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党的群众工作的主要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去论文,中来论文,群众论文,现实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5-0021-07
列宁曾经讲，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也强调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同群众联系起来。因此，从理论上讲，党联系群众的一切活动都是群众工作。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并把它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党的历史上形成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经验，以下经验对当前我们做好群众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善于与最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并抓住关键性群体
在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联系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然而，群众的含义是动态的、发展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群众的内涵都在不断扩展，党都要同那个时期最广大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列宁指出：“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1](P87)但是，从工作策略出发，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一些群众是实现党的事业目标的关键性群体，有必要牢牢抓住并与他们保持最紧密的联系。
在革命时期，妇女是一个关键性群体。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可以影响家庭一切成员，她们支持革命就可能意味着全家支持革命。早在1931、1934年，党就分别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使妇女活动范围从锅台扩大到了田间和战场。“妇女活动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他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2](P202)有大量材料显示，在革命战争年代，妇女平时为党的军队做好后勤供应工作，参与到当地政府工作去，战时则送丈夫、儿子上战场，一些妇女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对于国民党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共产党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在分析1931-1945年的冀鲁豫边区共产党政权时指出，盐农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共产党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破坏他们的利益。共产党和盐农的关系，对于根据地建设以及中共获得更多群众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也使党把眼光瞄向了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等，让他们支持党的事业，支持人民的解放事业。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从领导革命的党逐步走向了执掌政权的党，它需要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并始终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当前如何紧紧抓住包括家庭妇女、广大流动人口(如约2.3亿农民工)、在校青年学生等在内的关键性人群，依然是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点。
(二)善于带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与荣誉
早在1939年，陈云就指出：“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3](P100)1942年，毛泽东在谈到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时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P467)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物质福利，许多贫农一辈子或几辈子没有拥有过土地，一旦获得土地，为了保护胜利果实，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跟着共产党走。斯诺在西北地区对边区政府的观察发现：“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5](P205)1947年，美国学者韩丁在山西张庄观察发现：使妇女在自己名分下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关键。在民族地区，翻身农民得到土地后十分感谢共产党。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翻身农奴获得了土地，他们用一首歌谣来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6](P277)
除了物质福利，我们党还特别重视带给群众荣誉感、自豪感。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往往通过赠送小礼物或给予荣誉来表示对军人家属的尊重，从而维持了人民和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埃德加·斯诺发现，“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买物只要出最低价格。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的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残废的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7](P258-259)
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了起来”，让他们获得了国家独立与祖国强大的自豪感，增强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给全体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繁荣的文化生活。然而，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干部腐败、一些弱势群体权利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让人民群众心存不满。针对这些现象，党的群众工作着力点迅速由经济建设扩展到社会建设，抓民生、抓社会管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对国家的自豪感。
(三)善于从思想上教育群众、引领群众
思想是人行动的指南，谁掌握了思想，谁就掌握了影响他人行为的制高点；宗教之所以能使人虔诚、狂热，就是掌握了人的思想。所以，思想领导是一切领导的最高水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思想领导的作用，如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报纸工作做不好，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观点。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同志提出：“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8](P59)毛泽东也号召，在革命运动中不但注意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还要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问题。如果共产党员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那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9](P48)对于思想领导的重要性，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思路：一个是物质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江泽民同志不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也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他指出：“身教重于言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大道理都是要求别人的，自己不起模范作用，那说得再好也没有用。”[10](P98)对于方法问题，胡锦涛同志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
当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挑战；面临工作手段与工作方式落伍的挑战；面临新时期群众阶层分化的挑战；面临各种社会矛盾中人民情绪波动所带来的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难题的挑战；面临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挑战，等等。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状态，禁止人们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潮，更不能回避人们在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抛弃空洞乏味的党八股，用群众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和教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真正深入人脑。”因此，在上述背景下，如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依然是当前群众工作的重点。
(四)善于通过各种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群众”的涵义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无差异性。即认为群众是由那些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需求的人组成的，因而群众的利益容易被统合与代表；二是无距离感。群众大都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彼此具有同质性，没有距离，“群众是天生的平等派”；三是组织性。群众必须被组织起来参与到群众运动中去，离开了运动，群众就变成了单纯的利益个体，难以形成一股合力。离开了群众的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有失败的可能。而失去合力的弊端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侵略、欺凌的主要原因。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到：“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1](P511-512)1937年5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12](P278-279)1943年，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13](P930)
在江西瑞金，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经济组织，如“耕田队”与“犁牛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变工组”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此外，民众的绝大多数还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95％的各业工人加入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70％以上的妇女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个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两个以上的团体。[14](P88)这些民众组织一方面起着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广泛动员边区民众参加抗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在实践中由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建国初期的低级生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并最终发展到人民公社。在城市，则建立形形色色的单位组织，每一位城市市民都属于某个组织(如单位、党、工会、团组织、妇联等)。改革开放以来，把民众组织起来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对“两新”组织(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的领导上。随着“两新”组织的蓬勃发展，党的政策是一方面支持、鼓励，使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加强引导，引领“两新组织”健康发展。
(五)善于在群众中发现并培养“群众领袖”
在党的群众工作中，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十分热心，他们最初并不是党员，不是党的干部，却是党的朋友，同时也是群众的贴心人，这部分人被称为“群众领袖”。大量群众领袖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党的工作接受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党的各项工作有“缓冲”余地，不至于“硬着陆”。当党组织与群众发生矛盾时，可以发挥“第三方”协调作用，避免党群直接冲突。在党的历史中，培养群众领袖、依靠群众领袖、发动群众领袖是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秘密。1939年，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文指出：“可以使现在某些群众团体改变‘官办’的性质，涌出许多群众领袖，变成群众自己的团体，不仅群众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也会帮助我们巩固党，鉴别谁是好的共产党员，谁是混进党来的坏人”。[15](P160-161)
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向广大党员干部介绍了群众运动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他指出，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应该是成千上万的，包括各方面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党应培养、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这是重要的事情，刘少奇专门介绍了一种值得推广的办法：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领袖”。在兵运中，他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在南梁，仍是如此，“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6]
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始终善于发现并培养群众领袖。今天，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依然要发现和培养群众领袖：一方面把党内的优秀人才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首先成为群众领袖，然后经人民群众认可后再当选为党的干部；另一方面，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让他们成为群众领袖，成为党的朋友。他们可以不是党员，不是党的干部，甚至终生不是党员干部。他们虽然在党外，一样也可以替党说话、替党办事。
(六)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一开始就十分强调党组织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铁的纪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思想的灵魂。1920年8月，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谈到党组织的纪律问题，他提出：“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7](P70)毛泽东在回信中谈到，蔡和森的看法见地极当，没有一个字不正确。自1929年古田会议以来，整风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所以，严格的纪律是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苏维埃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
严格的纪律使党员、军队和民众之间形成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党员以信念为动力，以纪律为保证，冲锋在前，享受在后，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军队官兵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捍卫人民的利益，人民则对党的军队给予高度评价。例如，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借群众之口谈到了和谐的军民关系：“一方面例如爷台山的人民说：不知八路军如何把士兵教育这样好，不只是不扰民，有礼貌，而且似乎人都长得很整齐、漂亮；而另一方面黄河畔的人民，则说驻军还有与民争利的事。不少区乡干部有的看不懂文件。”[18](P35)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在严密纪律问题上立场鲜明。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明确党员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权威；始终发挥党员的先进性，明确党员必须遵守各项纪律；坚决同各种形式的腐败作斗争，清除党的肌体中的毒瘤，等。党的纪律严密，这在各国执政党中是少见的，这是党始终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
(七)经常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巩固基层民众对党的信任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前沿阵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党就会失去前沿，导致“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在党的历史上，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并使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是人民群众对党信任、支持党领导的事业的重要前提。
土地改革时期，面对战火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由翻身的农民组成的基层组织对突然而来的重大利益调整，往往眼花缭乱，难以抵挡各种物质诱惑。早在1940年，张闻天在主持对农村基层组织调查时就发现：“违反‘公平’理想的倾向，在一部分村干部中间，无疑是在发展着。依靠全体农民对于公平的共同要求，克服一部分村干部中这种倾向，是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19](P64)面对突然而来的大批财产分配，不少基层干部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栽倒在财产诱惑面前，从而形成了所谓“大动后村村有问题，主要也是果实问题”的局面。邓子恢在山东渤海激烈批评该区村干部“几乎全部是贪污浪费”[20]。194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基层组织中开展“洗脸”运动，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党确实达到了使农民对党更加信任和支持的效果。首先是群众在整党中出了气，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比如，整党后群众反映：“当干部真不容易，一点脏也要洗脸啦！群众对干部的火气全消了”，也有农民反映：“我活五十来岁，不用说看见过，连听说都没有过老百姓还能管干部，这才叫真民主呢！”[20]1948年，中共中央在老区与半老区推行土改工作，同时针对基层干部在土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行“开门整党”，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河北省平山县推行得最广、最好，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表扬。
开门整党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社会建设时期，使党的基层干部不敢稍有腐败、基层组织活力无穷。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整党工作得到了延续，如整顿“三种人”、党务公开、“三级联创”等做法。然而，当前仍有一些基层党组织丧失战斗力，“点”上的成绩并不能掩盖“面”上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不愿接触民众，许多基层党员不知道如何发挥或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组织的权威资源正在流失，等等。针对这些现象，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是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又一着力点。
(八)始终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
现代组织的标志是官僚制，它强调等级化、程序化、专业化等特点，有利于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同时，官僚组织中程序化、等级化也表现出对社会事务回应慢、灵活性差、官僚理性等问题，统称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党的建设史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只有遏止官僚主义，才能拉近我们党与群众的距离。
1939年9月18日，陈云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一文，对党内组织层级过多导致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给予了批评，他指出：“现在有些区委管的支部太多了，所以设立了中心支部，区委只去领导中心支部，中心支部成为一级。而且各级管的地区太广，直到县委，都有中心一级，区委则有类似副区委的组织。这样层次愈多，上下联系愈弱，工作推动愈慢，收效也就愈小。”[15](P158)
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推广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指出，中共目前有1000多万人的宏大的干部队伍，年轻干部占大多数，一般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缔造革命事业的艰难；许多人轻视体力劳动，不信任群众的集体智慧，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因此，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昔阳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并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破”官僚制(如“踢开党委闹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方法走向了“超越”官僚制，坚持党的干部在网络空间中、到现实生活中去与群众面对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破除官僚主义“文风”，掀起了新一轮反官僚主义实践的高潮。
(九)扩大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把群众的意见聚合起来
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以民主为目标，革命不可能成功；革命成功以后如果不以民主为手段，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会失败。早在江西瑞金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政权建设中缺乏民主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他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12](P72)
1939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指出：“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辞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同年，毛泽东还指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11](P588-589)1945年7月，在同黄炎培谈话时，毛泽东提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1](P610)的设想。
1941年，邓小平在论述党与民主政权的关系时就指出：“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22](P9)“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22](P12)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这一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由于对民主的理解出现了误区以及滥用民主技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过弯路，付出了学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3](P168)我们党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蓝图。围绕这个蓝图，我们党采取了四个步骤：一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民主；二是90年代兴起的乡镇公推公选、公推直选；三是城市社区参与和协商民主(如各种恳谈会、听证会)的出现；四是十六大以来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以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探索并完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善于发现并总结群众工作的规律与得失
经常剖析群众工作中的得与失，是党掌握群众工作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的重要途径。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工农兵大会上比较了两个群众工作案例：长岗乡有一个贫困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而汀州市群众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房子住，那里米价又贵，但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在扩军问题上两地差异极大，汀州市完不成扩大红军的任务，而长岗乡青壮年男女中百个人就有八十个人当红军去。
陈云十分注意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1939年12月10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比了两个地方的群众工作：“一个接到上面一个命令，要动员五个人参军，于是向土豪劣绅要了一些粮食，召开了群众大会，说谁来参军，就给谁家多少粮。这里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工作基础是不扎实的，方法也不好。另外一个县，支部工作做得好，动员参战先做宣传解释工作，而且做得很深入，很细致，动员去的战士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同样是完成任务，但是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15](P175)
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阐述了群众工作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22](P288-289)
时刻针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是我们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必备的工作素养，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今天，面临着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等特点，更要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形成一股研究群众工作规律、总结群众工作得失的氛围，把群众工作看做日常性工作，看做需要认真做“科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