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王蒙研究的学术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理路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1-0114-04
王蒙是中国当代最具时代功绩和历史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整个汉语新文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时空链接点上的文学家。在新中国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王蒙几乎都有相当的文学贡献，这种文学贡献无不含有浓厚的理念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成分，这样的作家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和重要研究对象。关于他的作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批评的学术层次，必然意味着一种资源浪费，或者意味着某种学术责任的放弃。综观汉语新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内地文学研究界的现有情形，王蒙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资源性确认，仍然是个非常必要展开讨论的话题。因而，王蒙研究的学术理路的探讨同样大有余地。
一、王蒙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基本理据
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几乎每一番步履，无论是前行还是踯躅，无论是快捷还是蹒跚，都在王蒙的笔下得到了或浓或淡的显现，而且在不少历史的关节点上，王蒙的创作也作为重要成分加入到这样的步履。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春之声》、《蝴蝶》、《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等，均超越了文学领域乃至文化领域，成为了公众话语的魅力话题。这是一个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不俗的收获参与共和国文化史甚至社会思想史的文学家。如果说，未曾直接参与俄国革命具体进程的列夫·托尔斯泰因其卓越的文学创作被列宁称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P241)；那么，在这样的意义上将王蒙称为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或许并无不当。通过他的作品，人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与历史，了解中国不同阶层的文化与心态。因此，可以说王蒙占有任何一个汉语新文学家所无法比拟、更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
然而，王蒙绝不是一个政治作家。他对于文学的执着和对于艺术的真诚显然远远超过了其它。他之所以能够在千万个新中国文学家中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乃在于他有着如此超常的自觉与驾驭力：使文学表现的路径既不与时代和社会现实脱节，同时又不至于淹没在政治话语之中。王蒙的创作充满着共和国各个时期的政治印记与痕迹，但他的作品从来不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从文学和文学家的透视出发，从艺术的辩证法出发，对政治问题和政治话语进行柔性的剖解和反映，而将刚性的质量全部留给了文学和艺术。王蒙小说卓尔不群又充满睿智的存在，无疑树立起了某种卓越的典范。王蒙始终对共和国的事业充盈着丰沛而炽盛的热情，这热情有时候会达到时代的燃点因而在敏感的神经中凝为一团燃烧的火焰，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这团火焰的温热，也不难从其燃烧之势中感受到被燎伤的危险与被吞噬的恐惧。于是，王蒙的创作不时引起阵营内部一些人的强烈排斥和忌恨，但作品所蕴含的饱满的艺术刻画和批判智慧，以及社会不断推进的民主开放进程，又使得这类忌恨和攻击的欲望终究无法再次酝酿成话语暴力，诸如1950年代后期对他的打击。
王蒙作为一个始终有追求、有创新姿态和成果的文学家，带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分可贵的敏感与坚毅，不断地探索文学表现的新路径，并坚持在健康、优美和庄严的文学之路上正道直行。他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足以担当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镜子的部分，展现的正是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精神素质。在标志着作家艺术高度的文学流派与风格问题上，他不仅毫无固执褊狭，而是非常主动地敞开自己的审美胸怀，将各种主义的千姿百态纳入自己创作的五彩斑斓之中。他精通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新疆题材的作品已呈现出他的浪漫主义潜质，并带着艾特玛托夫①式的情热与感伤；同时他又将意识流、荒诞艺术等现代主义文学手法不着痕迹地、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民族化的处理之后，带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视界，非常勇毅而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再次链接②。王蒙的艺术开拓与台湾、香港一度相当繁盛的现代主义文学既迥然不同，又彼此呼应，从而历史地支撑起汉语新文学的多元发展局面。
王蒙的艺术创新和美学追求从来不建立在过于独立特行甚至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偏锋之上，而是始终坚守主体文学风范的雍容与丰赡，以一种历史的和美学的厚重度作为自己的价值参照和创新目标。他不是像其他卓有影响的作家那样，以偏利的刀锋甚至是尖厉的针锥刺激着阅读界和社会的良知，使得后者在一种被割裂、刺痛的痛楚与尴尬中被动地接受他们的作品。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轻易地发现，王蒙与王朔、王小波之间的原则性区别——虽然这三者往往被更多的评论家视为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突破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也许，王蒙的厚重使得他无法获致其他二王文字的瞬间热效应，既无法像王朔作品那样形成某种阅读欲改变的风潮；也无法造成诸如有人愿当“门下狗”式的“粉丝”现象③。但正如瞬间热效应终究会瞬间消退一样，厚重的丰富所获得的历史认可，也终会以一种持续恒久的社会文化效应作用于社会文化自身。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王蒙无疑具有这种持续的社会文化效应，因而更富有学术价值和蕴涵。
王蒙是一个富有思想力的文学家，但几乎堪称亢奋的思想创新兴趣和社会文化敏觉使得他又从来不安于做一个单纯的小说家。他的文学学术思考乃至哲学思维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人们很容易联想到30年前他对鲁迅《野草》的创造性解读，以及近年来对《老子》哲学的深入浅出的阐释，他对于时代精神气质的把握不仅通过文学创作得以卓越的表现，而且通过富有判断力的批评，以一种理论绝响的方式萦绕于历史楼厦之梁。当中国文学在经济形式的挤迫之下向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退却之初，王蒙便敏锐地发出警醒：文学正失去轰动效应；当王朔作品以一种令人魅惑的形态和风格崛现于文坛、令人们不知所措之际，王蒙精辟地指出，这种不知所措正在于其“躲避崇高”的思想特征和话语冲击力。这些均无异于为懵懵懂懂地走向后现代思潮的当代文学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点睛之举。王蒙诸如此类的批评和理论创见营构了属于历史的层层话语，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汉语新文学的批评资源。
作为长期领导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顶尖级人物，王蒙作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一个杰出作家的期盼，他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影响也早已溢出了文学领域和学术领域。但王蒙研究的现状远未完成这些方面的充分揭示，至少有关王蒙的学术研究及其水平远未能抵达与这种贡献和影响相匹配的程度。
二、王蒙研究所处的基本位势
关于王蒙文学研究的数量或许不可谓不丰，但以文学批评、文学传记、人物访谈等准学术类成果居多。经常还有一些王蒙创作和思想的新闻报道式的文字充斥于王蒙研究之中，客观上对王蒙研究学术性的积累起着某种稀释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文学研究自然包括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并不处在同一层次。从文学事业的整体上考虑，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显然都属于合理的价值构成。如果循着法国艺术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德里达的思路，把文学的社会运作称为“文学行动”，则这个“文学行动”中所包含的文学写作至少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分别构成文学行动的创作本体、批评本体和学术本体。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批评本体和学术本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以揭示对象的本真、解释对象所显示的内在运行规律和现象本质为价值指归；文学批评则是批评家就文学文本或一定的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判断、评论意见，以表述批评家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性感悟为价值指归。简明一点说，文学的学术研究是以客观的学术阐述尽可能接近对象的本真与本质，其可能的学术结论往往通向事实的唯一性(尽管我们也许永远抵达不了这种唯一性)；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则是以批评家的自我感悟及其表述，通向新异和别出心裁的理念丰富性。它与文学的学术研究相异其趣，文学批评所通向的结论，包括所运用的理论都无需而且也不应迫近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惟一性或真理性，相反，它鼓励多样化和新异感。
所有的文学现象当然包括所有的文学创作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作者和作品，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作者和作品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当然对象。至少绝大多数作者及他们的作品，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独立对象。当代中国作家才士辈出，作品众多，但一般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当然对象，而只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材料。如果说，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是批评家从自己的理论悟性和人生态度、审美认知出发，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自我评价的文学行为；那么，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的对象要求则可能非常简单。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则不一样。文学的学术研究是研究者从文学史的基本史实、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出发，对文学现象的本真状态、学理价值和时代镜像作出学术认定的文学行为，因此，成为学术研究当然对象的文学现象，则必须在文学史的某一环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或难以替代的历史价值，能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文学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并对经典文学理论乃至文化学理论构成印证或挑战关系。显然，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符合这种必然的学术对象要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而王蒙在其中首屈一指，应是学术研究的当然对象。
可惜，学界对王蒙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当然性认知并不十分明确，一个最醒目的现象便是，将王蒙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学术选择并不踊跃。自新世纪以来(至2008年)，根据大陆地区这7年学位论文的成果统计，王蒙研究作为直接选题的文学硕士论文51篇，作为直接选题的文学博士论文4篇。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数据。可以将鲁迅研究视为学位论文的某种标杆作一分析。同期鲁迅研究的硕士论文达440篇，博士论文在40篇，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之比为1∶11，那么，王蒙研究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之比大体相当，总数为鲁迅研究的1/10也算差强人意。问题是，同期学位论文数量中，张爱玲研究的硕士论文为145篇，博士论文为6篇，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王蒙研究，其中硕士论文的超出几乎令人咋舌，是王蒙研究的近3倍，博士论文也超出王蒙研究的1/2。这样的数据还仅仅局限于大陆学位论文的比较，如果考虑到台湾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落差比例或许还会成倍增长。
当然，张爱玲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底蕴，作为学术研究的必然对象原也属于正常。但就整个汉语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环节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发展规律而言，王蒙文学的底蕴与时代穿透力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因为它更能反映人们所面对或难以绕开的历史和时代的学术本质，更适合于学术话语的解读和阐释。即便是余光中，这个以卓越的诗才获得汉语新文学界普遍承认的特色诗人，其在大陆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数也是与王蒙研究选题持平，虽然硕士论文数远少于王蒙研究，只有19篇。
这样的数量比较如果在文学评论文章中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却直观地体现出学术认知的某种偏差。因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与文学批评文章的批评家个人化的选择并不一样，它往往与学位授予单位专家的集体认定紧密相连，集结着学院人士的学术经验和学术倾向。如果这样的判断大致成立，则王蒙研究的学术认知显然存在着较多问题。王蒙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看起来与余光中的选题数持平，但学术力度远不及后者：在王蒙研究的4篇博士论文中，全面论述王蒙的只有一篇，其它或是从叙事策略、或是从比较文学的研究展开，甚至有一篇只研究王蒙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相比之下，余光中研究的选题则全面而深入，其中还有《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论》这样有分量也有才气的力作。
综上，可以看到，王蒙研究一般还停留在文学批评层次，停留在批评本体论的意义上，而学术研究层面和学术本体意义上的王蒙研究在汉语新文学研究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尚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即是说，与王蒙的文学贡献、文化贡献乃至社会贡献相比，严格的学术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这固然与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疑虑及其约束有关，但毕竟是汉语新文学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疏失，表明至今人们还未从学术研究的层次和学术本体的意义上取视王蒙文学的价值。这也是汉语新文学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的明显余地。
三、王蒙研究可行的学术路径
从另一个角度讲，王蒙的作品还没有获得像鲁迅现代民族精神资源的意义。也就是说，他藉以表现的特定时空和社会场景，他所创造的人物、描写的人物语言，他通过各种写作所提出的价值命题和意念理性，并没能成功地普遍转化为汉语现代语汇中的有机成分，也没有能够对当代人的人生思考和社会批判提供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甚至话语支持。于是，王蒙的文学创作终究还只是一种影响较大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已。当然，鲁迅的精神资源意义决定了任何同时代的人和迄今为止的任何后来者，都难以与他构成逻辑上真正成立的比较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关王蒙的学术研究亦难以与关于鲁迅的学术研究构成比对关系。但王蒙毕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代表，王蒙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以及对于文化话语的把握，已经成为汉语新文学可贵的收获以及值得珍藏的精神财富，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尚未能积淀成一种精神资源，但毫无疑问，以学术的力量把握新中国文学的脉搏，王蒙的研究在其中的建构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王蒙所代表的文学现象，是整个新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心灵史的诗性承载，是从文学的视角迫近这段历史的艺术成像，是屡屡牵动国人神经、并在一种不十分轻松地伸屈之间发出歌吟或呻吟的时代音响。
也许，研究王蒙何以未能在当代文化酵素的作用下外化为精神资源，是有关王蒙学术研究的一个虽然艰深、但又颇具魅力的题目。学术研究之所以与文学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批评似乎可以根据批评者的好恶随意为之，某些被批评文本往往就深陷抑或捧杀抑或骂杀的尴尬与无奈之中。而学术研究则超越并远离了廉价的吹捧或是肆虐的谩骂，它要求研究者本着某种学理的和一定的历史逻辑对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判断和学术分析，其结论可能是一定历史成功的审美经验的总结，也可能是深刻的时代衍化的教训的展开，并且，这一切往往与个人的选择和作用联系不大。有关王蒙的学术研究，就是应该透过王蒙的文学创作以及其它方面的文化建树，既还原一个体现历史本真的作家个体，更勾勒出这样的创作个体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产生或被重铸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一种深刻的研究在于通过学理的辨析，揭示出处在过去了的和正要过去的时代条件下，民族的精神资源可否拥有形成和发育的土壤，可否获得这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发酵、积淀和醇化的空气与温度。这不仅仅是王蒙文学个案的学术分析，更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资源形成、发展和积淀、外化规律的揭示，它甚至通向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史。
深入到王蒙文学创作内部，面对的学术问题同样深邃。几乎所有杰出的作家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民族和历史语境而言都建立了巨大的批判功绩，王蒙也是如此。王蒙无疑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家，他的文字肇起于批判，以后也一直没有中断批判的锋芒，批判是他的风格，是他的生命，是他的灵感和价值之所在。如果作一个分析，在汉语新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建立伟大批判功绩的文学巨人，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主要便是这样的批判精神以及由此结出的思想成果。而王蒙的批判与鲁迅的批判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位处于特定社会体制之内并对该体制深深认同的作家，不可能像鲁迅那样自由自在、畅快淋漓地施展他的批判武器，无论是匕首还是投枪，他没有条件锻造，也不可能奋臂投掷。他只能采取一种反思性批判的态度和视角，以一种充满善意的忧郁和让人能够明显觉察的小心翼翼，来建构自己文学批判的模型。温和而富有力度、热情而不失警醒，有时更需带有相当智慧的反思反省，是王蒙创作的根本特征，也是他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我们说，这种方式同样建立了伟大的批判功绩，一种带着深深的挚爱与痛楚的批判模态所能建立的功绩。
王蒙的许多创作现象，包括叙事方式和反讽艺术、包括他的先锋性姿态与稳健的创作实践、包括人性深度的解剖等等，都在诸多批评文章和学术研究论文中得到论述。但这些方面的论述由于很难触及王蒙之于他所属的时代的最深致的关系，以及王蒙之于他所由来的历史最富特性的表现，因而难以抵达王蒙文学应有的深度，也难以抵达有关王蒙学术论证的真晰与别致。所以，上述两方面是从王蒙与他所属的时代以及与他所处其中的历史最深刻、最富特征的逻辑关系上作出的学术阐析，有可能成为有关王蒙学术研究的可行路径和突破契机。
注释：
①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小说家，以充满热忱并略带感伤的笔调书写共产主义话语下的人物与故事，并以人性之美打动读者。
②在这一相对陈旧的话题上，鲁迅作品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和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借鉴，1930年代围绕着《现代》杂志“现代派”文人的多方面建树，以及王蒙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尝试，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
③王小波的“粉丝”就有“王小波门下狗”之称者。
标签：王蒙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读书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