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书院论文,十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31—10
一 八十三年研究概述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1300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20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八十余年历程。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的发表，到2005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1709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70余部，可谓成绩显著。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下，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笔者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① 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②。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③ 《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④，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⑤。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⑥ 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蒋建国《20世纪中国书院学研究》⑦，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⑧，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式，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是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切。杜成宪等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⑨ 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⑩，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11)，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05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二 初起而兴：1923～1949年
83年的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学校之誉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是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三点不足。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而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12)、《书院制史略》(13) 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20世纪40年代后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
第一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入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虽然免不了怀旧的情绪，但终属理性而严肃的思考，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其中关于书院精神的论述，就值得纪述。书院之区别于官学，是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新的精神风貌。胡适最先指出书院的三种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祭祀是民意之所寄托，代表时代的精神；书院代行古代民意机关的职责；它之研究是自由和自动的。陈东原提出：“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这两种精神，而仅保有书院的制度，那也不配算作书院的”(14)。在军阀专制主义强压政治的年代，学者们强调书院“自动”、“自由”的民主精神，并将其定作书院的标志，是顺乎自然的事。到1937年，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15) 一文中，将书院精神概括为六点：时代思潮，怀疑态度，科学方法，人格精神，自动学习，反对科举。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特别强调书院反科举的精神，但在科举成为读书人唯一的晋身之阶的时代，书院是否能够真正与科举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的学者指出，书院的精神就是“讲学自由与经济独立”，且这两项正是“今日学者所渴慕者”。(16)
学术名家参与讨论，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胡适之外，柳诒征有《江苏书院志初稿》、(17) 陈东原有《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18)、《书院史略》、(19) 《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20)，钱穆有《五代时之书院》(21)，邓之诚有《清季书院述略》，(22) 张君劢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23)，杨家骆有《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24)。
第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有三。一是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25)，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量统计之法，分析历代书院概况，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还有学者引用。二是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通史性的总结之作，1934年中华书局初版。全书分书院起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及书院废替等六章，叙述中国书院自唐代至清末的千年发展历史，尤详于书院制度的源流、演变，凡职事设置、山长遴选、学生甄别、学术风尚、讲学内容、藏书、祭祀、讲会、会讲、考课、膏奖等均有涉及。作者叙述与议论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取材于正史、文集，兼采笔记，稍征地方志，排列于叙述论文之后，可谓无一言无出处，其法有类清儒汉学，亦似实证史学。1979年台湾华世出版社再版，杨家骆则将其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续编》。三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区域性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初版。1958年台湾“国立编译馆”收入《中华丛书》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全书分绪论、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之没替、结论等十一章，述评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制度。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此书“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咸萃于是。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在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以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创建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一批新型书院。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联结在一起，将研究儒家学术为主体的国学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是这批新式书院的共同主题。如学海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振兴民族文化，在战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从民族复兴之需要上研究国故”。(26) 1949年，钱穆、唐君毅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将宋明书院传统和新的亚洲建设联系到一起，将人格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现代社会实践儒家教育理念的典范。如何正确评价这些书院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书院历史的任务之一。
三 坠而不绝：1950～1979年
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30年。这个阶段，大陆、香港、台湾学者不相往来，学术隔绝。50年代，我国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文革十年，则完全是一段空白。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一期发表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的初始工作。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周力成的《漫话东林书院》(27)。
这个阶段，当大陆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台湾、香港学者则于50、60、70年代分别发表16、11、15篇文章，并重印盛朗西、刘伯骥两书(28)。所有这些努力，保有书院研究这一学术园地不致荒芜。最重要的成果是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29)，曾被港台及海内学者广泛引用。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30)、《书院建设之源流》(31)，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32)，王镇华《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33)，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34)，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35)，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36) 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说明台港研究不仅仍沿了三四十年代大陆的传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而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指导韩国留学生金相根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37)，更将书院研究领域拓展至海外。这些皆成为八、九十代书院研究大发展的基础。
四 勃然兴盛：1980～1999年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书院研究的兴盛期。需要说明的是80、90年代各自有一个从初期向中后期攀升的轨迹，在1986～1988年、1996～1998年形成两个高峰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立1010周年、1020周年庆典，举行学术研讨会造成的集约效应，初期的低落可以看作是中后期冲刺的准备，这是中国庆典式学术活动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反映。
1981年，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38) 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39)、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40) 三本著作在上海、北京、台北分别出版，这预示着中国书院研究第二个高潮的到来。1985年一年，全国发表书院论文60篇，首次超过二十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总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从此，中国书院研究进入一个持续高涨期。之所以如此，与80年代的文化热不无关系。受其影响，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学者皆涉足书院文化，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系统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院研究，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或组织，开辟学术园地，形成比较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1982年3月，随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工作的进行，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年3月，该室扩大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下设书院、理学等研究室。1984年6月，该所邀请各地三十多位学者召开全国首次书院学术座谈会(41)。
会后，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也宣告成立。这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也最著名的书院研究机构。1986年6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在岳麓书院成立。7年之后的1993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成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这是全国两个省级书院研究的学术团体。
最早的书院学术园地是《岳麓书院通讯》，创刊于1982年，1986年底停办，共出11期。《白鹿洞书院通讯》创于1989年，1993年改名《白鹿洞书院学报》，1998年停刊，共出14期。1988年、1989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集结三次年会论文，出版两集《书院研究》(42)。1997年岳麓书院刊印中（陆、港、台）、美、日、韩学者组成编委会的国际学术丛刊《中国书院》，至今已出版七辑，每辑35～40万字不等。受其影响，白鹿洞书院和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于2000年开始刊印《中国书院论坛》，已出版四辑，每辑30万字左右。除了以上专刊之外，一些综合刊物还开辟书院专栏，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自80年代设“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专栏，坚持至今，已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首届16个社科“名栏工程”。其他经常不定期刊载书院研究文章的刊物就更多了，涉及教育、史学、哲学、政治、建筑、图书情报、文献、档案、文物等各学科，举不胜举。
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是书院研究机构和组织推进学术事业的又一有力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年会，或开展重要的纪念性活动。如湘、赣两省书院研究会就曾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1986年正值白鹿洞、岳麓两大书院创立1010周年大典，湘赣两省相关单位分别组织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岳麓庆典有全国20个省市及美国、日本学者147人参加，收到论文139篇，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文集外(43)，《岳麓书院通讯》、《湖南大学学报》亦各出一期专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书院研究工作的开展。1994年东林书院召开东林党学术研讨会，纪念东林书院重建390周年，收到全国各地学者20篇论文。1995年，湖南书院研究会举办“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研讨会”。1996年岳麓书院1020周年庆典，邀请百余名学者举办“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1999年开始，岳麓书院和湖南电视台举办“千年学府学术讲座”，邀请杜维明、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傅聪、张朝阳、许智宏、李学勤、金庸等名流登坛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同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为题，举办金禧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及大陆港台的29位学者发表论文。(44)
上述这些机构与组织，成为书院研究的中坚力量，而通过其学术活动，将分散于各地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逐步联系团结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专门研究队伍，有利于书院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第二，深化原有议题，开拓新的领域。书院作为读书人经营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宋元以来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经济等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年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联系，除了深化、拓展原有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宗教、图书馆、建筑等议题之外，还新辟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经济、出版等诸多新的领域。
原有课题的深化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议题，历来认为书院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没有真正具体而充分的论证，只是泛泛而言。程舜英《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45)、刘国梁《道教对宋明时期书院教育的影响》(46)、胡青《家族经济、道教与华林书院》(47)，为弥补这一缺憾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相关联，由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传教士而涉及到教会书院，出现了邓洪波的《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48)，黄新宪的《教会书院演变的阶段性特征》(49) 等讨论教会书院的文章，由宗教议题转化深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又如书院与政治、学术的关系，过去注意的目标是理学、心学、宋学、汉学、伪学案与东林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学人的眼光已盯向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清末书院，对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行探究，涉及到新学、西学、洋务自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丁平一的《试论湖南书院对西学的融合与吸收》(50)、徐启丹《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趋向》(51)、徐静玉《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52)、李志军《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53)、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学传播》(54)、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55)、武占江、赵建强《味经书院与陕西的近代化》(56) 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
有关书院与自然科学是一个新的议题。一般认为，古代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务，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几无足观。但许康、劳汉牛《书院的自然科学教育初探》(57)，白莉民《论书院与自然科学教育》(58)，史贵全《略论上海格致书院的科技教育》(59)，张惠民《清末陕西的味经、崇实书院及其科技教育活动》(60)、《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61) 却表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教授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教育，且历金、元、明、清九百余年代不乏院。到清末，正是这种教育使古老的书院经由“格致书院”而发展到新式学校。
书院与语言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关注的问题。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62)、《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63)，讨论清代书院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贡献，潘建《书院与湖南最初的外语教育事业》(64)，则已推及外国语言文字。军事问题，由邓洪波《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65) 首开讨论。以上皆属书院的专科教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辟有专章纪述，可以参阅。
经济独立与讲学自由，在1925年曾作为“书院的精神”被提出来过。但对以学田为主的书院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到1985年邓洪波《岳麓书院学田简述》(66) 发表以后，才引起重视，已有近二十篇论文发表。高烽煜《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67)、李才栋《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68) 是两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辟有专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与此关联的商人、商业资本与书院的问题，近年也引起了注意。
史有“书院本”的记载，但书院刻书到80年代才引起注意，刘实《漫谈书院的教育与刻书》(69) 之后，刘佐之的研究值得重视(70)，《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也有专章论述，可资参考。一般认为书院刻书是其教学与学术活动的需要，所刻为教学的基础教材、书院学术特点的著作、学生学习成果、书院历史资料等图书，既能反映书院的研究成果，又能丰富教学内容，有着活跃学术气氛、提高治学水平、扩大书院影响的作用。
第三，开始与外界的学术交往。书院学术自由，讲究师生之间、不同地域与学派之间的切磋论辩，但自20年代开始的书院研究却没有注意开展同域外学术界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东邻的韩国、日本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开始对中国书院的研究，几十年来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尤其是当我们自50年代起中断工作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至有人发出了书院在中国，书院研究在国外的警声。国门开放之后，中外书院研究同仁有了交往。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71)、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72) 等已为中国学人熟知。金相根先生《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已被很多学术论文引用，而金先生本人则在韩国著文介绍中国书院研究的成果(73)。韩、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间常见于报刊。邓洪波的《朱熹与朝鲜的书院》(74)，说明中国学人已注意到书院这一文化组织远输域外的现象。李弘祺在日本发表中国书院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交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与日本同仁实现了互访交流。而随着李弘祺“Chu His,Academies and thre Tradit on of Priuat,Chang-hsue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75)，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与此同时，1982年，对书院多有研究的张正藩从台湾返居江苏故里，在《岳麓书院通讯》发表几篇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从此，久久隔绝的台湾学者之声也开始传于大陆书院研究者之中。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书院研究已打破闭门造车之局，外界信息开始了有意义的输入。大陆与港台学者之间的切磋，中国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必将提升书院研究的整体水平。
第三阶段的研究以900余篇论文、40余部著作蔚为大观，标志性成果很多。分而言之，在基础的资料方面，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76)。该书210余万字，取材于千余种地方志，近两百种书院志、课艺、日记、书目等书院文献，以及数百种正史、别史、类书、总集、文人别集等，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梳、标点整理，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编，附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集部著作书院文献篇目索引。由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77)，影印明清书院文献百余种，凡16巨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78)，分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110余万字，是分主题整理书院文献的有益尝试。朱瑞熙、孙家骅主持标点整理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79)，开启了院别书院资料整理的先机。陈连生主编《鹅湖书院志》(80)，则是新编书院志的第一部。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摩崖碑刻选集》(81)，使我们的视野首次转向纸质文献之外。如此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书院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综合性研究方面，有三部标志性著作。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82)，分五编二十二章三个附录，叙述书院从唐代至清代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书院藏书、刻书、考试情况以及历代书院名录，计有1190余页。本书以十四章约60％以上的篇幅讨论书院与宋元以来中国各主流思想学派的关系，独具匠心。对教育史研究而言，学派的引入使书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自；对思想学术研究而言，书院的引入则使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此所谓学派系于书院，正是学科交叉研究的魅力所在。季啸风主编、岳麓书院组织全国十余所高校学者完成的《中国书院辞典》(83)，140余万字，是中国第一部书院学工具书，集当年书院研究之大、成，具有权威性。全书共收词3683条，其中书院1565条、人物1083条、文献598条、制度及其他437条。所附书院名录，收书院7300余所。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84)，分类型、等级差异、职事类别、藏书及其管理制度、刻书事业、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考试制度、专科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等十章。它是在完成《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辞典》的基础上撰写的，厚积薄发，从制度入手，运用大量史料，意在构建有着多种层次级差，涉及学术、文化事业，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具有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功能的中国书院制度体系，人称80年代以来的精品之作，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同、采信。另外，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大量采用地方志，统计成果远胜于当年的曹松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引用。
专题性研究方面，亦有不少佳作值得介绍。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85)，是院别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出版的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86)、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87)、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88)，使我们对这一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89)，内容翔实，时有创获，是区域史研究的力作。
1991年，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90)、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91) 两书，分别在北京、台北出版，海峡两岸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同时进入书院与学术问题的探讨。1992年，杨布生《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92) 及丁刚、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93)，同时将文化要素引入书院研究。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94)、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95)，则是台湾学者拓展研究领域的可贵尝试。凡此种种，皆值得重视。
五 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年～2005年
跨世纪、新千年的热情也体现在书院研究上。2000年一年，就发表论文82篇，出版著作6本(96)，表现强劲。随后持续走高，在2002年突破百篇大关，至今仍然居高不下，仅6年时间就有论文650篇，达到以往20年总和的三分之二以上，著作也有20余部，呈现出一片繁盛景象(97)。纵观近六年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新的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新生力量。大量研究生进入书院研究的队伍，其朝气与热情，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很多学校规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前必须发表论文，年青学者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进入研究领域。而书院以其为古代读书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涉及各种事业，具有多种功能，今日教育、历史、哲学、文学，甚至管理、经济、传媒、新闻各院系学生，从其已有的知识结构出发，皆可从中找到合适的研究题目。而且，近二十年大规模整理书院文献的努力(98)，也为年轻人快捷进入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据统计，这个时期的论文有将近一半出自研究生之手，虽然硕士生的论文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但博士生的文章可圈可点者不少。近来出版的徐梓《元代书院研究》(99)、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100)、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101)、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102) 等四部专著，就是海峡两岸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生的勇气，加上其导师的严谨，相信会推动书院研究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第二，新的热点。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围绕热点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向。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事业的超常规发展，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取法西方、面向现代，回到传统、问计前贤，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谈论书院与教育的文章很多，仅2004年一年，就有46篇文章，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胡群鸽《私学、书院、民办高校》(103)、杨炜长《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对我国民办高校特色建设的启示》(104)、王鹏《书院教学特色及其对研究生培养的启示》(105)、《复修懿范、继美前贤——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人文观念及现代启示》(106)、熊先进《我国古代书院办学理念的现代意义》(107)、谢慧盈、汤善芳《吸取书院教学精髓、深化我国高校教改》(108)、杨果、赵治乐《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109)、许志红《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教学管理之比较》(110)、慕景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法特色及现代启示》(111)、吕晓英《书院传统及其对研究性学习的启示》(112)、方彦寿《朱熹书院教学与远程函授教育》(113) 等，颇具代表性，涉及民办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办学理念、教学法、学习法、教学管理、教育比较、远程教育等等问题，显示出人们希望从书院得到启导的强烈愿望。又如随着中国书院博物馆建设的推进，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人们对书院文物的认识加深，如何保护书院文物也成为热点问题，2001～2003年，《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辟有专栏，发表江堤考察调查书院的系列文章近二十篇(114)，《南方文物》也发表俞怡生、陈新民、刁山景、刘昌兵、王立斌的文章(115)，介绍江西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院。张曼西《元代浏阳文靖书院铜器浅识》(116)、胡彬彬《书院文物定义界定初探》(117)，则对实物和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新视野与新方法。长期以来，书院研究的主力由教育、历史、哲学三大学科的学者组成，其研究方法和视野已成定式。近年由于其他学科学者的加入，新的视野和方法引入书院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如蒋建国《消费文化视野下的清代广州祠堂与书院》，引入消费经济的理论，认为书院、祠堂祭祀是一种宗教和仪式消费，祭祀活动演化成节日聚会和节庆消费，人们在获取信仰和精神动力的同时，通过其消费品（祭品）、颁胙、仪式等，即消费的多少来显示其社会身份的等级秩序，其意义在于能够给富人带来潜在的利益和社会声望，鼓励的是一种金钱文化，而不是传统的伦理秩序(118)。如此诠释祭祀，令人眼界大开。其他如肖永明引入社会学理论，讨论商人、地方官员、家族力量各自推动书院建设的动机与功效(119)；李兵引入统计学回归分析法，实证书院与科举的相关程度(120) 等，都是一种开拓性的有益尝试。
第四，新成果。近六年，书院研究的新成果大量出现，由于时间尚短，有待考验，还不能以“标志性”来表示，但值得期待的仍然不少。杨慎初《中国建筑艺术全集10：书院建筑》(121)、《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122)、《岳麓书院建筑与文化》(123)，持续探讨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124)，是其研究书院近四十年的论文选集。胡昭曦《四川书院史》(125) 探讨书院与巴蜀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另一样的省域书院研究著作。
以上是老一代学者从建筑、教育、历史学角度研究书院的力作，可敬可佩。朱汉民、邓洪波、高烽煜《长江流域的书院》(126)，以“长江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书院与学术、文化、家族、社会的关系，颇具特色。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127)，以整理清刊本《姚江书院志略》作资料篇，可见其研究篇必有功于人们对书院与浙东学派的认识。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128)、《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129)，以考据见长。前述以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四部专著，代表着充满朝气的学术追求，其见解和学风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朱汉民、邓洪波、陈和的大型学术画册《中国书院》(130)，以历时六年田野调查的书院照片来诠释书院，81所书院，380余幅图片和10万文字，首次让读者在视觉的艺术享受中感知书院文化的优雅与醇厚。邓洪波《中国书院史》(131)，展现书院的千年流变历程，既把握发展大势，又注意历代典型。此书在上海、台北推出简体、繁体两个版本，已经印刷四次，发行突破万册。在今天，学术著作有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看来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由此，或许也可预示书院研究的灿烂前景。
［收稿日期］2007—03—16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课题子项目：清史·书院学校表。
注释：
① 1923～1986年见《岳麓书院通讯》1986年1期；1923～1990年见《中国书院辞典》第977～101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991～1997年见《中国书院》第二辑，第394～40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999～2001年见《中国书院》第四辑，第389～396页．2002～2003年见《中国书院》第六辑，第414～434页．2004～2005年见《中国书院》第七辑，第413～43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岳麓书院通讯》1986年1期．
③ 《宜春师专学报》1987年6期．
④ 《江西教育科研》1990年1期．
⑤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又见《中国书院》第六辑，改名《八十年中国书院研究综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⑥ 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1990年第5号．译文见《白鹿洞书院通讯》1991年1期．
⑦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4期．
⑧ 《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⑨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
⑩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
(11) 《船山学刊》2006年1期．
(12) 《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9期．
(13) 《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3期．
(14) 《书院史略》，见《学风》1931年1卷9期．
(15) 《之江期刊》，新1卷7期．
(16) 盛朗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见《民铎杂志》1925年6卷1期．
(17) 《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4期，1931年8月．
(18) 《民铎杂志》，1926年7卷12期．
(19) 《学风》，1931年1卷9期．
(20) 《学风》，1933年3卷5期．
(21) 《贵善半月刊》，1941年2卷17期．
(22) 《现代知识》，1947年2卷2、3期．
(23) 《新民月刊》，1935年12月1卷7、8期．
(24) 《东方杂志》，1940年3月37卷15期．
(25)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111～114期，1929年12月～1930年1月．
(26) 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1935年《新民月刊》1卷7、8期．
(27) 《群众》，1979年6期．
(28)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华世出版社，1979年．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重印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国立编译馆，1958年初版，1978年再版，收入中华丛书．
(29) 台北，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1963年．
(30) 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958年6月1期．
(31) 台北，《思与言》，1962年12月2卷3期．
(32) 台北，《食货月刊》，1976年3、4期．
(33) 台湾，《建筑师》，1978年6、7、8期．
(34) 香港，《新亚学报》，1956年1期．
(35) 香港，《民主评论》，1954年12月号．
(36) 香港，《民主评论》，1959年10卷13期．
(37)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
(38)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39)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
(40) 台北，中华书局，1981年．简体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41) 朱汉民《书院研究座谈会纪要》，《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2期．
(42) 《中国书院研究》第一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书院》第二集，湖南省书院研究会，1989年．
(43) 《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书院文化史研究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44) 刘述先《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新亚书院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学术论文集》，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
(45) 《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46) 《书院文化史研究文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47) 《宜春师专学报》，1994年3期．
(48)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3期．
(49) 《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3期．
(50) 《求索》，1990年3期．
(51) 《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4期．
(52) 《南通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4期．
(53) 《清史研究》，1999年3期．
(54) 《史林》，1993年2期．
(55) 《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4期．
(56) 《中国书院》第三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57) 《湖南大学学报》1987年1期．
(58) 《湖南大学学报》1988年4期．
(59) 《教育史研究》1998年2期．
(60) 《汉中师院学报》1991年4期．
(61) 《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1期．
(62) 《教育评论》，1989年3期．
(63) 《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4年3期．
(64)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4期．
(65) 《船山学刊》，1992年1期．
(66) 《岳麓书院通讯》，1985年2期．
(67) 《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68)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2期．
(69) 《浙江师院学报》，1981年1期．
(70) 刘佐之有《论书院刻书的历史传统》，见《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书院藏书、刻书与书院教育》，见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附录
(71) 日本，东京图书刊行会，1976年．
(72) 韩国，文音社，1990年．
(73) 金相根《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学研究》第14辑，1998年．
(74) 1988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公开发表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1期．
(75) 邓洪波、潘建译，见《江西教育科研》1988年2期．
(76)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77)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78)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2002年．
(79) 中华书局，1995年．
(80) 黄山书社，1994年．
(81) 燕山出版社，1994年．
(82)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初版，1998年2版．
(83)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84)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85) 岳麓书社，1986年．
(8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8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88) 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89)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90)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91) 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92)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93)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94) 台北，故乡出版社，1986．
(95) 台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96)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规章》、《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
(97) 论文增加，与当局以量化指标考核成风有关，不能排除虚假成分，但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判断．
(98) 除了前述《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历代书院志》、《中国书院文化丛书》、《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之外，还有《起凤书院答问》、（台湾广文书局影印，1977）、《诗山书院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嵩阳书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东林书院志》（中华书局，2004）、《明志书院沿革志》（台湾新竹市政府，2002）出版．邓洪波主持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国书院章程集成》已完成200余万字初稿，正在联系出版；影印《中国书院志丛刊》的工作也在商议中，有望明年正式启动．
(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0) 台北，联经，2004年．
(101)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繁体本改名《书院教育与科举关系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
(103)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期．
(104) 《船山学刊》，2004年2期．
(105)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年2期
(106) 《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4期．
(107) 《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4期．
(108)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109) 《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2期．
(110) 《教书育人》，2004年8期．
(111) 《当代教育论坛》，2004年10期．
(112) 《惠州学院学报》，2004年2期．
(113) 《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4) 江堤系列文章分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12月28日，2002年3月1日、3月22日、4月12日、5月24日、6月14日、7月20日、7月26日、8月9日、8月30日、9月20日，2003年1月1日、1月15日、2月5日、3月12日、4月9日；《文物天地》2002年1期、9期．
(115) 分别刊于《南方文物》2001年2、3期，2002年1、2期．
(116) 《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7) 《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3期．
(118) 《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9) 肖永明《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1期）、《历代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与促进》（《船山学刊》，2005年2期）、《家族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求索》2005年2期）．
(120)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十章．
(12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122)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23)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124)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125) 巴蜀书社，2000年．
(126)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2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9)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130)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1) 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2006年再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繁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