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的辐射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效应论文,在上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粤商文化主要载体的粤籍商人，其构成在地域上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板块，在形态上有粤地商人、外地粤商、香港粤商及粤籍侨商等四类。由此而促成了粤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既有传统的岭南商业文化特色，更带浓厚的近代商业特色。粤商文化和华侨密不可分，粤港侨华商身份经常是三位一体，结成牢固的纽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新事物、新观念不少被粤籍商人感知，并传递到上海，引导潮流，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粤籍华商乃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界颇具能量的一个群体，其影响远远超出本省，众多粤商在外埠活动，声势浩大，其流风遗韵甚至及于今日。1907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云：“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粤商文化对内辐射路径，最突出的就是沿海北上，通过上海而扩散到全国。
粤帮曾是19世纪上海最有影响的商帮，但清季其在沪之地位有所衰落。民国初年，随着上海永安公司的兴建，掀起广东商业资本又一次大规模投资上海的浪潮。此次投资高潮由粤籍侨资打头阵，广东本土资本紧随其后。至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环球百货公司成为粤商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此外，粤商在纺织、针织等业中，也有相当影响。时论称能有实力支配上海甚至全国的，要算宁波帮（把持上海银行界）和广东帮（在上海工商界有着雄厚的力量）（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1933年10月《广东旅沪同乡会月刊》创刊号云：“上海工商百业，政学各界，都有广东人的踪迹；南京路和北四川路，更多广东人的大商场；而且办工厂的人，也不见得少”。史籍记载当时在沪的广东籍者达30多万人（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粤籍华商控制了上海诸多行业。如上海南洋庄主要经办土特产品出口，有广、闽、潮及本帮，其中尤以广帮办庄为多。大致有几种性质；(1)香港粤籍商号在沪分号，如聚德泰、梁球记（山地货业）等；(2)广州总号在沪设的分号，如广裕纶（丝绸匹头业）等；(3)上海粤商开设的沪—港—南洋间贸易商号，如粤安和（丝绸匹头业）、钜安（纱布业）等。这类广帮办庄也兼营进口业务，如南洋海味、胡椒、白藤、拷皮等，大多经由香港进口。最盛时在五卅运动期间，此类办庄计有三四十家。中国棉纱、棉布的出口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上海南洋庄出口纱、布以广帮为主，销往地区首推香港。上海市场纱和布的涨价，有时是由于广帮字号大量办货到香港而引起的（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47、479页。）。
中药材的出口一向由华人商行经营，上海乃中国外贸中心，各地药材商帮如广、闽、汕、厦门帮等，都先后前来设庄。上海本地帮经营中药材的外销业务较晚，初时都是先运到香港，委托“九八行”（即代客买卖行，多由粤商开设）转销，此局面直到抗战时才改变（注：傅尚文主编：《中国近代经营大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04页。）。
在清末民初至20年代中期以前，潮帮在沪银钱业中，“已经不输宁绍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上海典押店“大多为潮州人所开”，称为“潮帮”；上海的抽纱业，大部分亦由潮帮经营（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8页。）。
抗战以前，上海国人资本经营的主要工场、商社、银行约250所，资本共约3亿银两，至少有1/10为侨资，其中大者如永安纺织公司、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都是由粤籍侨商投资创办的（注：《华侨在国内之投资（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案卷号1425。）。
二
粤商文化具有近代开放、变革、创新、进取之气质，强烈的“实业救国”观念，讲求实效的理念，精明、灵活的经营方法，团结、凝聚、合作、交融的作风等，故能汲取国外先进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对内产生较强的辐射力。
1.开放变革，与时俱进 旅沪粤人成功地控制了现代商业，法国学者白吉尔认为：“主要秘诀，就在于他们与南洋华侨团体保持着密切的金融联系，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就是从南洋开始其经商生涯的。”他们还和香港保持着密切联系，大多数工厂最初就是在香港开办的。“由于广东人能熟悉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这无疑应归功于他们与海外团体所保持的密切联系），所以他们往往能迅速地采用新技术，吸收新思想”。曾焕堂乃一很好的例子，他于192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不仅引进外国影片，而且制作自己的影片（注：［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3页。）。
特别是粤籍侨商投资创办的企业，因同海外关系较为密切，能经常交流商情，信息快捷。遇有市场变动，能及时电告，市场情况较明朗。他们在国内外的业务，常因行情灵通而在经营方面占很大的先机。同时，产品行销海外，鏖战于国际市场，也是这类企业的一个特色。
2.创新进取，引领潮流 近代华商机器修造、机器印刷、机器卷烟、五金、化妆品、胶鞋、西式饼点、百货等业，都是由粤商开创的。旅沪粤商对促进上海新行业的兴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中国近代百货商业起源于港粤地区，粤商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型百货公司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培养出一批高级商业管理人才，推动了全国百货商业的发展。上海丽华百货公司于1926年4月23日正式开幕，倡办人泰半为粤籍巨商，资本甚为充足，“虽规模较小，而精神则甚为整齐”（注：《丽华公司开幕参观记》，《申报》1926年4月24日，《本埠增刊》第2版。）。后丽华公司拨资分设中华商店，以作附业。1940年又增资改组为中华国货公司（注：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7页。）。
民国初年，上海五金行业发展很快，1916年由广帮同业发起组织“五金公会”，1920年改名为“五金协会”（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6)》，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141-142页。）。
1926年，广东台山人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大型图片杂志《良友》，他一开始就采用了商业化的经营方式，明确表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这是一份关于生活的杂志，提倡潮流，指导生活，体现了当时上海生活中较主流的生活方式。作为一本大型的综合性图片杂志，《良友》维持时间之长，出版期数之多，在国内绝无仅有。时人和后人都觉得它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刊物，认为其“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众媒体时代的开始”，“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积累和标志”（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296页。）。
3.实业救国，挽回利权 这是粤商创办企业的初衷之一，如1920年8月27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召开股东会，主席简照南云：本公司自创立后，“本振兴国货，挽回利权宗旨”，营业日形发达。上年“经旧股东决议，扩充改组，藉群策群力，推广国货，为吾国塞一漏卮。”（注：《南洋烟草公司股东创立会记》，《申报》920年8月28日，第10版。）五卅运动时期，国人提倡国货之热度，已达沸点，向之购吸洋烟者，一致改吸国烟，就中尤以南洋烟草公司所产最为畅销，如“金龙”、“大长城”、“小长城”、“大联珠”、“大爱国”等品牌，均供不应求（注：《南洋烟草公司国货香烟畅销》，《申报》1925年6月5日，《本埠增刊》第2版。）。
马玉山糖果公司以“洋糖充斥，利权外溢，拟自设糖厂，藉杜漏卮”，特于1920年春派经理赴东北、蒙古调查制糖事业，认为制糖原料充足，遂决定在沪设制糖厂，额定资本500万元。此计划得到张謇等各大实业家的赞助和香港各股东的一致赞成，很快即得以实施（注：《本埠新闻·设立糖厂之筹备》，《申报》1920年12月8日，第10版。）。
民国初年，“华人寿险事业，已足与洋商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矣。”据1920年调查，上海有华商寿险公司5家，其中康年、福安、金星等3家即为粤籍人士所创办（注：《商业·本埠人寿保险公司之调查》，《申报》1920年8月8日，第3版。）。
20世纪20年代，粤籍华商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百货公司在沪鼎足而三，“规模之伟，资本之雄，视外人所经营者，曾未稍逊。故此三公司匪特与外人作商业上之竞争，实亦国家之光也”（注：《新新公司概况》，《申报》1926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37版。）。
4.精明灵活，讲求实效 如潮帮在沪长期从事银钱业，常以投资少、利润丰为特点，故上海民间有句俗语为“潮州门槛”，意指潮州人精明（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118页。）。粤商经营的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沪、汉分行，“营业稳健，手续敏捷”，信用和办事效率在各华资银行中，“亦可首屈一指”（注：《申报》1926年10月10日，《本埠增刊》第1版。）。
粤商还善于多种经营，如先施公司除经营中外百货外，还兼营东亚旅馆、东亚酒楼及先施乐园等；上海永安公司主要业务为经售环球百货，并兼营舞场、酒楼、旅馆、游艺场及溜冰场等，“因资本充足，且（创办人）郭氏昆仲之办事干练，擘画周密，手段灵活，故营业恒居本埠各百货公司之冠”（注：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册，第1477页。）。永安集团资本家重视企业管理和先进技术，其弟子大都曾留洋，经营管理模式颇受欧美熏染，故工作效率较高。
冠生园由粤人冼冠生创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上海中、洋食品企业竞争激烈，冠生园一面革新生产技术，改进设备，并从香港和广州延请高级技师，产品毫不逊于洋商；一面设法打开外地市场，建立分支机构，至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食品产销一体的企业集团（注：谢牧、吴永良：《中国的老字号》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36页。）。
5.团结凝聚，注重亲情 粤帮组织能力很强，在各地广建会馆或同乡会，联络乡谊，并从事互济性、公益性的事业。日本学者川胜守指出：广东人在京、苏、沪之会馆活动领先于其他各省商人。据统计，在上海119所同乡会中，广东籍组织的有17所，占14.28%，仅次于江浙籍而居第三位（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6、51页。）。
上海商帮中最有势力者，为宁波、广东、绍兴三帮。宁波帮的经营普遍而零碎，广东帮的经营较大而重批发，绍兴帮的经营以钱庄、酒店较多。故三帮相互间在商业上无甚纠纷（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7)》，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376页。）。粤商较重诚信，如上海银钱业帮口很多，其中以宁波帮和广东帮较讲义气（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4)》，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472页。）。
各地粤商承袭了民族文化中注重亲情的传统，在所创办的企业里，子承父业，亲族相帮，形成颇具凝聚力的经济共同体。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在人事安排上，非常强调家族关系，重要的职位优先安排家族和亲族中的人，其次是广东老乡。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也是如此，如上海永安公司创办时，不仅重要的职位由老板的同乡担任，连一般职工也大多以广东人为主。上海香亚化妆品公司创办人郑藻森、刘电生等系粤籍华侨，公司职员亦多粤人，“富有同乡性质，利不外溢”（注：《香亚公司制造厂参观记》，《申报》1926年3月10日，《本埠增刊》第1版。）。
6.互助合作，网络密布 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将企业联结在一起的关系网，在网络的形成中，贴近圈子中心的层级依次是亲属、同乡、朋友及同学等。而全部社会关系是植根于个人之间及企业之间的信用，故信用是企业关系网络联结之纽带。如郑伯昭担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后为“独立经销商”），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了一个由一批经验丰富、经由同乡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卷烟商组成的跨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郑和英美烟公司于1921年合伙成立了永泰和烟草公司，他处事极精明，被认为“大约是上海最富有的人”（注：［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粤籍华商在上海广建联号企业，通过这种高层次的分工合作，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应付竞争和风险的能力。联号的经营活动呈双向互动关系，总、分行相互依托。并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统属范围看，有双边和多边联号，后者多横跨海内外。如先施化妆品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南洋群岛一带，广东银行为港沪穗汉暹纽（约）、三（藩市）联号金融机构。民国前期，粤商建立了一批横贯海内外、具有雄厚实力的联号企业集团，如广东、东亚、永安、国民商业储蓄等银行；永安、康年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百货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亚、大东、亚洲大酒店等，它们具有突出的特色，经营管理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注：张晓辉：《从香港华商的兴起看海内外华人经济的交融(1840-1949)》，《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三
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旅沪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故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丰富了上海商业文化的内容 粤商的经营为上海输入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如上海银楼业以营黄金首饰为主，亦兼营珠宝嵌镶业务，其精致技艺分属广东、绍兴、日本三大流派。粤人以椰壳灌松香粘住工件当夹具，嵌镶的钻石、珠宝富有西洋风格，驰誉欧美（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6)》，第114页。）。
广东饮食文化著称于世，粤菜在沪影响很大，以致有“海派广东菜”之称。如上海新都饭店的前身为新新酒楼，1939年改组后，经营范围扩大，组织亦更完备。上海南园酒家创于1941年9月，由粤菜业少壮派黄瑞麟联合沪市实业界及粤菜业巨子发起组织，为当时南京路新开粤菜馆之规模最大者，主持人及厨师均为第一流人物（注：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册，第1437,1923、1926页。）。
粤语成为近代上海社会流行的主要方言之一，据吴曼沙编《大上海》云：“广东话在上海，也是非常风行，因为旅沪的广东人很多，并且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酒楼和各大旅馆，都是广东人经营的。”当然，粤商亦很注意将自己融入上海社会，如郭乐坚持让永安百货公司的同乡学习上海习惯和方言。
由于粤商善于创新、观念新潮，往往成为行业楷模，常在上海经济社会产生轰动效应。如1925年初，先施公司举行25周年纪念会，来宾参观者达7万余人，“茶会之盛，为上海所仅见。”（注：《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续志》，《申报》1925年1月4日，第15版。）上海中国工商保寿公司于1926年2月17日开幕，由港粤巨商刘兆华、林贺慈等创办，故政要孙科、林虎、马君武等幛联致贺，各界来宾达400余人（注：《上海中国工商保寿公司开幕》，《申报》1926年2月18日，《本埠增刊》第1版。）。
2.促进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 粤商社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广肇公所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同乡会馆之一，自1918年底成功进行改革后，董事会由具有新思想的改革派所掌握。其核心人物是：冯少山（曾数次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政治上极为活跃）、霍守华（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主席）、汤节之（上海《商报》总经理、全国商会联合会副议长）、卢炜昌（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会长）。在这几位商董的影响下，广肇公所成为早期上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的团体之一。
华商素有“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以“不预政治”作为其“纯洁性”的标志。“五四”时期，冯少山等以工商界“革新派”面目出现，参与推动了当时上海总商会的改组，并进入改组后的领导层。他们冲刷了“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促使上海工商界的政治民主意识大增。在一个时期内，该会较充分地发挥了对工商界的组织领导作用，并企图从参预政治走到“国民自决”。1923年冯与霍守华利用所控制的广肇公所推动组织了旅沪各同乡会联合会，并以此联合会的力量和声势，推动“国民自决”运动。同年7月4日，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冯、霍均为诙会常委），把以“国民自决”为主旨的“民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对募集捐款、济助罢工工人较积极主动。1925年6月10日，霍守华在该会会员大会上，首先提出对罢工工人捐款救济的主张。1926年，投靠北洋军阀的傅筱庵控制了上海总商会，冯、霍等愤而退出该会，另组沪商正谊社，以相对抗。国民党占领上海后，接收上海总商会，冯、霍等“新广东派”又重掌主要领导权力。在冯的主持下，上海总商会保持资产阶级传统，不能见容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后来冯被视为异己分子而遭通缉，上海总商会亦被解散（注：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396页。）。
“一二八”抗战后，上海各同乡团体迅速组织救亡运动，民族危亡直接催生了广东旅沪同乡会。该会于1932年3月宣告成立，实现了旅沪广东同乡团体的大统一，并成为上海广东移民的核心和代表。该会组织的特点是：由各分会推选代表组成总会，由总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为最高机关，下设10个部处（均有具体任务规定，分工明确）；另置设计委员会（为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和监事会（由全体会员函选）。它相当明显地反映出该会市民自治单位的特点，并规定“不分性别均可为会员”（旧时会馆组织只有男性会员），这种进步是与上海城市的近现代化相适应的。这些是客籍移民在沪自我管理的市民自治团体，所做工作具有城市社会近代化管理的意义（注：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473、54页。）。
3.增强上海先进的物质文明 粤籍华商在上海投资创办的大型企业，往往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19年扩充改组，总公司由港迁沪，至抗战前夕，分公司遍及国内外，计有男女工二三万人，每年出品约20万大箱，营业约值国币三四千万元，负担统税约千余万元，“于国计民生，关系殊大”（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发行所移迁开幕特刊》，《申报》1936年10月15日，第15版。）。
马玉山糖果公司港、沪工厂“技术管理营业，均日有进步”，雇工上千人，出品有200多种类，年产值达100余万元（注：《本埠新闻》，《申报》1920年12月28日，第10版。）。马玉山又是中华国民制糖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任总经理，成为上海著名的企业家。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屋宇宏大，建筑新式”，使用新式机器，大多来自英美（注：《参观永安纺织公司纪》，《申报》1925年12月2日，《本埠增刊》第1版。）。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集中于少数热门股，其中以永安纱厂的交易最为活跃，交易额最大，如在194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编的股价加权指数中，永纱的权数竟占到70%。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以永纱代表整个证券市场，亦不为过”（注：彭厚文：《战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述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号称中国第一大规模之寿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定于1925年5月28日开幕，额定资本500万元，采用“今世通行至新至美之法”，加以联号企业永安资本集团之信誉卓著，故得各界信任，“闻连日欲往投保者，已有山阴道上之盛，诚为我国寿险业放一异彩”（注：《申报》1925年5月28日，《本埠增刊》第2版。）。
上海永安公司经营得道，利润迅增，1931年比1921年增加了2.4倍。在不到14年(1918-1931)的时间里，公司自有资本从200万元增长为1170万元大洋，达原始资本近6倍（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64、70页。）。
先施公司初创时，集资金2.5万元，股东10余人。然而25年后，资本额已达700万元，股东3000多人。于通商各埠设立分庄，广招代理，出品行销国内外（注：《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纪》，《申报》1925年1月3日，第15版。）。
新新百货公司是由上海先施公司经理刘锡基等部分高级职员脱离出来，得到广东银行的支持，集资300万元兴建。1926年1月23日举行开幕典礼，以“中国最新式大商店”为标榜（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第303页。）。
可以说，近代上海号称“东方巴黎”，主要即得惠于商业的发展。广州百货商业早期的发展水平高于上海，粤籍华商北上发展，直接影响沪、津，二三十年代上海南京路上大型百货公司接踵而起，上海已是一派大都会景象。
综上所述，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传播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观念，宣扬了“实业救国”的爱国理念；旅沪粤商团体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粤商文化融会于沪地，丰富了上海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亦遗留了宝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