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经营论文,利用外资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利用外资已有18个年头。现在无论是从存量上看还是从增量上看，中国利用外资都已达到了较高规模（外商投资与外债合计约3000亿美元）。从理论上讲，中国实施利用外资战略，主要是为了弥补“两缺口”（外贸缺口、储蓄缺口），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达到动态平衡，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实施利用外资战略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我们这些年一味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扩张，没能在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结果导致目前利用外资粗放经营现象严重，外资资源的优化配置未能完全实现，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一直在“低谷”徘徊，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本文试对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法。
一、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的主要表现
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内外资“双溢出”。最近几年，中国资金供应状况发生了逆向变化，一改以前国内客观存在的内外资“双缺口”为“双溢出”。从内资方面看：1994年国内储蓄存款累计额超过2万亿元， 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大于贷款增加高达4053亿元，其中国有银行存贷差2223亿元，1995年国有银行存贷差上升到2684亿元，估计1996年国有银行存贷差将达3000多亿元。再从外资方面看：1994年国家外汇储备约516亿美元，1995年上升到735亿美元，1996年则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增加到1050 亿美元。现阶段中国这种内外资大量闲置的状况，一方面表明其利用外资数量扩张程度的趋重，另一方面反映出未能很好地优化配置外资资源，造成外资资源巨额“沉淀”的不良后果。
2.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国利用外资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外资流入增加了配套人民币的需求。据有关专家测算，每投入1美元于中国，大约需要7元人民币资金配套，即使按保守的估计，该比例也大至在1∶3左右。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例，1993～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为950.82亿美元，需配套人民币资金2852.46 亿元至6655.74亿元。一般情况下，外资所需要的人民币配套资金，绝 大部分来源于国内银行贷款。二是国家外汇储备猛增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较大的诱发作用。1994～1995年中国外汇储备由1993年的212 亿美元猛增到735亿美元，净增加523亿美元，结果造成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剧增，总额高达4700亿元，成为这两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分别占当年央行基础货币供应量的75.1%和50%左右。三是外资流入推动了国内物价上涨。生产资料市场首当其冲。外资项目所需生产资料，除部分用外汇进口外，大部分要由国内生产资料市场供应。由于中国能源、原材料等一直趋紧，外资项目参与采购使用，势必推动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同时，引入的外资，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消费基金，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内消费品供应，导致国内消费品供应紧张，带动了物价上涨。剖析1994年、1995年国内严重通货膨胀（分别为21.7%、14.8%），不难发现近几年外资流入量增大，使得国内流通领域中本币供应量大大超过实际需要量，从而加大了国内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程度。尽管目前国内通货膨胀已得到有效抑制、大幅度回落（1996年通胀率为6.5%），但在目前年均400多亿美元引资额的冲击下，国内通货膨胀反弹的潜在压力仍然很大。
3.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目前在中国正式建成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4万家，它们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将利用外资同调整与优化本国产业结构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投向不够合理。一是非生产性项目吸收的外资偏多。据1996年底的统计，在中国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50%为工业项目，30%为房地产、饭店、旅游、服务业等，10%为基础设施项目，2.5%为农牧渔业，7.5%为其他项目，国家鼓励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行业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非常低。二是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项目太多。以工业领域为例，1994年在工业领域40多个分类行业中，煤炭、石油及天然气及有色金属、建材及非金属矿等8个能源、 原材料采选行业，仅有外资企业646个，外资总额5.55亿美元， 分别占工业领域外资企业数和金额的0.9%和1.2%；有14个分类行业外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其他绝大部分为一般性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外资投向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据统计，1979～1994年，中国中西部18个省、自治区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数39363家，占全国总数的17%， 外商投入金额为104.21亿美元，占全国总数的10%。由于外资投向集中于东部，结果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外资项目的产业投向和地区投向不尽合理，表明中国通过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现，相反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失衡，给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设置了新的障碍。
4.外资质量和效益欠佳。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中国国内许多地方在引资增长速度、引资金额及项目数上盲目攀比，少数地方甚至把创办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指标，致使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素质和效益较差。一是三资企业呈趋小化发展。据统计，外商投资的协议金额从1986年平均规模185万美元持续下降，1990～1993年分别为88万、89 万、119万和133万美元；虽然1994年、 1995 年外商平均协议金额上升到171.8、180亿美元，但与历史最好水平差距仍大，以至70%以上的项目在100万美元之下，这样很难形成规模经济。二是技术水平档次不高。 由于来华外商绝大多数属中小外商，一般都以低投入、高报酬、短周期作为投资准则，因而外商集中投向低技术层次项目，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为数不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5年底，已被有关地区和部门评为“先进技术企业”的项目只有1000余个，仅占同期已经开业的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0.8%左右。三是管理水平落后， 出现了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国产化”的倾向。有的企业虽中外双方管理但协调配合不好，致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四是经济效益不理想。据统计，近年来全国三资企业亏损面达50%，相当多的企业连续亏损。五是中国借用国外商业贷款的效益也不容乐观。环境效益也形势严峻，由于外资项目中有相当比重属于污染密集产业，造成了颇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5.“超国民待遇”现象严重。为了弥补管理体制、投资环境等方面对外资的不利影响，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商来华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法律，在税收、土地使用、经营管理权、外汇和海关管理方面，给外商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优惠，结果导致出现“超国民待遇”现象，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负低于国内企业40%～70%，还有所谓的“三减两免”。在内外资企业的出口货物的税收方面也一直是采取两种不同办法，即：内资企业是出口退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则是免征本道生产环节的流转税，其进口货物还享有一些免税政策。二是外汇政策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直接向外国银行借贷外汇，而国内企业则严格受到国家外汇借贷指标限制。三是各地政府制定了大量地方性优惠政策法规，对外资实行过度倾斜优惠。毫无疑问，中国给予外资以各种惠和利，导致不公平竞争，使其在某些行业形成了行业垄断，这显然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并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大量流失。与此同时，一些外资企业利用优惠政策的合法“保护伞”进行价格、利润转移、逃税、套汇套利，甚至搞“假投资”，骗取国内银行贷款和企业资金充抵外汇投资，转嫁投资风险，造成中方损失。
6.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国内套汇、套利。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短期投机性资本活动猖獗，大肆进行套汇、套利活动。据估计，目前全世界至少有1.5万亿美元国际短期投资性资本。它们频繁进出于纽约 、伦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和一些地区性金融中心、金融市场和某些经济政策不得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机渔利。由于中国人民币利率远高于国际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目前已实现自由兑换）和资本管理乏力等，使得一些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有空可钻、有利可图，开始流入国内套汇、套利。其流入的主要方式有：一是混入经常项目办理结售汇。如通过国内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的假进口文件到国内银行购汇并汇出外汇。二是混入资本项目办理结售汇。三是通过股本投资渠道进行短期套利，即境外投资者和中国境内居民互相利用，通过相互购买境内外发行的A、B股票进行套利。四是通过汇入个人外汇或带入个人外汇在外汇市场上进行炒作。据统计，1994～1995年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分别约为20亿、30亿美元，其中不乏一定数量的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尽管目前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国内的数量不多，但已开始出现了这方面的“苗头”，并有逐渐蔓延扩大之势。
二、解决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的出路与办法
目前中国利用外资粗放经营问题严重，势必影响利用外资战略的继续实施。笔者认为，最好出路是对中国利用外资实行集约经营，即走集约化利用外资道路。其内涵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以提高外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不再盲目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扩张，代之以合理有序的利用外资，强化对外资的监督管理，努力优化配置外资资源，减少外资资源的浪费，使外资更好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为了达到中国利用外资集约经营的目的，目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办法搞好以下关键性的工作：
1.加强内外资的协调配合。目前中国资金供应出现“双溢出”的现象完全是一种假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内外资金极大剩余，而实际上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目前国内许多企业苦于资金不足，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或技术改造，一些建设项目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开工，它们都急切地盼望补充资金。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也是不应该出现内外资金供大于求的局面。现阶段中国之所以出现资金“双溢出”的现象，主要是内外资之间缺乏协调配合使然。因此，当前必须大力加强内外资的协调配合。一是适当放宽信贷规模。199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良好物价走势下，国家可以适当扩大人民币信贷规模，增加商业银行贷款指标，向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输送资金，提高其“造血”功能，把国有银行较高的本币存差降下去。二是分流国家外汇储备。据测算，目前中国有6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就足以应付对外清偿。对于多余的近5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可以采取三种方法进行分流：（1）增加国内商业银行持有外汇的量限， 让商业银行拥有更多的营运外汇。（2）适当缩小企业用汇限制， 对于一些效益好又急需外汇资金的企业，可以放宽审批条件，扩大外汇资金使用金额。（3）实行意愿结汇制。目前国内企业的外汇都卖给中央银行，需要时再去购买，必然增大了外汇进出央行的频繁度，造成人为的货币政策不稳定。为此，应实行意愿结汇制，允许国内企业保持一定比例（30%左右）的外汇不结汇，方便企业使用。三是建立内外资协调配合机制。放宽信贷规模和分流外汇储备的办法，只是一些应急性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真正治本的办法是建立内外资协调配合机制：（1 ）给出内外资存量标准。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对外经贸部应互相配合，共同研究，对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国际资本市场资金流向、流量进行超前分析，预测出中国对内、外资金的需求量，给出“九·五”期间内、外资存量标准。（2 ）建立相互协调配合的人民币和外币拆借市场。目前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同业拆借市场已经运营，我们应尽快建立外币同业拆借市场，通过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运作，共同进行本外币短期资金融通，以尽量减少和防止国内本、外币资金闲置，最大化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3）加强外汇市场建设。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已成立三年，成绩很大（共成交1700多亿美元）。但就外汇市场本身而言，却存在许多缺陷，离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差距较大。所以应该尽快地允许企业入市交易、扩大交易币种、采用国际先进的交易方式、疏通交易渠道，改变目前中央银行一味被动地吸纳外汇市场盈余外汇的做法，为内外资合理转换提供良好的操作场所。
2.提高外资质量和效益。外资质量和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针对目前外资质量和效益欠佳的实际情况，可采取这样几个办法：一是成立中国外资管理局，从宏观上统一对外资进行监管。外资管理局隶属于国务院领导，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对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派人组成，负责全国引进外资领导工作。具体职责是制定国家“九·五”引资计划和2010年之前利用外资计划，制定和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和法规，审批大规模外资项目，定期对地方政府审批的项目进行检查等，保证中国利用外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二是建立外资评价体系，对引进的外资和引进后的外资进行评判。这可以从二个层面进行构建：（1）建立外资评价组织体系，它包括政府外资评价组织、微观经济组织、市场中介组织。（2）建立外资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评价指标为：外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外资宏观效益评价指标、外资财务效益评价指标。三是大力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管理水平。今后中国引进外资应把引进国际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的项目放在重要位置上考虑，优先审批先进生产技术管理项目。四是对国内现有外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清理整顿。对于一些资金不到位、规模低、经济效益差、环境污染严重、违法乱纪的外资项目该撤的撤、该停的停，决不姑息迁就。
3.努力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状况。一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引进外资项目。1995年6 月中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农业综合开发及新技术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增加出口外汇项目、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支柱产业。毫无疑问，上述产业是中国骨干产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所以应紧紧围绕国家的规定和导向，大力将外资引入这些产业，特别是要注意吸引国际上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向这些产业投资。二是向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转移。今后应大力引进投向诸如电子、机械、石油化工、仪器仪表、通讯、有色金属冶炼、工业设备、非金属矿物、医药、建材等的外资，努力实现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改变目前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项目占居中国引资项目主导地位的局面。三是大力将外资导向中国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如想取得长足发展，单靠东部的经济实力是很难达到的，必须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一方面要适当扩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地域和范围，放宽吸引外资共同开发资源和审批外资项目的权限，允许其出口部分资源性产品偿还外债，以及给予基础设施建设等优惠；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应在致力于长期资本投入和技能资本形成的同时，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类外资项目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宏观上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共同发展。
4.取消“超国民待遇”。在引进外资中，互惠互利原则是解决资本输出国和资本引进国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则。但如果给予外资各种惠和利超过限度，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负作用，使一国国内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威胁到该国民族工业的独立性和国家企业的主导性。目前由于外资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已使许多国内企业在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加强了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垄断地位，这极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因此，应当尽快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一是尽快实现外资政策与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国家应取消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各种地区性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和法律，消除各地区、各部门不规范的优惠政策和“政策大战”，使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在享受“国民待遇”方面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二是弱化并逐渐取消外资税收优惠待遇。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集中体现为税收优惠，应尽快取消外资的各种税收优惠，实现内外企业税负的平等。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不应排除给予一些不与国内企业争市场，包括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项目一定的优惠待遇。当然，对于一些不利于引进外资的“次国民待遇”政策，如要求外资企业外汇平衡，某些行业、部门内外双重收费标准、限制外资投入领域等，都应逐步改善，取消限制和歧视，向统一的“国民待遇”转变，使内外资企业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开展生产经营和竞争活动。
5.加强资本项目管理。目前管理的重点应放在控制短期性外资流入方面。实践证明，国际短期性外资投机性最为强烈，一国放松对其管制，将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如1978年的智利、1984年的新西兰和1995年的墨西哥，由于放松了资本管制，允许资本自由输出入，结果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目前流入国内的短期性外资不多，但其总量有逐渐扩大之势，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加强资本项目的管理，警惕未来出现被动局面。一是严格控制短期性外资流入。国家应尽量压缩短期外债规模，鼓励借债“窗口”借入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转贷给国内企业使用。二是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借债管理。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对外借债没有纳入国家外债规模，这就给一些不法外商提供了假合资、真融资的机会。今后对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应实行审查备案制度，防止短期性投机性资本混入国内套汇、套利。三是加强结售汇管理。对内外资企业结汇应凭有效凭证办理，对外资企业资本项目外汇实行有条件结汇；对内外资企业售汇应严格审查凭证合同，打击假凭证、假合同，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套汇逃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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