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留学生论文,群体论文,层中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留学史研究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陷于停滞，到“文革”结束后又伴随着新一轮留学热潮的兴起而再度复兴，20余年来出版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著。唯对于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关系，已有研究似仍嫌薄弱（注：目前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对留日、留法、留苏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关系作了探讨，其中综论性者如徐行《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神州学人》2001年第7期)、吴汉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关于留日者如陆安《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青岛教育论坛》1997年第2期)、张敏卿《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关于留法者如鲜于浩《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田雪梅等《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旅欧党团组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关于留苏者如徐行《中共第一代留俄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吴霓《早期留苏热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部分留学史专著中亦有少量篇幅涉及这一问题，如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等。在2004年10月召开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交的论文也与此论题有关，其中马启民《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群体》与本文旨趣相近而研究范围有别。另有一组论文集中探讨了1920年代苏俄留学生与中国革命之关系，包括孔繁岭《革命年代留苏的中国孩子》、徐行《莫斯科中山大学对国共两党的影响》、汪乾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留俄学生与中国革命》、张泽宇《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始末》等。上述论著在史实阐述和脉络梳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中共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分析尚属少见，尤其是缺乏基于统计数字的量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即试图在此方面作出初步的努力。）。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主要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略加分析，试图藉此揭示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密切关系。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所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主要是指中共历次重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以“核心领导层”指称历次重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注：除特别说明者外，本文所称的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均包括候补委员在内。）。
一、留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之地位
据笔者统计，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共有169人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注：关于历届中央委员之人数和名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说法，本文主要参照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有留学背景者为58人，占总数的34.3％，其中且有19人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留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当选为首届中央委员，其中陈、李二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数年，留学生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次年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增为8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曾留学日本，蔡和森、向警予曾留学法国，留学生比例仍达62.5％。1923年中共“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此次大会改选出的14名中央委员中，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汉俊4名留学生，所占比例陡降至28.6％。在1925年中共“四大”和1927年中共“五大”上，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有所回升，分别为35.7％和43.5％。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留学生中央委员又降至29.7％。此后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增补了少数中央委员，留学生所占比例也略有变动。1945年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留学生人数为31人，所占比例为40.3％，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没有改选或增补新的中央委员。从图1可以看到，除1921-1922年高于40％，1923、1928-1930年低于30％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都在30％到40％之间变动。
图1：历届中央委员中之留学生比例示意图
附图
如果将目光转向党的核心领导层，即中央局或政治局委员，则留学生所占比例又要高出许多。据笔者统计，1949年前28年间共有49人担任过共产党中央局、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其中有留学背景者为24人，占总数的49.0％。中共“一大”、“二大”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人数较少，自然成为全党领导核心。1923年中共“三大”开始从中央委员中再选出若干人为中央局委员，作为最核心的领导集体，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当选，其中陈、蔡二人分别留日和留法，留学生占40％。中共“四大”陈、蔡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无留学背景的毛、谭、罗则被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取代，其中彭述之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学生比例上升为60％。1927年中共“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增至11人，其中留学生6人，占54.5％。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留学生在16名政治局委员中占据7席，比例为43.8％，较此前明显降低。次年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略有回升，将近二分之一。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上，留学生政治局委员的比例降至最低点，为35.8％。此后则长期呈上升趋势，并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达到最高点，12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有过留学经历，比例高达75％。抗日战争期间这一比例又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保持在55％到70％之间。图2显示出，在建国前的多数年份，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学生比例都在50％以上。
图2：历届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之留学生比例示意图
附图
从图1、图2中不难看到，中央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变化较缓，而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变化比较剧烈，这显然是由于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核心领导层的更迭远为频繁之故。从时间轴线来看，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在整个20年代的变化幅度都很大，升降转换也很频繁；而在30、40年代，尤其是进入抗战时期以后，变化则相对平稳。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尚处于草创、摸索阶段，革命多次受挫，路线时常变动，领导层的人选变动也相应频繁。而随着共产党逐渐发展成熟，其领导层也相应稳定下来，战略方针的变动不再必然伴随领导层的大换血。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生存压力大大减轻，领导层人选变动的频率也更低了。表1所示在16次(“一大”未计入)较大规模的中央领导层人选更迭中，在抗战爆发以前的16年间共有12次，而自抗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2年间仅有4次。
表1：历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人数及比例(1921-1949)
留学生人数及比例
时间和会议 职务 总人数
总计 ％
留日 ％留欧 ％留苏％
1921.7 中共一大
中央委员3 2
66.7
2
66.7
1922.7 中共二大
中央委员8 5
62.5
3
37.52 25
中央局委员 3 2
66.7
1
33.31 33.3
1923.6 中共三大
中央委员14 4
28.6
2
14.32 14.3
中央局委员 5 2
40 1
20 1 20
1925.1 中共四大
中央委员14 5
35.7
2
14.32 14.31 7.1
中央局委员 5 3
60 1
20 1 20 1 20
1927.5 中共五大
中央委员46 20 43.5
3
6.5 10 21.71123.9
政治局委员 11 6
54.5
2
18.25 45.51 9.1
1927.8 八七会议
政治局委员 16 7
43.8
2
12.53 18.83 18.8
1928.7 中共六大
中央委员37 11 29.7
2
5.4 5 13.57 18.9
政治局委员 17 8
47.1
3
17.64 23.52 11.8
1930.9 六届三中全会
中央委员52 14 26.9
2
3.8 7 13.59 17.3
政治局委员 14 5
35.8
1
7.1 3 21.42 14.3
1931.1 六届四中全会
中央委员62 18 29.0
3
4.8 7 11.31321.0
政治局委员 17 7
41.2
1
5.9 2 11.85 29.4
中央委员70 24 34.3
3
4.3 9 12.91825.7
1934.1 六届五中全会
政治局委员 17 10 58.8
1
5.9 2 11.89 52.9
书记处书记 4 3
75 1
25 1 25 2 50
1935.1 遵义会议
书记处书记 5 4
80 1
20 1 20 3 60
三人军事小组3 2
66.7
1
33.31 33.31 33.3
1935.10 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 政治局委员 11 7
63.6
1
9.1 1 9.1 6 54.5
书记处书记 5 4
80 1
20 1 20 3 60
1936.10 红军会师陕北后 政治局委员 12 9
75 1
8.3 2 16.78 66.7
书记处书记 5 4
80 1
20 1 20 3 60
1937.12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委员 16 9
56.3
1
6.3 2 12.58 50
书记处书记 5 2
402 40
中央委员73 27 37 5
6.8 9 12.32128.8
1938.11 六届六中全会
政治局委员 15 9
60 1
6.7 2 13.38 53.3
书记处书记 5 2
402 40
1943.3 三月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委员 14 9
64.3
1
7.1 2 14.38 57.1
书记处书记 3 2
66.7 2 66.7
中央委员77 31 40.3
7
9.1 11 14.32532.5
1945.6 中共七大
政治局委员 13 7
53.8
2
15.42 15.46 46.2
书记处书记 5 4
80 1
20 2 40 3 60
说明：(1)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均含候补委员在内。(2)一人有两国以上之留学背景者均重复计入相应国别，故留日、留欧、留苏人数之和往往超过“总计”栏数字。(3)中共“一大”中央委员即为中央局委员，故未另行列出；“二大”有中央局之名目而无确切委员人数和名单，故援“一大”之例，以委员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三人为限。(4)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之中央委员人数，系由原人数加上增补委员人数得出，未考虑少数病故或撤销职务者，故与实际人数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沈学明等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从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来看，则显然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因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准备活动中的重要贡献，缺席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维持了6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指责为“右倾投降主义”而辞去总书记职务，留日学生自此退出党的领袖之列。“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短期负责，1928年中共“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主席，此二人都没有留学背景。1931年向忠发亦因路线错误而去职，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秦邦宪、张闻天先后于1934年1月和1935年1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至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总书记，留苏学生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时间为6年半，与留日学生相似。从1938年11月起，未曾留学的毛泽东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其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976年逝世，将近40年之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外来取向逐渐向本土取向演进的趋势。
表2：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更替(1921-1949)
时间 姓名 留学背景 职务
1921.7-1927.8
陈独秀 留日 中共中央书记、委
员长、总书记
1927.8-1928.7
瞿秋白 无
主要负责人
1928.7-1931.6
向忠发 无
中共中央主席
1931.6-1934.1
王明留苏 中共中央代理主席
1934.1-1935.1
秦邦宪 留苏 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5.1-1937.12 张闻天 留苏 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7.12-1938.不设总书记，由书
11 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主持日常工作，
1938.11- 毛泽东 无
1943年3月后任
中共中央主席
资料来源：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
二、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概观
研究者已经指出，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官僚政治尤其是民国历届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留学生在国民党及其政权中的显要地位，曾有学者声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革命是“革留美学生的命”；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1] (p214-215)。从表3中的数字来看，这两句话中关于国民党之“知识分子”性质的论断是有依据的；而关于共产党之“工人农民”性质的论断却似乎大成问题。如果将目光聚集于中央领导层，前文的统计已经表明，留学生在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的比例虽稍低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从中很难得出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党这一结论。所以毛泽东的论断，应该从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而不是中央领导层来理解。易言之，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与其中央领导层的构成大体相似，包括留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全党均占有重要地位；而共产党的上、下层之间并无这种同构关系，其下层主要由工农尤其是农民阶级构成当无疑问，上层却仍然是各种知识分子施展身手之所，留学生亦同样在其中占据要津。
表3：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及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人数及比例
统计内容人数比例
民初499名国会议员
258 51.70％
北洋政府31名国务总理13 41.93％
北洋政府109名内阁阁员
56 51.47％
国民政府109名内阁阁员
62 56.88％
共产党169名中央委员 58 34.30％
共产党49名政治局委员24 49％
资料来源：民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数字转引自王奇生《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5-215页；共产党数字由笔者统计计算得出。
尽管如此，留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占据的较高比例，并不能表明国共两党的上层结构是一致的，其原因在于两党中留学生的性质迥乎有别。从留学国别来看，58名留学生中央委员中留日者人数最少，留欧者稍多，留苏者最众(表4)。其中留欧者多为赴法勤工俭学生，而且大部分人是“勤工”多于“俭学”；留苏者大多是作为共产党的后备干部在苏俄接受训练，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只有留日生才算得上通常意义上的留学生。
表4：留学生中央委员之籍贯和留学国别统计(1921-1949)
省别留日 留欧 留苏 合计
湖南2 8 1417
四川2 6 9 11
安徽1 2 6 7
浙江2 1 3 4
湖北1
3 4
广东2
2 4
上海1 1 1 2
河北2 2
贵州1 1 1 1
福建1
1 1
江苏1 1
辽宁1 1
内蒙1 1
江西1 1
总计15194458
说明：一人有两国以上之留学背景者均重复计入相应国别，故留日、留欧、留苏人数之和往往超过“合计”栏数字。
资料来源：同表1。
另据58名留学生中央委员的籍贯统计(表4)，湖南、四川、安徽分居前三位，共有35人，占到总数的60.3％。这与近代留学生的整体地域分布大相径庭，而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和1920年代留苏运动的情形基本吻合。研究者指出，自甲午战争以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苏浙粤地区的出国留学人数始终位居全国前列。据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的调查，在4933名清末以来的回国留学生中，江苏、浙江、广东三个沿海省份合计为2071人，占到总数的42％；而湖南、四川、安徽三个内地省份合计只有806人，所占比例为16.3％[1] (p164-165)。
若按留学的不同国别统计，则留日中央委员的地域分布比较分散，北方与南方、内地与沿海的人数大致相当；留欧和留苏中央委员的籍贯则都集中于湖南、四川、安徽等内地省份，三省人数超过其它各省人数之和。根据王奇生的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出国留学基本上为富家子弟垄断，只有五四时期的赴法勤工俭学和20年代的留学苏联有所例外。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四川、湖南二省人数最多，分别占到总人数的21.33％和19.52％，广东、江西、河北次之；20年代留苏学生也以湖南、湖北、四川居多，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16.13％、13.16％、10.61％。这是因为留法勤工俭学和留学苏联皆非单纯的留学运动，而是深受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恰是川、湘、粤、赣等省士子的政治热情最高[2]。
总之，虽然国共两党上层的留学生比例都很高，但其留学生的性质却差别甚大。国民党及其政权中留学生群体的构成，与整个近代留学生群体大致相似，大多来自江、浙、粤等富饶省份，一般家庭条件较好，知识水平较高，就读于美欧诸国的正规大学，归国后多跻身政、学、商、军各界的中上层。而共产党上层中的留学生，则大多出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留苏运动，多数人来自湘、川、皖、鄂等内地省份，出身较为贫寒，知识水平较低，在留学期间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并加入共产党，归国后即投身于革命活动。在近代风起云涌的留学大潮中，孕育出众多共产党领导人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留苏运动只能算是特例。
三、留日、留欧、留苏群体的不同特征及命运
留日群体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引入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各种近代社会思想，很快发展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并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甲午一役，“蕞尔小国”战胜“天朝上国”，在国人心中引起了剧烈震动，赴日留学的潮流迅速勃兴。“中日比邻，消息易于传播，加以文字障碍又较西洋为少，故去日者甚多。”[3] (p21)在后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留日学生中，陈独秀、李汉俊、吴玉章、林伯渠四人可谓导夫先路，早在20世纪初叶就随着第一次留日高潮负笈东渡。其他人则大多是在民初的动荡政局中赴日求学。
与留欧、留苏学生相比，留日学生一般年龄较大，留学时间较早，家庭状况较好，文化素质较高，在清末民初“思潮”云涌的时代，这些优势足以帮助他们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不难理解，留日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提供的名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巴黎、东京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共有59人[4] (p1-2)。笔者查找到了其中47人的传记资料，此47人中的20人当时(1921年7月前)已有留学经历或正在留学，占42.6％；其中又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达13人，占留学生总数的65％。另有4人曾流亡他国或在此后有过留学经历。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上海发起组，14名成员中有10名留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多达9人；另有1人不详，1人曾流亡日本，1人后来曾留学苏联，可以确定未曾出国者仅有1人。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到日本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留日学生的主要贡献在于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江亢虎等；十月革命以后则以“三李一陈”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较著名者还有周恩来、陈望道、杨匏安、胡汉民、戴季陶等。通过留学生的大力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等，在五四以后迅速为国人所熟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基本条件[5]。
日本留学生既不像留法勤工俭学生那样需要为生计问题而辛劳，又不像留苏学生那样受到各种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约束，因而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可以也愿意更自由地学习和思考，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多地是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共产主义信仰也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而非诉诸情感的信仰。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其艰难和残酷的一面逐渐显现，部分人难以顺应革命实践的潮流而落伍，终至退出党的核心领导层。由图1、图2可知，留日学生在早期共产党领导层中地位极其显要，却在短短几年之间迅速削弱，其在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中的比例优势，在1923年已为留欧学生追平，1925年即被反超。到1927年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后，留日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此后留日中央委员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0％，留日政治局委员的比例也始终低于15％。事实上自1929年彭湃牺牲以后，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日学生就只有周恩来一人了，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林伯渠当选，留日政治局委员的人数才增加到两人。而且在留日之外，周、林还曾分别留学法国和苏联，所以纯粹的留日学生在整个30、40年代几绝迹于中共核心领导层。另一些人则因思想上或具体意见上的分歧而退出党组织，另谋他图。中共首届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留日学生都有过脱党经历：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于1923年退出党组织，直到1949年才重新入党；陈独秀继失去总书记职务后，又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著名的“一大”代表李汉俊，也于1924年脱党。
留欧群体 中共中央委员之留学欧洲者共有19人，除朱德、顾顺章以外，其余17人所适国别均为法国；此17人中除徐特立等少数几人外，均为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酝酿于民国初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政界学界名流积极倡导，并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等组织，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学生作工，工余之暇，工资所得即以求学”为宗旨。一时间应者云集，至五四前后遂出现留法俭学之风潮[3] (p86-99)。从1919年3月第一批俭学生离沪启程，到1921年11月百余名俭学生被遣返回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共持续两年多时间，先后有1600余名中国学生赴法，其中约有250人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约占总数的15％[1] (p71)。
勤工俭学生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来解决留学经费，这使许多贫寒子弟也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但由于他们大多学历偏低，知识准备不足，在法国一般是进入中等学校学习普通知识。据对1920年底599名在校学生的统计，在普通中学学习者多达522人，占总人数的87％，仅有4人在大学就读。而另一方面，正因其留学经费不依赖政府供给，运动的倡导者也多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勤工俭学生较少受到政府意志和行为的影响，而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由于劳动在勤工俭学运动中的特殊重要性，许多人从“工读主义”思潮，经“劳工神圣”的体验和实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6]。
留法勤工俭学队伍人数众多，驳杂不齐，年龄、学历、职业都差别甚大，但后来进入共产党领导层的留法学生则具有一些大体相似的特征。首先是年龄相近，除徐特立年纪较长外，另外16人留学时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者邓小平为16岁，最大者刘伯坚也不过25岁。其次是籍贯相近，17名留法中央委员中有13人来自湖南、四川二省，占据了绝大多数。此外，这些人的家境和学历也比较接近，除周恩来等少数人外，大多出身比较贫寒；又因年纪较小、家境较贫，许多人在赴法以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当然，他们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思想和活动也非常相似，多数人都满怀理想和激情，热心投身政治活动，在实践中逐渐接受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具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特征，回国后又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密切的关系网络，这也深刻地影响和型塑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体格局。一位研究者即曾指出，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结下的深厚友谊，对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得以从历次打击中解脱出来，并最终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7]。
1922年中共“二大”，蔡和森、向警予分别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此为留法学生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始。1927年中共“五大”上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留法学生比例高达45％，但是中央委员中留法学生的比例已被留苏学生超出。数月之后，由于陈延年牺牲、蔡和森去职，而“八七”会议形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却增至16人，留法政治局委员的比例迅速降到20％以下。此后的大多数年份，留法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之比例高于留日学生而低于留苏学生，基本上都在10％到20％之间变动。从个人在革命进程中的命运来看，留法群体中有少数牺牲者、脱党者、叛变者，但剩下来的那些人都具有相当顽强的政治生命，堪称中国漫长革命进程中最持久、最坚韧的一股力量。
留苏群体 苏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莫斯科的两所著名大学，即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于1921年，主要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中国学生在成立第一年有36人，到1923年增至52人。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刘伯坚、蔡畅等。中山大学全称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系苏联政府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而于1925年专门设立的。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即由国民党中央接连选派了两期学生，总数约800余人，王明、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沈泽民等人皆在此列。1927年“清共”以后，国民党停止选送留苏学生，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离校回国，剩下的遂全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1928年9月，东大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习惯上仍称中山大学，至1930年秋天停办[1] (P79-81)。
与留日、留法群体不同，苏联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甚至已经加入共产党以后赴苏留学的，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和大本营，成为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提高理论素养、培养组织观念的大学校。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8] (P182)。
既然意在培养革命领导人才，留苏自然与普通的留学大异其趣，这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课程中就可以看到。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和俄文[8] (P189)。中山大学的课程包括语言(俄语、英语、德语、法语)，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资本论》)，哲学，列宁主义，军事学等[9] (P129)。两校所开设的绝大多数课程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革命理论的强调远甚于普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除了学习之外，中国留学生更要在这里接受组织训练和思想训练。据郑超麟回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曾提出中国学生是来这里受“训练”而不是学做“学院派”的，前者是指开会、批评，后者是指学俄文、看理论书。学生们被分为多个小组，每星期开一到两次会，每次开会常有两到四个钟头，会场气氛“紧张，兴奋，热烈”，会议内容主要是“个人批评”，大家“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8] (P189-194)。可见苏联的留学也是要注重实践的，但与留法勤工俭学完全不同，这不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实践，而是共产党组织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留学生们要在这种实践中学会服从组织纪律、处理人际关系。留学苏联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更在于共产党之组织、纪律、生活的经验和体认。对他们来说，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更像是他们回国以后所经历的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一种预演，而绝不仅仅是充满诗意和幻想的异国情调。
按理说，共同的信仰纽带和组织纽带应该促使留苏学生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但事实上，其内部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分歧，有时甚至发展成残酷的党内斗争。郑超麟1923年初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发现中国学生存在着“不间断的内部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在学生中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8] (P185-186)。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斗争更加严重，并因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校方和党中央的介入而显得异常复杂和激烈，1927年秋天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是这种内部斗争的典型反映，此事在学生中引起极大混乱，十数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被开除，一批学生遭到株连[10] (第三章)。苏联的党内斗争也影响到中国留学生的命运，1928年的反斯大林游行事件即其典型，许多人因此被打成托派而受到开除党籍、遣送回国等惩罚，有的甚至冤屈而死[11]。
但无论如何，留苏群体在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发生的深远影响当无疑问。1925年中共“四大”上，留苏归来的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苏联留学生自此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各地工农运动发展迅速，而共产党人数既少，干部更不敷任用，留苏学生经过在“赤都”的革命训练，回国后立刻填补了这种干部紧缺状态，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实属理所当然。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46名中央委员中已有11名苏联留学生，其比例已经超过留日、留欧学生，占到了23.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1名政治局委员中仍然只有1名留苏学生，只是人选从彭述之换成了罗亦农，所占比例降至9.1％，这显然与蒋介石发动血腥清党、国共合作走向终结的严峻政治局势有关。“八七”会议后形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罗亦农、顾顺章、任弼时为留苏学生占据3席。次年中共“六大”上留苏学生的地位再度降低，仅杨殷、关向应二人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此之后，留苏学生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之比例处于持续上升状态。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际，政治局委员中的留欧学生降至11.8％，留苏学生则增至29.4％，至此，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也完成了从留欧群体到留苏群体的权势转移。到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时，12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林育英等8名苏联留学生，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抗战期间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45％以上。留苏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占据多数，许多人曾身居高位甚至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在党的发展历程中，推行各种“机会主义”最力、卷入各种路线斗争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留苏归来的领导人，例如秦邦宪曾因推行“左”倾路线而被取消总书记职务，王明更被视为陈独秀之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和象征，这显然与他们的留苏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苏俄影响和派系特性密不可分。
四、小结
综上所述，留学生在1921-1949年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占据着很高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之留学生群体的性质与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中的留学生差别甚大，其政治留学的色彩更甚于知识留学，堪称近代留学大潮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国别的留学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留日学生中知识分子较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甚巨，但是在革命进程中不少人离开党的领导层或者偏离了共产主义轨道；留欧学生多为赴法勤工俭学者，主要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中共领导层中最坚韧的一股力量；留苏学生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最庞大的群体，但是长期存在的内部矛盾和路线斗争削弱了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