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知识政治学理论体系之源——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知识论文,罗马论文,政治学论文,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马克斯·塞勒提出从知识进步观察社会进步的社会学范式以来，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和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兴起成为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蓬勃景象。但是，基于知识之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演进中就滥觞了，只不过对知识的认知有了不同的时空内涵。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的本体是知识，政治面貌的改善有赖于其政治知识基础的改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虽未形成这样的结论，但他们已经确立了知识政治学的基本命题——政治知识化、建立了观察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维度、探索了实现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路径，为知识政治学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因此，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实为知识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源头。
一、确立了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政治知识化
“所谓政治知识化就是把政治本体建构成科学形态和运用已有的科学知识认识政治的统一，它要求人们沿着政治哲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路径理性地认知政治……将政治生活置于知识的理性检视之下”。①而将政治视作最高层次的美德和知识正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核心。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如“七贤”(学派)、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思想家兼执政官索伦、伯里克利和毕大各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正义、美德、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阐明了政治知识化的应然逻辑和可能路径，为知识政治学埋设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政治、正义、美德和知识四位一体
古希腊罗马时期主流思想家普遍认可政治知识化的逻辑链：政治—正义—美德—知识的四位一体。对政治知识化的这一逻辑链，苏格拉底在其“自知己之无知”、“美德即知识”和“治国之才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命题之中早有清楚的表述。他说，公民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对其所事之业有知识准备，要有自知之明。执政者对其承担的义务更要有自知之明。②他这里讲的知识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正是正义、美德和智慧的统一体。他断言正义和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有知识的人宁愿不要其他一切而要符合道德，无知的人则做不到这一点。“既然正义和一切其他符合道德的、美好的东西都要借助于美德来实现，那么很显然，正义和一切其他美德就是知识”。③也就是说政治、正义、美德和知识是合一的。苏格拉底在与玻勒马霍斯的讨论战中，曾直言知识或技艺同正义密切相连或本身就是正义。柏拉图将他老师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哲学王”，作为其“理想国”的最好政体。他说：“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之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④由此，政治知识化的逻辑链条便进一步清晰为哲学家执政或执政者成为哲学家，也就是政治与知识的完美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异于其老师的思想，但在政治与知识的紧密关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对政治知识化思想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贡献。首先，他系统地归纳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为政治与知识建立紧密关系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表示有两种人有权要求政治事物的知识，实际的政治实践家和自称教授政治技能的“智者”。但政治科学不是针对哲学家或哲学学者或者说主要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政治家的，更准确地说，它旨在教育政治家，亦即现实的或潜在的掌握政权的人，或最好是“立法者”，亦即所有政治活动在其中借以展开的政治制度的缔造者。⑤也就是说政治与知识建立紧密关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家要学习和研究政治科学。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最早从知识的角度来思考美德和政治问题的古代思想家。但是，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思想家关于知识、正义、教育和良好政治的关系思想的核心观点。
(二)政治知识是建构良性政治的知识基础，政治需要知识化
将政治知识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是亚里士多德，但对政治知识在所有知识系统中核心地位的强调，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中早有体现。在苏格拉底形成“美德即知识”的思想后，对真知的辩论、追求和系统化就成为当时哲学家和思想家思考的主题。而在这个真知系统中，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知识是“最尊贵的才能，一种最高贵的才艺。因为它是王者的技艺，是称作帝王之术的”。⑥他认为，一个正义之人务必使其灵魂的理性部分具有智慧且居于统治地位，以驾驭其灵魂中的毅力和激情部分，即只有智能者，才能真正是正义的。⑦一个政治体系之正义的前提也是如此，难怪正义者最终被证明是哲学家，因为，良性政治的核心就是正义，而正义是以知识为基础，所以，良性政治必须知识化。柏拉图在其为政治制度进行设计的《法律篇》中，通过比对知识、法律在实现健全政治生活的不同价值后，得出了这样令人深思的结论：法律仅是次优的东西，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像在场的真正明智者的决定那样明智，法律是不具备《理想国》中设计的知识治国的条件下的制度安排，但法律治国终究要向知识治国转变。⑧《理想国》提出了政治本质上是知识和知识治国的理想，《政治家》讨论了政治家与哲学家结合的可能性，而《法律篇》从法律治国回到了知识治国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理性所具有的知识，是它统治自我其余部分的资格所在，这知识，连同因这知识而有理的统治，构成王者之学。”⑨这种政治知识是实现好政治的根本保证，他直言知识对政治的作用比法律对政治的作用更重要。他说“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⑩只有在找不到理想的政治家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有法可依的政体优于无法可依的政体。由此他总结说，“政治事务应该最有必要寻求专家建议，由专家处理。专家并非个个同样精到，有些专家的知识技术是假的。所以，政治上最迫切之事，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知识技术，从而设计一套方案来训练王者之才。”(11)对政治家来说，要实现好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这种政治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将政治科学从其他科学独立出来的同时，进一步把政治知识拔高到最重要的学术形式的程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世上的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虽也都是要达到某种善业，但只有政治学是追求公共的善业，其他学术要达到的善业具有行业性、私人性和特殊性。比如伦理学所要实现的只是个人的善德，而政治学所要实现的则是群体的善德，因此，政治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2)只有政治知识才可“决定诸如城邦需要哪种科学，哪一种人应掌握哪门科学以及掌握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才能，诸如将帅之才、持家之能、修辞之技都服从于政治知识。由于政治科学要利用其他科学，而且因为政治科学要在诸如何者应做及何者应禁止的问题上进行立法，所以政治科学的目的总是包含着其他科学的目的，而且这一目的总是人类的利益所在。”(13)西塞罗在《论法律》一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政治知识是人治和法治的结合点。他说“法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民族的法令、法规，而是某种永恒的东西，它以体现于命令和禁律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14)可见，法律不仅要以知识为基础，而且它演绎的逻辑也是蕴涵于知识的理性和智慧。这样，不管是主张贤人执政的人治，还是法治，政治知识都是其中的基础。
(三)政治知识化的关键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契合
政治知识化的核心是政治与知识的通约，而政治与知识通约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愿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同时，知识群体又不愿思考世俗问题，沉迷于冥思之中，使得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底蕴薄弱，以及知识领域中的问题意识不强。如何突破这两大障碍？古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家和哲学家契合的思想。
一方面，政治家必须学习政治知识，成为哲学家。思考“好城邦”实现的可能性及其路径是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一个出发点。苏格拉底说，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是懂得治国艺术的人，应当由掌握政治知识的人来治理国家。正如鞋匠懂得如何做鞋子，成衣匠懂得如何做衣服，木匠懂得如何造船，但他们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懂得如何领兵打仗，所以，国家不能由他们来治理，军队不能由他们来指挥，而应由懂得政治的人来执政，由懂得军事的人来领兵。苏格拉底在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讨论中，认为正义城邦所依据的原则是“一人一事”，士兵是城邦自由的“工匠”，而哲学家是公共美德的“工匠”。(15)好城邦正是以公共美德为依归，因此，政治家如果不成为哲学家，他便不能为公共美德的实现有所贡献。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对抗，这无疑将限制好城邦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城邦要转变为好城邦的必要而充分条件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政权与哲学的“一致性”：哲学家必须是最高统治者，或最高统治者必须真正而充分地研究哲学。而这一转变过程或者说政权与哲学结合的方法就是从“学问”或“知识”一步步过渡到政治家的学问，或一步步划分“学问”直至政治家的学问。(16)可以说，苏格拉底是系统地表述政治家—哲学家—政治知识化—好政治的演进路径的第一人。柏拉图也是“政治家要成为哲学家”思想的有力倡导者。在柏拉图看来，“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7)他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过程对这一命题进行过深刻的解读：“起初，我满怀热情地急于从政。可是当我注意到了公众生活的混乱，又看到了不断发生的变革运动，终于使我迷惑不解……最后我清楚地看出所有现存国家中的政府制度毫无例外地都是腐败的。它们的宪法，除非好运带来某种奇迹式的办法，几乎都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我不得不盛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我们分清何者是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公道的一种高瞻远瞩的正确哲学。人类只有真正遵循哲学的种族取得政治权力，或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靠天意的安排成为哲学家的时候，才会有好日子。”那些缺乏政治知识的人掌握政权，“经常心血来潮，想起来什么就跳起来干什么说什么。有的时候他雄心勃勃，一切集中在军事上；有的时候，又集中在做买卖发财上。”(18)整个政治生活没有稳定的目标，没有稳定的程序。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从政治家必须掌握的政治知识的内容出发，论证了政治家成长为哲学家的必要性。他断言政治技能是一种形式的智虑，政治家的智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系统“立法的”智虑，一种是更“实用的和审慎的”智虑，它关注的是日常政治的细节。日常政治智虑又有两种形式：即审慎的和司法的。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是这样的人，他能把道德的美德和政治智慧、经验以及有关其城邦和人民的特点的知识结合起来。这些知识结合起来的智虑就是哲学意义上的智虑。(19)在《修辞》中，亚里士多德开列了五个关键的政治思考的领域：财政收支、战争与和平、领土防卫、进出口以及立法。(20)政治家要在这些领域中游刃有余，同样离不开哲学修养。
另一方面，哲学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使命，成为政治家。哲学家虽然拥有知识和智慧，但对来自实践的政治知识仍有充实的必要。所以，苏格拉底在强调政治家要成为哲学家的同时，对哲学家超然于现实的态度也不一概宽容，指出唯有双方都彻底改变才能实现哲学家与城邦治理之间本应具有的和谐。这种改变就在于：城邦不再不愿由哲学家来统治；而哲学家也不再不愿统治城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中，一直强调：哲学与政治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理念不是停留于个人思想中的概念，而是被运用于改造社会。对柏拉图的政治与知识结合的思想，黑格尔有过很好地解读：“柏拉图在这里要求国家的统治者通晓哲学，他提出哲学与政治结合的必要性。对于这种要求我们可以这样说：所谓治理就是规范现实的国家，根据事情的性质来处理问题。这就需要对事情的概念有所认识。于是就应该使得现实与概念相一致，也就是使理念成为存在。”(21)亚里士多德曾直言智者大部分都不知道政治知识为何物，或不知道政治知识所涉及的主题是什么，否则他们就不会认为政治知识等同于甚至低于论辩术，也不会认为把最著名的法律罗列在一起就能轻而易举地立法。所以，哲学家不亲历政治实践，关心政治话题，其掌握的知识中就会是残缺的。西塞罗则进一步从哲学的自身发展角度认为哲学最终依赖于城邦，因而哲学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关心健康政治秩序的创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秩序中哲学才能生存。如果是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对城邦的需要有所认识，并顾及到其学说的实践结果。在没有提出新思想以取代旧思想的情况下，哲学家不要冒险对那些作为一种特殊秩序的基础和指导方针的原则进行系统、公开和无情的检讨。最值得渴望的生活既不是单纯沉思冥想的亦非单纯积极的生活(纯政治家的冒险)，而是“管理大事的经验与研究和掌握其他学术相结合”的生活，即以哲学开阔其眼界的政治家的生活。(22)
二、建立了观察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维度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必须形成自身的思考本领或基本命题的方法。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家建立从客观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来思考政治知识化命题的基本维度，为后人思考政治与知识关系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学术资源，还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合理机制，具有方法论意义。
(一)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客观性
人们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认识需要提到命题的高度来思考，才有利于在这个问题上“除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出一系列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结论，从而使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政治知识化的认识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正是造就科学政治生活的思想基石。
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首先要回答是政治道理依靠什么来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主要依靠经验来解释？还是依靠知识来解释？进一步，是依靠神秘知识、神学知识？还是科学知识来解释？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政治生活就难免被神秘化、经验化和臆断化。历史和现实中，把政治视为“禁区”，所谓什么人“不懂政治”之类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灌输。这实际上是肢解了政治与知识的密切关联性的恶果。因为，“物之理”、“人之性”构成了知识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政治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也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其次它要回答政治制度依靠什么来建构和支撑的？政治制度是政治管理的基本规范和工具，它有三个重要来源：一是历史经验；二是现实试验；三是学理推导。学理推导无疑是一种知识运动，而历史经验和现实试验也需要通过归纳、总结转化为知识单元，才可能沉淀为规范，否则，它不便于广泛传播、被人理喻。社会性是政治制度的生命线，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知识化，向执政体系和向对方输出具有共识性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规范，才能被社会普遍遵守，发挥效力。同时，政治制度如果离开了知识单元的推敲和考问，其科学性也难以保证。所以，知识是建构和支撑政治制度的基本元素。再次，它要回答科学政治行为的主体力量是如何成长的？这里先要区分革命政治与革命后政治、非常态政治与常态政治、斗争政治与建设政治的问题。一般来说在革命政治、非常态政治和斗争政治的环境里，政治行为的变动空间大，相应的它受普遍政治规律的约束程度会收窄。也就是说，政治对经验的依赖性大，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在各种血与火的政治运动中历练成长的。这种政治虽然也有对知识的需求，但知识主要发挥技术性功能，并不能成为政治决策锦囊的主料。但是革命政治、非常态政治和斗争政治都不是政治的目的和终极形式，革命政治终究要向革命后政治过渡，非常态政治、斗争政治也要向常态政治、建设政治过渡。在这三种政治形态里，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世俗化特征。学理、规律、技术、规则、模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主流的，知识对政治生活的贡献日益凸显出来。政治行为主体的成长模式不是主要依靠经验的历练，而是主要依靠知识的训练。为此，欧克肖特在反思“理性霸权”的同时，对经验主义政治风格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他说，那种政治风格是“一条通向荒谬的进路”，是“鼓励无思想的人”去参与政治，“做内在的不可能的事”，会有“不幸的结果”(23)。
(二)政治与知识关系的科学性
要使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和谐化，必须把它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上。其一，政治与知识的相互独立性与相互依存性是并存的。虽然，政治脱离知识仍不失为政治，而知识脱离政治仍可谓知识，但无论从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来看，两者的联系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没有知识的支持，它既不能准确地明辨目标，也不能选择合理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手段，政治生活鼓捣不出救世良方，它的价值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知识的本体意义也需要在向社会输出中体现出来。知识脱离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这些活生生的场面，不仅知识自身的演进会失去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局限在形而上的范畴，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无从展示。如果是那样，探求知识的群体就会萎缩，知识也将被边缘化而极大地限制其价值和工具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郑重指出：知识的唯一合法目标不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只能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24)在科学的政治与知识关系中，政治为知识“搭台”，知识替政治“唱戏”的现象或许难免，但知识仍然需要坚守自身的规律，才能真正为政治服务。知识运动的独特规律决定了知识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政治对知识的获取过程既可能提供便利条件，也可能起压制作用，这取决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但政治运动的规律不总是与知识运动的规律吻合。政治可以影响人们如何取获取知识、形成信念，但不能保证这种知识和信念的真理性。一句话，知识可以获取政治权力、改善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政治权力对知识的进步具有推进和阻碍“双刃剑”式的作用。(25)其二，知识与权威组合是可靠而稳固的组合。因为科学政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健康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技术方法无不是知识进步的结晶。以知识为基础，可以提升权威主体的素质，改善权威的结构，充分发挥权威的效能。同时，知识对政治的健康运作还能起到规训和监督作用。知识殿堂的学理性、严谨性和公共性是其产生规训和监督能力的基础，也是衍生政治真理、政治科学和政治公正的基本元素。产生于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政治权力不为特定的行动者拥有，也不为特定的利益服务，正如福柯所说，这样的权力“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掌握在任何人手中，决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和财富”。(26)这样的政治生活才可能成为科学、健康和公正的政治生活。另外，通过知识获取的政治权威，也容易得到认可，不会轻易被替代，因而更为可靠、稳定。综观历史上政治权威的产生路径不外乎三条：暴力—政治权威，财富—政治权威，知识—政治权威。在这三条与政治权威通约的道路中，暴力取得权威最容易，其更换也最频繁。财富取得权威最易使政治失去其自身的价值，也最容易被操纵。只有知识权威是相对恒久的，也最有合法性基础。这不仅是说知识权威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间断的驳辩过程，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循环往复，每一个知识权威的确立都意味着人类对真理的接近。而且，由于知识的公共性和循环的验证性特征，它不容易被垄断。企图通过操纵、收买等方式获取知识权威往往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将军可能通过一次政变取得执政权，一个商人也可能通过投机而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但一个学者要想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奠定其知识的权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知识进步的内在机制中自有其规训力量。中西方历史上基于知识、科学和思想的丰碑而竖立的权威，如孔子、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其影响都是超越时代的。所以，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获取政治权威，而且是通往政治权威的最可靠、最理性的方式。这对于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最大的政治任务的后革命时代，尤其如此。其三，客观、全面看待政治对知识发展的影响。虽然，知识领域自有其生长的逻辑、机制和范式，但发现问题的动力主要还是外在的。政治生活是公共问题成堆的地方，政治与知识组合大大地打开了知识拓展的空间。脱离现实政治生活的“营养”，知识的演展难以维系。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兴盛之时，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几乎都沿着“纯科学”、“纯知识”的路子，但终究不能持久。随之爆发的街头社会运动便对科学和知识发出了关注经济公平、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呼吁，后行为主义革命重新把知识与政治链接上。政治和知识的关系类似于“出题”和“破题”。当然，政治面只是众多为知识面出题者之一，而知识面则是为政治面破解难题最可靠、最基本的因素。倘若政治面给知识面的影响超出了“出题”的范围，而深入到解题的过程，政治作用于知识的正当性就有可能丧失。同时，政治面也可能给知识面捏造出许多伪命题，这时政治也不会对知识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在不健康的制度环境下，政治面捏造假命题的现象是常见的。所以，如何规避政治对知识发展的过分干预是十分重要的。
(三)健康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要有合理的机制
政治与知识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处理起来却又复杂。要使两者的关系保持在和谐、科学的轨道上运行，没有一定的机制不行。建立和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重点是如何将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领域的主要创新资源包括丰富的知识积累、学术批评的氛围、不断接近真理的精神、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多元的信息管道和证伪手段。常态下的政治领域以公平、民主、平等、共富、秩序等为价值追求。一个良好的知识与政治关系机制就是要既充分发挥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为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服务，又要充分挖掘政治生活对知识领域创新力的动员和激励。
知识体系要做到最有效地服务政治体系的价值追求，关键是保持知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独立并非对立，知识领域的运作越是独立，就越容易发现问题、接近真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寻找到理想的出路。目前，政治体系对知识体系的相对独立发展不够放心，知识体系脱离政治体系搞“自拉自唱”式的研究，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现在召开学术会议，往往都要请政府官员来坐镇，来的官员无论年轻年长总是居中落座，也无论有无研究总要发一通指示，而且与会官员职务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议重要与否的标志。似乎离开了行政介入，知识界连学术会议都不知道开了。另一方面，知识面的研究也不少是囿于自身学科的狭小空间，对政治面需要解决的难题开不出系统科学的“处方”。
知识体系探索什么、形成什么结论应该与政治体系采取什么行动区分开来。知识体系可以就政治体系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但需要根据其自身的材料和逻辑形成的结论，政府是否选择这些结论或建议是政府的自由。一个根据科学规律下结论，一个根据公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选择，求同存异。这样政治体系就没有必要害怕知识体系有“踩线”之嫌，知识体系的意见并不必然要转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两者各有其运作的规则。
知识体系应该加强自律，忠实其使命和职责。在处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沟通机制和管道是必要的，也可以有一批官学两栖的官员和学者。政府中要有通学术、熟悉学术规则，与学术界广交朋友的学者型官员，学术界也要有通政治、熟悉政治规则，与政治体系广交朋友的官员式学者。这样对政治与知识的互通是有益的，但是，学者型官员可以多，官员型学者却不能成群成风。因为，学者型官员可以借助其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好地执政，而官员型学者却不能借助其政治地位真正做好学问。现实的情况是，学者型官员不够多，而想与官方搭上关系的学者却很有市场。这说明在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机制上，政治面介入知识面的程度比知识面影响政治面的程度深得多。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面会越来越浮躁，安心耕“责任田”的人少了，谋一官半职的人多了，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难免滑坡。比如在高校，以往需要做深度的动员才能请出教授来做行政，现在想谋行政职务的人多了，不得不搞竞聘。在学术界里也滋长了论官排位的官僚风气，诸如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估专家委员会，如果你只有学术头衔而没有行政职务是很难成为其中的一员的，即便你侥幸挤进去了，话语权也是掌握在带长字号的专家手中。这并非因为你的学问不如他，而是因为你没有官员身份。在知识大殿里，不以知识学问的深厚为尊，而以行政职务的高低为荣，是知识政治化的苦果，而非政治知识化的琼浆。
三、探索了实现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政治知识化的稳步推进关键在于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和谐。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家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讨论并没有止于理论，脱离现实，而是积极探索实现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路径。
(一)命题性和本体性的慎思
一个问题能否以命题的方式提出，主要看该问题的本体是否具有客观性、逻辑性和抗干扰性，对该问题的思考不论采用什么方式，其结果是否具有公理性和恒久性。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家在探讨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时，显然认为政治与知识之间存在客观的、不受本体以外的因素影响的紧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可置换性，也就是说政治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政治。这样的结论不是通过某个政治权威或知识权威的干预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的辩论和争鸣中沉淀的。作为哲学理论的辩证法和作为政治技能的辩论术在当时都很盛行。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关于政治与知识的关系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不要说不同学派之间，即便师承之间也各存己见。比如柏拉图的真知论和德谟克里特的怀疑论、巴门尼德的无知论，智者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之间关于只有圣哲能掌握政治知识，还是公民也可以掌握政治知识的争论。亚里士多德更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表达了他的命题式思考的勇气，这也是对当时排除问题本体之外的因素的干扰来思考问题的氛围的概括。在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发育过程中，很难见到政治权威的影子，即便是来自执政官的见解，他也是以思辨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其见解也是在争论的氛围中确定它在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内部，对一个问题的认可，并不是基于提出这样的思想的人的地位，而是基于该思想的内在逻辑。在既无政治权威的干预，也无思想权威的干预的环境里，命题式思索才能自由地展开。另外，虽然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在探讨政治与知识的关系时，不排除有工具性的成分，比如，知识是实现良性政治的基础和手段之类的观点，但他们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和知识的本体来思考两者是否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政治学的功能时说：“政治学的功能在于辨认政治生活中按照自然本意运作的那些层面以便除去或修正政治生活中那些阻挫自然目的的层面”，政治学的作用在于与政治本意有关，(27)而不是什么别的因素。政治与知识关系的逻辑就在于政治以公共正义为核心，而公共正义是最高尚的美德，美德即知识，所以政治即知识。这种对政治生活的本质的推敲和对知识结构的解剖，在此基础上来寻找政治与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方式是当时思考政治知识化问题的基本方式。
(二)身体力行去践行
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家在提出政治知识化思想的同时，一直在尝试推进政治知识化的现实路径。从希腊早期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时起，就把公民政治教育作为其路径之一广为践行。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都养成了创办学园的风气。这些学园大都集学术性与政治性于一身，既收徒传学，又宣讲政治思想。为古希腊的政治知识化进程造就了一个不小的政治知识阶层，也培育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如，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顿创办了一所政治、伦理学园。苏格拉底毕生都忙于教育，收徒讲学，向青年传授道德和政治知识，试图说服“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培养了像柏拉图、色诺芬那样的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6年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延续了近千年，培育了亚里士多德这样划时代的思想家，学园的影响深远，阿卡德米(Academy)也成为英文学术的单词流传下来。亚里士多德在向公民传播知识方面，也承其先师之风，创办了他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古罗马法学政治思想盛行时期，开办学园，宣讲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风气依然不减。例如罗马法学政治思想的先驱伊壁鸠鲁在雅典创办学园，吸收下层民众，宣讲原子论、无神论、社会和谐理想和国家与法的知识。以芝诺(Zenon)为代表的斯多葛学派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自立门户，广集门徒，开办讲坛。在古希腊还出现过一个周游于各城邦专门从事政治技能教育的教师群体——智者。他们的思想观点虽然不尽统一，但通过周游的方式向人们传授知识和演说辩论技巧这点上是一致的。智者声称接受他们的教育可以“得益于公共生活”，“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28)其中就鲜明地道出了他们传授知识的内容和目的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正如黑格尔评价说：“智者们传播了这种教养。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教育为业，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他们周游各个城市，青年跟随着他们，受他们的教导”。(29)
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家推进政治知识化的路径之二就是倡导贤人执政和自己涉身政治舞台。古代西方思想家普遍认识到政治与知识建立和谐关系的障碍主要来自执政群体，而不是知识群体。为改变执政群体的结构，早在西方哲学肇始之时，就出现过被誉为古希腊“七贤”的贤人执政。泰勒斯以及和他大体同时被称为“七贤”的一些思想家，曾经做过执政官，除梭伦等人外，泰勒斯曾经在达马西亚做过执政官，并且很得人心。毕大各曾被米底勒尼人推选连任过十年的执政官。罗马法学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西塞罗也做过执政官。这些能人贤士直接执掌公共权力对减少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张力，建立两者的和谐关系无疑是个推动。
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家推进政治知识化的路径之三就是通过民主政治让更多掌握政治知识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德谟克里特是古希腊早期思想家中明确倡言民主政治的代表，他从城邦形成的自然过程中认识到共同利益和团结合作是城邦生存的基础，但是没有民主制，公民就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公民之间也没有团结合作的基础。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中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30)智者也基本上是民主派。智者虽然也认可政治知识的高尚性，但这不妨碍公民掌握政治知识、参与政治。例如，普罗泰戈拉作出了政治智慧和政治科学具有公共性的评价，认为政治智慧是人人可以分享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而获得的。安提丰提出了人人智慧平等，人人平等参政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天赋在一切点上都一律平等，不论我们是希腊人或蛮族。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人天生有人所必须具备的任何一种能力的特征。”(31)智者的这些思想无疑有利于营造政治平民化的氛围。亚里士多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阐述了公民参政意义和方式。他说：城邦是公民的组合，“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而公民是城邦中“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32)所以，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全体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另外，他还提出政治职业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垄断封闭的。“政治不同于技术，日常所谓的技术，自然应以坚守本业为贵，如鞋匠终身应不离线革，木匠应终身不离斧斤，政治却不应成为统治者终身不离的职业”。(33)“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政治上这种恒业就不可能施行，而且根据公正的原则——无论从政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都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34)在此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政治知识、政治技能的普及是公民参政的基础，而普遍的公民参政制度又是公民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的保障。
注释：
①郭剑鸣：《政治知识化与科学政治生活的成长》，《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②《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页。
③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页。
④柏拉图：《第七书简》，转引自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⑤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⑥《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6页。
⑦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⑧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85页。
⑨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⑩乔治·霍兰·萨邦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8页。
(11)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8页。
(1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转引自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
(14)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15)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16)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1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页。
(1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8页。
(19)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20)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转引自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2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3页。
(22)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23)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4)培根：《学术的进展》，转引自苏宁：《启蒙人格——培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09-210页。
(25)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26)Foucault,Michel.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1980.
(27)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28)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2页。
(2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
(30)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0页。
(31)《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页。
(3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1、113页。
(33)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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