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统治者对道教的打压及道教的理论攀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统治者论文,后期论文,理论论文,至清嘉道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历史，道教的兴衰存亡与封建统治者的喜恶取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中叶后，历代帝王一面继续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一面对其严加限制，勤于防范。这与道教从一诞生之日起，所具有的既可为统治者服务，又能为被统治者利用的鲜明二重性有着紧密关联。道教正是在这一大势所趋之中，自身影响和实力不断衰微之时，及时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和信徒择向，开始了其既献媚于上又取悦于民的世俗化进程。
（一）
明世宗以后诸帝，以明穆宗以最，对道教进行严厉限制。一方面严加惩治世宗时受宠的道士方士，如剥夺邵元节、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械系王金、陶世恩、申世文等入狱治罪；另一方面，对正一天师大加贬降，先革去天师张永绪正一真人封号。后直到明神宗，天师张国祥虽复号，但仍不准朝觐，也不准借祝圣诞入京。清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后笃信佛教，故而对道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既严厉限制、排斥，又有条件利用的政策。从顺治帝起，这一政策形成雏形，后逐渐成为清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宗教政策，极大地打击了道教的发展。
顺治帝认为，道教与佛、儒一样并称三教，不同于“无为”、“白莲”、“闻香教”等应严加取缔的邪教，应该采取保护政策。“儒、释、道三教并重，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1]因此，顺治帝对清初道教活动予以适当支持，如王常月在北京“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2]，就是得到了顺治帝的直接支持。尽管如此，顺治帝对道教的扶持只不过是他利用道教实现其统治的一面。从他对天师张应京颁给的诏书中对道教的严厉言词中，暴露了其对道教排斥、防范的真实心理。他要求天师张应京“兹特命尔袭职，掌理道录，统率族属，各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尔其中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尤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身立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3]。
康熙帝玄烨则对道教之说持批判态度，认为道教流而成弊，于世无补，但是“今日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4]。除此之外，保留已经衰微的道教还可以“留资画景与诗材”[5]。道教在皇帝看来是如此之无用，应该说更是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信仰充满逆反心理的一种表现，而不应真正理解为对道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够。否则，则不能解释统治者康熙帝对道教进行严厉限制甚至是无情打压，而雍正帝则力倡三教为其统治服务。康熙帝认为，“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改妄为”。“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6]而雍正帝则认为，“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功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录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7]，“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者”。[8]因此，他反对打压佛道，而采取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肯定道教的治世作用，以利用其为统治阶级服务。雍正帝宗教政策的基本点在于实行区别对待，对于出家人佛道者，“其中违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惩创之条；而其清修苦行、精戒有宗者，则为之护持！……凡有地方责任之文武大臣官员，当诚是朕旨，加意护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9]。
尽管清朝早期统治者对道教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道教政策的总体走向是趋于严厉防范和约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历代天师的地位不断贬斥；二是对道教活动的极力限制，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九，载“（乾隆）4年（1739年），议奏：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选道士、受录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议处”。将道教组织发展，限制在龙虎山一带，禁止到其他省区。道士在宫廷的地位，朝不如夕，一日千里，乾隆12年（1747年），下令正一真人由二品改为五品，31年（1766年）又升为正三品，至乾隆54年（1789年），令正一真人“五年一次来京”[10]。与此同时，一改多年来由道士充任太常寺乐宫的制度，改由儒士充之。至嘉庆、道光年间，正一真人的地位继续被贬降，而在此时，道教不仅在理论上疏于建树，教团如全真道及其支派、正一道及其支派的势力日渐衰落，大不如前，对社会的影响自然也就愈加衰微。至道光元年，清王朝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11]，道教从此被赶出宫廷的政治舞台。
（二）
随着道教在宫廷的失宠而衰微，道教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中下层，逐步褪去其神秘而尊贵的外衣。一方面，继续大倡三教合一思想，以寻求其理论上的完善和上层社会的认可；一方面则以斋醮符录取信于百姓，开始其世俗化的进程。而这，正是迎合了清王朝统治者的诉求，“不废其教，亦不用其言，听其自生自息于天地之间”[12]，用以达到其利用道教宣扬的对神灵的崇奉，笼络士民，防止其“犯上作乱”，维护统治的根本目的。
明末以来，一直就有道教理论家力倡三教合一。清初著名内丹学家陆西星、伍守阳于此颇有心得，并将其作为他们丹道的理论基础。陆西星自幼习儒，中年修道，晚年又精研佛理，其丹道理论在于“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且夫造化二五，陶铸百物，象形虽殊，体本无二，莫不定阴阳之位，构真乙之精，顺施化之理，立性命之基。故曰，天地氤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如所而论，可谓本末兼该，上下俱尽者矣。故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体是道者，亦可使之不变，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13]。陆西星认为《易》之阴阳，是修炼长生之道的源头，要获得长生久视之道，就必须修性炼命，释儒二家亦主张道家丹法的重要内容“修性”。他说：“夫佛无我相，破贪着之见也；道言守母，贵无名之始也。不知性安知命耶？既知命矣，性可遣矣。故论性而不沦于空，俞在其中矣；守母复归于朴，性在其中矣。是谓了命关于性也，是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14]在他看来，释儒道的区别只在于作用之不同，其宗旨是一致的，“三教圣人同一宗旨，但作用不同，故有三者之别耳”[15]。他认为佛、道之学的本旨都是为了使人的真性不受后天形质的蒙蔽，保持其湛然澄澈的本来面目，教人返朴归真，都是修养之学。二者之不同在于“仙者主修、佛者主养”[16]，将其内丹之学看作是融合儒、释、道而成的最好的修炼之学，“仙佛圣丹同具同证”。因此，他主张儒释道三者消除纷争，同证一道。
伍守阳也禀承全真道三教融合的基本观点，认为仙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将忠孝礼仪纳入修道的规范体系，认为“君当忠而忠，亲当孝而孝，兄长当顺而顺，朋友当信而信，谓之纯德”[17]。他进一步将三教的共同点建立在理念、修炼的同一之上，都讲求的性命双修，讲求依照三教圣人的教导行事，才可成仙、佛、圣。
随后的一些道教理论家和实践家，则不仅继续重弹三教合一旧调，而且将儒家忠孝礼义提到相当的高度，甚至直接站出来为清王朝的统治大唱赞歌，粉饰太平。全真龙门派的第七代律师王常月颇受顺治帝的信任，赐为“国师”，三次公开传戒，声名大振，他的道教思想特点除了其鲜明的三教融合色彩之外，强调持戒为先，反对“着相修行”，以修性为最高目标。他极力调和出世与入世、人道与仙道、凡人与圣人的差异，认为圣贤仙佛是世间出世间最完善的、毫无暇疵的楷模，是真善美的化身，凡夫要想修道成真，就“要依那圣贤仙佛的实话”，“须要立起圣贤仙之光”、“修下圣贤仙佛之因”、“种下圣贤仙佛之根”，“积下圣贤仙佛之德”，“行出圣贤仙佛之事”，[18]而不问结果，自然会获酬报。在“人道”、“仙道”，的关系上，他认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远矣”[19]。进而将“人道”、“仙道”比附儒家的“治家”、“齐身”。关于“出世”与“入世”的关系上，他认为“天地之大，世界之广，哪里算是世外”[20]，从而否定“出世”与“入世”之差别。他宣扬出世之法存在于世法之中，因而出世法要从世法中去修，仙道来自人道，所以必须先行老道、遵王法、爱惜身体。他要求道徒们除了持戒外，还必须遵守“王律”；教悔教徒“舍绝受缘”，但又不忘报答天地、日月、帝王、父母四恩，须要忠君王、孝父母，先要做一个忠臣孝子，完人道，从世法中修出性命双全。他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了此八个字，人道就不全了，如何进得仙道”[21]。由此可见，王常月所宣讲的宗教思想，既可以得到清王朝的支持，又可以受到许多明朝遗民、儒士的拥护，从而开创了全其道龙门派在沉寂多年之后的又一次“中兴”。
净明道的核心教义是修习忠孝，以涵养忠孝为修道的根本，以修习人道为成就仙道的基础和阶梯。认为不修忠孝，无由入仙道之门，不经人道不能达成仙道。清嘉道间，净明道著名道士缚金铨在论述他的性命双修、阴阳双修的内丹说，以及去欲存真的心学之后，对人道为仙道之阶梯进行了大力发挥。他认为：“欺诈者，杀佛之戈矛，忠孝者，成仙之阶级。不尽三纲五常，必入四生六道，求道之士，恶可以不忠孝耶？”[22]讲强调“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是仙道之阶，仙道是人道之极。不有人道，安求仙道”？“三教鼎立，如一屋三门，中无少异。儒立人极孝弟之道，报本反始，正心诚意，道德之原，此范围形体之道，人世之法也。仙佛在声臭之表，形气之先，出世之法也。出世必基于入世，欲求出世之功，先进入出之道，儒其大宗矣”。[23]
（三）
清初至嘉、道间，道教受到统治者的打压、限制，进入自创立以来的又一次低谷。道教理论家、实践家正是以自己不断迎合统治者的理论改造和实践，以求得一席生存之地。而正因为此，道教理论为统治者所认可，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次级结构补充，道教也逐渐从着力于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宠幸、利用，转而开始在社会中下层寻找广阔的生存空间，开始其世俗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