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格局的变动与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亚太论文,变动论文,格局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2)04-0466-06
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因虽多有论述， 但大多着眼于美国对付苏联的需要，很少有人论及导致中美关系走向和解的根本原因是 亚太格局变动的结果，即必须从地区角度来看。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亚太格局的变动
(一)越南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力量
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自始至终是冷战观念的产物，认为一旦共产党在南越获胜，整个 东南亚就会崩溃，共产党的中国将控制这个地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 为了遏制中国并与之对抗的。但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政府又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在亚洲 大陆上卷入一场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陆战，担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战，使中国成为美 国的主要对手。[1](P12)结果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 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美军一直不敢大 举入侵北越，甚至不敢大规模轰炸北越。
越南战争使美国进退两难，在战场上虽然打不赢，却又不敢撤，而持续战争只会使局 势恶化。约翰逊当政后期，美国已经动用了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和1/4的 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仍然达不到作战目标。作战中美军伤亡惨 重。仅1968年，美军就阵亡1.45万人。美国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1965至1969年财政年 度分别为1亿、68亿、201亿、270亿、300亿美元。[2](P285)美国在军事上遭到历次战 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美国卷入“代价高昂，看来是没 完没了的努力”。“我们每年派到越南去的人员越来越多。我们的伤亡、征召和财政费 用不断增长。这场战争左右了我国的注意力。”“尽管作了这样的投资，在战场上还是 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3](P344)詹姆斯·富布莱特说的更直截了当：“我们已经付 出的代价是：5.5万多人死亡，30多万人残废和远远超过1，500亿美元”，这是一场“ 徒劳无功，莫名其妙的十字军战争”。“一场为了无人相信的目标而进行的泥足深陷 、劳而无功的十字军战争。”[3](P343)
越南战争也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70年，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 。尼克松本想通过削减赤字来摆脱美国衰退的经济，但是预算的减少并没有刺激经济， 反而导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70—197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 ，年通货膨胀率达4.5%，失业率从1969年12月的3.5%上升到一年后的6.2%，国际收支赤 字越来越大，1965—1969年平均每年的收支逆差达40亿美元。1971年夏，抛售美元的势 头越来越厉害，以至于发展成挤兑高潮，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价格跌至1949年以来的 最低点。过去美元与黄金有固定的比价，由于美元大跌，金价猛涨，美国不得不将美元 与黄金脱钩。这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开始瓦解和美国“金元帝国”霸权地位的衰落。
越南战争带给美国最大的创伤乃是美国社会遭到了可怕的分裂，断送了美国社会的凝 聚力，毁坏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美国政府不仅在输掉越南战争，而且也在失去国内民众 的支持。李普曼在1967年春写道，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 场战争”。[4](P600)对美国人民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在许多方面，象征性 的和实践上的无论怎样估计，都很难说是言过其实。它搅乱了人们心目中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感受；毁坏了大批人的声誉——从四星将军到那些“最著名和最优秀的”知识分 子；美国社会关于国家目标和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的一致看法发生了分歧，而这场战争 恰恰同这种分歧相符，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分歧的形成；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战争同 国父们所教导的一切都处于激烈而又具讽刺性的矛盾之中。60年代中期，美国许多校园 内发生了反战学生运动，到60年代末，更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各地爆发，许多知识 分子和青年学生不仅反对越战，更反对美国政府。1970年5月，大批学生在肯特州与防 暴警察发生冲突，数名学生遭到杀害。“美国把自己当作一个仁慈、明智而又战无不胜 的强大国家的神话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破灭了。这段痛苦的经历终于把1945年成为美国 特色的自信精神销蚀殆尽。”[4](P623)正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越南战争牵制了我 们的国外政策。增长了国内的意见分歧和自我怀疑。无论结束战争也好，无论结束我们 的卷入也好，都看不到前途。”[3](P344)“它毁灭了旧的、传统的政府和风俗习惯。 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在物质上，也是在政治上近乎李梅将军曾提过的那样——把他们轰炸 回石器时代。”[5](P98)越南战争对美国人民的影响“有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 的影响一样。越战的影响主要反映在美国人的个人和心理方面，更广义地说，这些影响 可看作是对美国文明和美国宪法秩序的危机。”[6](P498)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民意见分歧，经济陷入困境，军队信誉扫地，国家 方向不明，连那些自由主义的理想似乎也受到越南战争的牵连。总之，越南战争严重削 弱了美国的国家力量。
(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增强
尽管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60 年代末，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之 一。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美对抗中，中国曾数次遭受到美国的核威胁，这促使中国政 府顶住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限制，毅然做出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战略决策。关于中国可 能实验原子弹一事，美国政府已经早有察觉。中央情报局1964年8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 指出，从U—2飞机及卫星拍摄的照片分析，中国的核爆炸不会早于1964年底，地点是罗 布泊。为此，美国军政要人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克恩和邦迪紧急研究对策：决定与 苏联接触商讨是否由美苏两家共同给中国以警告或采取行动，以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 然而，就在中国公布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当天，从苏联传来的却是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华盛顿的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正式出笼便夭折了。中国核爆炸的消息使得美国举国震动 。约翰逊总统对中国原子弹问题迅速做出了反应。他称：“没有美国人对此会等闲视之 ”。他攻击中国发展核武器对其人民是“昂贵和残酷的”。但是，约翰逊又不得不承认 “这个不幸和严重的事实”。他声称：“对此，我们不能，没有，也决不会忽视。”一 连三个否定，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一消息的震惊程度。他接着提出了关于控制核武器的四 点声明，第一点就是呼吁各个有核国家，“特别是红色中国”，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 约。[7](P340-341)1967年中国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并于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 球卫星。中国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核力量，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削弱了 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更增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外交上。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将对苏“一边 倒”的政策改变为完全的独立自主，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支持被 压迫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1950年—1953年，中国 人民为反对美国军事占领朝鲜和威胁中国，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965年—1973 年，中国人民为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和抵抗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占领和对北方的 军事压迫，承诺愿意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提供了从经济、政治到军事，从物质到人力 的最广泛、最厚实的援助，使得美国深陷越南而无力自拔。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指导下，团结了一大批亚非拉及其他广大地区的朋友。早在50年代，在联合国大会表决 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就逐渐减少；1960年，第15届联大 表决美国的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8](P332)尤其是 1964年的中法建交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突破开了先河。 尼克松曾讲过，“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人民中国问题的政策转变上起了重大作用 ”。[9](P139)
(三)日本重新崛起，欲与美国平起平坐
二战后的日本是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扶植、军事保护和政治提携下恢复和成长起来的 。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一直享有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巨人的所有优势，而不承 担任何责任。“直到70年代初，美国的目标主要是战略的、军事的，所以美国很愿意支 持日本经济外交获得成功，即使这会给美国制造厂商和金融机构带来损害也在所不惜。 ”[10](P431)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以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优势为前提的。一旦美国的 经济优势丧失，美日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当日本的经济力量变成一 种威胁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10](P436)
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贸易出现了1亿美元 的顺差。其后，日本顺差幅度不断增大，到1971年增至25亿美元。[11](P285)鉴于日本 商品大量流入美国市场，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一方面不断 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出口额，另一方面又多次向日本施加压力，敦促其放弃对美国商品的 进口限制，完全开放市场。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于同年5月派遣商务部长斯坦思赴日 ，要求日本纺织界对毛纺织品和化纤的对美出口采取自主限制的行动，但遭到日本的拒 绝。同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访问美国，尼克松急于压日本在纺织品问题上让步，甚至 以归还冲绳的许诺诱使日本妥协。[10](P437)1970年初，美日两国政府继续就纺织品问 题进行磋商，甚至OECD总干事也出面调停，建议由GATT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对日本毛纺 织品和化纤产品实行短期的、有自动选择性的出口管制，但日本方面拒绝接受，调停失 败。对此，美国商务部长斯坦思认为，日本已经摆出了全面经济挑战的姿态，纺织品只 是一个例子。说明自从冷战开始以后，“在我们的政策规划中过多地强调了地缘政治和 军事因素，对经济或财政的考虑则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宣布美国政府已经达到“极 限”，再也不能容忍东京的“傲慢”了。除非日本接受美国的条件，否则尼克松总统将 在国会支持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维伯布尔·米尔斯提出的强硬的配额措施。而日本 人却为此弹冠相庆。6月26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纺织品谈判搁浅，“证明 是日本拒绝美国要求的第一步，可以被看作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史上‘独立外交政策’ 的第一个例子”。[2](P384)这样，双方僵持到1971年8月，美国宣布对日本纺织品加征 10%的进口税后，佐藤政府才决定迫使日本纺织业界接受美国的解决方案。1971年10月1 5日，通产相田中角荣与美国前财政部长戴维·肯尼迪签署协定，对日本的毛纺织产品 和化纤产品实行了严格的限额出口规定，有效期为3年，一度紧张的美日关系得以缓和 。
尽管如此，在尼克松任内，美日经济矛盾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 基辛格曾这样写道，“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执行自主的国 家经济政策同时又不至于同既是政治盟友又是贸易敌手的国家搞的关系日益紧张。”[1 2](P453)由于美日在经济领域中的摩擦不断，使美国越来越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上同美国 竞争的主要国家。“1970年的日本人，比起三、四十年代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日本来 ，更有能力使大东亚共荣圈成为现实。”[13](P249)
日本在越南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使美国政府感到失望。越战使日本大发横财，从1965 年到1972年，日本每年从与美国越战有关的军费支出中赚取10—15亿美元，以至于一些 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在为日本打仗。美国政府试图让日本多为越战贡献一点力量，但并未 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日本拒绝向南越提供超出象征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援以外的援 助，这种美日关系的摩擦又加重了贸易不平衡给双边关系带来的紧张程度。正如1967年 11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日本首相佐藤所说的，美国人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不 愿意独自承担”保卫越南的负担了。虽然越战部分地是在为日本而打，但是日本拒绝分 担负担，拒绝向西贡提供大量援助，这表明日本并未把美国的利益与日本的利益联系在 一起，日本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因此，美国必须重新检讨其对日政策。
(四)苏联加紧扩展其影响力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苏联除常规武器能够同美国的战略力量相抗衡之外， 它的轰炸机和战略导弹的力量与美国相比还相当弱小，美国占有绝对战略优势并具有洲 际作战能力。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得出一个结论：战略力量可以在政治上得益 ，因为战略力量不仅能把敌方吓住，还能威逼敌方退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集中 力量发展战略核武器，生产了大量的洲际导弹，并开始先于美国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 系统。曾一度认为远远低于美国海军的苏联海军舰队也得到迅速发展。50年代苏联海军 只能在近海活动，60年代苏联的海军战略由“近海防御”转为“远洋进攻”，远洋舰队 规模空前。
到60年代末，苏联已经成为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变成与美国势 均力敌，而且在核武器的有些指数上，如导弹投放吨位和战略布置的数量上优于美国。 在运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打击精度上也都有长足进步。战略核武器方面 ，1962年美国拥有近200枚洲际导弹，苏联只有40枚，而到了1969年，美国战略核武器 的数量基本与苏联持平。根据尼克松政府的统计，1969年苏联地面基地的洲际导弹已经 达到1190个，而美国只拥有1054个。有情报显示，苏联正继续以每年250枚的速度部署S S9洲际导弹，大大超过了预期部署的总数。1970年，苏联加快了步伐，共部署了270余 枚洲际弹道导弹，尤其严重的是在1969年和1970年初，苏联共建了75个SS9洲际导弹发 射井。虽然在197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放慢步伐,但在1971年初莫斯科又大规模地修建了SS9和SS11导弹发射井，这引起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再度关注，而苏联欲使用多弹头分 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运载SS9的企图又增加了美国政府的担忧。而且莫斯科正在实现 潜艇部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在比预期短的时间内它所拥有的潜射弹道导弹数量同美国 相等。美国在全球已不能再保持核垄断、甚至明显的核优势了。
肯尼迪政府时期，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美国经常可以排除苏联的参加。60年代初在古 巴的危机中，苏联的退却说明莫斯科还不像美国那样具有全球活动的能力。但是到了60 年代末，苏联的核能力以及在全球军事卷入的能力迅速增大，不仅在军事上实现了苏、 美核均势，而且也在外交上尝到了成为世界强权的滋味，苏联的扩张不再限于陆上和与 苏联毗邻的地区。为了在东亚遏制中国的影响，1969年苏联提出建立亚洲安全防御体系 的建议。1971年苏联与印度签署安全条约，并努力改善苏日关系。苏联海军开始越来越 多地把舰队驶往地中海以及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区它能使 用越来越多的基地。而失去了战略优势的美国在介入任何国际争端时，不得不考虑苏联 会不会干涉，如果它干涉，代价与后果将会怎样。
二、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促进了对华关系的改善
面对美国在越南的困境、日本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增强、苏联日益增长 的实力以及美国国内变化了的公众情绪，尼克松政府决定重新洗牌，调整其外交战略， 重建亚太秩序。“美国有意识要选择缓和作为自己的战略，用缓和战略来处理超级大国 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到处插手，导致冷战对峙和危机迭起的代价高 昂的政策，在和缓一些的程度上，以较小代价谋求美国的利益。”[14](P240)美国重新 限定它的国家利益，使之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正确处理能力和目标的关系，在能 力不足时收缩目标。为此，尼克松提出“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作为“缓和 政策”的支柱。而缓和在“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缓和，一种是同中国的缓和，另一种是同 苏联的缓和。……同中国的缓和是一种更重要的缓和。”[14](P249)与中国的缓和意味 着有限的合作，意味着美国欲在亚太新的权力基础上建立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秩序 。尼克松政府认为中国在他的新的外交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论是在区域均势 还是在全球均势上。
(一)结束越南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领导人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其外交的指导思想，视民族独 立国家为美国同苏联、中国争夺的边疆，美国需要维护一个个边疆，越南战争就是作为 一次边疆战争而进行的。尼克松在1965年的演讲中曾说道，越南战争“从根本上讲不是 南越和北越之间的冲突……而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场冲突”。[15](P110)但是越南战 争不仅没有使美国成为自由世界的保护神，反而导致了自身的衰落。正是由于美国的全 球警察身份，才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因此应该重新审查这一政策，明确美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有限角色，不能把反对共产主义当作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基本原则。
中苏的分裂更是对美国所珍视的有关冷战的假说提出了挑战。它表明，共产主义并不 是“铁板一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基本一致并没有阻止中苏的分裂。因此，传统 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一个国家不能把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说成是代表善与恶的斗 争。美国应学会与其他国家解决分歧，与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存。正如尼克松所说的“‘ 主义’已经失去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掉外交政策中所有敏感的、情绪化的东西 。”“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 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16](P71)“与其领导一场追求全球自由、结 束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运动，不如把‘势力均衡’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寻求同苏联与中 国的稳定关系。……去寻找涉及共同利益又可以妥协与和解的地方。”[17](P196)既然 两个共产党大国已经分裂，那么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尼克松认为必须 结束越南战争，“最好是利用中国遏制越南，而不是利用越南遏制中国”。[15](P101) 因为越南北方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美国关于和谈的建议。不仅如此，中 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因此，中美 和解，将会为美国提供外交杠杆，帮助美国在谈判桌上向越南北方施加压力，使得尼克 松政府能在越南得到一种“体面的和平”。基辛格曾强调说，“和中国的和解有着战略 上的考虑：……孤立河内，给河内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通过展示美国仍有能力把握重 大事务的主导权，使美国从印度支那混乱的撤退中仍保持自信。”[15](P103)握手是结 束战争的逻辑。
可以说，越南战争使美国领导人，尤其是尼克松总统重新反思20年以来美国的亚洲政 策，重新认识遏制战略，为其调整亚太战略提供了内在动力，促其放弃以意识形态为指 导的外交政策，从而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而撤出越南的紧迫性更需要美国 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二)平抑日本的影响
美国撤出越南需要中国，同样重要的是，撤出越南之后的美国，尤其是美国缩减在亚 太的军事力量的时候仍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与之一道起稳定作用 ，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力量。尽管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只囿于一隅，但在亚太战略 中，中国则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撤出越南后，东南亚就会出现权力真空。日 本已在经济领域成功地进入东南亚，但在政治上，日本由于其侵略的历史，很难有什么 作为。而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有着受过日本统治的同样经历，易于在政治上产生共鸣。 美国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为东西方冲突在这一地区 最根本的即中美冲突消除了。如何面对日本在亚洲的重新崛起，这是美国必须直面的问 题。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基辛格说，“日本是我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加强这 种关系，必须成为我国的基本目标”。[12](P437)所以美国一方面加强与日本的伙伴关 系，1969年美日达成延长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协议，美国得以保持在冲绳 的军事设施和部分地区的使用权。另一方面，鉴于与日本越来越多的摩擦，开始“考虑 用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平衡越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影响的砝码”，“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 ，[2](P399)使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而美国则充当平衡器的角色。尼克松认为，“ 日本人像一群虱子一样遍布亚洲”，不论怎么说，他们必须被纳入一个越战地区安全的 框架。[2](P399)这样，美国虽然收缩其在亚洲的力量，但仍可以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 系，制约日本，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这表明美国依靠“均衡体系”，不仅可以同时与 东亚的两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且可以继续主导亚太事务。同时，让华盛顿、北京和 东京走到一起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尼克松总统能得到美国人民的巨大支持，而这也是 尼克松总统所考虑的问题。[15](P104)
(三)抗衡苏联
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美苏双方的斗争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 的选择相对就少，它在追求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美国希望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 系，可以成为既遏制苏联又促进与苏联缓和的新手段。因为“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 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 …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18](P666)所以 ，对华缓和是对苏联缓和的一个先决条件。“美中缓和至少会更加鼓励美苏缓和。因为 这样做会给莫斯科造成压力，使之在一系列实质性的重要问题上采取更合作的立场。” [14](P249)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联华抗苏” 的构想逐渐成型。基辛格曾回忆说：“一直到1969年3月，中美关系看来在实质上冻结 在二十年来一直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向，但 还不是一个战略。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的时候，政策就形成了，这个机会就发生在苏联 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水冰封的西伯里亚冻土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从那时起， 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12](P225-226) 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苏联 在同中国的对抗中获胜，苏联就可以将其全部军事力量转向西方，从而损害美国的战略 利益。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写道：“10年前让我们两国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是我们对 苏联威胁的共同关注，以及我们认识到了，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以合作代替敌对，那 么我们就能更好地遏制苏联。”[15](P103)
本文的研究表明，美国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亚太格局变动的结果，亦即改善关系的 核心问题必须从地区角度来看。当然，联合中国抗衡苏联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对付苏联的一种策略。但美国与苏联的敌意只是使美国在亚太所推行的新战略变得较为 容易而已，同时也使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改变其孤立、遏制中国的失败政策时更为体面 罢了。与中国的缓和以及与苏联的缓和是美国缓和战略的不可分离的核桃的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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