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再审视——浙东南农村经济发展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温州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东南包括金华的义乌、温州的瑞安和鸥海、台州的路桥等地。尽管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路数不尽相同，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基础或主体的“温州模式”基本可作为他们的“代表”。提起“温州模式”，大家并不陌生，去过温州、写过温州的人也不计其数。但这次，“温州模式”给我们的感觉是熟悉的，更是全新的，而且通过此行，我们对十五大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由“有益补充”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前不久的全国人大把这一点还作为“修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好象有了茅塞顿开和真真切切的体会。
一、这里的市场不疲软
近两年，全国城乡到处被需求不足、市场低迷的气氛所笼罩。浙东南地区跟自己过去比，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但与全国比，与其他地区比，这里的市场仍可谓人气十足，一派繁荣。从杭州到义乌，从义乌到温州，一路上满载着货物的车辆南来北往，川流不息。
早就有“办市场，看浙江”的说法。又有人总结，义乌、温州等地是“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温州的“东方第一纽扣市场”，早已名闻遐迩。而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更算是今天浙东南人大手笔的“杰作”。1998年，义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2亿元，增长5.7%；集市贸易成交额169.69亿元，增长6%， 其中仅中国小商品城就占到153.4亿元，增长5.7%。中国小商品城始建于1982年，三易其址，七次扩建，现已形成营业面积60多万平方米，拥有23000多个摊位， 计有商品28类2万多种，有经营者6万人，日客流量15万人次。1991年至1997年，年成交额一直雄居全国集贸市场之首。1997年，该市场为国家提供税收8600多万元，摊（店）租金和工商管理费5360万元。我们了解，即使现在交易不象以前景气，一个十几平米的箱包摊位，每天的营业额仍可达 2.5万元左右。中国小商品城除了在本地发展，还把市场办到了北京、新疆、福建乃至国外（南非约翰内斯堡、乌克兰基辅、澳大利亚悉尼等），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开通了与因特网互联的中国小商品信息库。
可以说，主要靠中国小商品城这个“龙头”的带动，义乌全市经济这条大龙就摆起来了。1998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6亿元，增长9.1%；财政收入4.7亿元，增长23.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3 亿元，增长5%；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120.4亿元，增长26.6%，贷款余额63.7亿元，增长20.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 而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品价格仍分别下降2.4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
温州早在8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和14万购销大军。现在，全市已形成由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市场组成的完整的市场体系。1997年全市仅农村就有315个各类市场， 交易额达到166.25亿元，其中年交易额超亿元的市场有43个，超10 亿元的4个。由此带动温州全市1997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8%，财政收入增长20.2%。其中瑞安市1998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5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工农业总产值297亿元，增长12%；财政收入6亿多元，增长14.3%。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外贸出口基本不增的情况下，浙东南地区许多企业却把东南亚金融危机视为一种“机遇”，一方面努力开拓欧洲、非洲、拉美等地的新市场、新客户，比如浙江横店集团1998年就新发展外贸客户100多家，同时进口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原料产品， 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仍然保持了外贸出口继续以两位数快速增长的势头。1998年，义乌出口增长11.1%，温州市增长17%，台州路桥则增长70%。
二、个体私营经济有“四个没想到”
浙东南市场为什么不疲软？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但我们认为，最本质的一条是，这里解放思想，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咬定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放松，而且在当今国内外科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这样，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浪”中仍然保持着明显的领先地位。
杜润生同志说“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句话再平白不过，再准确不过了。大家知道浙东南地区山多、人也多，地少、路更少。通航、通铁路、修高等级公路都是近几年的事。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也只有离开土地，才能养家糊口，才能过得更好。由于这个简单的道理，尽管温州人没争，其实他们才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家庭工业才始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尽管遭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毕竟政策承认它是“有益补充”，因而它就不管“春夏与秋冬”，便悄不作声但却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有资料显示：1978年，温州的工业总产值才2000—3000万元；1986年，增加到17亿；而到1998年，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119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85%以上，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他们更高达90%以上，在国内生产总值和上缴税收中，他们也分别占到70%和80%以上。在义乌，1998年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有89.16 %是由股份制（有部分国有和集体经济因素）和其他经济来实现的。
有专家测算过，所有制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是很高的。1997年，尽管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75.8%的份额，资本投入中，公有制经济占73.1%的份额，但在工业13.1%的增长率中，国有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才7.48%，集体的份额为29.6%，个体为20.99%，其他经济42.37%。在浙江，仅个体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就高达38.27%（居全国之首），以温州为代表的浙东南地区如上所说更高，其在工业增长中的贡献之大就自不待言了。
由于十五大提高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全国人大还修了“宪”，在这种情况下，恐怕直接否定“温州模式”的人不会多了。但凭心而论，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心目中总觉得个体、私营经济至少是不太上档次的。但通过这次调查后，我们感觉错了。原来这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又悄不作声但却是大踏步地发生了我们始料不及的变化，出现了“四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质量上来了。曾几何时，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可喜的是，温州的领导人对这一点醒悟得早，他们从1993年起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管方向、管质量”。几年来，共出动了几十万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上千次，销毁伪劣产品和罚没收入均达4000多万元。“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温州兴；质量下，温州衰”，目前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过去乐清市产品以低压电器、电器元器件为主，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加快结构调整，发展具有先进水平的高中档电器产品、电子整机产品、汽车配件、精细化工等新兴工业产品，重点开拓现代化通信、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全面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到目前，全市已有3家企业列为省重点企业，82家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认证，一家企业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1994年以来，全市共建立122家民营科技企业，开发专利产品542项，其中158项填补了国内空白。近两年，义乌市企业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也显著增强。1998年，仅技改资金就投入9.8亿元，比上年增加12.7%；开发新产品178项；奥乐（衬衫）、能达利（衬衫）、浪莎（袜业）等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第二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起来了。一开始，温州等地的家庭企业确实小而散，那时，“船小好掉头”，确有优势。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船小的优势尽管不能说全部消失，但其消耗大、成本高、规模不经济、船小易倾覆等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这时，市场经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资本积聚集中”的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了。前几年温州家庭企业探索走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尽管有戴“红帽子”的考虑，但客观上也是在追求规模经济的效率。近几年，全国都在提倡搞“集团化”，但实际进展并不大；温州没嚷，集团化却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了。现在，义乌市的浪莎袜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厂家；柳市的德力集团和正泰集团年销售收入都超过10亿元；瑞安市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有十几家。瑞安市塘下镇近400家汽车、 摩托车配件生产经营企业现在已全部加盟“鑫田集团”，由4 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资产合并组成中心企业，其余企业作为集团成员，搞了个“联合舰队”，联手开拓市场，效益十分显著。
第三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重复建设并不多。过去我们总是认为，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千家万户的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甚至生产力的破坏。现在看，在完全市场竞争（其实这种状态早已不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能看得过重，其实市场机制本身还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交通发达、信息革命的条件下，预算约束很强的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们是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信息的，他们决策很谨慎，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温州等地的市场为什么不疲软，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们的产品不滞销、卖得掉。近几年，温州产品质量上得快，更新换代快，从另一角度看，不就是在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吗？我们去过的义乌和路桥均有一座私人投资上亿的相当于五星级水平的宾馆，据介绍，这些宾馆经常暴满。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活跃，客流量很大，同时不也说明，这些宾馆的投资者们，绝不象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盖楼堂馆所那样，只是为了“贪大求洋”、“贪图享受”，才真正大量导致重复建设的吗？
第四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也能带来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浙东南地区情况看，经济发展了，群众富裕了，只要我们政策对头，调动民间力量“办社会”有方（见第四部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地区，社会发展不仅不会滞后，反而还可能加快。目前，温州全市2000多所幼儿园，除31所是国家投资外，其余均为个人所办；3000多所农村医院和卫生所，基本由民资兴办。路桥有座由8 个股东共同投资兴建的“鸿宇中学”，校舍和教学条件非常好，连老外都称赞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好的学校，在教育部也挂了号，但收费并不比公立学校高多少，教学很有特色，周围十里八乡的学生都来就读，学校的收益也不错。
总之，我们深感，对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要深化、深化、再深化。正象杜润生同志所说：“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个定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色”；“市场制度像一种自然力，它能驱动亿万群众自动努力，通过平等交换机制，用本身劳力和知识向社会提供生产品和服务，换取自身所需要商品，用以改善生产，并能赚得超额利润，积累剩余，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又聚合成不断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这段论述道出了“温州模式”的真谛。
三、小城镇，大战略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落后了。1997年，我国城市化率29.9%，比世界平均水平42%低了12.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至少少转移了1.5亿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会给城市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农民不进城，会给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大量滞留土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生活和生产会受到影响，城市工业品也卖不动，这样，城乡之间的产品和要素的环流不起来，整个经济发展也就被阻隔乃至迟滞了。据测算，如果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全国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差不多6000亿元。
但是，我国发展城镇化也不能走大城市的路子。经过多年的比较和选择，我们发现还是搞小城镇比较合国情，能较好地兼顾各方面的情况。1998年我国有建制镇1.8万个，平均每个镇1.6万人，人均收入3000多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收入高1000多元），按此测算，今后10年，即使建制镇不增加，而人口翻一倍，也会带来至少1600亿元左右的直接消费需求，如果加上盖房、修路等“乘数效应”，内需的扩大就更为可观。农村人口进集镇，自然土地的压力也就小了，农业的收益也就提高了。因此说，小城镇是个大战略。路桥的区委书记是这样来认识小城镇建设的：“家庭承包制是解决温饱问题，建市场和办企业是解决致富问题，城镇化是解决小康问题。”这话也挺耐人寻味。
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东南地区，发展小城镇的“大战略”意义除了上述表现以外，恐怕还集中表现在它明显带动了工业化上档次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如前所述，温州城镇化不算滞后，1998年有建制镇146个，比1978年增加了128个，全市人口的66%、工业总产值和税收的2／3、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0%集中在建制镇。这些建制镇中，有“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东方第一扭扣市场”桥头镇、“全国汽车配件主要生产基地”塘下镇、“全国最大低压电器城”柳市镇，“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鳌江镇和“全国第一座商标城”金乡镇等一大批知名城镇。现在，倒是包括温州人在内的许多人士已经指出温州小城镇的发展甚至有过多、过滥的问题。如从瓯海区永中镇到瑞安市塘下镇仅20公里的公路，两旁就有11个镇，有人形容这是“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这是事实，应当抓紧解决。但这显然是发展以后的事实，不是我们应关注的“主流”。
温州有关方面对全市30个重镇所作的统计分析，似乎最能说明小城镇在工业化发展中所发挥的聚集功能。1997年，这30个镇的人口181.95万人，占总人口的25.7%；工业产值623.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2%，除一个乡镇工业产值略低外，其余29个乡镇工业总产值均超10亿元，柳市镇达5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11亿元，占全市51.34%；乡镇预算内财政收入均在2000万元以上，合计为19.3亿元，为全市的49.86%；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3761元，最高为8508元，都大大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瓯海区小城镇发展实现了“四个聚集”：一是工业聚集，全区18个建制镇集中了80%以上的镇村办企业；二是市场聚集，全区建制镇的各种商品市场达50多个；三是资金聚集，农村城镇农民建，群众集资80%用于住房建设，20%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四是人口聚集，建制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温州统计年鉴》所列的全市105家重点骨干企业，也有1／3多在小城镇。由于这些城镇大多一镇一业，行业聚集，企业和产品不断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温州大部分小城镇的产业结构都很有特色，都有一、两个行业的产值占全镇的20—40%以上。柳市镇有10多个企业集团生产低压电器系列产品，产值达30多亿元，有部颁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200多个。桥头镇纽扣系列产品占了全国销量的60%。龙港镇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华东制版中心，商标印刷产值占了全镇工业的30%。显而易见，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格局下，这些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如此生产规模的。
浙东南地区乡镇企业（主要是家庭工业）向小城镇集中，也许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需求，但据我们了解，当地政府在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集中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如完善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及其他优惠措施等。其中，瑞安市采取把经济统计与企业所在地分开的办法，很有效，值得提倡。即企业虽进了小城镇或工业小区，但其上缴的税收数仍统计在原所属乡镇的头上，这样，他们的财政收支基数和分成就不会受到影响。
有人把浙东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总结为第三种模式，即既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力量，也不主要依靠社区集体力量，而主要依靠民间和市场力量来发展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确实，在温州，其他地方发展小城镇中通常遇到的诸如户籍问题、建设资金问题等，在这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今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完善功能、规范制度、提高品位的问题。因此，从1995年起，温州开始对小城镇综合改革进行新的探索。归纳各试点镇的做法，路数大体如此：一是改机构，既充实管理职能，又实现精简高效。大多把原来二十几个机构撤并减少到五、六个。瑞安的三个试点镇建立了党委“三办”（党务工作办、党政综合办、综合治理办）和政府“五局”（计经、城建、农业、社会、财政）。有的还探索了政法体制改革，在镇级建立了检察院和法院，独立行使有关职能。二是改财政，让镇里享有必要的财权。主要是建立起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镇一级财政，如龙港镇还建立了全省第一个镇级金库。三是改计划，赋予镇里某些县级计划管理权限。龙港镇还实现了市级经济计划单列。此外，在如何搞好规划，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建设水平，引导居民盖房少占地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原城镇街道设施不以功能划分，前店后厂，既影响生活，又制约经济发展，现大多已开始实行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适度分离，合理布局，各得其所。以前居民都喜欢住单家独户、顶天立地的几层小楼，既单调，占地又多，现通过宣传，政策引导和适度的行政手段，相当一部分群众都接受了水平式、公寓式商品房住宅，大大节约了土地。尽管如此，基层同志还是感到，上述改革下动上不动，现行一些体制、政策和法规很难突破，收效也有限，许多问题必须上面统一协调解决。
瑞安市塘下镇反映，要加快小城镇发展，还有三个具体政策问题要明确和解决：一是城镇居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农村人口事实上可以生两个孩子，如按这一政策执行，很多农民可能就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了。因此，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可否给个过渡性的适应期。二是现在农民一进城镇大多要收回承包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心里不托底，能否不规定强制收回承包地，而让农民自主流转，或明确一个较长（如5—10 年）的保留期间。三是镇村集体企业折股量化到个人的股权，最好不要农民离乡进城后就将其收回，而应长期保留，但自己可以转让。
四、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
先看两组数字：近10年温州小城镇基础建设投资100多亿元， 其中70%多来自于农民，政府投入不到10%；1994—1998年，台州路桥区城市建设投入50多亿元，其中政府筹集不到10亿元。在浙东南地区，不仅生产经营性项目由老百姓干，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大多由老百姓搞；不仅盈利性、半盈利性的基础设施是这样，而且公益性基础设施也这样。
“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就是这种做法的高度概括，这在浙东南地区政府官员口中，是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其实，其他地方的政府又何尝不想这样。因此，客观分析，浙东南地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还是因为这里有合适的经济结构、较强的民间经济实力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干任何事都“找市场”而不“找市长”的思想观念。然而，也要看到，仅此还不够，因为全国与浙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地区也不少，可为什么浙东南在这方面的工作这么突出，这显然与他们开拓创新、求实进取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确实，他们在“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上想的很多“招”既独特，又管用，还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比如《经济日报》曾经报道过的，温州境内104 国道通过平阳，要打一条隧道，预算投资为4900万元，钱从哪里来？就从承包者那里来。工程最后由一轧钢厂的老板中标承包。他算帐：工程建成后，按规定，每车可收取10元交通费，5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 运营权15年，可赚数千万元。而国家不花一分钱，打通一条隧道，15年后还可拥有全部产权。实质上，这就是国际上通行的BOT项目融资方式。 这是一招。
第二招：变现土地级差地租。最近去过温州的人无不赞美人民路的漂亮和现代气息。可你是否知道，这背后的投入达15亿元，而政府还是没花一分钱。怎么办的？市里先按较低价格买下人民路两侧的旧平房进行拆迁改造，然后公布改造后的人民路新规划，对路两侧土地公开招标，承包者则根据规划，进行道路建设，并在两侧新建若干楼房出售或出租，由于此时人民路地租已远远高于改造前水平，因而不但市政府原付出费用全部收回，承建者也有相当利益可图。
第三招：拍卖服务业经营权。温州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摩托车的牌照拍卖价竟高出底价两倍以上。路桥甚至把公交车也进行了拍卖，一辆车经营权拍到了180 万元； 客运中心也拍由三家入股兴建， 投资达6200万元，业主首期拍卖内部经营设施就收回了680万元。
以上“三招”的实质或特点有两条：第一，把建设项目和发展城市本身都当作一种“资源”来进行开发和经营，其中第二、第三招就是目前一些大中城市提出的要“经营城市”路子的典型案例，这是政府给政策的“含金量”所在，这样做，政府既办了事，又可不花钱或少花钱。第二，一定要让投资开发者有利可图，这是“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能否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实现这一点，往往要么“以长养短”（给投资者较长的获利机会），要么“堤内损失堤外补”（用可盈利项目利润补不盈利或低盈利项目投资）。
“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政府可以规划哪些事要办，哪些事不办，即使要办的事，政府也不一定都要亲自办，即使应由政府亲自办的事，也尽可能通过或调动市场、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去办。这样，政府既可少花钱多办事，又可从繁琐的事务中真正解脱出来，变得精简、高效了。比如在路桥，医院、学校、公交甚至连公园、图书馆等“公益事业”基本都由民办，政府连一个招待所也没有，也基本不用担心金融风险。全市有储蓄存款52亿，其中三家城市信用社就占了33亿，其不良资产比重还不到1%。这样， 政府就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如实行采购制度、公开办事制度、限时服务制度、公务员招考制度和乡镇机构改革等事情了。顺便补充一句，也许从本地“小政府，大社会”的实际和体验出发，路桥的负责同志建议，下一步实行乡镇机构改革时可考虑取消乡政府而设乡公所的方案。
五、启示和建议
总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浙东南地区“温州模式”的内涵已丰富了，它不仅意味着家庭工业、小商品市场、小城镇、股份合作制这些单项的或有形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它还让我们实实在在领悟到了什么叫经济发展的自组织、自运行机制，体味到了市场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有你想都想象不到的作用。深化改革改什么？地方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可谓朴素无华而石破天惊：依靠百姓，相信市场，规范政府。下面提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动真格的，制定更灵活、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还总有些“保留”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彻底不存在了。现在需要的是拿出一整套扶持其健康发展的“实招”。当然，国有企业一定要搞活，也必须搞活，但我们过去在资源配置上过分向国有企业倾斜或“一头沉”，与所有制和经济结构的现实格局很不适应。现在已看得比较清楚了，个体私营经济不仅自身效益好，而且有利于吸纳城市职工就业和再就业，也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不好学，“广东模式”更学不了，“温州模式”相对还具有现实可行性。首先要树立一种思想或观念，就是不以成份论英雄，要坚持“四个看与不看”：不看成份看贡献，贡献越多越好；不看性质看作用，作用越大越好；不看规模看发展，发展越快越好；不看比例看效率，效率越高越好。当前，至少在制定政策或实施调控时，一定要看到还有个体私营经济“这一块。”其次，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创造与其他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不要“吃偏饭”。当前有两件事应优先考虑：一是建立适宜的有效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二是在企业融资方面，包括上市、发售、兼并、收购等，要逐步创造条件，降低其“门槛”。
第二，下决心尽快制定一个加快小城镇发展的专门文件。浙东南地区的实践表明，怎么强调小城镇的发展都不过份。这是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乃至城市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不能犹豫和耽误了。总的原则或要点：一是尽快放开县及县以下城镇户口。不分什么“新人”、“旧人”、“蓝卡”、“绿卡”，把1997年国发20号文件已经提出的“试行以居住地和现行职业确定落户地点和身份”的规定，尽快由点及面推广。二是在不突破现行制度框架前提下，尽可能调整用好土地政策。主要是进城农民的承包地不要强制收回；可考虑和试验集体土地通过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直接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用地指标在不突破总量的情况下向小城镇适当倾斜。三是在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多元投资主体开发建设城镇，政府必办的公益性事业和设施也要尽可能采取企业化方式运作。四是乡镇机构改革要适应小城镇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不要设那么多小而全的机构、层次和人员，另一方面对有利于搞好小城镇建设的一些职能又应该适当强化。
第三，着手研究一套鼓励和引导民间主体投资发展社会事业的机制和办法。从浙东南地区的实践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搞医院、学校、公交、道路、绿地等城镇社会公益或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可为。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城镇发展，而且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还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主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开辟了一块新的投资领域，从而有利于启动私人投资增长和扩大内需。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把“城镇”本身也当作一种资产来开发和经营，研究拿出一套确实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或“以长养短”，或将级差地租变现，或实行“堤内损失堤外补”等等。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为推动我国城镇特别是小城镇发展，为提高我国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开辟一块“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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