪峰回忆史实，从无刻意回避与他意见不同者的现象。夏衍、阳翰笙与王学文没有过节，却也都没有提他的名字，未必也是出于嫌隙吧。 任白戈则说，在他任职期间，文委和文总的领导人是林伯修、夏衍、周扬、田汉、阳翰笙、钱亦石等。⑥ 显然所有人的记述都有所错漏，但也未必各人所提相加即等于全部成员。 文委领导左联的方式，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下达到左联党团，党团讨论后执行。有的大事还会征求鲁迅的意见，通常是通过冯雪峰。钱杏邨说冯乃超在左联内负责与鲁迅碰头，未见相关证据。 在1930年5月以后，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按冯雪峰说的，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文联”。左联是它的团体会员，它是公开的群众组织。左联成立后相继成立的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等左翼文艺组织，都属于它领导。实际上，它的成立正是由于各个左翼社团相继成立，需要一个统领全国左翼文化界组织的最高机构。它内部也设有党团。但实际上它的领导成员与中央文委的成员是交叉的，阳翰笙说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但是夏衍认为：“有些人把‘文总’与‘文委’混为一谈，其实‘文委’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工作机构，而‘文总’则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⑦按照冯雪峰的回忆，文总第一任负责人是李一氓⑧，而他并不是文委负责人，这也证明文总与文委并不完全重合。文总是在前台协调各左翼社团，公开开展活动，文委则通过各社团(包括文总)中的党团指挥各社团，主要在党内开展活动，当然实质上更加有决定权。 据回忆，中央文委在南京路的王盛记木器店楼上曾设立秘密联络点。据1931年9月到1932年3月任文总秘书的季楚书回忆，1932年1月，文总在文委领导下于北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三楼召开党团扩大会议，“‘左联’党团由冯雪峰、华汉(即阳翰笙)等同志出席。会议揭批了‘文总’党团书记伯虎的严重政治性错误，随即调整了组织领导……‘文委’朱镜我同志下来‘文总’协助工作。华汉(阳翰笙)同志则于二月上旬调来‘文总’负责全面领导”。⑨这个季楚书，自述就在这半年中任文总秘书，所以亲历了这些事。而他3月就被捕了，这就是说，他不会把这前后的事混淆进来，还是比较可信的。但他提到的“伯虎”，未指明是谁，他既然是原来的文总书记，也说明文总书记不必是文委书记。从中也可以看到，文总也是受文委领导的，并且再次证明：文总和文委并不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二、执委会、常委会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选举了执委会及其常委会。但是在公开报道时，却仅提到常委会，而对执委会只字不提。提到委员而对最重要的负责人——党团书记，同样只字不提。至于后来成立的日常执行机关秘书处更不会提及。 据冯雪峰回忆，当时选出了执委会成员十三人，而常委会是成立大会后几天开会选举的。⑩这是有点悬的，因为当时报道就明确说：在成立大会上，“下午四时，开始选举”，直接选出了常委会。除了冯以外，没有任何人提到第二次选举。夏衍则提到大会选出了执委会七人(11)，而没有提到常委会，显然是把常委会误为执委会了，但也是说是大会直接选出的。 从后来左联的文件看，确实是既有执委会，也有常委会。实际上，如果只有常委会，没有执委会，是不成道理的，因为所谓常委会，只能是执委会中的常委会，必须有执委会，才能有常委会。常委会人数，一开始是七人，名单公布了，毫无疑问。但后来成员有多次变动，就很不清晰了。而执委会的成员，一开始就没有人记载，至今始终是个谜。 按照左联的《秘书处消息》和一些成员的回忆，左联的执委会和常委会经过多次改选，成员变化很大：有的被捕牺牲了，有的去苏区了，也有的离开了，还有被开除的。 第一次改选是1930年5月29日，也即成立后不到三个月。在左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上，大家对常委会的工作表示不满。在会议最后进行了常委会改选(12)，但是改选后的名单并没有公布。至于1930年9月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报道说左联进行了改选，并不是9月改选，而是这期刊物延迟出版了。《世界文化》刊有《左联致全国苏区代表大会祝词》和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都是5月29日左联全体大会上的内容。丁玲回忆，一参加左联，胡也频就被选为执行委员，应该就是这次会上选的。 另一次改选是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但这次好像只是秘书处三个成员的改选，而不是组织建制的改变，组织建制仍然是秘书处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由于当时正逢冯雪峰离开左联就任文委书记之际，故这次改选可能就是由此引起的。 据金丁回忆，1932年底或1933年初执委会进行了改选。新当选的有鲁迅、茅盾、冯雪峰、丁玲、周起应(周扬)、楼适夷、华蒂(叶以群)、彭慧(彭连清)、李辉英、金丁等十一人。(13) 曾任左联秘书处书记的任白戈回忆，在1934年初左联再一次进行改选。改选的过程是先选出执委会，再选出常委会。他记得改选后的执委会委员有鲁迅、茅盾、周扬、沈端先(夏衍)、田汉、阳翰笙、周文、胡风、沙汀、艾芜、夏征农、任白戈等二十多人，常委会负责人为鲁迅、周文、胡风、任白戈，鲁迅是书记，胡风是秘书长，周文是组织部长，任白戈是宣传部长。他后来才知道周扬是党团书记。(14)这里，他说的鲁迅是书记、胡风是秘书长，看来都是误记。 但是，这些成员也都是根据各人的回忆，没有第一手的原始记载来佐证，因此未尽可靠。 按照目前的资料，左联基本上每年都改选。第一次改选距离成立还不到三个月。1935年2月19日，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左联也遭到重创，田汉、阳翰笙都被捕，领导机构又进行了调整，虽然不是改选的方式，但也是较大幅度的改变。 左联第一届常委会的分工，阿英曾说：“七人常委中，鲁迅不具体管事，伯奇是剧艺社领导，灵菲管组织，田汉管大众剧社，乃超负责与文委联系，和鲁迅碰头，夏衍负责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十几所大学的文艺社团我负责联系，同时我还过问一点刊物。两个候补委员，光慈不大具体管事，但会是参加的，周全平负责左联机关的一些日常行政的事。”(15)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和完备。当时左联下面还有很多下属组织，好几个委员会，与国际方面的联络等，都没有提到。冯乃超与鲁迅没有那么多的碰头，和鲁迅的联系，冯雪峰承担更多。实际上，常委有没有这么严密清晰的分工？未必有。如按上面的分工，是很不平衡、很不合理的。其他人的回忆并未提到常委怎样分工。 三、党团书记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除选举了执委会、常委会以外，并没有选举出“盟主”，既没有选主席，也没有选委员长。据夏衍说，当时他们与鲁迅商谈时，曾提出让鲁迅担任委员长或者书记长，但是鲁迅坚决不同意：“他说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但他不喜欢委员长之类的名义。”(16) 从报道来看，成立大会确实没有选举领导人，只有一个领导集体“执委会”及其常委会，鲁迅也只不过是其中委员之一，而且很快就“被改选”掉了。按照冯雪峰的说法，大约从下半年起鲁迅就不再担任常委。根据5月29日大会改选的情况来判断，有可能鲁迅不再担任常委即从这时起。有回忆说到1934年常委改选后还有鲁迅，尚缺乏有力的佐证。 从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夏衍关于曾当面请鲁迅当委员长书记长之类的回忆，是很可疑的。不仅没有任何旁证，而且事实上，当时的很多民间社团，都是没有这一类职务的。例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语丝社、在左联之前宣布成立而昙花一现消失的“中国著作人协会”，后来的左翼组织，以至于全国各界救国会，都是没有社长、会长或类似职务的。这是当时时代风气如此，不太可能在左联筹备的时候倒会想到搞个委员长之类的高帽子给鲁迅戴上。何况当时创造社、太阳社还有不少人并不买鲁迅的账。(17)缘此，夏衍说他们曾“和鲁迅讲明，他是我们的领导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云云，也是很可疑的，因为事实上最终具有决定权是潘汉年。连李立三、李富春都说要“团结鲁迅”，而不是被鲁迅团结了去。鲁迅在他们心目中是“同路人”，他们不太可能请“同路人”鲁迅当他们这些党员的领导人。在常委选举的时候，鲁迅的票数也只排到第四名。作为左联的标志性人物，鲁迅确实事实上成为左联的旗帜，但鲁迅并没有担任左联的主要领导职务。 所有的当事人回忆都指出，左联成立时的真正领导人就是“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筹备委员会什么事都向他汇报，得到他的同意后才实施。即使是跟鲁迅沟通，鲁迅表示了意见后，也还是要听潘的决定。据夏衍说，左联成立大会的很多事都是潘汉年决定的。当然，他是代表上级党组织在指挥而不是左联负责人在起领导作用。左联成立后，这个领导人就是“党团书记”。 左联的党团书记，前后经历了多任，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以周国伟在冯雪峰、阳翰笙等人回忆基础上的考证较为大家所认同。周国伟提出的名单及任期如下： 第一任：冯乃超1930年3月—上半年结束 第二任：阳翰笙1930年下半年—1931年2月 第三任：冯雪峰1931年2月—1932年3月 第四任：钱杏邨1932年4月—同年5月 第五任：耶林1932年6月—同年冬 第六任：丁玲1932年冬—1933年5月 第七任：周扬1933年5月—1936年春解散(18) 这个名单看上去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有些说法的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其中，冯乃超为第一任书记，看来没有太大争议。阳翰笙说第一任是潘汉年，可能性不大。因为潘一开始就是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出现的，他连常委也不是，就不可能担任书记，书记都是由常委中的党员担任的。而冯乃超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左联成立时的核心筹组人员、《纲领》的起草人，他担任首任党团书记是很自然的事。 但第二任是谁就难以确定。阳翰笙自述任期是1930年下半年到1932年下半年。按此说法，冯雪峰就没有任职时间了。冯雪峰自述1931年2月柔石等牺牲后，他按照中宣部干事朱镜我的指示接替冯乃超任党团书记。夏衍也持同样说法：1931年上半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因冯乃超调往武汉，由冯雪峰兼任了一段很短的时期；之后，由阳翰笙担任”(19)。夏衍的说法值得重视，丁玲也说阳翰笙是接替冯雪峰的。而阳翰笙并没有说自己从谁手上接任。他在回忆中将自己担任书记时间列于冯雪峰之前，证据是记得自己当党团书记时曾与柔石一起商谈左联工作。但阳翰笙的回忆有很多与别人衔接不上的地方，比如他说潘汉年是第一任书记，是明显错误的；他提到冯雪峰和丁玲都曾任书记，却都没有提到任职时间，证据链是断裂的；阳翰笙又说1932年下半年他曾安排耶林是否担任过，但是其实耶林担任党团书记是无法确认的。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应该在1931年下半年。有证据表明，1931年11月左联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20)，那么当时冯还在左联。当时的文总秘书季楚书说阳翰笙于1932年2月上旬从左联调任文总书记(21)，与各种说法相合。至于冯雪峰在1932年3月的左联竞赛计划中出现，原因可能是他当时正兼任左联秘书处书记。 目前的各人回忆中第三、四、五、六任之间衔接关系很乱。丁玲说，1931年9月她编辑《北斗》时，左联党团书记是冯雪峰，过些时是阳翰笙，1932年“一·二八”后是钱杏邨，那时阳翰笙到了文委，而她就是接替钱杏邨的。(22)冯雪峰说1932年党团书记是阳翰笙，但丁玲和季楚书的说法一致：“一·二八”后钱杏邨接替阳翰笙。而丁玲1932年下半年接任基本上无争议。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阳、钱、丁为第三、四、五任。 至于耶林曾任左联党团书记这一说法，是很可疑的。其唯一来源是阳翰笙。目前已确认耶林离开上海是在1932年隆冬，这又跟丁玲的任职时间冲突，而且丁玲是从钱杏邨手上接任的。因此，耶林的任职是无法确认的。丁玲还明确说：“据阳翰笙、刘风斯等回忆，都说他(耶林)是‘左联’党团的成员。”(23)这就等于直接否认他是书记。而冯雪峰、夏衍和钱杏邨这些左联最重要的回忆者连提都没有提到耶林。从哪方面说，他担任党团书记的可能性都很小。 可以认为：1931年初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不久冯乃超去武汉，冯雪峰接任文委书记，仍兼左联党团书记，下半年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冯雪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任文委书记，钱杏邨接替阳翰笙任左联书记，不久由丁玲接替钱杏邨。阳翰笙记忆中与柔石一起工作，应该是因为当时两人都是党团成员而非书记。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左联的党团书记和党团成员，并不是不能同时担任秘书处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常常同时担任秘书处的书记或部长。胡风回忆说：1933年8月周扬通知他任左联宣传部长，当时周扬本人是组织部长和党团书记，秘书处书记是茅盾。(24)正因为如此，有时候人们的记忆就把党团书记与秘书处书记混淆起来，这很可能正是目前回忆资料中党团书记任职关系、时间混乱的原因。 左联党团书记一职，至今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一头一尾是清晰的：第一任冯乃超，最后两任丁玲、周扬，以至最后解散，都是明确的。但是中间几任的任职时间、交替关系，甚至是否任职都有问题。因此，目前仅凭现有资料已经无法最后定案。 四、秘书处 秘书处是左联成立后为了开展工作而设立的。冯雪峰说：“左联成立时设过秘书长，由周全平担任。并在牛庄路以商人‘写字间’的名义，租过一间相当大的房子(在二楼)为左联的机关。但不到两个月就被敌人注意而退了房子。以后就再未设过机关。”(25)此后就采取了秘密办公的方式。夏衍则说秘书处设在贵州路。(26)1932年3月9日的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的第一点说：“左联秘书处仍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它在文总和左联执委会的领导之下，经常执行左联执委会领导左联任务。”(27)这里说的“书记”，茅盾、冯雪峰等人表述为“行政书记”，应该是为了区别于“党团书记”，在左联的文件上没有“行政书记”之称。只能认为，这个“书记”就是秘书处书记，相当于秘书长，所以冯雪峰、任白戈都称之为秘书长。而“组织、宣传”究竟是委员还是部长呢？未见原始记载。但曾经担任左联组织部长的王尧山有明确的叙述：“所谓的组织部长，就是我一个人，没有别的人协助我，更没有什么机关。”(28)因此，左联决议所谓“书记、组织、宣传”，应理解为就是人们说的“行政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在左联中，真正管理日常事务的，是秘书处。 茅盾回忆说左联设常务书记，鲁迅就是常务书记。对此，1933年7月回国的胡风表示怀疑，因为在他进入左联并担任领导职务之后就从没听说有常务书记。(29)但是胡风说左联设有“书记处”，则也显然是秘书处之误。其实在当时，“书记”和“秘书”的概念是很相近的。 左联的秘书处书记，第一任是周全平。不久周全平被派去中国革命互济会帮助工作，不清楚是否仍兼左联工作。1931年因“有意识的做出了极无耻的反革命行为”(有资料称其“卷逃”互济会资金)，先被互济会开除，随后在1931年4月20日被左联常委会决议开除。(30) 在周全平之后担任秘书处书记的，有茅盾。在茅盾之前是否还有别的人担任过，未见记载。由于周全平至迟在1931年4月就被左联开除了，茅盾自述1931年5月担任左联秘书处书记，但到10月就因病辞去。以后在1933年2月又第二次担任书记，到同年10月再次因病辞职。(31)胡风说：“冯雪峰转到江苏省委去了以后，要茅盾接任书记。”(32)这应该是说1932年12月冯雪峰从中宣部转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而不是从左联转去。他要茅盾接任的不是党团书记，因为茅盾不是党员，所以当然是接任秘书处书记，即“行政书记”。冯雪峰之“去”和茅盾之“接”不是同一个职务。 但就在胡风回国并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后两三个月，茅盾坚决地辞去了书记职务。党团书记周扬要胡风接替茅盾任秘书处书记，周扬自己则从兼组织部长改兼任宣传部长，调卢森堡(任钧)接任组织部长。(33)任钧回忆：从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兼行政书记，任钧任组织部长，胡风任宣传部长。丁玲被捕时，行政书记是茅盾，这点任钧的说法与茅盾、冯雪峰、胡风等说法都不同，不尽可靠。任钧说，当时党团成员除了周扬，还有林伯修和任钧。(34)这点与胡风所说一致。但丁玲说左联内，凡党员都是党团成员，恐怕不实。 胡风还说，周扬表示：“他的主要工作在文委。在左联他管内部工作(党团工作)，由我管外部工作(左联工作)。”(35)这时是1933年8月，胡风担任了秘书处书记，实际上主持了左联日常工作。胡风的记述很明白，周扬原来是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时改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联任，胡风任秘书处书记。不久，组织部长任钧被捕，周扬辞去宣传部长，调任白戈继任宣传部长，又调周文任组织部长一职。1934年10月，胡风辞去秘书处书记职务，由田汉接任书记，同时周文辞去组织部长。由于在交接时杨潮也在，胡风认为杨潮是接任组织部长。(36)但是任白戈说，1934年秋天是林伯修和田汉找他谈话，说胡风不适宜继续担任左联秘书长，让他接任。这样他才成为秘书长。(37)但是他说自己所任的是秘书长，不确，又说周文继续留任组织部长，而由杨潮具体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也是不合情理的。按照徐懋庸的回忆，1935年2月他接任书记以前是任白戈担任秘书处书记。(38)参之以往各种资料，确实没有田汉担任左联秘书处书记的直接证据。徐懋庸和胡风都说是任白戈接周文任秘书处书记而非秘书长。按照王尧山的回忆，周文辞去组织部长后由王尧山接任，杨潮接任的是宣传部长。(39)这才比较准确。 以上仅就左联的主要领导机关及其上级组织的建制、人员构成及演变，针对以往的各家说法，重新作了一个梳理，有些无法认定的，就不予认定。按照一些记载，常委会下还设有编辑部、总务部，依据包括鲁迅的《柔石小传》，以及一些左联成员的回忆。左联还有多个下属委员会和研究会，留待以后另行梳理。 2014年12月22日 ①⑧⑩(17)(25)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5-6页。 ②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66页。 ③吴亮平：《长念文苑战旗红》，《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73-74页。 ④(15)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16、20页。 ⑤王学文：《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147页。 ⑥(14)(37)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374、371、375页。 ⑦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66页。又见于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出版，第176页。 ⑨(21)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206页。 (11)(16)(19)(26)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出版，第150、148、203、151页。 (12)《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无署名)，原载《新地月刊》，1930年6月1日出版，转引自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第143页。 (13)金丁：《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187页。 (18)根据周国伟《“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一文整理，载《左联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第235-236页。 (20)夏衍说这个决议是“执委会决定由冯雪峰起草”的，见《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出版，第208页；茅盾也回忆说冯曾在鲁迅家谈到写这篇决议的事，瞿秋白也参加了意见。 (22)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162页。 (23)丁玲：《我的怀念》，《耶林纪念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9页。 (24)(29)(32)(33)(35)(36)《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第20、21、29、31页。 (27)载《秘书处消息》第一期，原件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28)(39)王尧山：《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310、309页。 (30)《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出版，第15页。 (31)茅盾：《关于“左联”》，《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149页。 (34)任钧：《关于“左联”的一些情况》，《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248页。 (38)《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第78页。标签：冯雪峰论文; 1932年论文; 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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