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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曾以其经济长期高速成长的“汉江奇迹”而闻名世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被称为“东亚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1997年第四季度韩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究竟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对韩国经济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对我国有哪些重要启示？这是当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韩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金融危机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一个外债偿付危机问题。但实际上是长期潜伏着的综合性经济、政治矛盾和问题的总爆发。具体来说，韩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结构长期失衡
众所周知，在过去30余年间，韩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60年代初的80多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0548美元；由当初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名列世界第11位的经济大国，并进入具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29个成员国。但应当看到，长期以来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忽视对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问题，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被掩盖得不到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主要有：(1)产业结构失衡。一是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据统计，1986-1995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10.7%，而农业只年均增长0.9%，致使其经济结构的基础非常脆弱。二是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在发展工业过程中，韩国将大量资金、技术投入重化工业，使得重化工业高速增长，而轻工业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三是出口产业和内需产业发展不平衡。韩国过分扶持出口产业，使其快速增长，而内需产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等，发展极为缓慢，难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韩国未能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实现由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致使其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2)产品结构失衡。由于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造成其产品更新换代慢、技术含量低，特别是高附加值的尖端技术产品少，加之高工资、高地价、高利率、高物流费用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以及出口产品结构过分偏重于电子、汽车等少数产品，所以近年来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正在受到来自两方面夹击。一方面，在电子、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受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排挤；另一方面，在鞋类、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受到来自中国、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冲击。致使韩国出口增长锐减，国际收支状况恶化。(3)企业结构失衡。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实行集中支援和扶植大企业集团和战略产业的经济政策，结果是大企业集团无限制的扩张，并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中小企业过度弱小，竞争力下降，大批倒闭。上述结构失衡问题，长期难于解决，从而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长期以来，韩国实行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中央银行被置于财政部的统治之下，无法独立行使对金融的调控权。实际上，政府把金融业作为一个执行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特别是政府对银行的信贷活动直接控制，严格管制其贷款对象、利率、期限以及市场交易活动范围等。虽然这种金融体制对政府集中资金发展经济尤其是推动一些重要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官制金融”体制，也给韩国金融领域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金融体制严重剥夺了银行的经营自主权，造成银行职权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贷款项目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削弱了银行管理和控制贷款风险的能力。致使银行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暗示”向企业无节制地贷款，出现了大量的“银行超贷”、“企业超借”、“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现象。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93年起韩国政府的干预性贷款占主要银行贷款总额的60%以上。仅1997年上半年，韩国政府就强迫商业银行、综合金融公司向5家濒临倒闭的企业集团提供贷款22万亿韩圆（占全年货币供应量的10%）。结果是银行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流入不良大企业手中。1997年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加之经营不善，韩宝、起亚、汉拿等大企业集团相继破产或陷入经营困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债权，使韩国银行深受其害。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公布的银行呆帐、坏帐累计达450亿美元，而韩国金融专家们估计，实际呆帐、坏帐约有1000亿美元以上。韩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波及汇市、股市，进而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韩国的“官制金融”体制，还造成了政经勾结、腐败之风盛行。例如，根据韩国银行法规定，企业从银行贷款不得超过本公司所持股本的15%。在韩宝集团陷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各大银行尽管明知韩宝集团无力偿还贷款，但迫于政府官员压力，仍然提供超过韩宝集团本身股本200倍的贷款额。从而，政府官员得到了回报，银行主管也拿到了丰厚的回扣。韩宝集团倒闭后，一些政府官员和银行主管锒铛入狱。
（三）大企业集团盲目扩张
自6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为了实现经济腾飞，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致力于扶植大企业集团，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并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大企业集团盲目扩张的问题。(1)过度负债经营。由于韩国政府对大企业集团的过度保护，在企业家中产生了一种“大马不死”的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好越安全。因为企业越大，就业的人数就越多，即使经济效益不好，政府也会支持，银行也会贷款。因此，韩国大企业集团大多依靠贷款来维持经营，并进行产业扩张。据韩国有关方面统计，韩国前30家大企业集团自有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为18.2%，负债率高达449%，是美国160%的2.8倍和日本85%的5.2倍。已倒闭的真露集团负债率高达3075%，汉拿集团为2056%。另外，韩国国内平均贷款利率达11%。负债多，加上贷款利率高，无疑对大企业集团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一旦经营不善就陷入困境难以自拔而倒闭。(2)盲目扩大经营规模。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大多是不断增加投资，开拓新领域，扩大经营规模的过程。因此，韩国大企业集团一般都拥有数十个下属公司，经营的领域也相当广泛和分散。据有关资料介绍，韩国最大的5个企业集团都介入140个不同行业。这些大企业集团表面上一片繁荣，实际上却往往因生产能力过剩，加之经营不善，出现高成本、低效益、负债累累的现象。据统计，1996年韩国最大的49家大企业集团的总销售额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7%，但其净利润的总和却只有6500万美元，若把破产的韩宝集团包括在内，韩国最大的50家大企业集团在1996年则为净亏损。1997年破产或陷入经营困境的11家大企业集团，都是通过举债盲目扩大经营规模而受挫的企业。所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盲目扩张，是导致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债权，并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外债结构不合理
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积累不足，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经济增长的重要资金来源为举借外债。据有关资料介绍，1990年韩国的外债余额为349.87亿美元，1992年为441.57亿美元，1994年为545.42亿美元，1996年猛增至1084.75亿美元，1997年11月达1530亿美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外债管理机制，韩国的外债余额中短期债务比例过高。据统计，在1997年11月的外债余额1530亿美元中，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占2/3，仅1998年3月底前需偿还的即达216亿美元。而且，多年来韩国的偿债率均在45%以上，大大高于20%的国际公认债务安全警戒线。同时，韩国的外债使用不当。有2/3的短期外债被银行借贷给许多企业用作中长期投资。除此之外，韩国的银行还用短期外汇在国际上进行证券投机。它们购买了泰国、印尼、俄罗斯、乌克兰等几十个国家的数十亿美元的债券，仅泰国和印尼的债券至少有20亿美元，后因一些国家货币贬值损失惨重。近几年来，随着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不断受到冲击，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严重短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一国的外汇储备应达到该国3个月的进口需要量。而韩国的外汇储备，1997年11月为240亿美元，仅能满足2个月的进口需要量，更难于偿还巨额短期债务。加之国外拒绝提供短期贷款，因此不可避免地发生国际支付危机。
（五）政府决策失误
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金泳三总统执政以来，韩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运营方式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受党派纷争的干扰并害怕利害当事者的反对，不敢果断推行改革，不少对策、方案半途而废或束之高阁，难以根治经济的结构性弊病，使之成为金融危机的祸根。同时，韩国政府对发生金融危机的现实危险认识不足，甚至在金融危机出现征兆后，没有当机立断，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例如，进入1997年后，韩宝、真露、三美、起亚、双铃、双龙、大农等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经营困境，股市大跌，问题已十分严重，且舆论界和金融部门也多次提出警告，但未引起政府的重视。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围绕总统竞选的党内斗争和对付在野党上。特别是1997年7月以后，面对日趋波动的外汇市场，韩国政府自恃宏观经济情况良好，泰国金融危机不会在韩国重演，一味强调“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后多次出台稳定金融对策，都因力度太小而归于失败。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当然，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除了上述内在深层原因外，还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有关。去年7月从泰国开始蔓延的金融危机波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致使美国和西欧金融债权机构纷纷回收投资于亚洲地区的资金，加之国际游资在东南亚投机得手后，纷纷转向韩国和其他地区，从而对已岌岌可危的韩国金融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韩国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
韩国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对其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后，1997年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制定了一项援助计划，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应干预、监督韩国经济的权力。它们将韩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原定7%调至3%，将1998年和1999年的贸易赤字减少到50亿美元以下，将1998年的物价增长率控制在5%以下。这势必使韩国经济在今后3-5年内处于低迷、徘徊的状态。事实上，1997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已由1996年的7.1%降至5.5%。1998年3月，韩国经济出现了3.8%的负增长，这是其1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韩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货币贬值、股市暴跌
1996年韩圆对美元的汇率为844.20:1。自1997年以来，受韩宝、起亚、三美、大农、真露等大企业集团倒闭或陷入经营困境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圆开始大幅度贬值。据统计，1997年6-11月底韩圆对美元的汇率由888.10:1跌至1163.80:1。去年年底曾一度跌至2067:1。目前，韩圆对美元的汇率虽有所回升，但仍保持在1300-1400:1的幅度。受韩圆急剧贬值的拖累，韩国股市也难逃节节下跌的厄远。1997年1-11月股票价格综合指数由700点跌破500点大关，12月份曾一度跌至336点，创历史新低。韩国货币贬值加重了外债负担，股市下跌将使企业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从而导致经济形势更趋恶化。
（三）金融市场面临外国资本控制
根据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韩国必须开放金融市场，重建金融体系，以及接受外国机构的监督。要求1998年中期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设立子公司或合作银行，允许外国投资者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从26%提高到55%，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金融机构将与拥有巨额资本和先进金融手段的发达国家对手竞争，使自己处于劣势。并且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手段，将取得对韩国银行、公司的经营权或控股权。同时，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短期债券市场的大量投资，从短期看对缓解目前外汇短缺的矛盾有所帮助。但从长远看，将造成对外汇储备及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导致宏观总供求的失衡，从而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四）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政府加快贸易自由化，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承诺，取消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这无益于韩国的汽车、电子、造船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却有利于发达国家产品尽快进入韩国市场，并将极大地冲击韩国重要支柱产业的发展。例如，开放汽车市场后，韩国将面临美国和日本的冲击。据韩国有关专家分析，“5年内韩国汽车市场将损失10%以上”。特别是2000CC以上的大型轿车在价格上与日本相比几乎不相上下，其市场将很快被吞掉。所以，韩国不少民间团体都认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将使韩国任人摆布，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社会、政治问题日益严重
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出现。首先，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97年韩国破产企业达16,900家，仅12月份就有3000多家企业破产，创日均破产100多家的最高纪录。随着企业破产的不断增加特别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员。有关研究机构估计，1998年韩国失业人数将达150-200万人。实际上，截止到1998年2月底，韩国失业人数已达123.5万人，失业率为5.9%，创1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次，人民生活受到影响。韩圆贬值后，国内部分商品价格已不同程度上涨，而且还呈上升趋势。据韩国财政部公布的统计结果，1998年3月份，韩国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同期上升了9%。再次，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增加。韩国一些经济学家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比喻为公开宣布国家破产，并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援助条件的1997年12月3日，称之为“国耻日”。
总之，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严重的，不过金融危机还不致于使韩国经济伤筋断骨。韩国过去30多年间建立的比较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队伍，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国际经济较为接轨的各种制度等，都对其摆脱金融危机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韩国经过国际社会的援助和自身努力，其严峻形势已有所缓和，并出现一定转机。可以相信，韩国人经过痛定思痛，势必重整旗鼓，再创繁荣。
三、韩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虽然我国因成功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目标及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而避免了亚洲特别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与韩国类似的问题。应当说，韩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敲响了警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韩国金融危机中我国主要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一）高度重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韩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十分注重保持合理的经济结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等方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必须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一是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面临全球竞争挑战的实际情况，必须把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以确立我国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促进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高。二是在强化农业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加大产业技术装备升级的力度，推动电子、汽车、石化、建筑、机械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另外，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三是在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适应多层次消费需求，丰富适销对路产品的品种、款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尽快形成一批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的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四是针对企业规模小而分散，部分自成体系、相互分割的状况，按照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以现有骨干企业为核心，产权为纽带，积极扶持和发展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及企业集团，增强其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五是按照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着力解决地区结构趋同化的问题，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六是进一步研究制定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总体规划，并完善相应的产业、技术、地区布局、金融、财政、价格、税收等方面政策，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创造良好条件。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吸取韩国在金融体制方面的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今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快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切实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能力，建立起中央银行与政府部门在调控经济中的制衡机制。第二，按照“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目标要求，必须减少对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促使其尽快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的竞争主体。第三，要在继续坚持间接融资为主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按照“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稳步发展资本市场，以防形成“泡沫经济”，给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风险隐患。第四，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严厉打击乱办金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第五，在保持汇率政策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发展企业集团
此次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大企业集团盲目扩张有很大关系。因此，我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发展企业集团过程中，一定要吸取韩国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教训。(1)发展企业集团切忌贪大图快。目前我国实施的以“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是正确的，但不宜采取政府包办、搞“拉郎配”方式发展企业集团，并强制银行加以扶持。而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来实现联合、兼并和资产重组，以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2)避免企业集团过分追求多元化经营。企业集团必须明确自己的经营重点，形成若干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集中力量搞好主业，形成规模经济，切忌搞全面出击，失去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3)防止大、中、小企业发展失衡。我国在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中，既要注意“抓大”，又不可忽视“放小”。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连续性、协调性的要求，处理好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大、中、小企业的均衡发展。(4)加强对企业集团发展的宏观调控。要制定企业集团发展的长远规划，防止“集团热”、“集团风”的形成和蔓延。并且，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支持要适度，重点放在企业集团发展所处的体制环境的改革、改造和改善上。同时，建立健全相应法规，确保企业集团的正常健康发展。
（四）确定合理的外债规模与结构
外债规模过大尤其是外债结构不合理，是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与韩国相比，尽管我国在举借外债问题上一直较为谨慎，结构较为合理，但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必须认真解决。首先，举债规模要适度。应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外汇储备状况和外债配套、偿还能力，特别是综合风险承受能力等，合理确定外债规模。其次，不断调整和优化外债结构。要在适度控制外债规模的基础上，积极增加中长期债务，尽可能减少短期债务。同时，合理确定外债的来源结构、币种结构、利率结构和投向结构等。再次，规范和加强对外债的监管。要进一步加强对举借外债的统筹协调和管理，严格审批程序，严肃查处境外非法融资和变相举债活动。此外，要完善外债借、用、还相一致的机制，确保举借外债工作的持续、健康进行。
（五）建立国际金融合作机制
从世界范围看，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已达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全球的外汇储备累计不到2万亿美元，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与之抗衡。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局限在一个国家内，而是迅速向其他国家扩散。所以，建立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势在必行。我国应尽快组织精干力量研究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的总体战略和实施方案。并且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之间建立长期和制度化的金融合作机制，以增强总体实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同时，积极参与亚太及全球的金融监管与合作，建立灵敏高效的危机预警和援救机制，以防范和对付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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