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模型框架下的语言迁移
——理论与实证
蔡金亭 苏海琳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510640)
摘要 :竞争模型作为重要的语言学习理论，其发展包括经典竞争模型和统一竞争模型两个阶段。它们都对语言迁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并引发了不少实证研究，但国内对此知之甚少。本文全面介绍了两个阶段的竞争模型对语言迁移的理论观点，系统梳理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指出了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经典模型相比，统一竞争模型的理论观点更加全面系统，相关实证研究的范围更广，从单一的句子理解扩展到语言的各层面以及文化因素等；在研究方法上，涉及的受试趋于多样化，不仅丰富了离线手段，而且推广运用了ERP等在线手段。但目前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努力克服。
关键词 :经典竞争模型，统一竞争模型，语言迁移，线索
1. 引言
竞争模型(competition model)最早由Bates 和 MacWhinney(1981)提出，其核心是语言形式—功能的映射(form-function mapping)。该模型将语言学习能力看作是人类一般认知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语言学习是基于输入的联想学习(input-based associative learning)。语言学习就是逐渐掌握形式—功能的映射关系，并不断调整该关系的权重，使之匹配当前语境的过程(Bates & MacWhinney 1989:5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MacWhinney逐渐意识到早期竞争模型在解释习得问题时存在局限性，于是他(MacWhinney 2002)又扩展了竞争模型，试图详细描述学习者个人的语言学习过程。后来，MacWhinney(2005)正式对扩展后的竞争模型进行了系统描述，称之为“统一竞争模型”(unified competition model)，以区别于“经典竞争模型”(classic version of the competition model)。竞争模型最初是用来解释母语习得中的句子加工过程，但由于二语加工和母语加工在一定程度上类似，MacWhinney(1981)也将竞争模型应用于二语句子加工。随着竞争模型的发展，它对二语的解释也从句子加工扩展到更广的范围。该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母语的理解机制(主要指线索强度)如何影响二语理解，以及二语的理解机制对母语机制有什么反向影响。对于这个语言迁移问题，经典竞争模型和统一竞争模型都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并催生了一些实证研究，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验证。
目前，在国内只有蒋祖康(1999：68-73)对经典竞争模型的早期理论做过简单介绍，之后人们很少关注竞争模型的理论发展。就实证研究而言，董燕萍团队和张晓鹏深入研究了英汉语句子理解过程中的线索竞争(董燕萍、刘玉花 2006；蔡振光、董燕萍 2007a，b；张晓鹏2012)，并提出新线索“论元特征满足度”线索(董燕萍、蔡振光 2007)。其中，蔡振光和董燕萍(2007b)考察了汉英双语者句子理解策略的迁移。但总体来看，国内对竞争模型的发展，特别是对该模型对语言迁移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关注不够。因此，本文分经典竞争模型和统一竞争模型两个阶段全面介绍它们对语言迁移的理论观点，并系统梳理相关实证研究，并在最后指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 经典竞争模型
Bates和MacWhinney(1989) 指出，竞争模型是从跨语言角度对语言使用进行研究的一种框架，它关注学习者在不同语言理解、产出和习得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竞争模型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在语言使用中研究语言本身，主张语言习得受到形式—功能关系的影响。竞争模型认为语言学习和其他一般学习过程一样，都受一般学习原则的制约。在竞争模型看来，语言学习是由输入驱动的(input-driven)，输入包含不同的线索(cues)：在理解时，形式是功能的线索；在产出时，功能是形式的线索。不同线索之间会相互竞争，线索有效性(cue validity)最终决定哪个形式或者功能胜出。在不同线索竞争的过程中，线索强度(cue strength)会得到加强，形式与功能的对应会更加紧密，进而实现语言习得。其中，线索有效性属于客观性特征，是竞争模型中最重要的预测性成分，主要通过线索可及性(cue availability)和线索可靠性(cue reliability)来判断。线索可及性指某线索在语言加工过程中是否总是出现，量化为某一种形式—功能映射关系中该线索出现的次数。比如在英语中，判断主语时总是会先想到“谓语动词之前”这个线索，因此该线索在英语中的可及性高；但在意大利语中，“主语”和“谓语动词之前”并不总是相关，判断主语主要依靠其他线索，因此该线索在意大利语中的可及性低。线索可靠性指某线索是否总是能带来正确的形式—功能映射关系，量化为在该线索出现的所有例子中，形式和功能正确对应的次数。比如在判断主语时，“谓语动词之前”在英语中是一个可靠性较高的线索，因为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的名词很大概率上是主语，判断的正确率较高；但在意大利语中恰恰相反，因为动词之前的名词通常是宾语，是主语的概率很小。线索强度属于主观性特征，指的是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联系的强度大小，受到线索有效性和任务频率(即任务出现的次数)的共同影响(Bates & MacWhinney 1987)。但由于大多数与语言相关的任务频率都不低，因此任务频率并不作为判断信号强度的重要指标(MacWhinney 1997:122)。
需求情况：氮肥方面，各地基本无农作物用肥需求；工业需求略有提振，胶板厂开工缓慢上升，复合肥企业开工率保持平稳，对尿素的采购需求总体稍有提升。磷肥方面，国内秋季市场新单成交放缓，企业当前销售重心仍以出口为主，大型生产企业9月出口订单已排满。钾肥方面，复合肥企业开工率保持稳定，但因正值秋季肥生产旺季，对钾肥尚有潜在采购需求。复合肥方面，秋季备肥出货略有好转，零售商已开始为秋季销售囤货，秋季以南方果蔬用肥、烟草用肥为主，北方小麦用肥提货缓慢。
尽管竞争模型最初是用来解释母语习得的，但Bates 和 MacWhinney(1981)很早就意识到有必要将竞争模型运用到二语习得当中，主要针对以下现象。首先，对于成年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需要将同一意义投射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上，这样在实际加工过程中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可能会有较大干扰。其次，就同一种语言功能而言，成年二语学习者掌握的形式比儿童丰富，如何将不同的功能和二语形式准确对应起来是一大挑战。最后，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初始状态不同。在母语习得中，语言形式的功能是逐步习得的，难度也是逐渐增加的；但由于成年二语学习者已经成功习得了母语，大部分语言形式的功能已处于完备状态，他们要做的就是把功能和二语形式重新对应起来。因此，从竞争模型的视角研究二语习得中语言形式、语义语用和加工策略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成年二语学习者是如何习得二语的。
2.1 理论观点
母语迁移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MacWhinney(1987)首次从理论角度对竞争模型在二语习得，尤其是母语迁移中的应用进行了阐释。其理论观点可概括如下：
但是母语迁移并不会一直存在，McDonald(1987)发现，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受试理解二语句子的策略会发生变化，会逐渐接近二语本族语者的加工机制。该研究的受试是英语-荷兰语和荷兰语-英语的双语者，根据在二语环境中居住时间的长短分成三个小组，主语辨认任务表明迁移模式会随着双语者接触二语的增多而变化。在二语环境中居住时间从短到长的英语-荷兰语双语者选择第一个名词做主语的概率分别为89%、79%和72%，呈递减状态；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使用语序线索的百分比按照居住时间长短呈递增状态，分别为73%、80%和83%。说明二语接触得越多，受试在理解二语时会主动调整不同线索的强度，逐渐接近二语本族语者的加工机制。事实上，在二语环境中生活最久的受试已经和本族语者在二语句子的加工机制上没有差异。
(1) 二语中存在形式层和功能层之分，存在形式—功能的映射；二语学习者已经掌握了功能，他们要做的就是将功能与新的二语形式对应起来，这一过程会触发跨语言的比较。
(2) 形式和功能均可以作为句子理解中的线索，不同线索的强度不同，同一线索在不同语言中的强度也不同，因此母语的线索强度可能会干扰二语学习。比如“语序”这一线索在英语中的强度大于意大利语，母语为英语的意大利语学习者可能就会受母语影响而过度依赖语序这一线索。
MacWhinney(2005)指出，任何有关二语习得的一般理论都必须能够同时解释跨语言现象，比如迁移。因此，他在解释统一竞争模型7个概念的同时，用较大篇幅阐述了语码与迁移之间的关系。统一竞争模型对迁移的基本观点是：学习者会迁移任何可以迁移的成分。对于儿童的同步双语习得(simultaneous bilingual acquisition)，只有当父母鼓励孩子同时使用双语，或者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意思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来完成时，语码混合(code blending)才会存在。当不同语言的语码混合，共振有助于阻止迁移的发生：当儿童的两种语言在主导性(dominance)和强度(strength)上旗鼓相当时，每种语言内部会产生系统内共振(system-internal resonance)防止过度迁移；但当其中一种语言在主导性和强度上处于弱势时，该语言的系统内共振也很微弱，无法防止偶尔发生的迁移。对于成年二语学习者则是另一种情况，由于母语无论在主导性还是强度上都强于二语，二语中的系统内共振无法阻止母语迁移的发生，因此为了增强二语的系统内共振，学习者必须采用其他学习策略充分利用输入，促进二语共振以及避免破坏输入中完整的词块。
(4) 随着二语学习的逐渐深入，线索之间会发生竞争，语言现象也越来越复杂，学习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母语加工机制的影响，很难将母语与二语加工机制区分开来。这时他们就会采取四种解决方式：完全迁移母语加工机制，放弃母语采用二语加工机制，融合母语和二语加工机制，或者分别保留部分母语和二语加工机制。
(5) 对于正负迁移的解释：母语和二语中的形式—功能映射相同时，容易出现形式—功能正迁移；形式部分相同时，形式—功能的正负迁移均可能出现；形式—功能映射完全不同时，二语学习者迁移的只是与形式对应的功能。
(4) 句子理解领域中的迁移：大量研究表明，学习二语句子加工的线索是个逐渐进步的过程，刚开始的线索权重值接近母语，而后逐渐向目的语接近。
总而言之，竞争模型下的语言迁移其实就是形式—功能映射的迁移，具体是正迁移还是负迁移取决于线索的有效性，迁移的快慢受线索强度的影响(MacWhinney 1992)。
在MacWhinney(1992)看来，母语迁移和直接习得一样，都是二语习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迁移不是简单地将母语形式整体套用到二语之中，而是语言学习的一般方法。二语习得的初期阶段包含了大量的母语迁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上：
(1) 在音系层面，迁移就是在原有发音规则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词汇量的过程。词汇是发音和语义功能的任意对应，但是由于母语的发音体系根深蒂固，习得新的二语单词经常通过在原有语义与新的语音之间建立新联系来实现。但是，并非所有二语语音习得过程都基于迁移，线索代价(cue costs)和二语泛化(L2 generalization)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语音习得。
(1) 听觉领域中的迁移：二语者在母语习得中形成的音素感知能力可能会影响对二语音素的听辨。例如，对日本的英语学习者而言，他们的母语不区分/l/和/r/，阻碍了他们对英语单词中这两个音素的分辨。
(3) 在句法层面，学习者采取策略将母语句法“翻译”为二语句法。一般刚开始会采用词汇之间一对一映射(one-to-one mapping)策略。倘若无法找到对应的二语单词，学习者会采用多对一映射(many-to-one mapping)策略。除此之外，针对较难习得的二语句法结构，他们有时还会借助于不连续映射(discontinuous mapping)和二语单词分析(analysis of pieces of L2 words)等策略。
竞争模型认为，迁移作为一种策略只会发生在二语习得的初期阶段，由于需要借助母语知识，它并不能实现二语学习的持久性和完整性。因此，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会进行功能重构，将二语形式与功能直接对应起来，逐渐实现二语使用的自动化(automatization)。
2.2 实证研究
竞争模型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在已经具有母语加工系统的前提下，学习者是怎么加工二语的，他们是否会将母语加工系统迁移到二语？研究者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二语学习者在理解母语和二语句子时采用的策略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研究大都采用了主语/施事辨认任务(subject/agent identification)，即让受试听测试句来判断句子的主语或者施事是哪个名词。测试句都包含一个动词和两个名词，且至少有一个线索，区别主要在于每个句子中的线索强度不同。尽管这些研究在范围、目的、受试、目标语上不同，但它们都发现二语学习者对母语加工系统有以下四种处理方式：
第一，面对母语系统的干扰，部分二语学习者会选择直接迁移(Harrington 1987；McDonald 1987；Kilborn & Cooreman 1987；Kilborn 1989；Koda 1993)。Harrington(1987)以12名日语-英语双语者为实验组，各以12名日语本族语者和英语本族语者为对照组，测试了不同受试在理解不同语言时的策略使用情况，发现了明显的母语迁移。测试使用的81个句子在语序、生命性和重音三个线索的强度上存在竞争(competition)或者趋同(convergence)的关系，但都包含一个动词和两个名词。受试需要听句子后在纸上写出句子的主语，受试的反应时和选择第一个名词作主语的次数会被记录用于分析。结果显示，日语中生命性线索占主导地位，英语中语序占主导地位。日语-英语二语者在理解NVN ①、NNV和VNN语序的英语句子时，选择第一个名词作主语的概率分别是68%、59%和56%，和日语本族语者的回答模式相似(59%、56%、54%)。这看起来似乎是语序对二语者的判断产生了影响，但实际是因为在测试语序对二语者的影响时，没有控制生命性线索。在语序得到控制，生命性变化的条件下，受试表现出了明显的生命性偏好。Kilborn 和 Cooreman(1987)以及Kilborn(1989)分别以荷兰语-英语二语者和德语-英语二语者为受试，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理解二语句子时如果发生线索竞争，二语者倾向于选择母语中的加工机制，尤其是母语中线索强的机制。
1.7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软件包进行。数据由2人重复录入、核查、纠错。计数资料用频数、率表示，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统计推断采用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风险模型进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迁移在部分学习者开始二语习得时并未发生，他们会直接采用适合二语的加工系统，不过仍然和本族语者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会随着二语接触的增加而缩小(Gass 1987；McDonald & Heilenman 1991, 1992；Heilenman & McDonald 1993)。McDonald 和 Heilenman(1991，1992，1993)观察了不同年级的英-法双语者在加工二语句子过程中策略使用的变化情况，发现二语者依赖母语中语序线索的次数大幅度降低，主要体现在不规则的NNV和VNN句式中。由于在英语中，NNV和VNN句式对应的语法成分分别是OSV和VOS，因此通常第二个名词会被选为主语，即“第二名词策略”(second-noun strategy)，但二语者并未选择第二个名词，而是使用了法语的代词一致性(pronoun agreement)线索，通过代词的性数变化判断主语，说明在理解二语句子时没有出现母语迁移，而是直接采用二语加工系统。此外，不同年级的二语者使用二语线索的频率存在差异，年级越高越常使用，证明了输入会促使二语者调整、逐渐接近本族语者的加工系统。
我们对易感病、抗病枣果分别进行了果皮厚度、单位面积皮孔数、皮孔大小测定，结果表明：果皮厚、单位面积皮孔少、大皮孔率低的品系抗浆烂果病能力强。
“我建议每一位教师都来写教育日记。教育日记并不是什么对它提出某些格式要求的官方文献，而是一种个人的随笔记录，在日常工作中就可以记。这些记录是思考与创造的源泉。”
第三，部分二语者虽然迁移但并未完全依赖母语策略，他们也还是会利用二语的某些线索帮助理解(Koda 1993；Sasaki 1991)。Koda(1993)以美国一所大学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主语判断任务测试他们是如何理解日语句子的。受试包括21名英语本族语者、2名汉语本族语者和13名韩语本族语者，测试材料包括有无小品词和语序两个线索，结果显示：英-日和汉-日二语学习者在正常语序下能够很快地做出判断，而且当语序线索和小品词线索趋同时，受试的反应会更快、更准确；另外，无论二语学习者的母语是否将小品词作为判断主宾格的标记，他们在理解日语句子时都非常依赖日语中的格标记，说明二语学习者有意识地融合了母语和二语知识，以达到帮助二语理解的目的。
第四，仅有少部分学习者能够做到将母语和二语加工策略独立存储并使用。Su(2001)除发现上文所谈的三种加工方式外，还发现少数二语学习者可以独立使用不同语言加工策略。该实验总共包括汉、英语本族语者各16人为控制组，二语水平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的汉-英二语学习者和英-汉二语学习者，每小组各15人。方法依然是主语判断任务，测试材料分为汉语版和英语版，包括语序和生命性两个线索，其中控制组受试只做自己母语版本的测试句，实验组两种都做。结果显示，不同水平的汉-英和英-汉二语学习者都表现出母语迁移、直接使用二语策略和将两种策略融合的加工方式，但只有中等水平的英-汉二语学习者在分别理解英语和汉语中的NNV句式时才会使用不同的理解策略。
(5) 词块化：词块化是统一竞争模型中的新成分，指将两个或多个经常一起出现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词块来储存，有利于学习者学习更复杂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也有利于二语流利度的增长。形式-功能之间的映射关系会受到词块的影响。比如学习者可能会把“what’s this”作为一个整体来储存，但是把“more milk”和“more cookie”拆分为“more+论元”的形式来储存，因此整体性词块和小的分析型词块(analytic chunks)就会产生竞争。
将经典竞争模型应用到二语习得句子加工中的实证研究很多，且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包括二语学习者最先依赖的是语义相关线索(如生命性)、存在母语迁移的现象，以及二语水平的提高会使二语学习者表现得更像本族语者等。
某空腹式圆弧无铰板拱桥计算跨径30 m，矢跨比1/5，主拱圈截面宽9 m，高1 m，主拱圈两侧对称布置6个圆弧腹拱，腹拱计算跨径2.5 m，计算矢高0.6 m，拱桥立面如图3所示。对主拱圈空腹段拱背采用增大截面法加固，加固层厚0.15 m，主拱圈与新增加固层均为C40混凝土，腹拱与拱上立柱材料为浆砌料石，等截面矩形腹拱厚0.4 m，宽9 m，加固后要求通过特种运输设备，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与主拱圈竖向刚度验算，结构计算不考虑圬工拱桥构造配筋。车辆共18轴，每轴重14t，轴距1.5 m，计算车辆对中桥面中线行驶。
3. 统一竞争模型
经典竞争模型更多关注的是学习者的学习结果，是学习者语言水平总体的变化情况，这就导致研究者往往会忽略具体的语言学习过程。为了克服这个缺陷，MacWhinney(2002)对竞争模型进行了拓展，通过分析不同学习机制的作用，力求详细地解释个体学习者语言学习的过程。拓展后的竞争模型主要关注以下9个学习机制：模式识别(pattern detection)、可预测联接(predictive association)、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迁移(transfer)、词块化(chunking)、共振(resonance)、发现错误(error detection)、心理模型构建(mental model construction)和输入策略(input strategies)。
之后，MacWhinney(2005)认为虽然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存在差异，但在实际的语言学习过程中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建构一个统一的语言习得模型，同时解释母语和二语习得。经过整理、归纳和完善，MacWhinney(2005)正式提出了统一竞争模型。除了经典竞争模型包括的四个基本概念，即竞争(competition)、领域(arenas)、线索(cues)和存储(storage)，统一竞争模型还新增了词块化(chunking)、语码(codes)和共振(resonance)三个概念。语言学习就是通过以上七个概念在竞争和共振过程中的互动实现的。简单来说，统一竞争模型依然以竞争为核心，但是在经典竞争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神经认知(neurocognitive)、发展(developmental)和社会(social)三方面的影响竞争的因素。下面依次对以上七个概念进行介绍：
(1) 竞争：统一竞争模型的核心依然是不同强度线索之间的竞争，经典竞争模型的竞争是基于信号的总和(cue summation)和互动激活(interactive activation)，统一竞争模型是基于信号总和共振。
(2) 领域：竞争主要在音系(phonology)、词汇(lexicon)、形态句法(morphosyntax)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四个领域发生。
(3) 线索：经典和统一竞争模型的核心观点是，语言符号是形式和功能的映射。在理解过程中，形式为功能的理解提供线索，不同功能以形式包含的线索为基础而相互竞争，最终胜出的就是形式想要表达的功能；在产出过程中，功能为形式的选择提供线索，不同形式为了表达某种功能而相互竞争，最终胜出的就是正确的形式。竞争的结果由线索的强度决定。
(4) 存储：经典竞争模型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成年二语学习者完成离线和在线任务的反应时不同，主要原因是工作记忆容量影响了线索的有效性。习得新的形式-功能映射依赖于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存储。记忆系统的运作会影响线索的有效性，进而影响语言处理和习得。
在研究二语句子加工策略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发现了存在反向迁移的证据。继Liu等(1992)和Sasaki(1994)在各自的实验中发现反向迁移的实例之后，Noor(2007)专门以阿拉伯本族语者和阿-英双语者为受试，探讨了二语对母语句子理解的影响。阿拉伯语句子理解中的线索由强到弱依次是格标记、语境和语序，英语中语序线索最强，其次是主谓一致和生命性。双语者在理解NVN母语句式时，体现出较强的生命性偏好，在VNN句式中偏向语序线索，证明二语知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母语句子的理解，反向迁移的确存在。
心脏神经官能症可归属于中医学“心悸”、“怔忡”等病证范畴[4] ，其发病机制主要是肾阴不足，阴虚则火旺，虚火上扰心神，心神不宁而发病，故而在治疗时应注意滋阴降火、宁心安神。笔者在西医稳定心率、营养神经等方法治疗的基础上，自拟杞竹地黄丸一方，方中以枸杞配伍六味地黄丸以滋阴补肾，女贞子、旱莲草、麦门冬等增强滋阴补肾之力，麦门冬配伍知母、淡竹叶、知母、甘草梢等又可滋阴降火、清心除烦，甘草梢兼以调和诸药。全方合用，滋阴补肾以固本，清热降火除烦以指标，标本兼顾，故效果显著。综上，杞竹地黄丸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效果理想，值得推广。
(6) 语码：语码激活(code activation)是二语习得解释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竞争模型认为语码竞争有两个结果：一是迁移，无论母语语码还是二语语码胜出，迁移都会发生；二是语码互动(code interaction)，它决定了竞争结果是语码选择(selection)、转换(switching)还是混合(mixing)。迁移是否发生可以用共振来解释：当两种语言线索强度相同时，每种语言内部会产生强度相当的共振效应来阻止迁移发生；如果其中一种语言线索强度弱，则该语言形式可能会和另外一种语言形式产生共振效应，迁移因此发生。
(7) 共振：这是统一竞争模型中的全新概念，有助于理解语码分解(code separation)、年龄相关效应(age-related effects)和微观学习过程(micro processes of learning)。在母语习得中，共振最先应用于言语化(verbalization)指导动作。比如一个两岁的小孩在说“pick it up”的时候会拿起一样物品，这时候他的语言就是在指导并控制着他的动作。这个过程中，儿童在语言和动作之间建立起了可以产生共振的联系。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些语言会内化并继续指导认知。二语学习者也经历着和儿童相似的过程：一开始二语只具备和他人进行交流的功能，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开始使用二语的方式思考。
3.1 理论观点
统一竞争模型在核心观点上和经典竞争模型是一致的，即语言学习的过程是由输入驱动的，输入中包含着不同的线索，为了实现正确的理解和产出，不同的线索之间需要竞争，线索强度决定了竞争的成功与否；对于二语习得，竞争模型更关注的是母语在二语线索竞争中的作用以及二语加工过程的演变。以上竞争模型的拓展不仅为二语习得过程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解释，也为母语迁移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3) 线索有效性(包括线索可及性和线索可靠性)在二语习得中也是很重要的预测成分。同一线索在不同语言中的可及性和可靠性不同，如果二语学习者直接将母语中的线索应用到二语中，就会出现无法理解或者理解错误的情况。
那么，对于刚入门的学生，老师可以教他们用汉语拼音来标注英语语音。由于汉语拼音中有许多发音与英语发音相似，比如英语中的辅音与拼音中的声母发言都很相近，部分韵母与英语中的元音发音也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可以教学生这样来备注语音。举个例子，在教授Mike这个人名时，让孩子们用/maik/在一旁备注；单词pen,可以用/pèn/来标注；单词cow,可以用/kau/来正确迁移；等等。
脂肪含量在4.30～6.35g/100g之间，平均含量为5.67g/100g，不同部位的平均含量高低依次为臀腿肉含量5.49g/100g、后腿肉含量5.26g/100g、前腿肉含量5.01g/100g、颈肩肉含量4.52g/100g、背肌肉含量4.50g/100g。
母语迁移的证据体现在不同的语言学习领域，其中在听觉、发音、词汇、句子理解和语用中很多，在形态句法和句子产出中较少(MacWhinney 2005: 56-60)。下面对主要领域的迁移予以说明。
(2) 在语义层面，二语词汇习得的初期会有大量的概念迁移。对于具体名词，学习者会将新的二语形式与旧的母语语义或概念对应起来，帮助自己更轻松地用二语进行表达并减少犯错的概率，这是母语概念的正迁移。对于抽象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尽管也会发生概念迁移，但仍然有一部分不易察觉的语义无法通过迁移掌握，需要学习者重新学习。
(2) 发音领域中的迁移：对于成年和年龄稍大的儿童二语学习者，他们最开始学习发音往往伴随着大量母语发音模式的迁移。这种迁移虽然短时间来看有利于交流，但影响了发音的地道性，不利于长远发展。
(3) 词汇领域中的迁移：在二语理解中，二语学习者可以把母语词汇的概念知识迁移到二语词汇上，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至于为什么二语词汇迁移较少导致错误，MacWhinney认为有三点原因：第一，大多数迁移都是自然发生的，两种语言的概念世界、物质世界和语言世界越接近，正迁移越可能发生；第二，学习者能够立即辨别并主动避免某种类型的负迁移，比如由于同源词造成的词汇错误；第三，两个母语单词对应同一个二语单词时，犯错的几率很低。
至担任生产股长以来，他坚持把组织安排的养护工作当做首要任务，按路段的实际进行统筹安排，突出重点路线、重点路段加强养护工作。他每天都在路上，了解掌握实时路况，制定维修方案，按质量要求组织施工，抢时间，抓进度，保证车辆安全行驶。他和他的司机伙伴每天都要跑200多公里路，尤其是农村公路的颠簸，他的腰间盘膨出在工作中愈发严重。他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工作着，虽然辛苦，但他内心是快乐的，因为在他的努力下，会同养路工兄弟们一道，用汗水铺平了道路，用双手铸就了平安，用真情守卫了公路交通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畅、安、舒、美”的道路通行条件。
当下，网购量呈爆发式增长，“三通一达”等快递高速发展，但一系列问题亦随之而来。就企业而言，竞争无可厚非，然而，对于同一家快递企业，不同的网点之间，出现诸如“跨区域取件”的恶意“竞争”，却是致命的。
通过分级才能按级包装、定价、收购和销售。分级不仅可以贯彻优质优价的政策，而且可以推动果树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和提高。通过分级、剔除病虫果和机械损伤果，既可使产品按大小分级便于包装标准化，又可减少在贮运中的损失，减轻一些危险病虫害的传播，并将这些残次产品及时销售或加工处理，以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总之，苹果的分级是苹果商品化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5) 在语用领域：当两种语言与文化相似时，正迁移居多；但无论相似程度多高，总会有差异存在，因此学习者需要重构二语中的语用系统。
总而言之，统一竞争模型认为迁移是二语习得的一部分，尽管它有时候会起阻碍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二语的学习。其次，与经典竞争模型相同的是，统一竞争模型认为在语言学习的各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迁移；与经典竞争模型不同的是，统一竞争模型认为，在形态和句子产出领域母语迁移很少。
MacWhinney(2012)认为对成年二语学习者来说，既存在阻碍二语学习的“危险因素”(risk factors)，也存在能够克服危险因素促进二语学习的“支持因素”(support factors)，每一个危险因素都可以和一个支持因素相互抵消，形成五组对应关系。之后，MacWhinney(2016)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了四组“危险因素-支持因素”对应，其中前两组，即固化(entrenchment)—共振和迁移—隔断(decoupling)阐释了迁移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母语的影响。具体说明如下：
(1) 固化-共振。只要大脑神经网络持续不断地接收母语输入，母语语言模式就会固化并阻碍与母语模式冲突的二语模式的习得。但是二语学习者可以通过共振减弱固化的影响。共振就是在已有母语形式-功能映射的基础上加强新的二语形式-功能映射的过程。
(2) 迁移-隔离。只要二语学习者发现母语和二语在形式或功能上可以相互匹配，他们就会尝试迁移，匹配度高就会发生正迁移，反之则会发生负迁移。为了克服负迁移导致的错误，二语学习者需要通过“隔离”过程，建构独立的二语词汇、信息和句法系统。
3.2 实证研究
除了使用经典竞争模型实验提供的二语数据，统一竞争模型主要依靠在线二语学习研究(online studies of L2 learning)来收集数据。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共振、词块化和内化(internalization)对于二语学习的影响(MacWhinney 2012)。除此之外，统一竞争模型下的语言迁移实证研究还在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上进行了拓展。
首先，在实验内容上，目标语言结构更加多样化。比如对英语动词时体以及否定句的加工(如Zhao & MacWhinney 2010)、对西语多音节词截短(polysyllabic shortening)和附着语素(clitics)加工的研究(如Gibson & Summers 2018；Seibert Hanson & Carlson 2014)。值得一提的是，统一竞争模型不仅包括语言层面的线索，还考虑到了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线索，拓宽了研究语言加工过程的范围。例如Yoshimura 和 MacWhinney(2010)探讨了日语句子加工中敬语(honorifics)线索的作用，观察日语本族语者和二语者在没有格标记线索(日语句子理解中的高强度线索)的情况下是如何利用敬语(honorific marking)判断句子主语的，结果发现本族语者和二语者在格标记缺失时都会使用动词礼貌标记，但二语者在使用的准确性和频率上不如本族语者。
其次，实验方法更加丰富和科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典竞争模型框架下的实证研究使用的方法单一，主要是主语判断任务，且主要是在句子理解领域。到了统一竞争模型阶段，实验方法逐渐从主语判断任务发展到句子-图片匹配和鼠标追踪(mouse-tracking)(Morett & MacWhinney 2013)。第二，除了普遍的共时研究，还有人从历时角度探究了二语习得的发展过程，如Gildersleeve-Neumann等(2009)、Pham 和 Ebert(2016)。这两项研究的受试均为儿童，实验过程中分不同的时间点对受试进行测试。前者关注语音的发展，后者关注句子理解，结果均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试的二语水平不断提高，在线索的使用上也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存在母语迁移，二语也对母语使用产生影响发生了反向迁移。总起来看，虽然不同实验在受试、目标语言结构和实验方法上不同，但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发现：无论是在母语还是二语中，线索强度影响语言学习；在二语学习的初期阶段，母语中的线索会影响二语并发生迁移甚至是反向迁移，但随着二语接触的增多，学习者能够根据语言调整线索强度，逐渐接近本族语者的信息加工方式。
第三，近年来不断有人将ERP、fMRI等在线手段应用于二语加工，通过记录受试接受不同类型刺激时所引起的脑电变化，来了解二语加工的过程(参考Tolentino & Tokowicz 2011：99-100；张辉 2014)。Tokowicz 和 MacWhinney(2005)最早使用在线的ERP手段，结合离线的语法准确性判断任务，就母语加工和二语加工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实验。受试是20名较早接触西班牙语的英-西双语者，实验材料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句子，分别在时体标记(英语和西班牙语相似)、修饰词性(西班牙语有，英语没有)、数一致性上(两种语言都有但用法不同)包含不同错误，他们需要分别读句子并判断是否合乎语法，研究者在过程中会对ERP进行观察记录，并事后计算正确率。研究者发现，受试在遇到二语语法错误的句子时出现了P600，且在时体标记错误中观察到的P600次数要多于在修饰词性、数错误中的次数。其次，受试对于包含时体标记错误和修饰词数不一致的句子判断正确率分别为70.13%和70.38%，高于修饰词性不一致的句子，说明母语知识对二语加工过程产生了影响，母语句子加工策略发生了迁移。Togato 等(2015)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受试为成年后才学习二语的英-西双语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当母语和二语中都存在，且用法也相同的线索(动词时体标记)发生错误时，出现了明显的P600电位；当二语有而母语没有的线索(修饰词性一致性)发生错误时，P600出现的次数减少，判断正确率也降低。由于ERP可以在线即时观察到学习者大脑皮层电位的变化，因此为统一竞争模型对二语习得中母语作用的解释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张辉等(2017)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运用ERP和语法判断任务，通过考察跨语言相似的主谓语序、不相似的被动语态标记以及二语独特的否定副词部分倒装句的加工，探讨了跨语言句法相似性对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发现英汉句法相似性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二语句法的加工，而且句法结构相似性与二语水平之间具有交互作用。作者认为这些结果与统一竞争模型的解释是一致的。
4. 结语
本文分经典竞争模型和统一竞争模型两个阶段，总结了它们对语言迁移的理论观点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竞争模型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二语习得做出了重要贡献：(1)在理论上，首先，竞争模型框架对二语加工的解释已经相当完善，不仅能够从宏观上对二语学习者的整体学习情况进行描述，还可以从微观上解释学习者个体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认知和心理上的发展变化；其次，该模型也从只能够解释母语在二语加工中的作用，发展到能够对双向语言迁移、习得过程、影响习得的因素、年龄效应等重要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2)在方法上，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竞争模型在离线和在线实验方法更为丰富多样，从最初的主语判断任务，到后来的语法正确性判断、自定义步速阅读，再到最近的鼠标追踪、眼动追踪、ERP和fMRI的应用，方法上的进步为竞争模型的解释力提供了更多的可靠证据。
治疗后，采用中医辨证联合NP化疗治疗的干预组患者NK、CD3、CD4等免疫功能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然而，纵观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内容上，就线索类型而言，语序、生命性、格标记等是最为常见的线索，其他类型的线索很少涉及；(2)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大部分研究都只包括前测和后测，缺少必要的延迟后测来检验学习者对于某一线索的加工是否能够持久保持。其次，研究者多采用单一的测试手段来检验学习成果，实验结果未能全面体现学习者的习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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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今后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就国外而言，MacWhinney团队一直致力于竞争模型和二语习得相结合的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如果想进一步增强竞争模型的解释力，研究者一方面需要改进研究设计，比如增加延迟后测、采用不同的方法测试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以及选择多种多样的线索；另一方面还可以将统一竞争模型应用到更加广泛的研究中去，比如目前有研究者正在做的将统一竞争模型与二语教学相结合，并基于电脑进行教学设计；或者是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探究输入中“支持因素”对习得的作用等。(2)就国内而言，不仅在理论上缺少对竞争模型最新发展动态的追踪，在实证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也十分单一。今后，研究者不仅可以探究中国学习者学习英语的过程，还可以涉及其他不同语种，如日语、法语、德语、西语、俄语甚至哈萨克语以及藏语、蒙语等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可以将二语句子理解作为研究话题，还可以探讨任何二语语言形式和功能的习得情况。在实验手段上，科技的发展和交叉学科的兴起使新的研究手段成为可能，为竞争模型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附注
① 本文中N和V分别指名词和动词，NVN、NNV、VNN表示各种句子语序，如NVN表示该句子的第一个成分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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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9)02-0018-14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9.02.004
通信作者简介 ：蔡金亭，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电子邮箱：caijinting@126.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母语迁移与语内因素对中国学生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研究”(编号 18YJA740001)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 信息： 蔡金亭、苏海琳. 2019. 竞争模型框架下的语言迁移——理论与实证 [J]. 当代外语研究 (2): 18-30,43.
(责任编辑 吴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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