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三大实业家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业家论文,三大论文,近代论文,职业技术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之战以后，为挽救中国危亡，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相继出现了一批兴办近代企业的实业家和兴办近代新式教育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还涌现出了一些实业家、教育家两者兼而有之的实业教育家。他们在兴办近代企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兴办了大批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既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实业教育家中，最为卓著的有盛宣怀、张謇和荣德生。他们的兴学育才之道，给人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一、对职业技术教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认识：实业救国，
教育为本
这三位杰出的实业教育家生活在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国封建统治者昏聩无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社会日益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的时代，因此，他们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强烈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盛宣怀在兴办洋务实业、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西方的强盛是因为重视人才培养，“贤豪辈出”。他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大胜这一沉痛的历史事实中，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方，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才于学堂，即今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1 〕而“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 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 而欲与各国絜长较短，断乎不能”。〔2 〕因此他大声疾呼：“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3 〕正是基于这样的高度认识，他们以兴办新式学堂为己任，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任天津海关道时，向朝廷奏呈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提出“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4〕，并具体拟订了学校的“章程”和“功课”。1896年11月，他又向清廷奏陈自强大计，分练兵、理财、育才三事，建议设立达成馆，并继而于1898年向朝廷奏呈了《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
张謇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沉痛教训中，深刻地领悟到国势日蹙，非人民有知识不足以自强，而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的深刻道理，感慨地说：“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5 〕他痛切地大声疾呼：“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告求学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6 〕并尖锐地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7〕 “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然后有可用之学。”〔8〕“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争也，农工商业之争，学问之竞争”。〔9〕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 他得出了“教育为立国大本”，“兴学为要中之尤要”，〔10〕“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11〕的结论，因而将极大的热忱倾注到了兴办教育事业中去，竭尽全力办了几十所各类学校。
荣德生对教育对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同样具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从我国“败于甲午”，“庚子……外人胜，我赔款之巨，人人痛心”〔12〕的惨痛教训和自己办实业的艰巨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有识者，忧时兴学，变法图强”〔13〕是正确的，并从中结论：“我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14〕“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15〕“吾国人才不多，实由教育之不普及故”，〔16〕“人才的造就，端赖学校之培育，故兴学实为建设之本。”〔17〕正是因为对教育的地位、作用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主张以教育为主”〔18〕，“余每至家，必以学务计划进行，希望造就人才”〔19〕，乃至不惜斥巨资兴办学校，即使在所办企业遭到极大困难时，仍始终办学不辍。
二、学科建设实学实用，人才培养实验实践
盛宣怀、张謇、荣德生都是教育家，但是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家，他们是以实业为依托和需要来办教育的教育家。因此，他们兴学育才的目的除了为国家培养人才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服务于自己兴办的实业，满足自身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正因为如此，因而他们在办学中还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注重实学，切于实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高度重视实际技能的学习和培养，务求学以致用。这一点，既体现于他们所办的各类各级学校，也贯穿于他们一生办学的始终。
盛宣怀为了培养富国强兵及自己所办各种企业迫切需要的各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在创办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二等学堂时，毅然摒弃了我国传统学校的办学模式，在课程设置上明确规定“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头等学堂除规定学生要学习数、理、化、史、地、动植物等知识性基础课外，还规定学生要学习“笔绘图”、“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等实用技能课。在头等学堂里，“专门学分为五门”，各门除规定要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外，其中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规定还要学习测量、桥梁房顶、开洞挖地等多门实践性课程；电学规定还要学习电房演试、电报等实践性课程；矿务学规定还要学习矿务房演试、测量矿苗等实践性课程；机器学规定还要学习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等实践性课程。〔20〕盛宣怀正是这样通过大胆改革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实际需要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学习，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实际动手能力的应用性人才，适应了当时兴办各种洋务实业对各类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支持和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痛感适用人才的匮乏。因此他大声疾呼：“苟欲兴工，必先兴学”，〔21〕主张“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22〕，强调说：“凡事必求其适，譬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尚唯适之是求，矧在政治、教育之大者乎？”〔23〕“例如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24〕为了使所培养的人“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张謇一方面从实际需要出发，兴办了纺织、师范、农业、商业、金融、工业、医学、铁路、船舶、机器制造等各类专门学校，和工人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幼稚园保姆传习所、镀镍传习所、伶工学社、交通警察养成所等各类职业学校培训机构；另一方面，张謇又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张謇强调提出：“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2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在纺织专门学校里设立了纺织木织机、铁织机、漂染、电动等各种实验设备，让学生进行实验，还把自己办的纺织厂作为纺织学生的实习场所；他在师范学校设立了附属小学，组织师范生进行教学实习；他在农业专门学校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家畜试验场、苗圃、鱼池、森林事务所等，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并要求农校的教师、学生到农场、垦牧公司去调查、实习和作试验，向农民宣传推广良种。他在师范学校里设立的土木工科，不仅十分注意教授水利工程的实际知识，还让学生进行实地测量，绘制测量图表。同时，张謇还将画图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基本技能来对学生加以培养，要求各类学生都要学会画图。他认为：“山川都邑，非图不明；户籍水利，非图不清；警察非图不灵；海军陆军非图不行；矿山铁路工商，非图不营。”因此，他主张“各府州县初立小学堂”，应“即延测绘教习一人，专教测绘学生”，“学堂先学画图”〔26〕。张謇的这一系列加强实践性教学的措施和办法，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荣德生的次子荣尔仁在谈及荣德生办学时曾强调指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殊非家君辈设校之本旨”〔27〕。 事实正是这样。 早在1923年荣德生就提出：“中等实学，归中等实业，学不虚用。”“后之办学，除法政、海陆空军之外，均应称事务班，分中、高、大学毕业，随所学而入事业，学用相当，不患无事，不忧无才。”〔28〕1929年，荣德生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托在拟定纺织专科学校设计方案时强调指出：“然创办此种学校……非有实地练习， 难期造就优良人才。”〔29 〕1935年在回顾公益小学创立30周年时，他再次阐明，自己“筹办族中教务，以切于实用为主”〔30〕。1942年在叙述自己所拟定的“大农计划”时，他特别提出：“各县培植人才，由小学、初中、高中而至专科、大学，总以适合当地应用为前提，高中即宜分科，毕业后，即可应用于社会。”〔31〕1946年在送九女墨珍、七子鸿仁及孙儿智明赴美留学时，他“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一生受惠矣。”〔32〕1947年在酝酿筹建江南大学时，他明确提出：“余意国内大学应以实用为主。”在当年8月27 日江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回顾自己办工科、商科从“民国17年以后注重工场实习”，并表示“拟在蠡桥边购地，创建铸造机器工场，工科学生可以藉作实习，造就人才，为国效用。”〔33〕1948年在江南大学迁入新址时，他再次发表了关于如何办学的重要见解，说：“余昔年办学，自小学、中学而至专修，皆持此宗旨：教育贵在实学，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余历年所办学校，以工商中学得人为盛……工商毕业都能学得实用技术。”“余意今后大学课程，除却政法、军事专校以外，其余应在实用门径上着想，使学有所用，而将来‘所用’亦始能不虚‘所学’。如果无用之学，即可不必需要。否则空多一班无实学、无实用之大学生，浮沉社会，安排困难，不事生产，徒多浪费，反而非社会之福。”〔34〕同年10月1日，在述说江南大学筹备经过时， 他又谆谆勉励学生要“竞尚实学，课余多参观生产事业”，“学问以实用为归”〔35〕。正是在这种注重实学、切于实用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荣德生在1919年9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分工科和商科。 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工科有实习工场，分设木工、金工、铸工、机械等车间，并有进口的新型车床，请专职的技术工人指导学生操作；商科开办小银行，开设小商店，出售日用品和文化用品，供商科学生实习。与此同时，荣德生还在各工厂企业中对职工进行文化、技术的普及教育和培训。先后于1928年在无锡开办了申新职员养成所，为申新系统各厂培养了一批实用型的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于1932年设立了申新三厂女工养成所，以“招收远道青年女工，授于教育技术训练”〔36〕。从1936年起，荣德生的申新纺织公司又在上海、无锡、重庆、宝鸡等地先后举办职员培训班。到1940年为止，仅荣德生在上海、无锡两地办的职员养成所和训练班就培训了250多人。抗日战争期间， 荣德生的申新纺织公司还在上海开办了一所学制两年半的业余夜校——中国纺织工程补习学校，招收申新各厂的技术人员，兼收少量其他纺织企业的在职人员，进行文化、技术补习，前后共毕业7届学生，约400人。1940年，荣德生又在上海申新九厂开办了第一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设置纺织、染化、机电三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 学制3年。……凡此种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荣氏企业之所以能越办越兴旺发达，与荣德生高度注重教育，注重培养和使用大批有实用的人才，注重对企业职工有计划地进行实用性的职业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诚聘国内专家、外籍教授
纵观盛宣怀、张謇、荣德生这三位杰出实业教育家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所共有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高度重视学校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的建设。
盛宣怀在办学中，把选用德才兼备、学识宏富的校长和教师作为能否办好一所学校的首要条件。在创办天津中西学堂时，他一再强调：“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兼备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头等学堂”、“二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选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总教习不得稍有宽徇，致负委任”。在办学章程中他还特别规定：“头等学堂必须谙习西学之大员一人为驻堂总办，尤必须熟习西学教习一人为总教习。”“二等学堂必须谙习西学之员一人为驻堂总办。”〔37〕，他还亲自向朝廷推荐“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总理，并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38〕在创办南洋公学时，他亲自详细拟订了各院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职数，规定“南洋大学总理一员，华总教习一员，洋教习一员，管图书院兼备教习二名”；“师范院并外院洋教习二名，华人西文西学教习二名，汉教习二名，司事四名”，“中院华人洋文教习四名，洋文帮教习四名，汉教习四名，稽察教习二名，司事二名”，“上院专门洋教习四名，华人洋文教习四名，汉教习四名，稽察教习二名，司事二名”。并且，他还亲自向朝廷奏请：“查有奏调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何嗣焜学术湛深，不求闻达，臣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考核成功次序极为精邃，志气尤坚卓，不致始勤终惰，当经派委该员总理南洋公学事务。”〔39〕从盛宣怀对学校总理（校长）、总教习（教务长）及教习（教师）的精心挑选和细致安排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何等的重视。
张謇对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极为重视，他认为：“教不可无师”，“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此他一生办学中特别重视师范教育。他强调说：“师必出于师范”，“师范为教育之母”，“兴学之本，唯有师范”〔40〕，并且还常说：“家可毁，不可败师范”〔41〕。他一生中首先创办的一所学校就是通州师范学校，该校创办于1902年，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专设的师范学校，“中国师范之设立，实以该校为嚆矢。”〔42〕此后，张謇又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和东台母里师范学校。1905年他还为龙门师范筹款5000元，1906年为扬州筹办了两淮自立小学、中学师范，1914年助成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扩设为东南大学）。1926年他还决定以购得沙田产权来资助通州男女两所师范学校。在兴办师范学校的同时，张謇对自己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视，不仅千方百计延聘国内外人才来学校任教，还积极引进外国人才来学校任教。1903年他到日本进行考察，此前日本发生了一起教科书之狱，与此案有关的许多校长和教授，重的被定了罪，轻的则被停职赋闲。张謇不拘一格求人才，去拜访了这些人，并请了其中好多位到通州各学校担任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国对德国宣战后，所有敌侨均须回国，张謇知道旅华德人中有不少科学专家，就向当局申请从中留下了十数位来担任学校的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人因德国战败而看不起德国人，排斥德国人，张謇则与之相反，认为这正是聘用吸收德国科学家的好机会，便在自己所办的学校中聘用了好多位德国科技专家来任教。〔43〕张謇的尊师重教之心和对师资队伍的高度重视，由此可略见一斑。
荣德生认为：“人才之兴，良师，益友，书籍，三者不可或缺。”〔44〕在他心目中，教师是人才培育成长中第一重要的要素。因此，他在办学中对教师也极为重视，极为尊重。在创办江南大学后，他不惜以优厚的报酬和待遇，来想方设法地延聘学术造诣深的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和担任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原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钱穆教授被聘请来江大担任文学院院长，著名小麦专家金善宝被聘请来担任江大农学院院长，其他如聘为理工学院院长的顾维精、教务长唐君毅，以及朱东润、沈立人、朱宝镛、夏炎德、夏宗辉、吴大椿等均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荣德生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对教师非常关心，他不仅给予江大教师的授课钟点费和薪金远远高于一般国立大学，还将自己在荣巷的私宅和梅园内最好的房子让出来，用作教师眷属宿舍和当作教师开展学术活动的场所。当时江大地分三院，教师授课，三院间均有校车接送，外地教授来校讲课，他都派专车迎送。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时间江南大学名教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一流，声誉颇隆。
盛宣怀、张謇、荣德生作为实业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他们是我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们丰富、深刻而富有创新意识的教育思想，实业与教育并举，以实业支持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生动的一页。
注释：
〔1〕〔2〕〔3〕〔4〕〔20〕〔37〕〔38〕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附章程、功课）》光绪21年（1895）。
〔5〕《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2。
〔6〕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1《通州师范学校议》。
〔7〕《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8〕〔26〕《张季子九录·政闻卷》卷2《变法平议》。
〔9〕《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4《敬告全国学生》。
〔10〕《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徐州应建行省议》。
〔11〕《张季子九录·专录》卷4《东游日记》。
〔12〕荣德生《略述办学之经过》。
〔13〕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04年。
〔14〕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6年。
〔15〕〔17〕同上，1948年。
〔16〕〔31〕同上，1942年。
〔18〕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06年。
〔19〕同上，1911年。
〔21〕〔22〕〔23〕〔41〕《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5 《为杜威博士介绍词》。
〔24〕《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6《女师范校友会演说》。
〔25〕《张季直先生教育谈》，《教育杂志》第9卷第1号。
〔27〕荣尔仁《我所就教于母校校友会诸学长者》。
〔28〕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23年。
〔29〕荣德生《复教育部专门教育司长文》载1923年《无锡杂志》第13期（工商号）。
〔30〕荣德生《略述办学之经过》载1935年《无锡私立公益第一小学30周年纪念刊》。
〔32〕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6年。
〔33〕同上，1947年。
〔34〕〔35〕同上，1948年。
〔36〕引自《无锡杂志》第21期，1934年11月。
〔39〕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附章程）》光绪24年（1898）。
〔40〕《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1《师范学校开校演说》。
〔42〕《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
〔43〕《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发行。
〔44〕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