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学类企业行为提升大学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水平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2)04-0001-05
8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ented)”成为一切社会发展项目改革的出发点。[1]对大学来说，虽然自它诞生起就经常与周围的社会产生冲突，[2]但这种冲突多表现为大学与外部的斗争，还从未有一种力量能够像市场一样引起大学内部的分歧。在美国，由于学费在大学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市场力量不断要求大学进行改革以体现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消费者的利益；而大学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却从学术自由的角度出发，反对大学外部力量对大学的干涉。在中国，“市场化”、“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改革(Market Economy Oriented Reform)”和“产业化”的呼声与反驳声同样高昂，但多年来各执一端的争论却始终未能构成有效的讨论。分歧是否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观念来认识大学，需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大学？
一、大学的异质性结构与类企业行为分析的必要性
1、市场主义和学术主义的方法论缺陷
如果对争论双方的观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市场主义者强调用企业精神改造大学，而精神需要一个载体，所以他们必须按照企业的组织特点去创造一个具备企业组织要素的机构。于是，大学就叫做厂商，学生是消费者，大学教师就成了雇员，大学提供的各类课程就叫做教育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对大学的“嫁接”。然而，这种“嫁接”的结果却让经济学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经济学是解释市场参与者在资源约束下的行为的理论。在经济学中，厂商以追求利润作为其主要的行为特征；消费者则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雇员也要在既有的约束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但大学里的各类群体的行为却很难如此概括。大学的利润不知道该是什么，大学教师也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学术兴趣而牺牲一些利益，而绝不像雇员一样。
同样，学术主义者也存在研究方法的缺陷。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生存和繁荣越来越依赖大学，大学已不可能再居于边缘，按照传统的逻辑去发展。各国政府普遍把改造大学作为加强国家竞争实力战略的组成部分，积极领导对大学的改造。企业也开始学习同知识分子打交道，购买他们的智力，接受他们的独特个性和处事风格。同时，大学中也出现了日益庞大的管理机构，负责包装和营销学术产品，应付大学间激烈的竞争。而学术主义者无视大学中大量非学术部门的存在，忽视管理对大学生存和发展的作用，一味强调大学的学术性，强调钻研高深学问的职能，这既不符合大学几百年来演绎的历史，又缺乏将功能与结构联系在—起的视角。
学术主义强调传统，无视大学的变化；市场主义则放大市场的力量，忽视传统的影响。二者在方法论上均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是造成争论无效的根本原因。
2、大学的异质性结构特征
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经说过，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改造自己的形式与职能、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历史。[3]如今的大学，虽然与早期大学名称相同，但大学的含义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早期的大学非常简单，开设十多个讲座，拥有二百个左右的学生，管理并不必要，顶多由教授聘请一个管理文书和帐目的秘书。随着大学社会功能的四次重大变化，[4]大学逐渐变成拥有万名以上的学生、雇佣几千甚至几万名教职员工的国家控制的独立法人官僚机构。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中，招生、学生成绩和科研成果的管理、人员和资金的管理，已经不是教授聘几个人就能完成的了。量的不断扩大，已经使得管理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要记录各种数据、保留各种文件，而且要从数据中发现问题和规律。更重要的是，大学规模的扩大，使得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成为非常庞杂的工作，对管理的需求加大，管理人员增多。随着大学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对他们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管理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也在提高，再加上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崇拜效率，管理被奉为办学的金科玉律，管理部门逐渐与学术部门相提并论，并大有压倒之势。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的复杂化，大学内部产生了文化和职能迥异的两个部分：学术部门和管理部门，它们有不同的文化和行为特征：学术将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其组织文化是专业文化，用专业手段进行教学，用专业标准组织知识和评价学生成就；管理部门将专业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其组织文化是管理文化，突出对工作业绩的追逐和行动导向。大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结构特征。
大学的异质性结构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抛弃学术主义或市场主义的一元化论断，承认大学是由组织文化和结构功能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组成的，并在此前提下，分别进行研究，寻求不同的管理原则指导两部分的工作。
3、大学管理中类企业行为分析的必要性
虽然从大学的整体角度看，学术部门要比管理部门重要，但对于教育研究来说，对大学管理部门的研究应排在更优先的地位。在学术方面，虽然学术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政府、商业机构加入到学术研究活动中，对学术评判标准或机制产生的影响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学术评判标准、教学内容实行专业管理的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对地，大学管理部门变化则很大，规模不断膨胀，管理职能得以凸显。而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却长期不关注大学的管理行为。这与管理在当今大学发展中的地位极不适应。研究大学的管理，培养管理大学的专业人才应是今后倍受关注的话题。[5]
对大学管理进行研究，必须寻找一个切入点。大学管理的本质，是实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这一点和企业没有明显差异。而且，在大学管理实践中，也表现出与企业趋同的管理行为。考虑到行为特征的概括是经济学和管理学架构理论的切入点，行为分析是经济学和管理科学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将大学管理部门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概括为“类企业行为”。“类企业行为”可定义为，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结构和功能的复杂化而在大学运营中出现的、保证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在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整体运转良好的管理行为。类企业行为分析则是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提供的工具，对大学的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型构(formulating)大学管理规则和组织文化的方法。
本文把针对类企业行为进行的研究叫做“类企业行为分析”。提出“类企业行为分析”，只是秉承了经济学行为分析的传统，继承了研究方法，并不是硬性移植经济学的结论。虽然大学的管理行为在本质上与工商业管理相同，但肯定有所不同，而且它还会对传统上管理工商业的制度和法规的适用性发生质疑。（注：在实践中，大学的确向一些适用于工商业管理的制度和法规对大学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美国常青藤联盟和司法部关于反托拉斯法的长达十年的诉讼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本文的后面还有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研究者，我们期待大学的管理出现不同于工商业的管理行为，期望工商业的制度和法规的适用性出现争议。因为对适用性和种种不同行为的研究，将有助于经济学和管理科学适用范围的扩展，（注：在经济学中，适用范围的扩展已经发生过。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解释人类婚姻、生育行为的选择，这是经济学的行为分析在非经济领域运用的里程碑。）丰富经济学理论，克服“市场主义”硬性移植经济学结论的弊端。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企业内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也越来越得到加强。该部门的组织文化、工作方式和工作业绩评价都与传统部门差别很大。对研究和开发工作如何加以组织、领导和评价，也成为许多企业思考的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词“知识管理”，而且认为“知识管理”集知识的开发、管理、利用和转让于一身，是“第五代管理”的中心。[6]相信对大学类企业行为的研究一定会对企业的研发部门管理有实际的借鉴价值。
研究类企业行为还有助于提升大学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现代大学的管理对信息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信息的采集需要一支教育技术专业人员队伍。提高管理效率还需要对系统中每个人的业绩进行了解，尤其是对质量进行管理，更需要对管理人员和管理客体进行“全景敞视塔”式的监控，[7]因此，对专业评价人员的需求量也将是非常巨大的。[8]然而，在大学的管理实践中，高级和一般管理人员都不适应大学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由学科专家充当，其中隐含的假设就是学科的专家也是管理的行家里手。实际上，看不懂会计报表的行政领导在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一般管理人员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大学管理人员的信息采集、处理和评价技术都不能满足要求，距离专业人员的标准相差甚远。更根本性的问题是，他们工作在大学的气氛中，组织文化和行为特征是学术和管理部门的混合，没有体现出对社会经济环境敏感、行动和效率至上的管理文化。因此，进行大学的类企业行为研究，明确大学学术部门对管理行为的影响和约束，按照类企业行为标准要求大学管理人员，是提升大学管理专业化的必然要求。
二、类企业行为分析方法的优势
1、创新与传统的平衡
大学中类企业行为的出现代表了当今时代精神对大学的影响力，而坚持学术权力则体现了传统力量。类企业行为分析通过限定该分析方法所适用的范围，给传统力量在制度设计中的地位留下了空间，实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9]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习惯(Usage)到习俗(Custom)、从习俗到惯例(Convention)、从惯例到制度化(Systematization)的动态的逻辑演进行程。大学本该是多解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学应该是社会平等的制衡器，而在学生眼中，大学应该是能够帮助他们顺利找到工作的证明。然而，大学的问题在于它们非常古老，在它们长期的历史中，学术自由在制度中一直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大学制度对该路径的过分依赖(Path Dependency)，可能造成大学永远被锁入(Loch-in)该均衡点，永远在同一层次上自我复制(Self-Copy)与内卷(Involution)。打破这种均衡，克服大学制度型构中对学术传统这一路径的过分依赖，可以借鉴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克服路径依赖的两种途径：[10]1)感召(Inspiration)。通过一种激烈的形式唤起被影响者的觉醒，使之意识到应该采取一些行动。2)移情(Empathy)。施加影响者的态度被多人体验。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府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传播由于大学不能适应变革，致使国家的竞争力下降和伤害学生及家长利益的紧急状态信息，在公众中营造了一个臃肿、效率低下、固步自封的大学形象，让大家意识到，再不采取面向市场的改革，大学就完了。另一方面，传媒又不断向公众展示市场力量的强大和神奇，让大家感受到市场的力量，自觉地变革。大学类企业行为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市场力量顺利地进入大学管理领域，避免使大学陷入自我复制和内卷的状态。
2、开放的策略
类企业行为假设给大学的管理制度建设带来一个开放的系统。
首先，类企业分析提供了对世界范围内大学管理的经验进行泛化和扩展的框架。长期以来，比较教育虽然也强调进行理论研究，但始终难以实现从外国经验介绍到有框架支撑的理论研究的转变。经验是以散乱的信息状态存在的，这些信息必须依靠“功能软件”，在一定的框架内对信息进行处理，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成为制度建设的基础，才可以泛化和扩展。类企业行为分析就提供了一个对世界各国大学面向市场的尝试和经验进行处理的框架。
其次，类企业行为分析允许移植企业中成熟的制度，让企业制度成为大学制度创新的一个源泉。无论大学和企业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和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应对复杂环境方面，在市场经济中摔打的企业要比大学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制度也保证并鼓励这种能力的产生和发挥作用。向企业学习建立促进变革的制度，应该成为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来源。
3、演进理性主义的价值倾向对风险的规避
一味尊重传统会导致制度在同一层次上不断自我复制与内卷，而创新则面临两种价值倾向：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持建构理性主义的人总倾向于从既定的框架出发，重新设计一个完美的秩序。对大学来说，就是以企业精神为框架，去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纯粹经济思想的大学。对于这种观点，哈耶克(Hayek)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人类只有有限的理性，以有限理性建构制度的风险太大，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s)。很显然，类企业行为分析体现的是一种演进的理性主义，它承认学术传统对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即使在管理领域，它也只认为大学的管理行为是类企业的，而不是企业制度的完全移植，避免了在制度中学术与企业精神的过度冲突。
三、类企业行为分析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类企业行为给大学的管理制度建设带来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类企业行为分析的内容也是开放性的。目前，在笔者的学术视野中，有以下几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1、大学的资本运营
当政府的稳定资金在大学收入中所占份额变小之后，大学的收入变得不稳定了。为了应对多变的环境，建立储备金不仅必要而且是迫切之举。美国的私立大学在创设之初，缺乏各种保护，储备金是它们保持存在和稳定的保证。美国的私立大学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一些著名私立大学拥有十亿美元的储备金。这足以让它们在多变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在类企业行为的框架下对大学储备金制度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制度的功能和运转。
大学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也是大学资本运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美国NASDAQ指数狂跌的2001年，传媒普遍认为大学的损失惨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大学的资金通过什么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哪些资金能够进入？大学会计制度需要怎样的调整？
资本运营是企业寻求稳定和发展的典型行为，大学也在寻求稳定和发展，但大学与企业在风险内容和保护措施上的相同与不同，是我们理解大学在资本运营中特殊行为的关键，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制定大学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
2、大学的收费和定价
近年来，大学学费的“飚升”引起社会的不满，大学却强调学费远远不够大学的成本。人们不仅要问，大学的成本有多高？
大学与学生在成本计量和公布上的分歧和可能的行为选择，可以用博奕论的观点进行有效的解释。大学有公布、不公布成本计量两种行为，学生有交款、不交款两种行为。如果肯定性行为用1表示，否定性行为用0表示，可以有下列博奕策略组合：(1,1);(1,0);(0,1);(0,0)。博奕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相互间信息的占有程度，不完全信息占有者就有可能选择对自己不利的策略。当一个个学生及其家庭面对大学时，他们不得不选择于自己不利的(0,1)组合。
博奕论是当前经济学中的前沿理论，它研究各种市场环境中，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企业、个人的选择行为。大学之间、大学和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许多选择行为能否用博奕论观点进行解释，将有助于理解政府在双方博奕中的角色和作用，理解大学和学生的选择行为。
3、大学的垄断与政府的“反托拉斯”(anti-trust)[11l
美国常青藤盟校的8所大学——布郎、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宾西法尼亚、普林斯顿、耶鲁与麻省理工曾在四十多年前组成了一个名为“重叠集团”(Ivy Overlap Group)的卡特尔。卡特尔成员就本科生奖学金和资助的政策、标准以及数量采取了统一的对外政策。这导致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干涉。司法部认为，重叠集团组成了价格同盟，妨碍了大学之间为争夺优秀学生而进行的竞争。随后，重叠集团解散。但常青藤盟校仍在此后的资助金额中增加了成绩的因素，以竞争优秀生源。1994年，在教育利益集团的不断游说下，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共法103-382第568条款），明确允许大学仅以需求作为确定资助的惟一标准，并允许大学采用共同制定需要的标准以及在必要时交换学生信息。
美国大学与司法部之间的反托拉斯诉讼已经持续十年之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以及大学资助活动中的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传统上，反托拉斯法是针对企业的，用此法对大学进行诉讼的适用性问题，的确应当引起对公共部门类企业行为的思考。
最近十年来，大学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孤立地研究大学的资本运营制度、收费制度、价格同盟等，也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但将这些现象作为大学类企业行为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大学的行为特征，对我们理解公共部门的市场行为有所裨益。在管理实践上，区分学术和管理部门的不同行为特征，是体现大学管理部门的管理文化，提升大学管理的专业化水平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