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超常教育先驱者沈亦珍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驱者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沈亦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2-0118-04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高校少年班为标志，我国的超常教育逐渐形成气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追溯我国现代超常教育的发展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就有一位先驱者提出了超常教育的思想，并且进行了超常教育的实践探索。这位先驱者便是当代教育家沈亦珍先生。
一、沈亦珍生平简介
沈亦珍，男，名祎，字亦珍，后以字行。1900年1月31日（农历庚子年正月初一）生于江苏高邮。童年在私塾启蒙，后入高邮庆成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到南京钟英中学求学。1916年中学毕业，进入上海大同学院就读。次年遵父命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工科。1918年，适逢教育部从全国四所高等师范（北京、南京、武昌、成都）选拔20名学生，公费保送至香港大学学习，遂报名应试。经过多重考核，于1918年夏入学港大，与日后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心理学大师高觉敷等同学。在港大期间主修文科，重点选读英国文学与教育学类课程。1922年毕业，获香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历任厦门师范教师、国立暨南大学中学部主任、上海大学英文系教师、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师范科主任、教务主任等职。
1933年，沈亦珍考取江苏省教育厅公费出国进修名额，赴美国深造。先在密歇根（即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学习，一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随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浩林渥斯、布立格斯等教授，以“中学聪颖儿童教育之研究”为主题，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5月底通过论文答辩，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1936年6月回国后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授、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甘肃省教育厅主任秘书、西北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简任督学。抗战胜利后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
1949年后，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1962年赴香港，任苏浙公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兼副董事长、调景岭中学董事长及校监、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主任委员。其间还曾兼任台湾复兴书局董事长、南海英文中学及葵星工业中学顾问等职，年过八旬始退休。
沈亦珍先生1990年春因左腿骨折住院，同年底移居美国洛杉矶。1993年2月6日因肾功能减退、心脏衰竭而辞世，享年93岁。
1986年7月，沈亦珍先生自著《我的一生》，将80余年往事记诸文字。1989年，为庆贺沈亦珍九秩华诞，海峡两岸著名学者钱穆、高觉敷等76人撰写论文，由台湾三民书局结集出版，书名《教育学术论文集》，凡100万字。2000年4月，三民书局又汇编《当代教育家沈亦珍教授百龄冥诞纪念集》，其中收录了沈夫人李兆萱教授并子女亲朋，以及海峡两岸三地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朱开轩、陈梅生、孙邦正、刘振强等人和上海中学、苏浙公学等校校友的纪念文字。以上资料为研究沈亦珍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
有关天才儿童(Gifted Children)的超常教育思想源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杜威不仅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开创了培育天才儿童的超常教育实验领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已经总结出根据智商(IQ)来发现和选拔天才儿童的办法。美国心理学家浩林渥斯和特曼等人认为，智商达到130、140者，即为天才儿童。天才儿童和弱智儿童一样，都应受到特别关注，接受特殊教育。对于天才儿童进行的特殊教育即被称为超常教育（亦称英才教育）。
沈亦珍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杜威、桑戴克、孟禄、克伯屈、浩林渥斯等著名学者的影响，其有关超常教育的思想亦于这一时期逐步形成。
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学位论文与自传《我的一生》中。硕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学能力分组问题之研究”(A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Homogeneous Group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起初拟为“中学聪颖儿童教育之研究”，成稿后改为“中国初等中学天才儿童比较教育计划”(A Proposed Program for a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in Respected of the Educ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as Compared with Other Children)。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1.超常人才的客观性
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特曼、浩林渥斯等人的研究成果，是以超常儿童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他曾多次指出聪颖（超常）儿童的特征。“大体言之，聪颖儿童之体格与常儿无异；……论其智力，则远比常儿为高。……甚至有智商超过200者”。“聪颖儿童之了解力高，抽象思考能力强，学习速度快，远非寻常儿童可比”。“聪颖儿童殆指其抽象智慧异与寻常儿童者。……因其抽象智慧高，故其学习能力强”。[1]上述认识肯定了超常人才的客观性，后来沈亦珍在上海中学开展超常教育实验，正是从选拔聪颖儿童这一类超常人才入手的。
2.超常教育的重要性
沈亦珍早年在上海大同学院求学时，就从校长教师的博学善教和该校率先采用的选科学制中受到启迪，感悟时代需要英才的深远意义和培育英才的灵活机制。在美国系统研修教育学后，对于超常教育的意义体会更深。他强调学校教育培育英才的重要责任，指出“公立学校极为重要的长远功能之一，但是培养造就能够通过观察若干世纪积累的历史经验而具有远见卓识、博学深思的领导人才”[1][2]。他又强调天才儿童的成才与适当的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聪颖儿童之健全发展仍有赖于先天与后天两方面之条件。所谓先天指天赋能力而言。所谓后天指环境而言。亦即所谓遗传与环境两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环境之涵义颇广。所有生活接触面统属于环境范围，然而有控制的环境亦即教育环境，实居首要。换言之，聪颖儿童徒有天赋才能而无适当之教育促其发展，不免为人力资源之一大浪费。”[1]这些认识充分肯定了超常教育的重要意义。
3.超常教育的特殊性
沈亦珍根据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认识到“各人之个别差异甚大”，因而“教育之功用即在使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适应个别差异”[1]。他在肯定教育民主化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不意味着平庸，并不意味着所有儿童均在统一组织管理下，在同样时间，用同样方法，以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教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因此，天才儿童应有获得适当教育机会的权利，这也正是社会尽可能地关注和促进潜能开发的责任。”[2]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了超常教育的两种特殊模式：“对于聪颖儿童教育之措施不外两种。一种是速成计划(Rapid Promotion Plan)，一种是充实计划(Enrichment Plan)。前者是缩短时间，在较短之期间内完成通常规定之学习份量。……至于后者即所谓充实计划，则不缩短时间，而使教育内容加多加深。”[1]上述两种模式为超常教育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4.超常教育的实践性与创造性
在长达6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沈亦珍一贯重视教育实践与改革。他曾明确指出：“欲求教育之进步，端赖实验与研究。余过去不论服务于教育行政机关，或执教于学校机构，莫不本此原则，尽力之所及推动实验研究工作。”[1]这一原则也体现在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中。他并没有把超常教育停留在理念的范畴，一有机会便付诸实施。早在博士论文中他就设计了一个聪颖儿童培养的充实计划，后来在上海中学则实施了速成计划。他特别重视超常教育的创造性，重视教学改革和教师素质的重要作用：“教学方法应该强调主动和创新。教室的整体气氛应从教师主导转向学生参与，从学习书本变成真切实践，从掌握学科教材转变为解决生活问题，从死记硬背转变为理性思考，从孤立间隔转变为相互联系、融会贯通……”“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师。为了教育天才儿童，教师也应该是天才。教师必须作好充分准备，要富有爱心，聪明颖悟，机智应变，适应力强。”[1]这些观点对超常教育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沈亦珍的超常教育实践
自从以聪颖儿童教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沈亦珍一直寻找机会进行超常教育实验。只是回国时已是1936年6月，次年便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随即大举侵华，时局动荡而教育实验难以开展。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沈亦珍受聘担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才有机会将超常教育付诸实施。
1.上海中学超常教育实验概况
上海中学前身为龙门书院，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末。1927年江苏实行大学区制后改组为多科制中学(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全称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初有普通、师范及商业三科，后师范科停止招生，于抗战前增设高中工科，并将普通科改为理科。抗战胜利后，除理、工、商三科外，又增设普通科，文理并重。1934年在上海县漕河泾区吴家巷附近建成新校园，占地500余亩，办学规模有30余班，学生人数达1600余人。抗战期间为躲避战乱，曾迁址法租界，直至1946年迁回吴家巷原址。
上海中学的教学质量长期名列江苏省及上海市各中学之首位，1946年时平均20名考生中才能录取1人，其中亦不乏智力超常之聪颖儿童。1947年，沈亦珍于上海中学正式启动培育聪颖儿童的超常教育实验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成立实验研究委员会。该机构设委员11人，由校长聘请本校教职员担任。校长沈亦珍亲任主席。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3项：拟定各项实验研究计划；检查各项实验研究实施情况；编撰各项实验研究报告。同时聘请若干校外专家为顾问。
创办5年制教育实验班。该实验班的宗旨是采取速成计划从事聪颖儿童教育实验。其实施的内容主要为：根据年龄、智商、学科测验和过去成绩选拔生源；制定5年内完成中学学业及升学准备的教学计划；选派优秀教师承担各种教学任务，5年连续不变；因材施教，实行淘汰制和晋升制。
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在实验班内强化语文、数学、英语教学。或选编名家名著作为补充教材，或将教学进度显著超前，或用英语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另对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进行调整，取消初中与高中两阶段教学的方案，5年中只学一次。在全校范围，坚持多科制，允许学生选学本学科以外的若干课程，以适应个别发展的需要；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对于特别优异的超常人才，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帮助他们脱颖而出。例如，1948届理科学生高伯龙品学兼优，智力超常，沈亦珍校长便鼓励并允许他1947年高二时即参加高考。结果，高伯龙一举考取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名校。
2.上海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的效果
由于时局变迁，沈亦珍在上海中学开展的超常教育实验只进行了两年（三个年头），但已取得一定成效。
从当年参与实验的教师和学生的反映来看，超常教育的即时效果是显著的。据担任实验班语文教学的秦得儒老师、实验班学生钱正绪、张盈珍、高鹗等人的回忆资料，实验班学生学习成绩突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初一年级学生之作文可达到初二、初三的水平，数、理、化各科也均衡发展。在全市举行的数学等科目竞赛中，实验班学生多人名列前茅。沈亦珍亲自为实验班上英语课，分为发音和读本两门课程，用英语直接教学。暨南大学教育系陈科美教授曾率学生到上海中学参观，听了实验班的英语课，“对于该班学生领悟英语直接法教学之能力，以及用英语直接回答问题之敏捷，咸表惊讶。至其活泼天真，轻松愉快，以及在各科成绩方面表现之优异，随处可见。”[1]1948年冬，沈亦珍受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参观讲学。行前他将实验班及上海中学有关情况拍成电影，在英国作为资料放映交流，引起国外同行的强烈反响。
从当时受到实验影响的上海中学学生的后期发展来看，超常教育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沈亦珍在主持5年制教育实验班的同时，也将超常教育的一些思想观念用于指导全校的教学与管理。曾经担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1948～1951年间的上海中学学生）在纪念沈亦珍的文章中引用了沈亦珍为上中总结的教育信条“十个深信”，认为“‘十个深信’涉及到一系列教育本质问题的精辟论述：诸如教育的地位、教育的意义、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内涵、教育的普及、教育方针、教育制度、学校行政以及学校教育同家庭、社会教育的关系等。这些见解实际上反映了沈老先生在一生教育工作的漫长生涯中，由于长期注重教育实验，重视教育规律的思考与归纳而逐步形成的教育思想与治学之道，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很值得后人重视。”[3]超常教育思想当然包括于其中并已产生深远影响。据截至199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沈亦珍主持上海中学校务的1946～1949年间，在上海中学接受教育的学生中，就培养出倪嘉瓒、胡英、陈胜勇、黄年胜等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国舫、陈厚群、徐旭常、钱绍钧、高伯龙等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项武忠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开轩、杨振怀、华中一、卢成锹等10余位部级以上政府官员或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以及蒋胜祥、陆载德、程建宁等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
总之，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和实践已经在我国超常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记录，随着历史的推移更将产生其应有的影响。20多年来，我国的超常教育事业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正在继续蓬勃发展，这正是后人对于先驱者的最好纪念。
标签：超常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