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立方程论文,价值链论文,接了论文,模型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和政策等优势，率先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在支撑起“中国奇迹”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却在增长的相对位势上发生了普遍的“塌陷”，客观上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更为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在面临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的同时，在全球经济中有滑入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陷阱的可能，形成新的“中心—外围”格局。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条件、要素结构和工业基础等方面千差万别，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齐头并进”的方式。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将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结合起来。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双重使命：第一，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和政策扶持，与全球技术和创新体系建立对接，实施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第二，在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同时，构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产业发展循环链条，将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在国内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在实践中，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抓住20世纪末期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中出现的生产垂直分割的趋势，立足于廉价而又丰裕的劳动力、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者，能否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价值链生产模式越来越重要的当下，能否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利用中国广阔的腹地发展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通过构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和网络对网络的竞争，摆脱在GVC中的低端定位实现产业升级，就转化为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转化为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关联对接的研究。
对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现有的文献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研究：第一，国际与国内的关系。Poncet（2002；2003）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会促使地方政府实行市场分割政策，此时国际贸易活动的扩大就可能“挤出”国内省际间贸易。1987～1997年间，中国各省国内贸易在不断减少，而国际贸易却在不断增长。刘遵义等（2007）通过构建一种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发现2002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的出口可以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368美元；同时，2002年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的出口可以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868美元。200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对中国国内就业的拉动虽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对美国国内就业拉动的17倍之多，但由于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导致出口所产生的效应远较出口总额小。长此以往，将会阻碍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Berkowitz and Dejong（2001）基于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也发现了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国内市场的整合存在负相关关系。第二，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潘文卿和李子奈（2007）的实证分析表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还不及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依据国家信息中心（2005）的计算，从区域产业影响力系数来看，南部沿海（广东、福建和海南）和京津区域分别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收入水平最高的区域，却是对国内市场带动影响最小的两个区域；从区域产业感应度系数来看，东部沿海（江苏、上海和浙江）的总体产业需求程度在八大区域中排第三，而南部沿海仅排名第六，京津区域排名末位。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有别于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利用Hummels et al.（2001）提出的对跨国生产分割程度进行测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关联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分工基础。第二，将全球、东部与中西部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互动和对接关系，来回答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
本文之后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设定了GVC和NVC之间相互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对相关变量和样本数据进行了说明；第三部分是采用广东省和江苏省行业层面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附录1为GVC与NVC指数的推导过程，附录2为行业分类。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但是，中国加入GVC的方式却造成了发达国家通过GVC控制和俘获中国，并由此造成了自身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事实上，在加入GVC的同时，通过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来构建国内价值链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的升级使其获得国际承认的生产率和质量标准，最终得以对接GVC参与全球竞争；另一方面可以为当地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Meyer-Stamer，2004）。所以，GVC和NVC之间有无互动关系，如何成功对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本文下面将通过构建一个联立方程组模型来深入分析这一问题。
产业升级需要国内价值链。东部沿海地区如果向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攀升，就会与发达国家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必然会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对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纵向压榨和低端锁定。为此，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广阔内陆腹地形成的产业梯度和国内市场，通过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来发展NVC，将竞争模式从环节对链条转变为链条对链条。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GVC很有特色，即作为产业升级主体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本土企业在加入GVC的同时，也加入了NVC，同时还是地方产业集群中的成员。尽管NVC与GVC在对本土企业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各种标准和参数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成长和市场偏好日趋多样的过程中可能会不断缩小。这样，在中国市场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渐变成全球重要市场的过程中，本土企业会借助自身在GVC中积累的弹性生产、工程能力、规模制造和物流运筹等方面形成的“在位优势”，再结合文化认同、血脉相连、环境熟悉等“本土优势”，发挥自身的大国效应来实现产业升级。此时，产业升级的过程就体现为NVC与GVC对代工企业关于订单的各种标准和参数之间差距缩小的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升级经验表明，凭借国内市场发育而成长，然后进入区域性和全球市场的本土企业，往往在全球价值链中会表现出较强的功能升级与部门间升级的能力（Schmitz，2004）。这样，本文有如下方程：
反过来，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全球价值链。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加入GVC实施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使命是通过对接代表先进技术和生产率的GVC，尽快实现向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研发和营销等环节攀升，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腾出分工环节和市场空间。此外，东部沿海地区往往同时加入了不同驱动类型的GVC，这样各种驱动类型GVC的不同参数要求就会使其学习和积累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偏好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东部沿海地区在构建NVC的过程中，可以将自身在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路径攀升时所学习和积累到的高级生产要素在新的价值链中融会贯通，在帮助东部沿海地区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样，本文有如下方程：
基于上面的分析，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就转化为GVC和NVC之间是否存在良性互动关系的命题，是否可以成功对接的命题。本文将通过方程（1）、（2）和（3）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对这一命题进行研究。
（二）变量定义
1.全球价值链
：t年p省i行业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此指标作为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对国外开放水平的测度，即t年p省i行业的（出口和调出）总额中来自世界的进口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具体的测度方法参见附录1。
2.国内价值链
：t年p省i行业切入国内价值链的程度。此指标作为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对国内其它地区开放水平的测度，即t年p省i行业的（出口和调出）总额中来自国内其它省份的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具体的测度方法参见附录1。
3.外部价值链
：t年p省i行业切入外部价值链的程度。此指标作为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的测度，即t年p省i行业的（出口和调出）总额中来自外部（包括国外和国内其它省份）的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具体的测度方法参见附录1。
4.产业外部性
：t年p省i行业企业单位数占全国i行业企业单位数的比重。本文将该指标作为产业集群的代理变量。
5.国有经济比重
：t年p省i行业的国有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占p省i行业全部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本文将该指标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
6.利税率
：t年p省i行业的利税总额除以p省i行业产品销售收入。本文以此指标测度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
7.资本劳动比率
：t年p省i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p省i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本文用此指标度量t年p省i行业的要素禀赋结构。
8.技术差距
：t年p省i行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国i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之比。本文将该指标作为产业梯度的代理变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GVC与NVC数据来自广东省和江苏省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其余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平减指数采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这样，本文的有效样本就包括了广东省和江苏省3年（1997年、2002年和2007年）35个行业的数据，共210个样本，具体的35个行业见附录2。
三、模型检验和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具体设定
在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GVC与NVC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需要先考察该方程组的识别问题。在本文所建立的含3个内生变量的3个方程的模型中，可以从模型（其它方程）所含而该方程所不含的诸变量（内生的或前定的（Predetermined））的系数矩阵中构造出一个2×2阶的非零行列式来，根据联立方程组可识别的秩条件判别法则，可以判定该联立方程组是可以识别的。方程（1）包含2个内生变量，4个前定变量；而联立方程组则包含5个前定变量，依据联立方程组可识别的阶条件判别法则，可以判定方程（1）属于恰可识别的情形（即5-4=2-1）。同理，可以判定方程（2）属于恰可识别的情形；判定方程（3）属于过度识别的情形。
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程构成的系统中，系统估计方法一般上都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逐个估计每一个方程更有效。具体到联立方程模型来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是最常用的系统估计方法。因此，本文在下面的分析中将采用3SLS法进行回归。此外，考虑到样本时间只有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本文在使用3SLS进行回归时将样本数据作为混合横截面（Pooled Cross Section）数据来处理。
对于本文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来说，其内生性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譬如，对于产业外部性这一外生变量来说，考虑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往往兼具三重身份，即同时加入GVC、NVC和地方产业集群。加入价值链的代工企业为了满足价值链治理者对订单的各种参数标准，会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密集型劳动市场和溢出效应等方式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这些方式的发挥就会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因此，本文对联立方程模型中的外生变量采取了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方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有偏影响。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文此处的计量分析以采用3SLS、外生变量滞后一期的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为主，2SLS、外生变量滞后两期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等回归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而存在。
1.GVC与NVC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表1（见下页）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方程式（1）中lnnvc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国内价值链水平的提升阻碍了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提升。在方程式（2）中lngvc的系数为负，说明全球价值链水平的提升反而降低了国内价值链的水平，遗憾的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不过，结合方程（1）和（2）来看，我们发现lnnvc与lngvc之间存在着双向的负相关关系，尽管这种负相关关系只是单向显著的。这可能表明，在本文的样本中，GVC与NVC之间存在着互相阻碍的作用，即GVC的提高与NVC的提高并不互相促进，或者GVC与NVC之间并没有实现成功对接。
对于GVC与NVC之间的割裂关系，本文此处将结合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来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从GVC对NVC的关联作用来分析，首先，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加入的GVC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机器设备，在国内简单地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国外市场。这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是GVC的治理者及其在中国的外资代工企业为主导的一种模式。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会考虑产品质量、信息交流和市场偏好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对国内采购比率不高，从而无法延长GVC在国内的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加工贸易政策研究”课题组，2003）。其次，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还没有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环节，只能定位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组装，这种低端锁定挤占了与其同样具有劳动禀赋优势的中西部地区的分工环节和市场空间，致使其只能发展资源密集型行业。但是，这些资源行业与其它行业的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是比较低的，由此导致的产业关联效应也较低，无法延伸出较长的国内价值链。最后，GVC的治理机制既可以帮助本土代工企业完成较低级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以确保自身供应体系的稳定和质量，又可以阻碍其较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将自身与代工企业的技术溢出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于是，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加入GVC而获得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很有限的，由此限制了自身技术水平和治理价值链能力的提升，会对其通过“发包”的方式构建NVC产生不利影响。
再从NVC对GVC的关联作用来分析，一方面，中国NVC的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基本依赖于进口，在研发方面缺乏核心竞争力。这种对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动态引进，制约了本国资本品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产业关联效应很强，对上下游带动作用突出的行业。这样，资本品行业的外向依赖损害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性和循环性，致使我国无法发挥国民经济的整体优势，来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在GVC中的攀升。另一方面，依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FDI企业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已占到18%的市场份额。更令人担忧的是，FDI的市场份额越是在发达的地区与成长迅速的产业其比重越高，譬如，在广东省的份额为41%，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份额为59%（平新乔等，2007）。NVC在国内市场份额的萎缩导致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层次实现ODM（Own Design Manufacture）到OBM（Own Brand Manufacture）的转变，从质量和深度上更好地在GVC中定位。Bazan and Navas-Aleman（2004）考察巴西本土企业升级的经验时发现，“NVC中学（Learning by NVC）”修正了传统的“出口中学（Learning by Exporting）”，而国内市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更可以深化“NVC中学”效应。可见，中国目前的NVC在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两方面的双重追赶导致了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充分发挥内部循环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推动自身在GVC中的升级。
当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在GVC中实现攀升的时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定位就不能拓展，“短链条”也无法向“长链条”转变，地区差距的扩大就是自然的结果。反过来，东部沿海地区若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广阔腹地，发挥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也无法继续在GVC中实现攀升。可见，中国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的实现，从根本上依赖于GVC和NVC之间的成功对接，依赖于竞争模式从企业对链条转变为链条对链条。
2.GVC、NVC与OVC之间的弹性分析
从行业角度（全部行业与制造业）来看，在表1采用3SLS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中，方程（3）中lngvc的系数显著地为0.308，这表明若GVC提高一个百分点，OVC相应地提高0.308个百分点；lnnvc的系数显著地为0.744，这表明若NVC提高一个百分点，OVC相应地提高0.744个百分点。在表2以制造业为子样本的方程（3）的回归结果中，lngvc的系数上升为0.295，基本保持不变；lnnvc的系数则下降为0.563。与全样本相比，相对于GVC，制造业的NVC对OVC的弹性下降了。
从地区分布（江苏省与广东省）来看，在表2方程（3）的回归结果中，广东省lngvc的系数为0.429，lnnvc的系数为0.549；江苏省lngvc的系数为0.214,lnnvc的系数为0.700。与江苏省相比，相对于GVC，广东省的NVC对OVC的弹性下降了。
从时间趋势（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来看，在表3（见下页）方程（3）的回归结果中，1997年lngvc的系数为0.182，lnnvc的系数为0.248，但不显著；2002年lngvc的系数为0.251，lnnvc的系数为0.630；2007年lngvc的系数为0.434，lnnvc的系数为0.477。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NVC，GVC对OVC的弹性逐渐变大了。
依据本文第二部分全球价值链的定义计算出的数据表明，粤苏两省制造业切入GVC的程度大于全部行业切入GVC的程度——粤苏两省制造业GVC的均值为0.388，粤苏两省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352；广东省切入GVC的程度大于江苏省切入GVC的程度——广东省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448，江苏省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256；2007年切入GVC的程度大于2002年切入GVC的程度，2002年切入GVC的程度大于1997年切入GVC的程度—2007年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435,2002年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312，1997年全部行业GVC的均值为0.308。这表明，不论是从行业角度（全部行业与制造业）、时间趋势（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来看，还是从地区分布（江苏省与广东省）来看，随着切入GVC程度的上升，GVC对OVC的弹性都会上升；而NVC对OVC的弹性则会下降。也就是说，随着粤苏两省切入GVC程度的增加，在其（出口和调出）总额中来自外部（包括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的中间投入中，来自国外的比重不断增加；而来自国内其它地区的比重则不断下降。方程（3）中GVC与NVC之间表现出来的替代关系也支持了方程（1）和（2）关于“GVC与NVC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回归结果。
3.外生变量的回归结果
第一个是产业外部性。中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往往兼具三重身份，既加入GVC，又加入NVC，还处在产业集群之中。从表1的回归结果看，lnie的系数为负，说明产业外部性与全球价值链之间、产业外部性与国内价值链之间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兼具三重身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大多从事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从而造成了过度进入和恶性竞争，由此形成的“合成谬误”式的困境（Mayer，2002）并不利于这些企业提升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本文分析的第二个变量是国有经济比重。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转轨国家，因此就需要考虑制度环境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切入价值链的影响。本文以国有经济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在表1方程（1）和方程（2）的回归结果中，lnsoe的系数为正，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税体制具有高度分权的特征，这种分权体制给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市场分割等地方保护主义措施来扶持本地企业和保证税基提供了激励。Bai et al.（2004）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有保护较高利税行业的动机，从而使得这些行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较低。在表1的回归中，lnpt的系数为负，遗憾的是只在方程（1）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与本文的理论推演相一致，即地方政府保护高利税的行业降低了这些行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这种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致使不同地区无法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专业化于特定行业，在更大的空间和规模实现产业关联，发展和延伸价值链。
本文考虑的下一个变量是资本劳动比率。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只有遵循自身禀赋结构带来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才能保持与自身技术结构的一致性，获得国际竞争力。这样，随着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改善，一国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就会循序升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依据劳动禀赋的比较优势承担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的同时，也会从国外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从而也嵌入了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Gereffi，1999）。嵌入着先进技术的资本品的进口就意味着禀赋结构的改善，促使中国更深地切入GVC，所以这个外生变量的符号在表1中为正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来分析一下技术差距的回归结果。产业转移可以分为两种：市场导向型的水平式产业转移和效率导向型的垂直式产业转移。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今天，垂直式产业转移主要体现为价值链主导的产业转移。当不同的地区基于商务成本、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等因素形成产业梯度时，就可能诱致垂直式产业转移。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产业梯度就越大，因而越可能发生产业转移。本文此处以粤苏两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全国的相对水平作为产业梯度的代理变量，检验了现存的产业梯度对构建NVC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表1的回归结果中，反映产业梯度的技术差距与NVC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满足联立方程模型可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的前提下，本文先对外生变量采取了逐步回归的方法，最后再一起进入模型进行了回归。本文也用2SLS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了回归。考虑到垂直专业化由于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可分性的约束主要发生在制造业，这样采选业和电气水供应业切入价值链的程度就会受到影响，本文以包括27个行业的制造业为子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所用样本跨省份又跨年度，所以本文以分省份数据为子样本进行了回归，又以分年度数据为子样本进行了回归。上述所有的回归结果并不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提供了较好的稳健性支持（限于篇幅，本文在上表中只给出了部分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与此伴随的东部沿海地区在GVC中低端锁定的可能和中西部地区在增长路径上的收敛困境，使得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挑战。在开放条件下迎接双重挑战，其实是一个关于全球化、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三者关系的重大命题。
为了深入分析全球化、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三者的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联立方程模型，采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江苏省和广东省的GVC和NVC之间的对接关系。本文发现，粤苏两省的GVC和NVC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国内价值链并没有成功对接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地，不论是从行业角度（全部行业与制造业）、时间趋势（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来看，还是从地区分布（江苏省与广东省）来看，随着切入GVC程度的上升，GVC对OVC的弹性都会上升；而NVC对OVC的弹性则会下降。这一结论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割裂。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问题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工背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另一重使命，就是通过对接GVC来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但是，经验事实却支持了东部沿海地区基于GVC的外向型经济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双重任务。
自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亟须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难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此，我们应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黄金机遇，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以构建和发展国内价值链为核心，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也就是说，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组织方式的当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模式就从企业对企业的竞争演变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和网络对网络的竞争。利用中国东部地区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的在位优势和内陆地区作为产业梯度的大国优势，将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加强价值链对国内的产业关联和技术经济联系，搭建GVC和NVC之间良性对接关系，应该就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摆脱低端锁定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出路所在，就是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出路所在。
附录1：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指数的推导过程
本文采用Hummels et al.（2001）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提出的方法对跨国生产分割程度进行测度，记为垂直专业化指数（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dex，VSI）。考虑到垂直专业化理论和GVC理论都是以同一产品不同工序的空间布局跨国配置为基础，只是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所以本文此处以垂直专业化指数作为切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度量。具体推导如下：
行业i出口额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的比重，即行业i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为：
各个行业出口额中的进口中间投入比重，即各行业整体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为：
现在，我们需要通过
来确定进口系数矩阵。中国历年编制的投入产出表皆属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没有区分进口中间投入和国内中间投入。因此，我们需要两点假设：第一，各行业使用的i行业的中间投入中，进口的中间投入的比例在各个部门间是相同的；第二，中间投入中进口的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的与国内生产的比例。
即i行业提供的中间投入中来自进口所占的比例等于i行业的总进口与（总产值+进口-出口）之比。
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A.6）式的比例可以写为：进口/（总产出+进口-出口）。计算每个行业的这个比例，然后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每行乘以相同的比例就可以得到进口系数矩阵
。求得进口系数矩阵，就可以代入公式（A.4）和（A.5）进行计算。再用比例（进口/（总产出+进口-出口））乘以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就可以得到
，将代入公式（A.1）、（A.2）和（A.3）就可计算出所需指数。
通过上面的推导，我们发现垂直专业化指数具有三重含义：第一，对一国整体的和各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量；第二，由于该指数的计算利用了各行业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所以该指数也可以反映本国对国外的产业关联效应；第三，公式（A.5）使用了列昂惕夫逆矩阵，所以该指数也可以反映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在成为最终的出口品之前在国内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
若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采用的是一国对世界的进出口数据，则该指数表示的是一国相对于世界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水平，其经济学含义为出口额中的进口中间投入的比重；若采用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进出口数据，则该指数表示的是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的双边价值链水平，其经济学含义为一国出口额中的来自另一国进口中间投入的比重。其具体计算过程为：该进口国的矩阵的定义和总进口的矩阵的定义还是一样的，此时，只要将该进口国各部门的进口额占世界各部门的进口额的比重计算出来，再分别乘以矩阵。这样，就可以依据上面的公式来计算相关的双边价值链水平。
对于一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来说，若采用的是该地区对世界的进出口数据，则该指数表示的是该地区相对于世界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某一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水平；若采用的是该地区对一国其它地区的调入调出数据，则该指数表示的是该地区相对于一国其它地区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某一地区的国内价值链水平。具体说来，一国的投入产出表从行来看存在如下的关系：中间使用合计+最终使用合计（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出口）-进口=总产出；而一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从行来看存在如下的关系：中间使用合计+最终使用合计（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地区间调出）-进口-地区间调入=总产出。这样，对于一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由于该地区与其它地区（本国之外与国内其它地区）的联系包括“进出口”和“地区间调出入”两类。如果我们将进口与地区间调入合并，出口与地区间调出合并，那么，就可以将一国的投入产出表理解为一国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特例。因而，在计算价值链时，比例相应地就变为（进口+调入）/（总产出+进口+调入-出口-调出）。然后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的每行乘以相同的比例就可以得到进口和调入系数矩阵
。求得进口和调入系数矩阵，就可以代入公式（A.4）和（A.5）进行计算。再用比例（进口+调入），（总产出+进口+调入-出口-调出）乘以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就可以得到行业i进口和调入的中间投入，从而依据公式（A.1）、（A.2）和（A.3）计算出所需指数。本文将所计算的指数称为一国某一地区的外部（包括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价值链水平（Outside Value Chain，OVC），其经济学含义为一国某一地区（出口和调出）总额中来自外部（包括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的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
进一步地，若采用的是该地区对世界的进出口数据，就用各部门的（进口/（进口+调入））来乘以进口和调入系数矩阵，则最终计算出的是该地区相对于世界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某一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水平，其经济学含义为（出口和调出）总额中的来自世界的进口中间投入的比重；若采用的是该地区对一国其它地区的调出入数据，就用各部门的（调入/（进口+调入））来乘以进口和调入系数矩阵，则最终计算出的是该地区相对于一国其它地区的切入价值链的程度，记为一国某一地区的国内价值链水平，其经济学含义为（出口和调出）总额中的来自国内其它地区的中间投入的比重。对于一国某一地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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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国投入产出表只有中国对世界的进出口数据，没有中国国内各地区间的调入调出数据；而中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既有该地区对世界的进出口数据，也有该地区对国内其它地区的调入调出数据。这样，本文在正文中就利用附录1中的方法，采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来测度该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以揭示全球、该地区与其它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
附录2：行业分类
为了统一口径，本文将广东省和江苏省1997年投入产出表124个部门、2002年投入产出表123个部门、2007年投入产出表135个部门与《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进行了归类合并，其中《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是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两位数分类法进行的。合并后的35个行业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和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