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以德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2-0001-06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反腐败思想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革命和执政党的经验与教训中，探索出了一条控制公共权力腐败，避免“周期率”重演的反腐败之路，其中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是提高干部思想道德水平，预防控制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以德防腐”思想的科学内涵 “以德防腐”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以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的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在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 (一)“以德防腐”的理论性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按照其发展变化，可以分为国共合作到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建国初期到党的八大、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四个阶段。[1]其产生的大致时间是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孙中山“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思想时，毛泽东就开始对廉政与权力问题进行了思考。[2]到1929年毛泽东撰写《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萌芽与形成。[3]毛泽东廉政思想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了马列主义廉政理论，是长期廉政建设实践的总结。它形成于中国廉政建设实践中，又在实践中成熟和发展。他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几乎一半以上的著作涉及廉政问题，其中《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人民民主专政》、《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著作，集中论述了廉政的问题。此外，毛泽东的许多书信和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报告、讲话和批示，也对廉政问题进行了大量精辟的论述。而“以德防腐”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另一种演进与发展，它始终伴随着廉政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重视道德的巨大作用，认为党员干部道德高尚，思想革命化了，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相反，如果道德迷失，思想消极，那么什么肮脏事情都做得出，包括贪污腐败。[4]187毛泽东认为，人的腐败行为和廉政行为往往受道德情操影响，道德高尚就必然抑腐倡廉。因此，毛泽东特别注重“以德养廉”、“以德促廉”和“以德倡廉”，注重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和作风整顿，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要以高尚道德和情操抑制恶念与贪欲，应勤俭自守，以俭保廉，警惕“糖衣炮弹”，确保为政清廉。 在毛泽东看来，理论指导实践，思想支配行动。抑制腐败，根本是要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1]因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应具备共产主义的政治觉悟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身的不正之风；必须经常性的开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反腐败教育，才能保持思想革命化。 (二)“以德防腐”的科学性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以德防腐”思想体系完整而严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从思想意识方面剖析党内错误和腐败现象的根源，带有浓郁的道德劝诫色彩。[5]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内涵以德养廉是基础，以法治廉是重要内容，民主保廉是精髓。[6]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建设的主要路径是“以德促廉”是基础，“民主督廉”是关键，“依法治廉”是保障。[7]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毛泽东以德养廉、以法治廉、民主监督的廉政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联接、互相制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8]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以德养廉”或者“以德促廉”思想，实际就是“以德防腐”的思想。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的内容，不仅仅涵盖道德层面，还包括思想、作风、廉言与廉行的层面。它以道德建设为核心，以思想教育为手段，以作风整顿为保障，以廉言与廉行统一为标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具有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性。通过“以德防腐”思想，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和言行予以一体化地规范和约束。同时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廉言与廉行相统一，为“以德防腐”树立一面标杆和旗帜，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反腐倡廉思想。毛泽东的“以德防腐”思想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经济和廉政与腐败的斗争规律，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所论及的问题不是对事实和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触及廉政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各种廉政现象同阶级本质的联系；它不是各个个别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9]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有人认为“以德防腐”在当前反腐中属于螳臂当车，预防腐败应依靠制度和法治的力量。笔者认为，制度和法治固然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但人是事业兴衰的根本，是生产力、制度建设与法治运行的主要要素。任何法律制度的运行均离不开人的参与，任何腐败现象与行为，无不源于人的思想滑坡和道德沦丧。故人的作用、人的思想和道德，任何时候均是影响制度与法治运行的关键因素，显然“以德防腐”并非悖论。 (三)“以德防腐”的现实性 “德为人本”。事实上，道德除了个体自我规范作用外，道德的外在非强制性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个体的人在外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和家庭美德的影响和感染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道德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将道德作为自我规范和约束的准则时，显然道德已经在个人内心和外在行为中起到了一定的强制作用，个体的人已经将这种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然而，当前党员干部在外界诱惑的情况下，也可能将道德抛弃一边而“见利忘义”，成为腐败分子。人的思想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处于变化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进行反腐倡廉，是当前反腐败严峻形势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以德防腐”强调加强干部个体内在品质的自我约束和外在行为的道德规范，“以法治腐”强调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总体策略。因此，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需要“以德防腐”和“以法治腐”两个手段的相互推进和共同作用，需要“以德养廉”、“以德促廉”和“以德保廉”，才能在反腐治理中取得显著的成效。 历史证明，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4]172它不仅可以强化道德在预防腐败中的自我防范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事实证明，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斗争始终是确保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的必胜法宝，同时也是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手段之一。因此，只有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充实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才能使“以德防腐”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思想教育是“以德防腐”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历史上任何廉政理论不同，它既不采用封建社会对腐败分子实行重典，不赦赃吏的做法，也不采用资产阶级对腐败分子实行细密治罪，事后惩罚的做法。[4]187毛泽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反腐倡廉就必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1]因此，他认为以政治思想革命化的方式可以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自觉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武装头脑，从而永保党的性质。 (一)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思想教育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党的无私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共产党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10]1095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要求红军不得侵犯百姓的利益；土地革命时期，他坚决反对贪污浪费，认为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11]134抗日战争时期，他要求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性，到解放战争时期肃清贪官污吏；民主革命时期，他主张思想建党优于组织建党，坚持经常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到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反对贪污和行贿斗争。上述思想和行动目的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二)警惕“糖衣炮弹”是思想教育的入手。永葆党的性质，就要永葆党的活力和生命力，就要使党员干部远腐近廉、拒腐防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时刻警惕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施“糖衣炮弹”。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化，党员发生资本主义思想，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0]7931949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共产党执政以后的腐败问题。他认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12]1427他预言，当党执政以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肯定不甘心失败，拿枪的敌人被打败之后，不拿枪的敌人随时潜伏在我们的身边。敌人将会采用各种腐蚀手段——请客、送礼和美人计等方式，向党员干部发起和平演变，逐步腐蚀拉拢党的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使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从而使党内部逐步腐蚀、瓦解，最终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于是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可能经不起考验，最终背叛党的宗旨。因此，毛泽东在全党反复强调和告诫，“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3]53否则“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甚至“不能维持政权”。[12]1427 (三)克服官僚主义和骄傲情绪是思想教育的根本。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如不加以克服，就会使党的某些组织和个人腐化。他认为官僚主义最显著特征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脱离，高高在上，压抑民主，不关心群众疾苦。自由主义可以“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改革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3]331毛泽东同志还认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12]1438骄傲也是一种腐蚀剂，可以引发个人主义，它能把一个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去掉，而堕落到最可鄙的个人主义方向去。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11]85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要求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重蹈李自成胜利后骄傲腐化、脱离人民而导致失败的覆辙。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人丢弃艰苦奋斗的传统。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2]1438 三、道德教化是“以德防腐”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强调以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鼓舞人和引领人，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修养。他要求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改造。因此，旗帜鲜明的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贯穿了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毛泽东道德教化，与儒家道德伦理化不同。尽管毛泽东也将大公无私和贪图私利等内容作为伦理道德进行论述，但他不是作为一般伦理道德进行评价，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马列主义科学武器进行评判。毛泽东彻底地剔除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忠君孝亲，三纲五常，上智下愚，厌恶劳动等糟粕，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不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14]189他认为，只要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自然就能够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 (一)廉洁奉公的教化。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必须要牢固树立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永葆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始终认为，既然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么我们只能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应该以权谋私。“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4]487针对共产党执政以后出现的腐败现象，他指出腐败是少数党员干部的个人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受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剥削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的结果。[15]“就其社会根源来说，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13]73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是无产阶级的特有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体现。 (二)公仆意识的教化。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要密切联系群众，永远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4]522为了强化公仆意识，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员干部必须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必须保持革命的高度觉悟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革命情怀；必须培养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奉献或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恪守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操。[4]188 (三)纪律作风的教化。毛泽东一贯把党的优良作风当作党的形象的根本标志。他认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风正派不正派，实质上是世界观和党性纯不纯的问题，只有把党的作风放在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才能彻底克服不正之风，树立优良作风，保持无产阶级本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党风逐步归纳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人唯贤，不用私人，不拉帮结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工作负责，精益求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4]188为了克服党内不正之风，保持党风廉洁，毛泽东告诫全党，要与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而决不能以人民的救星自居，绝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人民的疾苦漠然置之，对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在红军年代，他就为党员干部规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纪律作风上常抓不懈，才使得新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造任务胜利实现。 四、作风整顿是“以德防腐”思想的保障 为永葆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十分注重开展整治党风运动，把经常开展整党整风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方法。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深刻批判了各种与无产阶级思想相对立的错误思想，并提出具体纠正的方法，为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延安整风运动，他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规定：“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16]全国解放后到六十年代初，他多次开展整党整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当官做老爷的态度，他提出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17]整党整风的基本内容是“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13]36 (一)从严治党。毛泽东认为，政府能否保持廉洁，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廉洁政府的关键是党员干部的廉洁。因此，党要管党，必须从严治党。要严格把好共产党党员入党的“入口关”，坚持教育从严，执行法纪从严，生活作风从严。从严治党的方法就是及时进行整党整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了边界各县的清党运动。清洗了那些乘机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不合格的党员，严惩了变节投敌分子，加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此后，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又先后领导了四次较大的整风运动。[18]延安整风是全党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使整风运动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通过整风，整顿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解放前夕在各解放区普遍进行的整党运动，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18]这次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改善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把整风这一方法由党的建设领域推到廉政建设领域，不仅解决党内矛盾而且解决党群矛盾；不仅整顿党风，而且整顿政风。1950年夏到1954年春的整党整风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都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人民群众联系为出发点，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加强廉政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个人和党的不良作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从这个社会中来的，并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社会的各种灰尘，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洗去我们面上的尘垢，纠正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偏差。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三)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并非是“以德防腐”能够直接达到，但是不可否认是“以德防腐”的最终归宿和目的，是作风整顿的关键。为了永葆党的战斗力，毛泽东认为，腐败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后患无穷。”对腐败分子“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贪污犯。”即使对那些资格老、功劳大、身居高位要职的领导干部也严格要求。他认为这些人更要依据党纪国法从严从重惩处，决不心慈手软。1953年1月5日，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3]74从延安时期黄克功案和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清除腐败分子的决心。毛泽东针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20]152 五、廉言与廉行是“以德防腐”思想的示范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走入“人亡政息”周期率的第一步，大都是从搞特权，“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开始。而毛泽东则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为反腐倡廉树立了光辉榜样。毛泽东的一生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以德防腐”思想，将廉言与廉行统一在“以德防腐”思想中。 (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毛泽东一直是廉政方面的表率，他时时刻刻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垂范。在延安时期，他将一辆轿车让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和吴玉章使用，自己在胳膊受伤的情况下也坚持不坐车；通过“戏言”拒绝续范亭先生提出向他祝寿的建议；三年困难时期，他坚持不吃肉，不吃蛋，不吃超定量粮，以及“毛泽东遵守制度”“毛泽东站着看戏”“毛泽东参加义务劳动”等。[4]190上述感人肺腑的事例，无不体现了他为政廉洁，身先垂范的高尚行为。 (二)严格要求、不搞特权。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了避免子女蜕变为“八旗子弟”，他不准子女享有任何特权。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到延安，毛泽东认为儿子在国外大学毕业了，但中国劳动大学未毕业，决定送儿子到农村做农活。毛岸英结婚时，毛泽东送给毛岸英的结婚礼物就是一件大衣。抗美援朝开始，他又忍痛将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最终毛岸英牺牲在战场。女儿李敏、李讷一直同普通群众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没有任何特殊。另外，毛泽东对亲友故旧采取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为亲撑腰的“三不原则”。[4]1911949年7月，毛泽东针对家乡亲戚和朋友写信给他，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进京的不正常现象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为此，他对要求安排工作的行为坚决“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就是他的妻兄杨开智来信希望在北京安排工作，他也回信予以拒绝：“希望妻兄能够在湖南听候政府的安排，不要使政府为难。”[21]32 (三)自省自律、恪守党性。在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中，自律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和有效手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自省自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特点。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身份，模范地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1951年，沈阳、北京等地曾提出建立毛泽东大铜像；湖南则准备在毛泽东的家乡为他修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到他家。毛泽东得知后均坚决地予以拒绝并予以禁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自律表率，对推动全党干部的廉洁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 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在人们心目中树起了一块反腐倡廉的历史丰碑，但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认为那样反腐败斗争仅靠思想道德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把党纪、政纪、法律以及各项监督等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防微杜渐，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但是，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应当值得永远发扬，并作为指导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有效之策。 *收稿日期：2015-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