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的社会性别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性别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1)06-0035-07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不容争辩的问题。而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离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进而损害人口系统在未来社会的良性运行，导致社会的总体失衡。所以，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已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发表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但遗憾的是，从迄今为止所形成的学术成果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至少还存在着3个明显的不足：一是较多地侧重于对全国宏观数据的总体趋势分析，较少区分出人口总体中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差异；二是较多地侧重于分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外部原因，较少提出理论解释框架，分析决定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三是较多地侧重于一般意义上的对策分析，较少针对缩小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差距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出生性别比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必要继续深入关于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各种统计资料，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状况之间的差别，并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的理论解释框架，最后利用理论分析的结果提出几个缩小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对策建议，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城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一、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对比
图1给出了1982年、1990年、2000年3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期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概括了自1982年三普以来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从图1的两条趋势线中可以得知，1982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均接近正常水平，还未出现失衡的迹象，但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的出生性别比均呈上升的趋势，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偏离了正常值水平，均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值103-107。第三次至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990年时，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由1982年的107.1、107.7上升为1990年的109.9、111.7；2000年时，升至115.4和118.1。2000-2005年间，城乡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二者都处于失衡的状态，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城镇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17.1，农村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22.8，此时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都已严重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
图1 1982-2005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图1表明，从城乡对比上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1982年至2005年间农村出生性别比始终高于城镇，并且二者间的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趋于明显。分年份来看，1982年农村出生性别比略高于城镇，但此时二者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还没有明显的差异；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农村出生性别比的数值高出城镇近2个百分点；到2000年普查时，农村和城镇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115，二者相差近3个百分点；而到2005年时，二者间的差距已高达5个百分点。总体上来看，在1982-2005年的20多年中，从三普的107.1上升到2005年的117.1，城镇的出生性别比增长了10.0个百分点；但农村的出生性别比从三普的107.7上升为2005年的122.8，却增长了15.1个百分点。可见，虽然1982年以后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农村出生性别比相对于城镇而言，不仅绝对值高，涨幅也更大。因此，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差距不断扩大，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成因分析
如前所述，目前大量的学术研究探讨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设计出大量的理论模型，但较少研究针对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原因提出理论解释框架，分析影响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内在机制。但是，有关出生性别比失衡原因的文献对我们研究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动因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成因方面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在社会宏观层面，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受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原因：一是经济因素，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1][2][3][4][5]二是文化因素，认为传统家庭制度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动因；[6][7][8][9][10]三是政策因素，认为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出生性别比升高存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1][12][13][14][15][16][17][18][19][20]四是技术和其他因素，认为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技术以及女婴的瞒漏报、遗弃女婴等问题是导致出生性别比上升的直接原因。[21][22][23][24][25][26]尽管学界对这几类因素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基本没有争议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埋藏在一切表面原因下面的罪魁祸首。
在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有一个清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提出一个针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城乡差异成因的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如图2所示。笔者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和农村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不同变化致使城镇男孩偏好观念的淡化速度远远快于农村，而城乡男孩偏好程度的相对差距的增大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乡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差异趋于明显的深层动因。
图2 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成因的理论框架图
下面我们就经济差距、文化变迁以及政策差别3个方面分别进行城乡对比。
(一)城乡经济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城镇和农村的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总体繁荣，城乡经济的发展越发不平衡。
1.经济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往往通过收入来衡量。《中国统计年鉴》表明，从1990年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总收入逐年攀升，但是城镇的人均年总收入增速大于农村。1990-2008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年总收入增长了近12倍，农村居民人均年总收入只增长不到7倍，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图3。有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收入越高，男孩偏好越弱，出生性别比也越低。[27][28]从孩子经济方面的即期效用来讲，家庭生育决策的效用预期首先是能增加一个劳动力，帮助从事家庭生产活动，带来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在这种效用预期基础上，显然，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镇，男孩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一般能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虽然，随着城乡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城乡人口对孩子所带来的即时经济效益的依赖性都减弱了，但是，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城镇人口对男孩的即期经济效应的依赖性减弱速度，相对农村居民来说显得更快。家庭对男性劳动力的依附力减小，有利于家庭淡化对生男孩的追求。[29]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男孩偏好程度之间的相对差距反而变大了。
图3 城镇和农村人均年收入(元)
2.经济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为城镇女性就业和经济独立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1978年以后，中国城镇女性在各行各业以及高层次行业的就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城镇中男女性别在就业上的差异存在收敛的现象。首先，中国城镇职工女性比重由1980年的35.4%上升至2008年的37.6%；[30]其次，传统的女性就业比重较高的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近30年均呈下降趋势，而城镇女性在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等较高层次的行业的就业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城镇女性在经济上独立，有利于较快弱化城镇人口对性别因素的考虑。但是，由于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上的落后，农村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却受到挑战。随着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虽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从事非农劳动，但这些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城镇人口不愿从事的工作，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也影响了农村女性在从事非农行业中的报酬。所以，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在流动能力、就业竞争力和劳动收益上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李实对山西省10个样本村庄16-60岁劳动力的报酬率进行性别比较，发现农村妇女的各种非农业劳动报酬都远低于男性。[31]两性在劳动就业方面的差异，是导致生男偏好的原因之一，从而进一步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32]总体上讲，农村中男女两性就业的劳动的相对竞争力与城镇就业男女的相对竞争力相比具有更大的差异。而这无疑导致了城乡男孩偏好色彩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进相对凸显。
(二)城乡文化变迁
文化依托于制度，在中国社会，要理解城乡生男偏好程度的不同变化，进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城乡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差异，有必要从文化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1.婚姻模式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男子中心主义的性别观念。在父权制背景下，中国以嫁娶式婚姻为主导，要求妇从夫居，男性在家庭中具有传统的权威，在父权社会的家庭里，男性家长拥有妻儿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掌握如生育决策权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定权。同时，家庭的传统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女被限制参与家庭外的活动，所以，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弱势地位又延伸到政治生活中，传统女性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和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都与男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正因如此，人们更倾向于生育男孩，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好的生存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社会政治地位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相较于农村，城镇女性具有更大的生育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等妇女权益。[20]在农村，由于深受父权体制的影响，传统的伦理规范更严厉，女性家庭地位相对低下。也就是说，农村两性间的家庭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差距的缩小速度远远慢于城镇，从而进一步使农村男孩偏好的淡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埋下城乡出生性别比差距拉大的传统根源。
2.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往往是和婚姻模式相配套的。由于传统中国实行父系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男子有继承权，因而要使财产、身份、血缘、家族姓氏得以延续，就必须生男孩。因此，人们把“养儿”视作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大事，认为只有由儿子送终送葬、祭扫祖坟才是体面的，传宗接代连带着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儿子就是门面，只养有女儿而未生儿子的人家被人蔑称为“绝户头”，备受歧视，没有生儿子有时甚至被提高到人品的高度，甚至被认为是因果报应。传统的传宗接代、祭祀祖先、送终送葬等宗族观念仍然对现代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对农村和城镇影响深度的相对差距无疑是越来越大了。人是社会人，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时代和地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的制约和影响，生育行为当然也不例外。农村是“熟人社会”，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使得邻里之间彼此熟悉，家长里短是主要的交流话题，这导致生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进一步转化成一种社会氛围，使个人的生育行为又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推波助燃。[33]在农村，传统生育文化仍然顽固地残存于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中，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没有男孩的家庭，如前所述，会有沉重的社会压力，这样沉重的社会压力给人们的心理暗示是极强的，尽管相对旧社会，这种压力变小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承受或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负担。在这种熟人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目前中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城镇是“陌生人的世界”，传统生育文化给人们的压力相对没那么大，这有利于城镇居民更快地挣脱男孩偏好生育文化的樊篱。在城市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些城市人口把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都当作传宗接代，即把有后代都看作是传宗接代，而并非认为只有男孩才能维持家庭的延续。[34]
(三)城乡政策差别
每一项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几乎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牵涉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在体制约束下，人们一般会根据政策来调适自己的行为。因此，城乡居民的生育行为和出生性别比的城乡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
1.社会保障政策
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养老金)会弱化人们的男孩偏好。[35]目前，中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实力存在巨大差异。在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形成完备的老年社会服务网络体系，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严重滞后于群众的需求。所以，目前农村养老依然主要由家庭承担，而男性的继嗣制度使儿子成为养老的实际承担者。在父母生病时支付医药费、当父母老得不能动时赡养父母，都被视为儿子应尽的义务；即使他并非自愿，社会的压力也会驱使他为父母提供养老、危机保障。虽然女儿给与父母的照料支持可能不低于媳妇，女儿比儿子贴心、孝顺。但是，女儿出嫁之后对家庭的支持会受到种种原因的限制，女孩的保障效用的可靠性相对较差。这种现实会使每个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都自然地想到孩子远期效用的性别差异。故在农村家庭养老上男性依旧占有明显的优势，男孩有着更确定的远期效用，所以农村的生男偏好的淡化速度相对缓慢，从而不利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在城镇地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不断攀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发现，截至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已达17488万人，比同期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12066万人。随着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人们解决了自己诸如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所以他们对子女性别的关注没有像农村居民那么强烈。换言之，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完善为城镇人口性别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抑制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有着一定的正面影响。因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水平间的悬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城乡男孩偏好差异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当今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增幅大于城镇地区的现状。
2.生育政策
大量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强烈的性别偏好与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的相互冲突，从而影响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36]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在经济和文化不断现代化过程中不升反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且，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不同，其中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最大，如表1。
“一孩半”政策，是指从1984年起采取的在大多数中国农村施行的，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年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一孩半”生育政策本来是从农村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考虑到女性和男性在体力方面的差别，而给农村独女户家庭的照顾政策。毋庸置疑，从主观上来看，该政策并无任何歧视女性的意图。然而，在客观上，“一孩半”生育政策默认、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儿子偏好。[20]“一孩半”生育政策以第一胎的性别决定能否生育第二胎，一定程度上暗含着性别歧视成分，认为女儿不如儿子，“无儿独女户”是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因此，相当一部分农民群众对此产生了误解，认为这是国家对重男轻女思想观念的一种让步，误认为这个政策就是要让其生育男孩的。于是，“独女户”家庭会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进一步激化的男孩偏好观念的驱使下，不惜代价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把握好这次机会来实现生育男孩的目的，客观上加剧了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调。至于城乡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差距变化，笔者认为，城乡二元的生育政策类型起了一定的作用。所谓中国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体制是指，在城镇地区，大多数实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大多实行以“一孩半”生育政策为主体的多类型的生育政策。1988年后，全国大部分的省份都允许农村生一个女儿的夫妻生育二胎，[37]大约占中国总人口的53.6%。[38]基于以上不同的生育政策背景，城乡出生性别比差距为何越来越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论和建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经济、文化以及政策上的差异，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观的变迁呈内部失调性，农村地区性别偏好的变迁速度相对较慢，城乡间生育观念的变迁速度差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基层政权的弱化和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等外部原因，城乡性别偏好的变迁速度差距进一步显性化为城乡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的差异，从而凸显出农村妇女的双重弱势地位，不利于城镇和农村的和谐发展。因此，为了尽快缩小出生性别比方面的城乡差别，农村应该成为今后中国生育工作的重点，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决策中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推进农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的培训步伐，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经济收入
单纯的说教改变不了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唯有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竞争力，缩小农村男女在收入上的差距，才可能最终以让农民看得见的实惠来削弱农村男孩偏好产生的经济基础，从而抑制城乡出生性别比差距的不断扩大。其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过滤器，继续加强农村女童教育、成人妇女再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可以说是提升农村女性就业竞争力和经济收入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举措。首先，国家及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并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建立健全农村地区女性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我们应针对农村各地区间的差异，增加办学时间上的灵活性，以满足农村季节性的劳动力需求，降低由于女孩求学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再次，改变对女性掌握学科知识能力的传统定势，鼓励农村父母支持女儿学习传统的男性专业和技能，从而拓宽农村女性学成后的就业领域。
第二，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水平和农村信息化水平，破除农村封闭文化格局
首先，政府应在推进农村性别和谐的工作中发挥表率作用，在提高基层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招聘录用以及职务升迁的比例上加大力度，力争尽快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努力提高农村妇女的参政水平。妇女在参与社会各级决策中的各项指标本身就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是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还会进一步延伸到家庭领域中，从而使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次，要努力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特别要注意提高电脑和网络的普及率。目前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发展较迟缓是造成农村地域文化相对封闭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农村地区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可以让农村群众接触到更多更新的信息，扩大城市多元文化甚至国际上一些新兴生育文化对农村地区的辐射，破除农村社会的封闭格局，从而实现城乡间出生性别比差异的逐步消解。
第三，进一步建立符合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调整“一孩半”生育政策
首先，完善各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制度，使广大农民切身体验到社会化养老的好处，逐步消除农民对社会化养老所持的观望、怀疑、不信任态度，以增强社会化养老对广大农民的吸引力。比如，农村地区可用部分养老保险金为那些确实老无所依的老年人口提供社区养老服务，同时对以自我养老为性质的老年企业或公司以低息贷款或税收减免的办法加以扶持，鼓励老年保障事业老年办。其次，建议调整生育政策，使其仅仅限定生育数量。如前所述，从社会性别视角以及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一孩半”生育政策弊大于利，因此，改革势在必行。而调整“一孩半”政策并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或许可以成为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虽然二胎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乡出生性别比之间的不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