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广西局势的特点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广西论文,局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史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广西局势的显著特点，是天地会在广西掀起了“反清起义高潮”，它转移了清朝统治者的视线，对拜上帝会密谋起义的活动起过掩护作用，并且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起义，使之得以成功。如果我们重新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局势，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和历史事实相悖。
一
以往的史学界曾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例如说天地会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它的历史活动就是“反清起义”。事实上，天地会不是当然的反清起义组织。 从最近的研究成果看， 天地会初创于18世纪中叶，它是以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互助共济的、非政治性的民间拜会[1]。由于游民无产者政治上的盲目性和破坏性， 天地会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历史场合，曾经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操纵和利用，或者参与反抗封建暴政以及旨在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或者沦为危害社会治安的黑社会组织和盗匪帮会，或者堕落成反动统治阶级对抗人民革命的鹰犬。因此，对于天地会的历史活动及其性质的评价，应当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一概视为“反清起义”，而加以肯定和颂扬。
另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念，是“劫富济贫”即“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还甚至把那种以劫掠为业的盗匪行径，也当作“劫富济贫”亦即“农民起义”来加以肯定。历时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似乎变成了未曾出现过盗匪的清平世界。笔者认为针对封建统治阶级贪黩虐民造成百姓饥寒交迫而言，那种旨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劫富济贫”，在历史上具有正义性。然而，即使如此，它也不等于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和锋芒指向单个富人的“劫富济贫”不同，农民起义的锋芒是指向封建暴政及其政权的。历史表明，单纯的、盲目的“劫富济贫”，并不能维持长久的“替天行道”，它如果不被引入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轨道，就会堕落为打家劫舍的江湖盗匪，舍此二途，别无出路。此外，历史上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干着劫财自肥勾当的盗匪团伙，也屡见不鲜。因此，不能把单纯的“劫富济贫”当作“农民起义”对待，更不能单凭“劫富济贫”的旗号，就肯定其活动的正义性，而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夜，由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治安废驰和世道坏乱，地处边陲的广西，变成了邻省烟贩盐枭、海盗山贼的逋逃薮，和裁汰乡勇兵痞、流丐游民劫掠谋食的聚集地。天地会作为适合他们互助共济需要的组织工具，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同时大都由兵痞盗匪、胥吏劣绅所操纵，而沦为以劫掠为生的盗匪帮会。其中有的会党首领，其初衷或许是出于对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义愤，是真正想“劫富济贫”的，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抱负，其初衷很快就会被劫掠自肥的大气候所吞噬，蜕变成盗匪行径。那时，广西会党首领中，著名的有任文炳、张剑、田芳等人，他们控制着所谓的“西江艇军”；还有活跃在南宁、太平一带的张嘉祥，和崛起于武宣的陈亚贵等人。有的学者曾把湖南新宁县的雷再浩和李沅发也算进来，可是他们的“棒棒会”、“把子会”是从白莲教系统的斋教演化而来的，“因此，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2]。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天地会首领的所谓“起义事迹”。“西江艇军”的所作所为是：“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得赃物具载车
，结队露刃而行，至则席地分肥，无所顾忌”[3]。1937年编修成的《邕宁县志》，对张嘉祥多有饰美之辞，据其记载，张打出过“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旗号[4]。可是， 从更早的历史资料看，只找到他劫掠商旅客贩的记载，而找不到他“杀官留民”的佐证。当地方官率兵登门自寻打击时，他反而接受“招安”去了。陈亚贵受地方劣绅的操纵，全以劫掠为志。据记载，他和武宣的武秀才区祖振一道，打着“顺天行道”的旗号，“越境至长安圩劫典铺、钱铺，往返六百里，归百丈圩分赃”[5]。综观广西全省形势，大小各股会党团伙， “啸聚成群，以千数，以万数多矣，沿劫左、右江数千里之间”[6]。 他们留下的所谓“起义事迹”，大都是绑票勒赎、焚掠圩市、抢劫商旅、杀戮无辜、席地分肥，所有这些都和“反清起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们汇成了广西历史上罕见的盗匪劫掠狂潮。
广西会党有一个特点，其“山堂”由“米饭主”在幕后操纵，甚至有衙门胥吏作奥援的。那些“米饭主”都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他们财大气粗，可以为盗匪提供衣食、庇护，充当窝主和分赃主持者，自己“则置身于局外，先议劫掠之所，至而瓜分其所得”[7]， 大发不义之财。武宣东乡的团练头目刘观先，做过陈亚贵的“米饭主”[8]。 贵县监生韦三“富而贪，往往出资与匪徒越境抢劫，坐收其利”，是张嘉祥、黄亚贵等盗匪团伙的“米饭主”，他们“均听其指挥”[9]。 “拦路打劫有义与不义之分”[10]。广西会党大都在兵痞惯匪、土豪劣绅的操纵下，以劫掠为志，借以维持个人生计和敛财致富，这是对“顺天行道”、“劫富济贫”旗号的背弃和践踏。
19世纪初，广西东兰州破获姚大羔所藏天地会的会簿，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载有“反清复明”内容的天地会史料，曾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是，这则史料无法引作几十年后天地会活动性质的定性根据，相反，到了广西会党终于掀起所谓“反清起义高潮”时，“反清复明”口号却湮没无闻了。唯一提起这个口号的是1937年编修成的《邕宁县志》，据其记载：1850年10月，广西举人李宜用赴都察院告状，声称张嘉祥部“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11]。可是，现已有专家指出：“稽之清档李宜用等原呈，并无这一口号；再征之庆远府生员莫子升等、宣化生员何可元两件原呈，亦未检举天地会各军有‘反清复明’大旗。看来，这是地方志作者的杜撰，不能据为信史。至于其他大量材料也不能为这一口号佐证。”[12]另外，直到1850年冬，清政府仍将广西问题作为社会治安问题处理，也可证明那时会党并无“反清复明”旗号。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会党由于受游民无产者劣根性的制约，本身缺乏政治抱负，又被惯匪兵痞、土豪劣绅所操纵和利用，已经大都沦为“所持主义，趁火打劫”的盗匪帮会[13]。“反清复明”旗号的坠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出现的不是“天地会反清起义高潮”，而是盗匪劫掠狂潮。正因为如此，广西的衙门官邸不是安然无恙，就是有惊无险，并没有成为延及七府一州的“天地会起义军”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是广西局势的特点之一。盗匪劫掠狂潮严重破坏了广西的社会治安，直接身受其害的是城乡居民和商旅客贩，深受摧残的是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贸易活动。盗匪劫掠狂潮的出现，固然有着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社会原因充当不了盗匪活动的辩护士，论证不出它的历史“正当性”或“正义性”。社会治安代表了全社会具有共同性的一般利益，而盗匪行径是反社会的不义之举，因此受到一切文明社会的反对和谴责。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它危害的是清朝的社会治安，就把它当作“反清起义”来肯定和颂扬。
二
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局势，还必须顾及道光晚年政局下的广西地方当局与社会治安失控的关系。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既挫伤了所谓的“天朝体面”，也把国家腐败的内容暴露于世。道光帝受此打击而一蹶不振，惧闻“水旱盗贼”之类的险情，谁敢动辄奏报，就惩罚谁，借以出气压惊。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等权贵，为了获得道光帝的赏识宠幸，以及怙势揽权，便曲意奉承，阻塞言路，促成上下欺罔敷衍、畏干时忌的黑暗政局，导演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虚幻景观。对于广西局势，他们还出于私交之情特意关照、叮嘱巡抚郑祖琛。穆彰阿向他“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动辄请动用”[14]。潘世恩函示：“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15]总之，不要因触犯“上烦圣虑”的时忌，而自寻倒霉。广西地处荒僻，兵单饷绌，官少地广。面对盗匪日炽的形势，地方当局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既不敢据实“以贼多入奏”，而触犯时忌，又不敢动辄对盗匪用兵，而自寻“肇衅激变”之罪。他们只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学踩“钢丝绳”，一边对朝廷弥缝隐瞒，一边对会党弛治放任，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广西地方当局采取消极对策的后果是，在府县衙门里，有麻木不仁的，“民控抢劫奸淫，如诉之木偶”[16]；有只知催粮、不管办案的，“往往有解贼来城，贼已放，而解贼之人尚押候查粮者”[17]；有当和事佬的，盗匪团伙在县城门外相互仇杀，“县主出揖恳求始散”[18]；有乘机勒索的，“民间获贼解县”，则“勒索陋规钱粮”[19]；有强为招安的，“强与张加详（嘉祥）招安之名，假大头杨（张钊）总缉之号”[20]，让他们“以贼攻贼”，巡防西江，包收关税；有参与抢劫的，衙门差役“不能除盗，反先自串匪劫掳”[21]；有贪赃枉法的，缉拿盗匪，若有贿赂，则“旋擒旋纵”[2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小民野外徒哀嗷，大将衙中自歌舞”[23]。地方文武无不苟求一日之侥幸，而对危局束手无策，不思补救。金田起义后，新任广西巡抚邹鸣鹤在清理积案中，发现“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24]。实际发生、而被官府拒之门外的命盗案子，更是不计其数。这则资料还证实：在广西大量出现的是不含政治意图的命案件。地方当局无不明白“玩寇必致大乱”[25]，然而眼下遇到的毕竟只是一群“土盗”，“土盗之志，不过淫掠取财”而已[26]，况且他们“多向圩市商船勒索”[27]，远未与官府对敌，更没有带来问鼎易帜的威胁，所以还可存侥幸免咎的一线希望。地方当局“虽知其事不可已，犹幸其事尚未起，苟且一日或可以卸责而免咎，如斯而已” [28]。不少官员罔顾道义，只盼早日调离广西，届时“大乱”降临，“自有执其咎者”[29]，让接任者背墨锅去吧。在尚未调离以前，他们仅仅对朝廷承担无法推诿的守土之责，其尽责与否，则以城池存亡为标志。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训斥告状求救的人们，说“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30]，拒绝出兵查办命盗案件。广西提督闵正凤“驻玕柳州，按兵不出，贼匪逼近府城，住及一月，目无提督可知”[31]。总之，只要盗匪不会铤而走险，攻城易帜，他们就可以听任城外洪水滔天了。
与此同时，如同时人披露：“此间土匪情甚诡谲，明知攻陷城池，必为王师所不宥，故所过皆掳掠乡牛草芥无余，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32]广西会党也明白“盗贼”是有区别的，所以大都在乡村圩市抢劫，而克制自己，不去劫掠城市，以免掠扰官邸衙门。即使不得已而发生骚扰城市的过激行为，也仅以勒索钱财和逼放囚犯（同伙）为满足，因而无不旋入旋出，“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和“谋反叛逆”区别开来，以换取地方当局的容忍、放任，使盗匪生涯得以维持下去。
广西地方当局在处理会党骚扰城市的问题时，发生过以武力抗拒的事件。1850年端午节，来宾会党头目鲤鱼八率众入城骚扰，遭到守城官兵的抗击后，便打进城去，“破狱纵囚，劫库藏帑一空”。旋即“悉众出城去，分屯乡村，以破城功自旌，盖藉以号召胁从云”[33]。由于武力抗拒多半不能奏效，加上会党并不据城易帜，不少地方官在处理会党骚扰城市的问题时，纷纷采取妥协求和、息事宁人的对策。1850年7 月，宾州会党头目陶八要入城逼放被囚同党，地方官主动与他讲和，让他率众“昂然入城”，还将“所捉伊同伙犯禁押，悉到衙放出”。陶八意犹未尽，“往来街道，吓斩平民，辱妇，肆横无忌。文武官无奈，止劝各铺各家送银送米，以图免害”[34]。事后，陶八满载“礼品”，弃城远去。又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讲和”[35]。贵县会党头目王亚壮等人，目睹张嘉祥受招安得了不少好处，便“统率贼船二十余只，湾泊县前，派单开角，并声言打至招安方肯了事”。知县洞开城门，与之讲和。从此“官威不振”，附近各股会党团伙公然穿城入市，勒银包船，聚赌闹事[36]。会党骚扰城市，偶有地方官吏被执的事件发生。1850年3月，会党“劫掠迁江县，知县被执， 各乡送银求放回”[37]。8月，陈亚贵率众在修仁县“执文武官五员， 勒索银数千两”[38]。这种现象纯属绑票勒赎，仍然以劫财为志，以求和“谋反叛逆”区别开来。可见，广西会党的这种“破城”和绑票，是不含政治意图的、旋风似的盗匪骚扰活动，正因为如此，官邸衙门依旧可以逢凶化吉，庆幸有惊无险。
广西地方当局的弛治放任，和会党仅以劫财为志，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互求容忍的格局，地方当局尚能保住守土之责，会党可以放胆劫掠，彼此各得所需。于是，畏干时忌的地方官，从中获得了缓解压力和苟且偷安的可能，并且敢于斗胆不向朝廷奏报社会治安失控的真相。地方当局不把这种真相捅出去，各股会党团伙无不深感满意。1850年秋，士绅商民要去北京告御状，地方官很不高兴，但是不便公开拦阻，会党也很恼火，便出面干涉了。据记载，“且浔、梧、柳、庆、思、平、郁、乐各府俱有逆匪盘踞，声言有京控者即行截杀”[39]。地方当局和会党不仅互求容忍，而且都希望劫掠狂潮得以捂住，对外不捅漏子，这是广西局势的又一特点。
三
由于盗匪劫掠狂潮不可能自我遏止、自行平息，犹如脓疱的广西局势，终久会被这种或那种偶然的因素所戳破。1850年秋，陈亚贵连破修仁、荔浦二城，与此同时，乡试受阻和京控事件接连出现，终于形成一种合力，使广西治安失控、社会动乱的真相暴露无遗、震惊朝廷。
1850年8月，陈亚贵率2000人从武宣北上，越境抢劫。 荔浦县团练曾经缉捕过陈亚贵的同党，所以他北上的另一目的，是要找荔浦团练复仇[40]。陈亚贵“至象州，抢劫数十村”[41]后，路过修仁县境。该县代理知县刘益谟闻讯，率兵百余人出城，至石牂口防堵。 8月26日，陈亚贵在石牂口遭到拦击，便一气之下追往修仁县城。刘知县还想逞能，登城下令发炮轰击，“炮毙贼十余人”。陈亚贵原无破城意图，但被激怒后，从城墙一失修缺口率众乘隙涌入，惊走刘知县[42]。事后，陈亚贵把县城放在手上玩赏了两天，就主动“完璧归赵”了。然后，他率众来到荔浦县境的青山墟，向富户徐成瓒勒索钱财，又派出一伙人前往县城。他们进城如入无人之境，招摇过市，“向各巨商及当商、盐埠索资斧”，不见有衙役捕快前往缉拿的记载。马岭街闽帮商人自发纠集团练，“擒杀匪党三人”。陈亚贵闻讯怒砸福建会馆，还在城内列队示威，旋即出城远飏[43]。荔浦代理知县萨必图不想重蹈修仁知县的覆辙，早已借口“亲赴各乡招集团练”，出城坐山观虎斗了[44]，反正不论盗匪和闽帮团练如何打闹，这座城池的主人仍然非他莫属。这就是后来震动朝廷的陈亚贵连破二城之真相，究其性质，依旧是志在劫财，所以又是一场旋风似的盗匪骚扰。
对于这起事件，广西地方当局原本可以照旧捂住，不向朝廷奏报。然而，此时适逢乡试即将举行，陈亚贵破城之地离省城桂林太近，足令各地秀才赶考如赴畏途。钦派乡试主考官以“遍地皆匪”为理由，向巡抚郑祖琛提出“无可按试”[45]。乡试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的考试时间举行，则事关重大，朝廷非追究不可，这对于郑祖琛而言，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屋漏偏逢连夜雨”，如同前文所说，广西已经出现“京控风波”，八府士绅商民对地方当局深感绝望，便互相串连，派人去北京告御状，“吁天发兵”，平定广西的社会动乱。尽管他们遭到会党的威胁和阻挠，还是绕海道潜出广西[46]。这对于郑祖琛而言，又多了一块心病，迫使他不得不争取主动，于9月3日送出奏折，向朝廷报告陈亚贵破城案，并“请旨饬下邻近省份，选派得力兵勇，迅速来援”[47]。当时，咸丰帝即位不久，似有振作求治之意，罢黜穆彰阿，以便疏通言路，于是，有人曾向他报告广西“盗风日炽”的现象。他在这年6 月发给广西两道谕旨，责令地方官“痛改痼习，上紧会缉”，“以除民害而安边境”，解决好社会治安问题[48]。可是，由于上下敷衍欺罔已经积习难改，广西治安失控的险情依旧壅于上闻。直到9月以前， 咸丰帝虽然注意到了广西问题，但是仍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因而无意用兵广西。9月中旬以后，陈亚贵破城的奏报，以及京控状纸相继传入北京， “恭呈御览”，广西积郁已久的脓疱终于被戳破，朝廷震惊。咸丰帝先后命令粤、湘、滇、黔诸省先行出兵各2000，赶赴广西“除暴安民”[49]。又调林则徐（后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军务，同时将郑祖琛等人革职，另外派员充实和加强广西的军政班子。还责令邻省在界连广西之处布兵防堵，以免“祸水”横流四溢。从此，广西成了清政府重点用兵之地，以图迅速解决该省社会治安问题。
陈亚贵破城以后成了钦点缉拿的要犯，被清军盯住不放，穷追不舍。10月以后，当他率众折向柳州时，与提督向荣所率入桂之湖南兵遭遇，队伍遂被打散。他潜回老家武宣，隐匿在紫荆山中的罗渌山洞。11月，清军副将李殿元购线侦查，“在武宣、桂平交界各山村搜捕”[50]，将陈亚贵捕杀。此时，拜上帝会团营活动进入高潮，各地信徒成群结队，纷纷向金田方向运动、聚集。由于拜上帝会绝对保守起义秘密，直到12月初以前，清方奏报没有出现“金田会匪”的字眼，显然，清政府用兵广西的锋芒不是指向拜上帝会的。但是，陈亚贵潜逃路线以武宣和桂平交界山村为归宿，这就无意之中，在广西“遍地皆匪”的形势下，将清军围剿的视线迅速引向拜上帝会活动中心，使之过早地发觉金田团营的异常现象。例如，李殿元在追捕陈亚贵途中，就“见有贼匪窜至猪仔紫金（荆）山”[51]。12月16日，经过侦讯汇总，郑祖琛开始向朝廷奏报：“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 [52]。奏报提及的正是拜上帝会团营活动的主要区域。 清军尚不清楚拜上帝会名目及其“纠众”的底细，但是已与之发生若干小规模的遭遇战，并从中领教了他们的战斗力，发现对手不再是陈亚贵一类的乌合之众，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1851年元月起，金田被清军列为重点围攻的劲敌，钦差大臣李星沅将邻省入桂的6000兵力全部投入这块战场。以后，清政府为了对付这个最危险的敌人，还将调兵范围扩大到鄂、皖、闽、豫、川等省，以及广州驻防八旗和京营八旗禁旅。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局势的第三个特点是：在盗匪劫掠狂潮迭起的背景下，陈亚贵破城、乡试受阻以及京控等事件的接连发生，终于招致清政府用兵广西。拜上帝会义旗甫举，就陷入清军的围追堵截，这对于清政府而言，原本是意外收获，但是它失败了。清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的腐败无能。
四
勿庸置疑，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掀起的盗匪劫掠狂潮，搅乱了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秩序，造成了该省治安失控、社会动乱的局面，这在客观上转移了清朝地方当局的视线，对拜上帝会的组织发展和密谋起义发挥过掩护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掩护作用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广西会党纷纷沦为盗匪帮会，形成了一股严重危害城乡社会治安的恶势力，其反社会性势必招致全社会的反对。拜上帝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盗匪帮会，谴责盗匪行径，劝人改邪归正，并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会众，所有这些举措，与沦为盗匪的会党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外人相信它是“类于劝善”的宗教团体，从而得以抹上一层保护色。1848年，紫荆山秀才王作新为反对拜上帝会捣毁社坛神象，具状于桂平县衙，指控被告“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知县王烈很不以为然，斥责原告“何得以争踏社坛细故，捏饰大题架控”，至于“以大逆陷害人”，更是“殊属昏谬”[53]。拜上帝会“类于劝善”的活动和会众严守纪律，是所谓天地会的“掩护作用”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们也去打家劫舍、剪径勒逼，那种“掩护作用”就会无从谈起。
凡事利害交织。盗匪劫掠狂潮终于招致清政府对广西用兵以后，尤其是陈亚贵逃回紫荆山区，致使清军过早转移视线，发现那里的拜上帝会“迥非群盗窜扰可比”[54]，并且快速作出反应，把“聚集精兵，全力攻剿”金田起义军作为解决广西问题的关键所在[55]。如此一来，太平天国起义不仅丧失了给清王朝以猝不及防之打击的可能性，而且险遭全军覆灭的厄运。此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要在广西建立“西京”，去广东建立“东京”的说法[56]，决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在仅有万人的条件制约下，无论主观想象如何飞扬，也不能不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岭南谋求发展。然而，风云突变出乎他们的预料。广西曾是清朝统治力量薄弱、军政吏治业已溃烂的边陲之地，现在却迅速变成清政府重点用兵之区，还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总动员。敌我力量对比的改变，迫使已骑虎背的太平军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目的。如果说金田起义以前，拜上帝会制订过起义的战略、策略和进军计划，那么随着求生图存成为燃眉之急，所有这一切就只好都从头来过，并且必须随机应变、避坚击虚，边打边找出路。事实也是如此，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和战略目标，是在不断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修正、逐步成熟和定型的。太平军由“东进”转变为“北上”，乃是广西局势突变使然。
广西局势的特点除了产生上述影响，还在客观上既为太平天国广西首义拓展了社会基础，又使太平军在首义之区处于相对孤立的困境。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在广西掀起盗匪劫掠狂潮，给全社会带来犹如飓风的灾难性破坏，加剧了种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激化，以及城乡居民的痛苦和怨愤。“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57]。劫掠狂潮还折辱了地方文武官员的权威，削弱了地方官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把整个社会拖入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绝境。地方当局对于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由于它的贪黩聚敛和弛治放任，最终成为万民之怨府。社会治安失控与否，和王朝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透露着王朝盛衰消长之机。因此，在百姓心目中，社会动乱便成了清王朝“气数已尽”的最直接的、具体的根据，从而瓦解着它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改变着民心的向背。从这种视角看，会党在广西掀起的劫掠狂潮，客观上成为封建王朝周期性危机日渐显露的表象之一，虽然它本身不是什么“反清起义高潮”，但是有助于农民起义风暴的酝酿和兴起。
在这吏治腐败、赋敛苛重、天灾频仍和盗匪横行的边陲省份，拜上帝会具有的政治抱负、内部的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和严明的纪律，给处于绝境的百姓带来了生存希望和精神支柱，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聚集在拜上帝会周围，以及争取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会党劫掠狂潮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起义拓展了社会基础，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如果拜上帝会也卷入劫掠狂潮，它同样会和沦为盗匪的会党一样，丧失民心的支持。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仍然把陈亚贵、张钊之流作为反面教材，借以教育太平军严守纪律。
太平军和广西会党的合作何以不能成功？这是长期困扰研究者的话题之一。据记载，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所谓“西江艇军”的八大头目曾经率队加入，但是不久除了罗大纲，其余的都因盗匪积习难改，以及对拜上帝会的前途不抱信心，而反戈相向，投入清军阵营，变成了清军控扼西江水路的劲旅，遂使太平军顺江东进的计划遭到失败。金田起义爆发以后，广西会党不是踊跃响应和支持，而是出现另一种局面，数万头裹红巾的天地会众纷纷倒向清军，去围攻太平军。不是说广西到处都布满了反清起义的“干柴”（会党）吗？然而跌入火海的反倒是太平军。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太平军也深感失望，对助桀为虐的会党责问道：“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58]。之所以这般反常，是因为广西会党大都沦为各有“山头”的盗匪团伙，和清军合作，是为了谋求生存，以图将来恢复劫掠旧业，这是昔日与官府互求容忍的格局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换句话说，太平军和广西会党难以合作的原因，在于前者志在反清和开创新朝，后者志在劫掠敛财，志不同则道不合。因此，固然有过会党首领加入太平军，但是为数寥寥无几，成不了主流。于是，广西会党的劫掠狂潮，一时间变成了降清高潮。
广西局势的上述特点，致使太平天国在首义之区找不到安家之所，这就迫使他们割弃顾恋桑梓之情，把他们逼出岭南。太平军一旦北上湖南，形势就骤然改观，进军长江中下游后，竟然可以号称百万之师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反差，不能不令人对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局势再作思考。
注释：
[1]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
[2] 蔡少卿《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雷再浩和李沅发起义的几个问题》，《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
[3]清光绪九年《平南县志》卷18，第2～3页。
[4][11][14]民国26年《邕宁县志》卷34，第110页，第109页， 第107页。
[5]覃元苏《象州乱略纪》（手抄本）。
[6]中华书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周天爵致周二南书》。
[7]清光绪二十五年《堂匪总录》卷1，第1页。
[8]佚名《浔州府志》（广西博物馆翻印本）卷56，第17页。
[9][17][36]清光绪二十年《贵县志》卷6，第5页，第5页，第6 ～7页。
[10]陈晋主编《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页。
[12] [ 15]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第138页。
[14][29]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3《上梅伯言先生书》。
[30][32]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6《上某公书》。
[16][27][31][35][39][44][46][47][48][49][50][52][54][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第12页，第23页，第206页，第39页，第15页，第2页，第115页，第82页，第97页，第148页，第154页。
[18][34][40][41]均见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道光二十九年广西会党反清斗争档案汇编》（下），《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
[19][20][21][22][37][38]均见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道光二十九年广西会党反清斗争档案汇编》（上），《历史档案》1994年第3期。
[23]清光绪五年《新宁州志》卷6，第4页。
[24][5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第13页。
[26]姚莹《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示谕永安州士民文》。
[28]清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卷27，第29页。
[33]民国26年《来宾县志》下篇，第253～254页。
[42]清光绪二十六年《修仁县志》卷2，第6页。
[43]民国3年《荔浦县志》卷3，第77页。
[45]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18《咸丰以来兵事日月谱》。又，《周天爵致周二南书》亦说：“至去年（1850年），学臣无处考，欲入告，而郑（祖琛）乃发之（发出奏报）。”见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53]民国23年《武宣县志》第五编，第23～24页。
[57]清同治七年《藤县志》卷19，第16页。
[58]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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