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明性历史理论中_地理论文

在说明性历史理论中_地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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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开以诗证史之先河,近读吴真《唐诗地图》(注:吴真.唐史地图.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游历在西北、江南、四川、长江、黄河等唐诗“多发地段”,将沿途山川风貌、民族风情、文史掌故等趣味性知识以及实用的导游资讯,一一链接,于是,在《唐诗三百首》里沉睡的唐诗,在我们记忆里琅琅上口的唐诗,被激活了,不光可阅读,可咏诵,还可行走,可游览。此又一别开生面以图明诗的新作,给人启迪,发人深思。由此想到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身临其境去研究中国历史,就需要给学生一个导游图,一个指路碑,就需要以图明史。

说到图,我们立即会想到地图。其实,图,作为一种形象的、直接的信息传递工具,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专指地图,而有它广泛的含义。许多著作中的附图和以“图”为名的著作如《丧服图》《尔雅图》《文字图》等六艺类著述;《陈卤簿图》《钱图》等仪制、氏姓之著;《书图泉海》《器准图》《九宫图》《相宅图》《治马经图》等诸子著作(注: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并不都是地图集或地图专著。即使是图经或方志中的附图,也不全是地图。地图仅仅是“图”中的一个特有的图种。为了将表现地理环境信息的图与表现其他信息的图相区别,才有后世所称的地理图、舆地图。从获取信息的角度来看,图传递信息的功能远非文字能比,此所谓“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所以,历史地理工作者历来重视对图的研究、分析和运用。

著史要有图。无图,概念不会清楚,所以古人早就知道“左图右史”之说。古籍中载有“史皇作图”“河伯献图”“龙马负图”“禹铸九鼎图”等故事。据古籍《世本·作篇》疏引所述,史皇是皇帝之臣,图为地形物象之图。黄帝与蚩尤发生战争,擒杀蚩尤于冀州之野,史皇所绘制的地图很可能起了积极作用。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地图已经广泛运用到军事、政治、经济、建筑等各个方面。中国地志学家历来对这方面是很注意的,不过时湮代远,图很难流传下来,如《三辅黄图》《元和图志》,今俱存书亡图。《元和图志》,因为失图,现在径叫作《元和郡县志》。还有很多这类书,名某某图经,某某图说,某某图编,某某图考,成书时当然都是附有图的。陶渊明曾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注: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分别指《穆天子传》《山海经及其图谱》)的诗句便是明证。宋代郑樵说:“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又曰,“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求难,成功者少。”并说,“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注:郑樵.通志总序·图谱略.北京:中华书局,1987)清代学者章学诚很年轻的时候,就爱好文史,他自己在二十三四岁时,就说过:“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家书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章氏深感前史有表、有志而无图,是一大缺点。他在《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上说:“先儒尝谓表阙而列传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图缺而书志不得不冗也。”他觉得郑樵《通志·图谱略》只“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以此而傲汉、唐诸儒所不得闻,宁不愧欤?”(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永清县志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奇怪的是,一部二十四史都没有图,这给我们学习历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难怪章学诚在《和州志》这篇文章里批评司马迁,他说“司马迁始创十表,后世相承,志表愈繁,图经渐失”。他认为司马迁没有立图,所以以后的人跟着他的传统都不立图了。其实古代我们有图,图有比文字更悠久的历史,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除前述之外,不是还有“河图洛书”、《周官》“地讼,以图正之”、《管子·地图篇》《战国策》“荆轲献图”吗?萧何跟着刘邦进咸阳,打下秦的都城,不是还“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吗?(注: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当然,我们今天不能怨司马迁,他不立图,别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立图呢?后来二十四史里没有图,按照章学诚的解释,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他说:“盖古无鐫木印书,图学难以摩画,而竹帛之体繁重,则又难家有其编。”(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永清县志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的确,竹简上怎么绘图呢?后来木版书图也不好刻,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仅是一个猜测。到了明、清各种图画乃至照片已有许多,清代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精美的图。20世纪,终于出现了用图像表现事物的工具书,它包括《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地图,也包括《中国历史图谱》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文物图录。另外还发行了历史地理教学挂图和地图册与大中学教材相辅而行。

著史还需有插图。书籍插图艺术最早应该说受益于明代刻书业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类似今天版权保护的东西,刻书家都相信别的刻书家也在卖同样的书籍。在当时充满竞争的市场上,书坊日益频繁地聘请艺术家画插图,插图被用来引起读者对各种书籍的兴趣。出版于1593年的《本草纲目》,就有了描绘农家庆祝丰收场面的图画;出版于1637年的《天工开物》,就有了描绘采煤技术的图。一部史书一旦做到图文并茂,那么也就能使读者易于理解,喜爱阅读。20世纪40年代初,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第一部《中国史纲》出版,“书中插印猿人化石和古器物图片形状,并亲自绘制历史地图12张,又附各种世系、大事年表8张。分别插印在书中有关部分。这增加了读者阅读本书时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增加了史事的直观性。当时翦伯赞的写作条件十分艰苦,不仅生活困顿,有病无钱医,时有断炊之虞,而且资料奇缺,不易搜罗。他曾说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的三分之一。”(注:新史学五大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这说明翦老特别重视图录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古书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词句,在翦老的笔下也都化为了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的语言。如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照相、摄像、图书制作技术日益精进,史书插图更应丰富多彩。今如美国著名汉学家伊佩霞女士所著《剑桥插图中国史》(注:[美]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一书,正文配有珍贵清晰的历史图片、地图、年表共226幅,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文化、经济、社会、对妇女态度、对外政策、移民以及政治等方方面面,展示了八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有很强的可读性。再有马昌仪女士的《古本山海经图说》(注: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作者从国内外现存的9种古本《山海经图》中,遴选出古图1000幅,并撰写图说,在比较中追说《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阐发其文化底蕴,探讨其叙事风格,在山海经研究史和神话学史上独辟蹊径,也是美不胜收。

讲史要绘图。很多历史规律,光研究文字不容易看出,标注在图上就一目了然。例如,我们国家的历史疆域,依靠语言或文字描述,无法构成整体分布状况,而通过绘制“中国历代疆域图”则能圆满解决问题。将秦朝至清朝的疆域画出地图,然后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尽管这两千年的中国的疆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扩大、稳定和巩固,最终形成了清朝统一后的极盛疆域,也为今天的领土奠定了基础。所以,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中最后总结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国自从石器时代以来祖先的生息活动的地区的变化,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努力反映出来,使读者能够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的缔造和发展的进程,看到在一片河山壮丽的广阔土地上,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如何在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内结邻错居,尽管在政治隶属上曾经有分有合,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却互相吸引,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后终于凝聚在一个疆界确定、领土完整的国家实体之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各族人民的感情。”(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又如我们学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像这样含有多种概念的句子,教师要用很多话,才能讲解清楚。若能画些简图,不仅脉络清楚,能使学生形成清晰概念,而且教师也可大省口舌。教师可在黑板上先画黄河、渭河及泾河,在泾、泪间,标上咸阳故城的位置。陈直先生的《三辅黄图校证》说:“咸阳故城,在今咸阳东二十里。”至于“渭南上林苑中”的朝宫,可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在渭河南岸的长安县、户县、周至县一带画出上林苑的位置。《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三辅黄图校证》曰:“阿房宫遗址,现在西安三桥镇南,阿房村、古城村、朐家庄一带。”据此,可以画出阿房宫的位置。之后,画线作为复道,自阿房宫通过渭河与咸阳相连接。不用细讲,“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便可清晰明了。至于“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亦可画出天极(北极星)、阁道(仙后座内的六颗星)和营室的位置。《史记·天官书·索隐》曰:“阁道六星在王良北,飞阁之道,天子欲游别宫之道。”《天官书》又曰:“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意思是:营室是天子的宗庙,又有离宫阁道。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猪饲彦博曰:“此有脱文,宜言旁六星,两两相比曰离宫。阁道已见中宫,此为衍文。”(注:[日]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天官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按,营室,即二十八宿中的室宿,指飞马座内的两颗星。《索隐》又云:“营室……天子之宫,亦为玄宫,亦为清庙,主上宫,亦天子离宫别馆也。”(注: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据此,可以画出我们夜间仰望天空所能看到的天极(北极星)、阁道、营室等星座的位置及银河。以天上的“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和地下的“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相互对照,学生不仅一目了然,而且只要教师稍一提示,还能引起学生的回忆和联想,产生深刻的直观印象,有助于形成历史表象和历史概念,学生可借此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进而提高到理性认识。如对:“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及“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等论述各依其理解程度,展开想象:咸阳附近,乃至关中地区宫殿嵯峨的壮丽景象,七十余万隐宫徒刑者强迫服役、忍受鞭笞、痛苦挣扎的惨状,秦始皇骄傲自得、睥睨天下、藐视一切、不可一世的神态,等等,使学生形成鲜明的历史表象。板书地图,边讲边画,又具有动感,不仅表现了历史的空间性,还表现了历史的时间性。学生的思维活动,随其视觉而展开,很容易把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结合,形成一种秦始皇在关中的宫殿大、多、广的完整的新的概念体系。不仅对秦始皇灭六国后短短几年兴建如此规模巨大的工程感到吃惊,并进而提高到理性认识,认识到秦始皇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劳民伤财,必然导致秦王朝的覆灭,并能理解到秦始皇以地下的宫殿与天上的星座对应,“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含义:他以自然界星座的永恒来象征其帝业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

读史要看图。我们知道,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因此,学习研究历史,必须要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时与地是人类人事活动的两大坐标。“历史”讲的是时间,但是过去了的时间;除由文字、图绘记录之外,这个时间也不存在,完全消失了,所以叫“历史”。“地理”则是现实的空间,现在还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从历史讲,已过去时间所赋予这个空间面貌、性格、社会概念等等,亦照样与时间同步而成为过去了。全讲的是过去。但过去了的时间,不是一天、一月、一年,而是几百年、几千年,与空间加在一起,两者相互之间,极为错综复杂,有时又恍惚模糊。因此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乃是历史科学必不可少的两个分支学科。读史当知地理,治学当知源流。前辈学者也曾谈到治史必须掌握四把钥匙:目录、年代、地理、职官。所以北师大刘盼遂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地理。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这就是历史;而它也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这就是地理;所以《四库》编目,地理著作列入《史部》。研究历史而不研究地理,就像孙猴儿翻跟斗,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不知翻到哪里,那怎么行?”(注:辛志贤.左传地名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因此,树立空间概念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历史地图。历史地图作为表达空间现象一种主要的图形形式,它可以组成整体、全局的概念,也就是确立地理信息明确的空间位置。历史研究者或爱好者读史都应当备有历史地图册,以方便核实历史事件、地理的空间位置。我有时也不得不翻一点历史书,常会读到一些军事战役,赶紧找图来查个究竟。设想研究军事,没有地图怎么理解?怎么叫前进怎么叫后退,怎么叫胜利怎么叫失败,不是一片茫然吗?读史也常常遇到一些地名,或是不知方位,或是不了解其沿革演变,如《汉书·宣帝纪》“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蒲类”在哪里?东汉人应劭对“蒲类”一词加注,其注云:“蒲类,匈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注: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现查《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全图》,其解释及方位,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科学考证。再有古今地名的变化很大,不少古地名今天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改了名,甚至已经改了多次名。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查阅其它工具书,如历史地名辞典等来弄清楚,但在历史地图上查证不仅知道这个地名在什么地方,还能了解相关的形式和其他的地理要素。我们知道北宋靖康之乱时,康王赵构离开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后,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在金兵追击下逃往扬州,最后以杭州“行在所”(临时首都)。在地图上可以查到,当时的南京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而今天的南京当时称江宁府。这样就不但记住了这些地名,还明白了当时的形势,勾画出了一条开封——商丘——扬州——杭州的线路。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地点之间当时都有河流和运河连接,是一条很便利的交通线。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认为,历史地图还能提供一些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使我们能够将历史事实放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去考察。如我们一定能从历史地图上注意到中国古代的首都存在着由西向东的,又由南向北移动的趋势,从西安、洛阳而开封,由南京而北京。原因当然很多,但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些城市都是靠河流或运河与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相联系的,从东南输送粮食都是逆流而上,运输困难。早在西汉时,首都所在的关中(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就得依靠关东(泛指太行山、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供应,隋唐后江淮和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产地,离开了这些供应,朝廷就很难支撑。随着对东南地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水运条件就越来越重要。北宋时开封靠汴渠连接江淮之间,但在南宋的地图上,汴渠已基本淤塞。南宋时出使金国的官员北上时,已经在汴渠故道上行车了。明初朱元璋虽然定都江宁(今南京),但也知道首都偏南、离北方军事要地太远的缺点,一直想迁都北方,先后考察过西安和开封。当西安因过于残破、交通不便被否决后,朱元璋将希望寄托在开封,却发现汴渠已无法恢复,原有河道太浅,无法解决大批粮食的运输,只得作罢。而明成祖所以能迁都北京,南北大运河的存在是决定因素之一。(注: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说起来,这都是我们读图慎思明辨获得的真知灼见,其实,这是地图的力量。正如丹尼斯·五德说的那样:“地图所赋予我们的现实,超出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掌握、我们的时间,那是一种我们别无他法可以获得的现实。地图使过去与未来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注:[美]丹尼斯·五德.地图的力量(封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我读的史书大多没有图(中学历史教科书除外),目前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大多没有图或少有图,研究史学史、历史文选的人多不研究图。我们只是觉得“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擿埴矣”。(注: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永清县志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忽略了生动形象,易于理解的图示语言,这不能不说是读史一大缺陷。谭其骧先生说他在读《水经注》时“除了要同时读前人的注释外,还必须对着图读。不对图读是读了几页就会读不下去的,勉强读下去头脑也是一笔糊涂账。”他将清光绪间杨守敬所绘的《水经注图》“已翻烂了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注: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学人谈治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谭其骧先生是治史大家,他的治史必须读图的经验又难道对我们没有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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