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制度与资本主义组织--20年来德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模式_市场经济论文

理念、制度与组织化资本主义——两德统—20年来的政治经济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年来论文,理念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两德统一之际，人们曾认为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是联邦德国40年来经济表现稳健强劲的主要原因。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为吸纳前民主德国的5个新联邦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两德统一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德国经济的文献大多关注的是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即“德国模式”)的衰落，强调的是制度的式微和新自由主义的应运而兴。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地回顾了这些文献。不过，自2008年年中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挑战了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引发了关于适当的经济政策模式的争论。简言之，这场危机表明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可能还有不少可取之处。

       本文第二部分关注了可能发生的这种向新的协调市场经济的转变，但这一部分指出，为了准确解释德国模式在统一之后的20年里为何会衰落，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在声称其出现了明显衰落的文献中很少被问到的问题。本文的目标就是要研究为什么最初会出现这种模式，以及其新形式对于21世纪初还在努力处理统一问题的德国以及欧盟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是否仍然有用。具体来说，本文认为，这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的形成不仅仅发生在战后，而且也发生在德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19世纪，这是因为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并不能保障所有时代都需要的经济增长。本文还认为，在这种政策模式创立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动态的、灵活的制度以及一整套以国家构建或国家重建为背景的构想。既然最近的这场危机严重冲击了自由市场经济，协调市场经济是否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复兴的机会呢?

       本文第三部分介绍了俾斯麦时期和社会市场经济时期出现的一些协调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并指出正是国家构建(德意志帝国)和国家重建(联邦德国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些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根本进程使这些形成的制度和理念远远超出了这些构成要素的总和。

       最后一部分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当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灵是否意味着德国和改组后的欧盟即将出现另一种协调市场经济。

       在继续讨论之前明确术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在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德国的协调市场经济称为德国模式。就本文多次使用的经济政策“模式”这一术语而言，显而易见，只有那些在出现之后——有时甚至要等到多年以后——得到人们充分认可的制度安排才能被称为“模式”。换言之，经济政策模式是我们只能通过“后视镜”才能看到的制度“景观”。由于本文首要关注的是德国协调市场经济的发源，其次则是其衰落，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要确定构成这两个阶段的协调市场经济的特定制度要素和理念要素，以及它们形成的过程。因而，本文虽然研究的是这两个较早阶段的发源，但一般尽量不用“模式”这一术语。正如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所说的那样，这些协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试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创新能力以及他们创设的制度。此外，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是始料未及的。比如，创设这些制度本来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但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制度的调整，它们也可以服务于极其不同的目的。就此而言，本文想强调的是，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和20世纪中期的再工业化过程中，从未把较为倾向自由市场的经济形式当作一个严肃的选项。因而，在这两个时段的开端，还预见不到后来得到普遍认可的协调市场经济“模式”。不过，所有这些合作性的、在制度层面密集展开的试验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没有走上放任自由主义道路。尽管对这种协调市场经济来说并不存在任何“系统设计师”，但鉴于需要实现工业化和发展以及从政治上保障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的权利，这些实质性压力使合作形式成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唯一途径，因为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不在考虑之列。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以及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分别在国家构建和国家重建的背景下“规划了”这些特定的协调市场经济体制。

       德国模式的衰落

       如今，战后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的缺陷可谓人尽皆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一直面临着工业竞争力不断下降、结构性失业长期存在和东德持续停滞的困境。此外，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数十家德国企业充当“卫士”的德国大银行也开始切断它们与德国大企业的“私人银行”(Hausbank)关系，以便专注于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机会和利润。十多年来，在以前的合作型法团主义劳资关系框架内，德国雇主也总是一再地撇开雇主协会，“自行其是”地与工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工会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几乎一半的德国工人脱离了工会，它们现在只能代表不到20％的德国工人。最后，虽然社民党曾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执政党几年后标榜过“有人性的资本主义”，但它最近也转向了严厉的紧缩政策。2l世纪初，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

der)政府实行了“哈茨IV”(Hartz IV)劳动力市场改革，使自己的很多支持者遭受了损害，导致社民党在2005年大选中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权，之后又在2009年的大选中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惨败。

       德国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结局可谓狼狈不堪，它最终被描述为一种由笨拙的、有局限性的、适应性不强的僵化制度构成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转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让德国经济走出低谷，才能使其承担起战后的体制根本承受不起的两德统一带来的成本。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严重衰退打击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热情，但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共识仍是，现存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前景堪忧。这种看法暗示着，2009年大选后基民盟(CDU/CSU)的新执政伙伴——自民党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才是更加合适的政策模式。尤其是，该党认为由劳动力价格较高的传统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不够灵活，无法在越来越严酷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制度革新、理念设想与国家构建(或重建)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时间点对理解该国的经济政策结构很有帮助。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往往采取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且逐渐成长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因为它们的好运气和开创性的工业化进程使其较容易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英国和美国是这种模式的最佳案例。工业化开始较晚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却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选项。由于缺乏现成的和可预期的获得资源、市场和资本的途径，它们要赶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就不得不建立另一套不同的制度。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试错型”经济不同，后发国家犯错的余地要小得多。

       后发国家既不能选择古典自由主义，又不能走(二战后的)统制经济道路，那么它们还有别的选项吗?最可能的方案就是通过国家的指导来组织和动员主要的生产者群体。这并非易事。这些国家不能像英美那样坐等资本主义缓慢发展，而是必须“强逼”着它快速向前，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因而，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中期，国家往往鼓励和准许大企业与其金融伙伴结成紧密的协调关系。它们不得不有效地获取和利用资源，不得不瞄准国外市场(因为两种模式的发展初期，其国内需求的水平都较低)，不得不确保投资的成功率。“试错型”资本主义不仅仅是缺乏效率或者发展速度不够快，而且，由于为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只处于次要地位，大多数国民在这些自上而下的协调市场经济体制下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为他们提供某种社会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实质上，这是一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经济政策模式——特别是在实行非民主体制的俾斯麦当政时期。这种模式需要所有大生产者保持紧密的协调关系，努力维持社会秩序。

       实际上，为了让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运转起来，这两种模式的创立者提出了一种动态的、灵活的制度概念。只有着眼于长远，把各种制度与能够与时俱进的、具有创新性的、不断变革的政策结合起来，这样的路线才是可行的。从理论上讲，相比于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观点中所描述的制度特征更加准确地抓住了上述制度的内涵。赫希曼认为，如果能有效地利用发表意见的权利，制度可以变得更为灵活和有效。奥尔森则把制度看作个体行动的障碍，认为制度导致的结果在宏观层面看常常不是最佳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让这些制度和理念在这些体制建立的初期成功适应现实并随机应变的，却是国家构建和重建的特定过程。正是由于这种较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角度，相关国家的领导人才能够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进行这些制度和理念创新。

       当代大多数从事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历史制度比较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协调市场经济或协调市场模式的衰落。本文认为，为了理解理念、制度和国家构建(重建)的协同性，我们还需要检视这些组织化资本主义体制的兴起和衰落。而这种检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和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文献，例如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和西伦研究这些体制衰落和兴起的著作。不过，要想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就必须把这种制度分析与研究理念的文献和一些探讨国家构建的文献结合起来。

       像德国(以及大陆上的其他西欧国家)这样的后发国家被迫创设了一套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快速发展的制度，因为效仿英国和美国的缓慢渐进路线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已经太晚了。尽管俾斯麦可以将国家作为一个实业家那样来利用，但在二战之后，这一方案却因纳粹滥用国家权力而不再具有可行性。不过，这两个时期都利用了全能银行系统(universal banking systems)以及作为重要企业力量的大生产者集团之间密切的协调合作。在19世纪，人们称其为卡特尔(cartel)；到了20世纪中期，它们又成了受人欢迎的联合体(Verb

nde)。此中的关键是，仅仅是全能银行，或者仅仅是组织化的德国企业，都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它们联合起来便能确定一系列能够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充分利用资源、瞄准市场和有效使用资本的经济政策。当然，基于工业发展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快速经济转型并没有给普通德国人带来多少直接利益。俾斯麦以及“社会市场经济之父”阿登纳和艾哈德都意识到这种社会紊乱要求实行保障性的社会政策。这些领导人并不是基于利他主义的立场提出这些政策的，相反，这些政策带有预防性，其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把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对立降低到最低程度。俾斯麦首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他同时发布的针对当时还带有革命倾向的社民党的禁令)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另一种机制则是实行不那么严苛的社会市场经济，它使德国在第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下建立了战后福利国家。

       与极少对资源、市场和资本施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导向的开放性经济政策不同，组织化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需要密切的协调。这种体制的运转要求有远见的人把这些机构(银行、企业、联合体、企业理事会、工会、准公共服务机构等)与创新的转型政策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要是允许这些机构退缩，它们很可能会变成韦伯所说的无效率的官僚制。然而，在通常的市场路径不具有可行性时，或者在构建或重建民族国家时，如果把经济振兴这种较为宏大的公共目标与这些机构结合起来，并着眼于长远对其进行恰当的指导，那么它们也可以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有活力得多。事实上，我们有证据表明德国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在2008年与商业银行合并的德累斯顿银行)和大企业(西门子、戴姆勒-奔驰、巴斯夫、拜耳)——它们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并在剧烈动荡时期依然屹立不倒——具有制度转型的能力。

       俾斯麦与第一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

       让这两个时代成为可能的制度、理念和国家构建背景具体是指什么呢?在19世纪后半叶，先是普鲁士，后来则是统一的德国，创设了全能银行系统。全能银行的想法来自路易·拿破仑的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即重点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产业(煤炭、钢铁、化工、机械、铁路和工业用途电子器件)进行长期定向投资的银行。进行这种投资需要巨额资本，但这些部门中的新兴企业没有能力从那时的初级股票市场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通过信贷、持有公司股票、接受企业股东的委托和参加董事会，国家支持的银行在确定这些企业的产业方向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时间跨度又较长，这一战略足以让各企业在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联合体(卡特尔)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其成员并没有互相视作竞争者。相反，在它们看来，自己的对手主要来自国外，而合作则可以让它们各自的策略收到最大效果。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产业来说，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越来越重要，而这些企业能够依靠行会体系的遗产来培养技能高超的工人。最后，俾斯麦更多是将国家作为一位建筑师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以一种干预主义的微观管理方式来发挥其作用。它监管和推动着——但并没有指挥——一整套组织化的、协调的“经济试验”向前发展，使其后来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模式”。

       体现这些制度的理念构想是什么呢?一个是俾斯麦在普鲁士封建地主(容克)和新兴的金融工业家之间锻造的“钢铁与黑麦的联姻”，其中，容克需要把他们的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工业家则需要用新的铁路系统运输货物。另一个是俾斯麦的“外柔内刚”策略。他先是在1878年发布了对社民党的禁令，后来又创新性地实施了该党一个重大主张，即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了福利制度。当社民党在1890年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它已经算不上革命性政党了，因为俾斯麦政府已经吸纳了该党的许多纲领(见表1)。重要的还有，卡尔·马克思(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在社民党再度成为合法政党之前就逝世了。那时，运动发起者的革命社会主义逐渐被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渐进”社会主义所取代。

      

       这些理念与新建立的各种制度的结合发生在国家构建的背景下；正是这种背景使得其中许多行动得以展开。诚然，在德国统一时，俾斯麦还没有建立最稳定的根基，因为他不得不依赖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相当多的政治镇压作为其主要手段。这种独裁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曾一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正如一战、魏玛共和国、大萧条和第三帝国所证明的，这种模式也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种模式最终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而遭到破坏，而所有这些挑战都根源于德国经济在19世纪实现迅速增长的特殊时机和具有的特征以及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时所采取的特定形式。由于德国工业化开始较晚，它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开拓也较晚。当德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利用了激进民族主义来动员人们支持它挑战那些已经在非洲获得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国家以及获得德国工业实现快速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而其不幸的后果就是一战。“外患”(1917年俄国革命)和内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俾斯麦据以建立第二帝国的根基，而这一根基终究还是脆弱不堪的。把现代工业嫁接到一个从未脱离封建制度的社会之上，德国左派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之下尖锐分化，社会对民主制缺乏坚定的信念，在协约国坚持要求巨额战争赔款的情况下经济政策出现“机能失调”(即1923年的恶性通胀)——所有这些引发了一场灾难，使制度结构在短短10年之内就走向了崩溃(见表2)。

      

       但是，如果德国想要在19世纪成功地完成工业化和国家统一，那也就看不到另一种可行的道路了。第一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表明，一个国家把这一框架强加给邻国和它自己的国民，或许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国家构建的初衷。但是，如果这些理念和制度不能适应后来的(国内外)情况，包括与邻国的和平关系、真正的政治问责和民主代议制，那么这种模式很可能不具有持久性。

       社会市场经济：第二种组织化资本主义

       当代德国的很多观察家把二战之后的时期称为“零点”(Stunde Null)，把1949年联邦德国的建立视为与德国在上个世纪所有经历的“一刀两断”。从政治方面看，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联邦德国是该国建立的第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至于战后的经济，一位学者提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快速增长应当归功于纳粹时期的遗产。然而，对于那些密切关注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基础的人来说，战后经济与19世纪晚期的经济保持着确定无疑的、更加深入的连续性。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向其盟军提交的关于德国的最初方案中，曾主张打压德国工业，转而突出其农业发展。然而，冷战以及恢复德国经济运行的急迫性却战胜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为了重建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行为者都选择了熟悉的工业组织化模式，因为试错型自由市场模式不在选择范围内。这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没有实行大规模放任自由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也是因为随着冷战的开始，迅速恢复德国经济成了人们优先考虑的问题。由于组织化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最快，德国银行和德国大企业便采用了这种熟悉的模式。全能银行系统及其同德国大企业的深入合作关系很快建立起来，促使金融业与制造业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定的联系。

      

       不过，由于这种形式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现在有了民主制的监护，所以重新建立的其他制度也会运转起来，防止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滥用权力。例如，德国工会扩充了早期的企业理事会，使其采取了民主法团主义的形式。相比于俾斯麦时期，工人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工会及其在社民党和联盟党内的盟友都赞同共同决定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工会会员有权参与德国所有大公司的董事会。在德国的第二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中，还能看到框架规制这种独特的形式。与事后像消防员一样去处理特定市场失灵问题的美国式规制不同，德国的框架规制规定了一般的“游戏规则”，因而更像是建筑师。这种机制的典型例证包括鼓励银行保持较高资本充足率的准备金，以及对金融部门的所有负责人开展审核工作。事实证明，这些框架规制对于保持经济的健康运行是极为关键的，因为德国又一次建立了一套“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金融业和制造业为了自身和国家的经济成功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依赖。

       启发形成了第二种协调型模式的理念构想来自这样一批经济学家，他们都以出身弗莱堡学派而知名。这些经济学家承认，自由放任政策在没有这种历史的国家不具有可行性，将国家视为实业家来发挥作用的模式也遭到了第三帝国的毁灭性打击，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拒绝把经济政策的形成看作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二选一”(见表3)。威廉·洛布克(Wil-helm R

pke)在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初期最为简洁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的计划)所包含的各种措施和制度为竞争确立了框架、规则以及公正的监督机制。这些是竞争体制甚至任何游戏或比赛都需要的，只要它不想沦为粗野的争吵。实际上，如果没有审慎的道德和法律框架.不对遵循真正的效率原则展开竞争的环境进行例行监管，那么，名副其实的、公平的、平稳运行的竞争体制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这预设了所有负责任的团体和个人以及高度公正的国家在行动时都具有成熟的经济辨别力……

       第二个成为社会市场经济指导原则的理念构想是创新。在鼓励个体发挥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中，创新一般被描述为单独的个人或小公司发明新产品的过程。与此相反，在没有自由放任传统的协调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定义截然不同。德国大企业不是去发明新产品，它们更愿意去适应其他地方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将其纳入生产过程，改进现有的产品。或许最能体现这种方式的就是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在美国播放的)的电视广告，该广告的结束语是：“我们不制造(某某产品)；我们让(某某产品)变得更好。”

       这些革新后的制度以及特定背景下的理念产生之时，德国还不能像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那样运行，很多人都怀疑它是否拥有民主政体的“行为”能力。德国不仅革新了19世纪的这些经济制度，而且它改造的方式推动了而不是阻碍了政治民主。正因如此，德国才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跃升为欧洲的经济翘楚，并最终成为欧洲的政治“车轴”(lynchip)。说得更直接一些的话，德国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形象，使得它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锚定”在民主的西欧，从未打算构建那种让它的邻国在上半个世纪的很多时候都感到害怕的中央集权体系。通过建立分散了强大的中央权力但仍然形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责任的半主权联邦国家，国家重建过程为各种理念和各种制度的具体结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而正是这种结合形成了德国协调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变种。

       德国第二种组织化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衰落不像第一种模式那样是爆炸式的，而是慢慢消失。正如西伦在她的一些著作中强调的，一度适合某些特定目的和需要的理念和制度并不总能保持它们的效能。在一些情况下，它们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而且，它们一旦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就会像第一种模式那样突然陷入灾难之中。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之际，它们又衰落得非常缓慢，几乎难以为人察觉。如果“栖居于”这些制度下的行为者不去有意识地探寻组织和理念的革新，一度符合现实的政策模式就会走向衰落。

      

       诚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面临着三股外部冲击，导致了第二种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效能大打折扣。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欧盟扩张及其新自由主义导向削弱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德国协调型市场制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统一带来了压力，这些构成了对这种模式的有力挑战。外部力量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见表4)。首先，这种为了“追赶”更为先进的经济强国而创设的特殊模式在前述的两个时期都得到了强劲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已经被视为达到了堪与日本相提并论的水平，这两个顶尖国家都有取代美国成为最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潜力。当然，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不过，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大问题，即一旦“赶上了”先进国家，继续采用这一模式是否还是合适的。就此而言，一部分问题在于，尽管德国之外的人在观察和阐释这种模式是如何运行的，但德国人自己却相当低调，没有把它吹捧为一种确然的模式。尽管为这种模式提供灵感的弗莱堡学派经济学家的思想早已过时了，但德国人还是笃定地认为其社会市场经济将继续运行下去。这种矛盾心态使他们理解不了20世纪80年代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对德国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了多大的威胁，而后来的欧盟本身又对其构成了多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尔政府在面对两德统一的挑战时丧失了关于社会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制度记忆”。具体来说，在财产权、货币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些政策领域——20世纪4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都面临着这些紧迫的问题——科尔政府忽视了阿登纳和艾哈德政府的相关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德国模式的大部分结构尽管在形式上依然如故，但已经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压力(以及两德统一)而丧失了其最初的大部分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丢失了曾为其注入生机的那些理念。

       经济政策模式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走向衰落：可以像第一种模式那样突然地、灾难性地画上句点，也可以像第二种模式那样缓慢而悄无声息地走向终结。两种模式的衰落，其共同点在于，曾经作为其基础的制度和曾经为其提供灵感的理念都不再能对新的挑战作出回应。我们从这些协调市场模式的兴衰中所得到的更重要的教训是，它们从本质上说既不优于也不次于自由市场模式。相反，它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些协调市场模式中的行为者能否运用明确而适当的理念赋予制度以动态性和灵活性，以回应不断变化的挑战。

       走向第三种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

       写一篇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未来的文章的一个优势就是，很难知道结果将会怎样，这就给作者留下了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过，如果把历史制度主义和路径依赖学说(本文大体上就是以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为依据的)结合起来运用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会得出一些成果。本文的结论部分提供了三个版本的方案，评估了德国和欧盟能否发展形成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前两种模式的政策模式。

       (一)新自由主义的革新

       第一个方案认为，由于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紊乱，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尤其是欧盟所设定的并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赞同的那种议程——已经走得太远了。此外，这种方案还认为，民族模式已经过时了，全球化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以至于根本不允许采取第二种模式中的那些社会保障措施。再加上资本和劳动力的高度流动，组织化资本主义核心制度的衰落，“僵化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欧盟通过其在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侵蚀，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随意“退出”这些制度已经削弱了对重建它们所必需的“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运用能力。

       新自由主义能够保持韧性的关键指标包括：

       ●资本和劳动力继续保持高度流动；

       ●对市场活动实行的最低限度的有效再管制；

       ●欧盟的自由化持续加剧，民族国家的主权继续遭到削弱；

       ●主要的协调市场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走向衰落；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继续得到提倡；

       ●鼓励“退出”组织和压制作为制度更新机制的“发表意见的权利”的政策得到实施；

       ●比较历史制度主义和调适性制度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特别是，我们在德国和欧洲将会看到，在合作行为方面将再次出现危机前的情况(例如继续模仿英美的商业实践)，重新引入政府对商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的管制所作的努力归于无效。从理论上讲，这体现了对比较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关于调适性制度的基本核心假设的挑战。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严重衰退过后，欧盟内部和欧洲许多民族国家中的新自由主义力量是否会像危机发生以前一样的牢固。

       (二)混合模式

       第二种方案是哪种模式都不会取得优势。甚至在今天的德国，我们就能看出这种趋势。尽管德国大银行已经“走出去”了(为此，一些银行最近深感不安)，很多小的区域银行和地方银行仍旧与其所在地区的企业保持着一种“私人银行”的关系。因此在第二种方案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体现任何一致性政策的分散的试验性行为。换言之，在欧洲将会出现一些组织化经济政策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并行的地区性例子和部门性例子，但在这些例子中，两者都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这一方案涉及的指标包括：

       ●没有占优势的主导模式；

       ●缺乏统一政策指导的分散的试验性行为；

       ●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组织化政策和自由放任政策并行的例子；

       ●一些迹象表明，路径依赖学说和比较历史主义只适用于个别情况，不具有一般性。

       表明将会出现这种结果的背景就是在德国和欧洲的不同协调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存在的试验性行为模式。可能导致这些结果的变量包括特定地区的部门和行业类别、特定地区的政府类型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者无法推行(或提出)自由市场经济占主导或协调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优势。

       (三)走向第三种(欧洲式的)协调市场经济

       最后是第三种方案，即保留前两种模式的精神实质——而非具体措施——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模式。直到2008年年中爆发金融危机为止，这都是三种方案中最不可能实现的那一个。但是，回过去看，早期的两种组织化模式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趋于兴盛的背景是，自由市场经济要么不具有可行性，要么是已经失灵。我们现在再度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自由市场经济(这里指不受约束地获取资源、市场和资本)的本质特征难以保持，核心假设不再有效，那么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看起来就完全不具备优势，甚至不再有吸引力。提出这第三种方案的出发点是，德国和欧盟也许是第三代协调市场经济的理念、制度和国家重建的一个重要例证。表明这种方案将会实现的指标包括：

       ●获取资源、市场和资本面临着持续的不确定性；

       ●出现关于资本主义的目的的严肃讨论：它是为了金融创新，还是为了生产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人力资本的形成——长期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

       ●为了降低严重经济紊乱的影响实施的社会福利；

       ●从单一市场走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通过赋权于欧盟的公民来解决民主赤字问题；

       ●21世纪的理念(即以构建政治共同体为方向的欧洲政治制度转型观念)取得成功。

       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前20年里，人们还没有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目的这样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仅仅关注它自己的金融创新，毫不关心“实体经济”中如何生产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吗?预期利润回收较慢的大型项目所必不可少的长期投资不再重要了吗?培养对提高生产率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不是不再被视为一种集体利益，而只是目前那些承担得起相关成本的公司的所有物?能够减轻经济转型中受伤害者所受打击的社会福利国家也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吗?

       如果对于21世纪的现代发达经济体来说，这些仍是重要的目标，那么对早期组织化模式的精神进行调适可能比不停地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要有用得多。在本世纪头10年的末期，新自由主义已经表现出一些极其严重的缺陷；显然，它也提不出什么适用于不远的将来的好方案。不过，第三代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模式创立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从国家层面建构模式的时代在欧洲已经结束了。任何一种这样的模式构建都不得不面对欧盟可怕的“体系结构”，也就是国家的构建(重建)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为欧洲一体化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欧洲人相信，他们可以安享欧洲化的优势，而不必承担严重的后果。然而，越来越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协议和命令被签订和发布，各民族国家发现其主权正在遭到侵蚀，因为它们对财政政策(赤字支出必须控制在3％以内)和货币政策(对欧元区的16个国家而言)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此时，政治权力实质上已经让渡给了布鲁塞尔，不可能再归还各民族国家。当然，让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各国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力的下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欧盟的政策常常优先于各国的国内政策。如果要改变这些政策并用协调市场经济取而代之，那么，欧洲人就必须要处理政治责任缺乏这一欧盟从未着手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需要建立民主政体，而不仅仅是市场。到了2010年初，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维持社会福利而实施的赤字支出所引发的政治紧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元在财政政策极为多样化的国家中究竟有何长期作用?第三种方案显然是一项长期工程，但如果欧洲想避免经济灾难和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显然还有很多选项比新自由主义更有前景。对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似乎已不再是万灵妙药了。

       张志超：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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