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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率领庞大代表团于2005年7月17日开始访问伊朗，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伊拉克访问伊朗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首位伊拉克总理访问德黑兰。以上事实表明中东历史上一对敌对力量，今日握手言和，显示出伊拉克新政府在复兴党倒台以后，迥然不同的外交风格转型和国家政策重塑。
一、历史上两伊敌对关系的形成
第一，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是两国敌对关系的理论根源。
在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却是逊尼派长期执政，并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拉克所推行的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伊朗的伊斯兰神权纲领背道而驰。这一观点在阿拉伯学术界一直盛行，这些学者指出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传统和现代的意识形态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例如，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伊卜拉辛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一文中指出，“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支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因此，所有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继承阿拉伯文化传统、并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都是‘阿拉伯民族’的正式成员，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而不论在宗教、种族或教派的归属上有何不同”。而伊斯兰主义者从信仰的角度来界定群体的认同归属。“阿拉伯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按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注：[埃及]萨阿德·埃丁·伊卜拉辛：《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2期，79页。）在这里作者已经触及阿拉伯国家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对立关系命题。二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挑战：1.以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乌玛”（宗教社团）认同挑战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2.以“认主独一”为基本理念的真主主权挑战以民族国家为体认的国家主权；3.在政治实践中，以世俗化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理念挑战伊斯兰化。历史上伊朗和伊拉克的矛盾和冲突正是两种思潮矛盾认同的产物。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伊拉克似乎已成为中东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萨达姆声称要遏制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保卫阿拉伯民族的东大门，保护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安全。这一呼吁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全力支持，他也因此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激进伊斯兰神权势力与复兴党世俗民族主义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诱发和影响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阿拉伯河归属的领土之争是两国冲突的历史远因。
伊拉克和伊朗的矛盾根源在于阿拉伯河的归属问题上，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追寻到奥斯曼时代。在素丹萨利姆一世（1516～1520年）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已经扩展到东方的波斯。当时阿拉伯河就成为二者争议的焦点之一。最终解决的方式是在1847年5月31日签订了划分两国边界的《厄扎鲁姆（Erzerum）协定》。但是由于英国和俄罗斯在这里有利益冲突，导致划分界线事情一再延迟。1914年，伊朗、奥斯曼帝国、英国和俄罗斯签订《四国条约》，明确规定执行1913年的《君士坦丁堡条约》中关于两国界限的规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斯曼帝国成为“碎片化”国家，其南部边界成为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伊朗坚持以阿拉伯河的最深谷底线划分两国边界。伊拉克对此否认，并提出许多历史条约来证明伊拉克的立场。伊拉克哈希姆王朝首相努里说：“公正的说，伊拉克有抱怨的理由，伊朗没有。伊朗拥有几乎2000公里长的海岸线，许多港口和停泊地点。而伊拉克基本是两河（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陆地，阿拉伯河是我们惟一的出海口。”（注：马吉德·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牛津大学出版社，322页。）在双方直接谈判不能成功的情势下， 伊拉克在1934年11月29日将这一问题提交到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要求按照历史条约来执行，但是，伊朗外交部长在1935年1月8日的备忘录中宣布奥斯曼时期的条约无效。（注：国际联盟《官方杂志》，1935年2月，217～222页。）
在国际联盟代表巴龙·阿劳斯（Baron Aloisi）主持下，两国重开谈判。起初他建议阿拉伯河国际化，双方都拒绝接受。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做出妥协，伊拉克保留阿拉伯河的主权，但是阿巴丹地区除外。双方做出妥协有其特有的国际背景：1935年，墨索里尼成功地占领了阿比西尼亚，这一行动极大的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声誉和其主张的集体安全的国际关系准则。在中东，实际上包括西欧都出现了旧式结盟和条约外交模式的回归。土耳其作为一个重要的东地中海国家，是第一个感觉到墨索里尼威胁的中东国家，因此建议两伊立即解决存在的分歧，来讨论中东的地区安全。凯末尔亲自向两国发出一份友好的电报，表达了要求双方认清世界大势，以大局为重的规劝话语。因此，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说：“不是国际联盟的外交行动致使两国握手言和，而是意大利在非洲的军事征服使然。”（注：《国际事务概览》1936年，108页。）1937年7月4日，两伊签署了《萨达巴德条约》，规定1913年的《君士坦丁堡条约》和1914年的划界委员会有效，是两伊边界划分的基础。两国的边界沿着阿拉伯河的左岸，除了阿巴丹前面8公里处除外，这里应该沿着河底最深谷底线或中间水道划线。（注：马吉德·哈杜里：《独立的伊拉克》，牛津大学出版社，327页。）1955年伊朗参加了伊拉克为主导的巴格达条约防御组织，这样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时期的两伊关系暂告平息。
1958年，卡塞姆发动了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随后，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两伊关系恶化。伊朗指责伊拉克1937年《萨达巴德条约》是“不可容忍的”和“史无前例的”，要求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以两河的中心线为界标。（注：马吉德·哈杜里：《社会主义的伊拉克：1968年以来的伊拉克政治研究》，中东研究所，华盛顿，1978年，148页。）卡塞姆在国内在外交政策上尽量与伊朗采取友好的态度，尽管卡塞姆在镇压国内库耳德人时与伊朗发生矛盾，但是并没有严重后果。
第三，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的外交政策是两国关系紧张的现实动因。
1968年，复兴党上台以后，两伊关系又紧张起来。伊拉克复兴党与伊朗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在对外政策上，伊拉克复兴党坚持激进的外交政策。在阿拉伯河问题上，双方争执又起。1969年4月19日， 伊朗拒绝承认《萨达巴德条约》，理由是伊拉克多年来单方面违反规定。因为多年来，伊拉克都是自己收取河流过运费，而没有根据1937年条约给伊朗应得的份额。（注：费巴·马尔：《伊拉克现代史》，第二版，西方观点出版社，2004年版，147页。）1969年5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两伊断绝外交关系，似乎濒临战争边缘，在此期间，边界冲突不断。
1974年8月13日到9月1日，伊朗和伊拉克在伊斯坦布尔开始谈判。 在约旦国王侯赛因、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等国际社会的促和下，1975年3月6日，伊朗和伊拉克签订了最终协议，此协议被称为最终解决两伊问题的文本，即《阿尔及尔协议》。（注：马吉德·哈杜里：《社会主义的伊拉克：1968年以来的伊拉克政治研究》，中东研究所，华盛顿，1978年，151页。）协议的内容共有四点：1.根据1913年条款和1914 年的划界委员会提议划分两国陆地边界。2.根据最低海基线界定海上边界。3.恢复相互安全信任，结束双方的挑衅活动。4.两国恢复传统的友好邻邦关系，保证该地区和平稳定的投资环境。之后双方进行了一些高官互访活动，3月15日，伊拉克外交部长访问德黑兰， 两天以后，建立三个委员会。第一个是划分阿拉伯河界线；第二个是两国的陆地边界线；第三个是制止双方的跨界活动。1975年6月，伊朗和伊拉克外交部长在巴格达开会，签署了“斡旋”协定。它标志双方友好时代的开始，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都有所改善。
随后，两伊进入了持续8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恶化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调解下，以联合国598号决议为基础，实现停火。 霍梅尼称接受停火“比喝毒药还要致命”（注：阿玛兹亚·巴拉姆和巴芮·鲁宾：《伊拉克通向战争之路》，纽约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221页。）。两伊战争结束以后，两国仍处于敌对的状态。
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有所改善。1990年8月14日， 就在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12天以后，萨达姆致信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答应满足结束两伊战争的所有条件。承诺伊拉克军队无条件从伊朗领土撤退，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在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基础上，协商谈判两国边界。（注：阿玛兹亚·巴拉姆和巴芮·鲁宾：《伊拉克通向战争之路》，纽约马丁出版社1993年版，219页。）这实际上说明伊拉克已经答应伊朗共享阿拉伯河的要求。萨达姆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1.在侵略科威特时，寻求东翼边境的安宁。2.在伊拉克被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寻求外部的支持。3.伊朗反美的外交立场也是双方合作的契合点。1991年3月底，伊拉克指责伊朗秘密支援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起义，干涉其内部事务，双方的关系倒退到敌对的状态。
二、两伊关系缓和的促进因素
伊拉克战争以后，伊拉克临时政府仍然对伊朗采取不友好态度。2005年伊拉克大选后，产生的什叶派主导的过渡政府改善了与伊朗的关系。两伊关系的缓和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前期准备。在2005年7月17日，贾法里访问伊朗之前， 双方已经为此做了铺垫。2005年5月，伊朗外长哈拉齐访问巴格达， 成为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访问伊拉克的最高级别的伊朗官员，显示伊朗对贾法里领导的伊拉克过渡政府的支持。7月初，伊拉克国防部长杜莱米访问伊朗，双方探讨了困扰两国关系已久的失踪战俘及军事、反恐合作等问题。从宗派归属来说，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新政府与伊朗改善关系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必然。但是，从根本上说，两国关系改善的最终驱动力量在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契合。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注：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2页。）
第一，两国同源宗教文化认同是其改善关系的文化认同资源。
亨廷顿曾经在其《美国国家利益的消衰》文章里提出以下观点：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和信仰两个组成部分。这里的“文化”意指“价值和机构”；“信仰”则指“普遍的意会和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如前所述，复兴党时期的伊拉克政府都是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信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则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也是两伊战争爆发的根源之一。但是在今年年初的伊拉克过渡议会选举中，什叶派成为最大赢家，在过渡议会和过渡政府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什叶派国家，伊朗开始利用宗教上的同宗性与伊拉克新政府接近。两国都是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斯兰国家，有天然的宗教亲近感。例如，伊拉克的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都是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朝觐的圣地。由于萨达姆政权已经倒台，两伊战争的恩怨不再是两国接近的障碍，毕竟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兄弟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其实，历史上伊拉克什叶派一直与伊朗存在着友好关系。在复兴党统治期间，伊拉克什叶派的起义一直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与援助。贾法里的本次访问是10多年来伊拉克访问伊朗的最高官员，不过对于他来讲伊朗并不陌生，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他曾流亡伊朗10年。贾法里和伊拉克政坛的很多高官在上世纪80年代曾流亡伊朗，受到当时伊朗政府的庇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伊拉克过渡政府中的高级官员都曾经在伊朗长期流亡，和伊朗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恶化的国内局势是伊拉克改善伊朗关系的安全利益需求。
伊拉克新过渡政府受安全问题所困。在新政府成立不到3周的时间里， 已发生70多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500余人被害。 贾法里办公室发言人库贝称肇事凶手是“来自境外的病毒”，企图通过杀戮破坏过渡政府。对于有恐怖分子从两伊边界潜入伊拉克的指控，伊朗外长哈拉齐承诺两国将进行安全上的合作，伊拉克的安全与伊朗的安全息息相关。
伊拉克和伊朗在2005年7月6日恢复了两国自两伊战争爆发以来就中断了的高层军事会谈，双方都保证要维持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国防部长萨阿敦·杜莱米和伊朗国防部长阿里·沙姆汗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杜莱米说：“此前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系，因此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我们的目标是向我们的伊朗兄弟保证伊拉克是一个好的……而非邪恶的源头。”阿雷夫表示：“伊拉克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伊朗情报部长阿里·尤尼西6月16 日对伊朗官方通讯社表示：“同伊拉克展开合作已准备就绪，已准备好在访问期间签署安全协议。”为了证明伊朗的清白，尤尼西在贾法里抵达前几个小时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已经逮捕或者驱逐了3000名基地组织成员。
第三，经济利益是两国和好的根本驱动力量。
首先，伊拉克的稳定与重建需要两伊关系的恢复。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又与伊拉克紧邻，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破坏，过渡政府的安全和能源等问题都依赖邻国的支持。伊拉克的百姓在战后一直没有摆脱缺电、缺水、缺油的窘境，所以这次贾法里将在访问期间同伊朗签署能源和电力协议，以缓解目前国内面临的能源危机。伊朗已许诺将提供10亿美元财政援助支持伊拉克重建。
其次，能源问题也是困扰伊拉克重建的一大难题。尽管伊拉克石油储量丰富，但由于石油精炼能力不足，伊拉克目前正遭受能源不足问题的困扰，双方在会谈中讨论建设伊拉克巴士拉到伊朗阿巴丹的输油管线，将伊拉克原油输往伊朗进行加工。反过来，伊朗将通过里海港口向伊拉克转运大量来自中亚的精炼油，以解伊拉克燃眉之急。贾法里告诉伊朗媒体，他呼吁伊朗领导人对伊拉克重建提供帮助。而有媒体报道说，伊朗7月初已许诺将提供1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支持伊拉克重建。 双方商谈连通两国电网和建造通往伊朗阿巴丹岛新的石油输送管道。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也希望可以重开航班服务，让伊朗飞机可以前往巴格达和纳杰夫。正如伊朗《德黑兰时报》发表的社论中说：“伊拉克民众和官员现在应该知道，伊朗是伊拉克最好的朋友，并希望民主的伊拉克能与其邻居和睦相处。”
再次，两伊关系的改善也可以增加伊拉克的圣地朝觐收入，增加政府财政。伊朗95％以上的穆斯林属什叶派，而两国此前的冷淡关系严重妨碍了伊朗什叶派教徒到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等什叶派宗教圣地进行朝觐，也影响了伊拉克的旅游收入。两伊关系改善以后，伊朗什叶派的朝觐收入也可以成为伊拉克重建中资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最后，改善关系后的伊朗将对伊拉克重建提供各种援助。2005年7月18日， 伊朗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会晤了来访的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理贾法里，称他的政府将支持伊拉克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愿意在安全问题上同伊拉克展开合作。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同贾法里会晤后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同贾法里的政府展开合作，为伊拉克提供安全和稳定。
三、两伊关系缓和对中东地区政治的影响
第一，消除了一直困扰海湾安全的一大难题。
两伊问题一直是困扰中东地缘政治安全的一大难题。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是战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较长、损失惨重的战争之一，成为“中东近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战争”。两伊关系的改善使中东东翼的安全隐患被消除，海湾动荡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两伊的和解对于整个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美国仍然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平衡器。
由于美国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之一，而伊拉克政权同美国关系微妙，美国对于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升温戒心重重。新任命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勒迈·哈利勒·扎德曾表示，使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并不是美国的政策，伊拉克的一些什叶派穆斯林领袖与伊朗政府关系密切，让美国方面感到寝食难安，担忧伊朗可能利用其影响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反美政府。美国方面已经一再告诫伊朗不要对伊拉克内部事务“多管闲事”。早在5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在纽约发表讲话说，伊朗任何想把伊拉克塑造成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神权国家的努力，都会受到美国方面的坚决打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勒迈·哈利勒·扎德最近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心态。他说，使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并不是美国的政策，“但我们不愿意看到伊拉克事务受到外界干涉”。既需要推动两伊关系改善，又不愿两国关系走得太近，这正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所处的矛盾境地。
第三，两伊关系的发展将会对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化”战略造成一定的冲击。
目前，人们最担心的是伊朗在美国撤军后填补美国的真空，向伊拉克输出“伊斯兰革命”对伊拉克的政局产生影响。随着美军的撤离，伊拉克过渡政府也要逐步走向独立，选择与伊朗深化关系是其外交的必由之路。伊拉克和伊朗虽然都是伊斯兰国家，但还有很大不同。伊朗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民主制度，而伊拉克现在推行的是美国式民主体制。如果伊拉克被伊朗拉拢过去，伊拉克的民主建设就会出现偏离美国既定轨道的方向前进。至于布什倡导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也可能走向幻灭。
第四，两伊缓和深层次意图还在于表明伊拉克外交政策已经坚决地表露出独立自主的倾向。
美国对伊朗没有好感，指责伊朗人使伊拉克境内涌入许多坚决抵抗美国的穆斯林圣战者，让美军尝尽苦头。此外，核问题上的强硬让美国不悦。伊朗当选总统内贾德以保守派著称，有人称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美国对其外交政策更加头痛。伊拉克和伊朗关系正日益靠近，显然是美国方面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贾法里还是不顾美国方面的反对，勇敢地迈出了伊拉克外交的新步伐，从这种意义上说，贾法里此次伊朗之行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出访。此举也表明，伊拉克政府也旨在向外界证明伊拉克有着自己独特的国家利益，而不总是对美国言听计从。
第五，两伊关系发展变数犹存。
首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两伊关系总是表现出缓和—紧张的历史逻辑。目前，两伊的“和好”，并不能排除将来的冲突，因为阿拉伯河问题仍是制约两国关系的一个症结。其次，两伊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未来美国和伊朗关系发展的影响。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乐见两伊关系改善，但是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最终和美国翻脸，那么伊拉克新政府在发展和伊朗的关系时就应该调整立场或者处于两难的境地。最后，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的外部制约。中东一些地区强国一直对伊朗“伊斯兰输出”心存恐惧，以前一直将复兴党的伊拉克作为抵制伊斯兰革命的前锋。目前，两国的和好，阿拉伯国家肯定会做出一些遏制的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制约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但是从总体来看，两伊关系在短期内可望保持良性互动和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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