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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是E.T.霍尔（1959）首先提出的。霍尔注意到误解的产生并非源自语言，而是诸如“沉默”、“潜藏”或“无意识”等其他模式化（patterned）因素造成的，即来自文化的差异。贝内特（1998：3）解释说，“跨文化交际进路”的最根本前提是，“各种文化在其语言、行为范式和价值观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很难使用（单个文化）本身来预测对信息的共享假设和反应”，就翻译而言，这类反应往往具有民族中心倾向。
自斯坦纳以来，把翻译作为“交际行为”（布卢姆-库尔卡，1986）的观点已成为一种既定事实，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同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或两者相关的看法。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争议表现在对文化本身的定义。最初，文化的概念十分简单，它指已发展成熟社会中文明的人文主义理想（如教育体系、艺术、建筑等）；后来再用于指某个民族的生活式；再后来，随着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进步，它便与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力量相关。然而，文化习得的方式则因理论不同而大相径庭。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文化是通过明确的指导习得的。但人类学家却认为，文化可通过正规教育或父母无意识的家教、社会化，抑或长期与他人的接触等渠道获得。于是，文化便成为群体无意识的共享品。其次，在把语言和文化视为截然不同的实体或持语言即是文化观点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清晰的历史分野。前者把翻译看成普遍主义的编码一解码之语言活动，即用雷迪所谓的“语言迁移的导管隐喻（conduit metaphor）”把SL（第二语言）移译成TL（目标语）。也有人（如尼达，2002）认为，“事实上，与所分析的术语相比较，语境提供了更多的意义区分”。于是，意义不是由语言所“承载”，而是读者根据其自身文化背景协商的结果。最后，与以上两者密切相关的，是翻译中“文化滤器”（culture filter）的重要性。
二、文化滤器
卡坦（1999，2004）曾以神经语言程序学（NLP）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四种感知滤器，分别负责我们对“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阐释、评价及对其定向与模化（modelling），它们分别是生理滤器、文化滤器、个体滤器和语言滤器。
这些滤器均通过模化并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作用。根据班德勒和格林德（1975）的说法，所有模化概不外乎三大原则：删除、曲解和概括。以人类模化为例，我们无法识别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删除）；而往往有选择性地聚焦或使我们的所见符合我们的期望，或聚焦于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曲解），抑或往往按自己的模式去充填细节或填补突显的差异（概括）。
因此，笔者认为，文化滤器是四种独特（且又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一，不同群体将其用于组织自己对世界的（有限的、曲解的或程式化的）共同认识。这与古迪纳夫（1957/1964：36）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把文化定义为“某群体……它是人们心中既定的事物形式，是他们感知、联想及阐释事物的模型”。与之相反，豪斯（2006：349）认为：“文化滤器是捕捉认知及社会文化差异的方式。”卡坦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与译者的协调能力密切相关。
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一种滤器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另一种滤器，是争论的第三个问题。伴随“文化转向”，文化滤器议题似乎占据了论争的中心。纽马克认为，“有一种过分强调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超出文化范围的普遍性问题的趋向。这些问题有时披着文化的外衣，但却已远远超出文化”。他的观点与诸多专业人士的看法一致。也有些人认为，滤器应有选择地使用。尼达（1964：130）则认为，其介入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所涉及语言的文化与语言距离或差距，而不是文本类型本身。
三、作为框架系统的文化
我们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阐明针对文化概念有明显矛盾的观点：语境（化）、框架和逻辑类化（typing）。
1.语境（化）
我们已提到尼达认为语境至关重要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语境并不总是那么重要。事实上，电话簿、发票和说明书等就无需任何语境帮助也能看懂或译出。霍尔（1983：61）指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交际情景中都存在“语境化”过程。凭借这一过程，说话人商洽从中提取出多少意义及多少语境的共享信息。因为倘若没有共享信息，“我们可知，由于语境的缺失，我们如果要保持意义的连贯，就必须增补信息”。但卡坦（1999/2004）认为，即使就说明文本而言，相关事物不一定被认为是普遍性的。
“语境”是一个便捷但模糊的术语，最初为人类学家马利诺夫斯基首先移入翻译。他在研究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的居民及其语言时，注意到要把他们的基里维纳语对话译成英语需要进行许多改变。他例举了这样的字面翻译：“We runront-wood ourselves; we paddle in place; we turn we see companion ours.He runs rear-wood behind their sea-arm Pilolu（我们自己划前面的小船；我们在适当地方划桨；我们转头看见了我们的同伴。他在Pilolu海湾划后面的小船）”。马利诺夫斯基注意到，要使外人清楚特罗布里恩岛民该话语的隐含意义，他需要加以补充说明，后来格尔茨谓之“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其中，读者不仅需要词汇和语法知识帮助其了解故事梗概，还需要知晓这些话语使用的情境（马利诺夫斯基，1923/1938：301），即情景语境。给外来者的文本可作如下改译：
在横跨Pilolu（位于特罗布里恩岛和Amphletts之间）海湾时，我们的小船领先于其他船只。快到岸边时，我们开始划桨。我们回头看去，我们的同伴被远远甩在了身后的Pilolu海湾。
改过的这段话便有了意义。然而，要想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读者就需要清楚“语言从根本上讲根植于文化现实……根植于口头言语更广泛的语境”（马利诺夫斯基，1923/1938：305），后来马利诺夫斯基将其称为“文化语境”（1935/1967：18；参见哈利迪和哈桑，1989：47）。
2.逻辑类化
人类学家贝特森（1972：289）指出，如果语境还将继续作为一个有用概念的话，就必须受其所谓“逻辑类化”的支配。使用逻辑类化，他认为每一种语境都代表一种类型（如“情景”和“文化”），同时每一种“类型”都构型（或在逻辑上预示）了类型等级中的下一类型。戈夫曼（1974）在《框架分析》一书中解释说，框架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每一种框架都包含了其自身现实，就像是在白墙的某个区域把黑白相间的条纹镶嵌在一个框架里便可称为一幅油画一样。为框架贴上标签（如“白天与黑夜”）也会影响我们的阐释。如果我们把整个展览贴上“战争与自由之反思”的标签，我们就改变了视角，并对（展览组织者认为的）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3.文化的逻辑层次
这些层次本身是基于神经语言程序学的逻辑层次理论的某些部分（迪尔茨，1990，奥康纳，2001）及霍尔的“文化三角”（1959/1990）的人类学“冰山模型”。这些逻辑层次，把文化部分（冰山）划分为可见层（水平面以上）、半可见层和不可见层（图表略）。水平面以下的框架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靠近我们对世界毋庸置疑的假设和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
译者介入（指解释和修改而非纯粹的语言迁移）的程度将与哪些框架会最大限度地影响翻译的观点相契合。翻译研究者通常会更关注隐藏层面，而翻译从业者往往会更注重表面的可见事物。
四、技术文化：共享的百科知识
第一层文化位于冰山顶部，这符合人文主义的文化概念。其重点在于文本披着某种特定文化最优文明的外衣（纽马克语）。在这一“技术”层面，语言符号具有明显的“所见即所得”（WYSIWYG）的指称功能，所有相关的隐含价值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该层面上，译者的任务是以最小缺失把源文本中的术语和概念移译为其他语言，于是读者在源文本中的“所得”即为目标文本中的“所得”。这也就是纽马克（1981）所谓的翻译“文化价值”。
1.文化素
然而，译者在这一层面介入的主要关注在于文本本身及“受文化约束”术语的移译，如“文化素”（cultureme）——指以某特定形式存在或仅存于两种被比较文化之一——起作用的形式化、社会和法律上认同的内嵌式现象（诺德，2000：214）。这些“文化类型”（纽马克，1988：95）涵盖了大量的语义场：从地理、传统到制度与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维奈和达贝尔内以后，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策略来填补文化素对应的缺失。克维钦斯基（2001：157）将其归为四组：异域程式（procedure）、详释程式、认同的异域程式和同化程式。
“异域程式”允许外国术语进入目标语，如falafel（沙拉三明治）、macho（大丈夫）、Weltanschauung（世界观）、burka（布尔卡）等。尽管贝尔曼（1985/2004：286）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使文本“更加真实”（引号是他本人所加）的背后强调和突出了某种刻板，但纽马克（1988：82）认为，该程式增添了地方色彩和风味。
第二个分类是“详释程式”。其目的在于引入一两个额外术语给读者提供充足的语境，这通常是借助地方性类比来引导他们获取某种较为相同的认知。许多可用的程式指使用“解释性括号”，如以色列议会（Knesset）；或借助形容词化源术语，如热熏猪肉香肠（hot cotechino sausage）。纽马克还建议，这里使用成分分析法来分析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术语的语义特性、内涵或受文化约束组成部分的必要性。
何时、何地、根据什么方式来阐释取决于译者对读者领悟敏锐的感知。以下梅纳尔对《哈利·波特》的法文翻译，便是译者对读者身份适当选择的一个范例（文中用粗体显示）：
Viewers as far apart as Kent，Yorkshire and Dundee have been phoning in（Rowling 1997a：12）[远在肯特郡、约克郡和敦提的观众都在打电话进来（罗琳，1997a：12）]
第三个分类是“认同的异域程式”。根据语言，一些著名的地名、人名和头衔称谓都有“公认的翻译”，如英语的Geneva（日内瓦），法语为Genève，德语为Genf，意大利语为Ginevra，它不会与意大利语Genova（指英语的Genoa，热那亚）相混淆。就异域程式而言，例外多于规则，“认同”不仅有争议出现，而且还在不断变化。30年前英国人习惯去阿普利亚度假，而意大利人会去纽约。如今他们会到普利亚或纽约，而美国人仍旧着迷于阿普利亚。因此，译者总是需要去审视异域文化被认同的程度。
最后，“同化”程式把文本从其原文移译为功能近乎等值的目标语。因此，法语的premier ministre和西班牙语的presidente del gobierno是法语和西班牙语文化中英语词pnme minster的等值语，尽管它们的权势与责任并不完全等值。习语翻译亦对应如此。正如尼达和泰伯曾指出的，white as egret's feathers（白鹭羽毛一样洁白）和white as snow（雪一样洁白）都能产生同样效果。尽管部分乃至完全等值真的存在，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同化或归化是最佳的翻译策略。正如以上所有的程式所及，它们只是译者可进行选择的部分可用资源。
尽管目前依旧停留在共享语境层面，我们先搁下WYSIWYG（所见即所得）话题来关注一下更基于语境的交际，如莱皮哈尔梅提出了“元文化能力”（1997：20），指的是一种能够领会“源语言文化的语言外知识”，也是一种能“考虑潜在目标文本读者期望和背景知识”的能力。事实上，一位日本广播实习口译员（孔多和特伯，1997）曾指出，对流行文化的翻译是日本播音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他列举出反复出现的美国人之诸多最爱，这些都成了他给日本听众翻译的最大难题。其中包括superman（超人）、the tooth fairy（牙仙子）和Kilroy①was here（吉劳埃到此一游）等。
并非所有的典故都有如此明确的外所指和内所指，它们自身都带有“文化包袱”（cultural baggage）、开放的框架或图式，与特定文化中适当或重要的东西更密切相关。
五、正式文化：功能主义，适当行为
霍尔的第二个“正式”文化层通常以何者为正式或适当来描述。它处于冰山可见部分以下，因为适当与正规几乎从未得到正式的传授。它们都是极为模糊的概念。正如阿加（2006：5）解释的那样：“只有当差异显现出来时文化才会变得可见。”
弗米尔以古迪纳夫（1957/1964：36）第一部分为基础的定义属于这一层面：“文化包括一个人需要知道、掌握和感受的一切，旨在评价社会成员扮演不同角色的行为是否得体或有所偏离”（斯内尔-霍恩比，2006：55）。斯内尔-霍恩比认为，文化在这一层面的介入以翻译“目的”为核心（弗米尔），并根据目标文化的接受情况来修正翻译。
在文化的这一层面，我们无法再从语言上指向改变标签的普遍特征或需要技术说明的文化素，但我们只能[如萨丕尔（1929/1958）所强调的]指出“截然不同的世界”。尽管莱皮哈尔梅把“文化碰撞”（culture bump）这一术语严格定义为“可能依旧是尚不清楚或疑惑的典故”，但“碰撞”仍可应用于所有交际问题。阿加尔（1986）将其称为“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的和缓形式，而文化冲突的定义是“当沉浸于一种陌生文化中而失去了所有熟识的一切时，出现方向迷失的情感反应”（佩奇，1993）。
以下两个例子说明了用导管法移译“常态行为”的现实问题。1996年，一家巴基斯坦公司给著名的意大利时装公司发了一份英文传真，试图成为其供货商，传真是这样开头的：
联系人：[名字和部门]
1994年我做了几套夏季样品给你们，然后我们接到了1995年大约2万件女装衬衫的订单。后因我国的瘟疫，这些订单被你们取消了。合同由（全称和完整地址）拟定。
这不是英文商务信件书写的“规范”格式。其中的措辞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私人化，含有责备口吻。本·塔希拉（2004）报告了一项对大学生使用类似的、带有更浓郁个人色彩和感情风格的笔法填写的英国研究资助申请书（摩洛哥的德土安）的研究。最佳相关性显然来自另一地方性规范：例如96%的学生表达了追求个人目标的愿望（如“如果我说那就是我的梦想，我绝无夸大之词”）。
显然，上文提到的带有说服功能的文本，如果想在目标文化中具有同样的说服力，那就必须给予适当加工。正如尼达（1997：37）所言：“许多译者都认同，如果他们对词汇和语法加以精心加工，整个语篇就变得自然流畅，但这种看法出于语际交际中对话语结构缺乏充分的理解。”他接着指出，“在北美，那些聪慧的秘书”
知道如何删除拉丁语中的溢美之词，并增补来自北美老板的问候与友好的贴切表述。不然拉美人会以为，美国商人并不情愿与他们做生意，因为他们看起来热衷阿谀奉承、虚情假意。
事实是，他并没有提到译者的突显并掩饰了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谁扮演着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悖论是，译者并不具有秘书为改善交流所拥有的自由，因为他们要恪守忠实文本的原则和（受限于）专业译者对自己角色的信念。
但从实用角度来讲，目标读者往往为其自身的常规“环境泡沫”（environmental bubble）（科恩，1972：177；卡坦，2001）或世界模式所束缚，且通常对其他文化充其量也只能是技术性的理解。如果这种理解只是形式上的，那么它往往会带有民族中心的倾向。如切斯特曼（1997a：54）所言：“准则的蔑视者威胁着常态，同时制造着隔阂，因此往往很快就会被边缘化或招致惩罚。”
正如上文提到的关于尼达的评论，翻译标准规定了这些模型的实际运用范畴。它们指导着恰当翻译决策的规则和规约，是具体的而不是普遍的。它们支配着所有翻译实践，从涉及文本对翻译而言可否接受或已接受的定论，到翻译类型及同化和补偿策略的采用，再到评判翻译的标准。
六、非正式文化：认知系统与价值
霍尔的第三个文化层面谓之“非正式”或“无意识”文化层，因为它通常难以进入大脑的意识部分进行元认知评价，正如我们所见，正式文化层在技术上讲可以进行分析和模化。在非正式层面上，并不存在所谓正式行为规范，而只有那些既定的核心价值与信念，抑或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叙述。文化正是以如是的方式反复灌输，尽管家庭、学校和媒介已成为一种相对一成不变的内部表现形式，即布迪厄所谓的“惯习”（habitus），而这种形式在现实世界里既引导又限制着个人的取向。
心理人类学是依据Weltanschauung（世界观）来界定文化的：对可感知世界的共享模型、蓝图或认识（科日布斯基，1933/1958）；心理程式（mental programming）（霍夫施泰德，2001）；“人们在心里所具有的事件形式”（古边诺夫，1957/1964：36），它们在引导着个人和社区的感知及行事方式。它们是“核心且主要的道德价值”（切斯特曼，1997a：149），同时引领着人们的正式文化取向。而“忠实性翻译（心灵）会让目标文本的读者感到怪异”。
然而，并不是所有具有跨文化意识的翻译学者都赞成如此对形式进行主动扭曲。韦努蒂（1998a）认为，关键问题恰恰相反：异国文化的丢失与过分归化在于迎合英国的价值体系。豪斯反对在书面语中主动运用文化滤器，尤其是文学语言，因为在她看来，源文本的文本形式本身具有其自身价值。
然而，在文化层面上的读者会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系统，通过个性（认同）特征的归属对语言使用（行为）进行评价。此处，普遍性模化滤器不仅扭曲了行为的意义，也使用“类化”进行概括。因此，对于“他者”的受限信息很容易就陷入对人的类型泛化的负面羁绊。以下选自伊塔诺·卡尔维诺的《一位妻子的历险》（L' avventura di una Moglie）（1993：116）的内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坦，2002）。其中，斯特凡尼娅这位具有良好教养的太太，第一次走进一间小酒馆时，径直走向柜台。她的第一个举动便是作出以下大胆的请求（黑体字部分）：
首先，这种异化翻译会使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感到困惑，因为所有词汇都没有“咖啡”的直接暗示。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投射指令，英语语言和文化滤器很可能会将其曲解为负面礼貌规范的嘲笑，因此，斯特凡尼娅的谦逊举止（对意大利受众来讲）很可能被认为是“厚颜无耻”或“举止粗鲁”。
卡坦（2002）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策略，包括让投射指令如同在源语言中一样大胆，把礼貌留给语境，这样在投射中就消除了对目标文本的扭曲。这也就使读者（事实上也可让酒吧侍者）能够从自己的期待框架中增添礼貌的表达：
她向酒吧的侍者要了杯浓咖啡，“浓的，双倍的，热的”。
这种解决方式使读者可以从他们自身环境中窥见预计请求中意大利语的某些直接外来元素——而不扭曲其言外意图。选择异化的“浓的、双倍的”，而不是“大的、强的”，这样的翻译选词可把读者从归化译法引入espresso（浓咖啡）的色香、感觉、品味和芳香上去。如此，读者很可能会体验到更丰富的言后效应。
在文化这一层面，没有哪一个词语完全具有指示意义。因此，根据特定的读者群，即使看上去专业的词汇也带有“文化包袱”。例如，巴斯尼特（1980/2002）曾指出，诸如黄油、威士忌和马提尼这类全球化产品，一旦翻译或移译给一批新的读者，由于文化制约的实践差异，可以改变其状态和内在含义。迪亚斯-圭罗雷和绍洛伊（1991）进一步表明，同一术语是如何与几乎完全相反的价值和信念发生联系的。他们的自由联想实验表明，美国人把美国（United States）与爱国主义和政府联系在一起，而墨西哥人则把Estados Unidos（美国）与剥削和财富相联想。阿伦（2000：17）从巴赫京那得到启示，他说：“意义……是独特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应属于具体社会语境中具体个人或群体的语言交际。”
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中介者永远都需要考虑想表达的意义是如何锚定“具体的社会语境”及价值体系的，以及它对目标读者的清晰程度，即在世界大相径庭的文化模式中意义是如何被定义的。例如，卑微的菊花在英国文化里没有任何特别内涵，但在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通常是“死亡之花”。如果某篇美国的短文写道：“这些秋日的古典菊花在任何时候都给人以温暖与美好的感觉”，它需要有施为功能作为框架的语言行为来回答这一问题：“根据谁的/哪个语境？”如：“在美国……”、“如他们所说……”（见卡坦，1999/2004）。
最后，由于缺少对目标读者身份的精确定位，原作者的个人观点在翻译中很可能被扭曲或直接删除。如狄龙（1992：39-40）指出的，局内与局外人大不相同，这是因为：
局内人对其他一些相关的观点、公认的看法和作者原有的立场都拥有许多特定信息，此外，他们对所讨论的问题充满兴趣：他们本身具有检验特定论点的看法……他们能依据暗示、间接涉及，甚至是未言明之意作出评判。
民族志研究者曾谈到过创立“文化‘语法’”（见杜兰蒂，1997：27），维日贝卡（1996：527）将其描述为“一系列塑造某一民族思维、感知、说话与相互交际方式的潜意识规则”。
形成潜意识规则基础的价值观和信念可以从主位（emically）与客位（etically）两方面加以梳理。维日贝卡的主位人种志研究法（1996，2006）就是要通过使用语义普遍性提供“文化脚本”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有关准确性的主观信仰。这里的“普遍性”包括对语言使用的严格限制，而不受文化包袱约束，如“好”、“坏”这类形容词等。表1是其对“模糊不明的”日语effacement（自我抹消）和英语self-enhancement（自我增强）之间差异分析的例子。
另外，已经有许多人把主观脚本渗透到客位分类，用以塑造基本取向，如“自我抹消”（self-effacement）。价值取向是克勒贝尔和克洛克霍恩（1952）最先引入的，他们认为对普遍的人类需求或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不同文化，取向各异。例如，霍尔（1976/1989）通过其“语境理论”（contexting theory），区分了以WYSIWYG（所见即所得）方式交流的文化（低语境，low context）和通过更基于语境渠道（高语境，high context）进行交流的文化取向。这种普遍取向有助于阐明各种文化间口头/书面约定的相关价值观（汉普登-特纳和特龙佩纳尔，1983）、网站设计差异（维尔茨，2005）、公共标示的相对重要性和细节（如标有“小心烫嘴！”的外卖咖啡杯——低语境交际文化的必要标示）。
在对英国和意大利银行所提供的保险手册的研究中，卡坦（2006）分析了霍夫施泰德（1991，2001）所列的从逻辑上表明取向选择的词频。与“security/sicurezza”有关的词频和与“comfort/tranquillita”有关的词频有显著差异，这与时间标志、疑问句或陈述句的使用一样，“看起来似乎向英国读者兜售的是一份独立且舒适的生活，而向意大利读者售出的则是安全和确定”（卡坦，2006：69）。
七、冰山之外：社会权力关系
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是在社会、体制和主流意识层面上的文化影响力。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社会结构应用于社会行为压力”的产物（詹克斯，1993：25）。这些压力铸就了上文所讨论的个体及其共享的世界模式，或操纵，或与之冲突。
与纯粹的人类学模型相比，还存在两个根本差异。首先，个体（及文本）不能被指派为“某种文化”。维日贝卡（2006：24）也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研究者所发明的同一、确定的类表，并‘适用于’所有族群”。相反，个体会拥有多个文化渊源。在文化框架内，伴有整洁的现成分类的“现实的有效简化模型”这一想法已开始瓦解。文化被看成是在不同程度上或享有特权或受到限制，个体需在一套为权力而斗争的复杂文化系统中协商来获取位置。在翻译研究中，依据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埃文-祖海尔，1990）、后殖民论（巴斯尼特和特里维迪，1999）和叙事理论（贝克，2006）的研究者，均认同这一假设。
其次，译者的工作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译者介入了相互竞争的（或不平等的）权力体系，要持某一方的立场，他们知道文本（及文本本身）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哈特姆和梅森，1997：147）。译者在这一层面上不再是局外的调解者，而应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变化的伦理代言人”（提莫志克，2003：181）或是进行重述世界的“催化剂”（贝克，2006）。同样，韦努蒂反驳了《译者的隐身》（1995），倾向于让读者直接接触“他者”的差异。正如他所言，这一立场，“部分源自政治常规……反对全球的英语霸权主义”（韦努蒂，1998：10），即传播和规范特定（如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价值的霸权。
在这一层面上，介入显然引发了众多伦理问题。
最后，文化不仅应理解为各种层次或框架，也应该理解为一个完整体系，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在这种变化中，文本符号根据语境和个人立场得到了协商和重释。
八、文化的中介者
中介者的任务就是去协商各种语符、语境和立场。塔夫脱认为：
文化中介者是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个人或群体间交流、理解和行为的人。中介者通过向其他（文化群体）解释其文化群体的表达、意愿、感受和期望来履行自己的角色，即建立和平衡其相互之间的交际。在这一意义上，为了起到纽带的作用，中介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两种文化。因此，中介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二元文化（塔夫脱，1981：53）。
贝内特（1993，1998）清楚解释说，具备二元文化意味着经过许多通往“跨文化敏感性”的发展阶段。
要去“选择”，中介者就需要“转换”文化取向（塔夫脱，1981：53）。这在神经语言程序学中被称为“第三感知位”（德洛齐耶和格林德，1987），有别于源文本的语境和虚拟的目标文本语境。从第三感知位出发，中介者可以“客观地”处理文本。
哈特姆和梅森（1997）以及贝克（2006）提出，中介者会把自己的知识和信念融入对文本的处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主要强调的信念不是中介者意识形态的立场，而是关于文本与其读者之间的内在（交际）需求。
本文的原题为“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载于《劳特利奇出版社翻译研究指南》（Routledgy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已获作者授权。译文有删节。
①Kilroy意为“热爱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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