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颇为流行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它涉及多种领域，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作为总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首先将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有过惊人的预测〔1〕。 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性的进攻开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2〕。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黑格尔对现代主义信仰的动摇，不能不为马克思所注意、吸收和总结。有意思的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主动意识到”的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被作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加以排斥的。但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确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考察和审视，以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一、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及其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从理论直接性看，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纠偏”，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就是“解构”。
现代主义观念体现的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最能体现现代主义哲学精神的是两位伟大哲人的两句格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前者否定了上帝做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谬说，把人的存在的证明建立在人自身、人的自我意识上；后者则表明理性不是用于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而是为了认识自然、控制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这就揭示了理性是证明人的至上性的工具和谋求人生幸福的工具。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为人服务的手段），是启蒙运动掀起的世俗化思潮的两面旗帜，也是构成现代主义哲学的两大要素。
现代主义解放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引发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杀死上帝”之后，开始“宰制”人类自己了。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法变成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极标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谓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形态牵制。这是其一。其二，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标准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和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换言之，人平面化了，异化了。现代主义所张扬的理性，终于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左右人的“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误区，就在于盲目地相信，只要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据此来改善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知识、技术的运用，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后现代主义所要摧毁的，就是用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形而上学信念。
从社会根源看，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工具时代进入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所谓信息时代，即后工业时代。表面看来，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是现代主义的胜利，因为计算机的操作似乎是在一种纯客观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逻辑机器”和“推理工具”是在没有人的干预下发生的，计算机是“不表示意义的表达机器”。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计算机这种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恰好证明了现代技术理性主义观念是一种“虚构”，因为数据的传递要以赋予信息以意义的判断为前提。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德借用马克思的术语，强调信息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具有“使用价值”，纯客观的所谓数据掩盖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因素的介入。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在现代主义自身的否定因素中擎起了自己的旗帜。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 是使人对之迷惑的主要之点。“后”究竟是指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哲学时代，还是指现代主义的“后期”阶段，因而是仍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延续，还是现代主义的中断？贝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给予理解，认为将“……之后”提前做为前置词，反映了一种矛盾心理：表达了“一个时代终了”，而新的时代又不知走向何方的“时代间歇期之感”。〔3〕实际上，如果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来理解“后”的含义，那么，“后”字不过是表达了对现代主义自身偏了“航道”的“纠正”。所以，不用“反”（anti）以示对现代主义的整体拒斥，也不用“超”（over）以示建立一种全新哲学话语的决心，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家族”中的“反对派”，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是“更虔诚”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首先要“纠正”的，是把现代主义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僭妄。麦克黑尔指出：“现代主义是以认识论为旨的。即现代主义作品计划提出如下问题：从作品中获取什么？如何获知？谁知道它？它们如何知道它，确切程度如何？认识是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可信性如何？……什么是认识的极限？〔4 〕而后现代主义“是以本体论为主旨。即后现代主义作品计划提出下列问题：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少类型？如何组成？不同点在哪里？当不同的世界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本文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所设计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什么呢？”〔5〕当然，麦克黑尔是从文学的主旨嬗变立论的， 但却有哲学的意味，其观点表明，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主体对客体认知的“明确性”变为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进而以本体世界的多元性或不稳定性来反对现代主义对世界终极的、唯一的认识说教。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反认识论的，也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认为的那样，认为世界有最后的基质并“置世界于稳定的确定的存在秩序之中”，而是对现代主义认识论所坚信的“明确的”、“最终的真理”观表示怀疑。
从哲学的功能上看，现代主义哲学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则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后现代主义哲学不是要说出一种有别于现代主义的新话语，而是要“取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这是后现代主义专司“解构”的全部实质所在。
对后现代主义不应作简单的“时代”划分，而应重视哈贝马斯的看法，即对现代性的进攻，从德国古典哲学就已开始，只不过这种进攻在近年的“解构主义”那里，变得更加猛烈和自觉。康德哲学将知识、道德、艺术加以分界，给信仰留下地盘，为的是防止科学、理性越出自己的边界，向其它领域“僭望”；黑格尔将理性推向“绝对理性”的高度，他的辩证法巨大的历史感，将理性放在永恒的时间结构之中，结束了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念；尼采以激进的姿态揭示，理性虽然战胜了上帝，而自己也异化为专制、保守、落后的东西，因而被尊为“后现代主义”之父；胡塞尔鉴于“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危机”，而主张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用理性解决一切的观念的制止；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现代主义过份自信的真理观进行“清理”；海德格尔对“存在”给予“诗意”的把握，摆脱逻辑思维框架的束缚，使“真理”从被“遮蔽”的状态走向“澄明之境”；维特根斯坦后期坚信语言的过份逻辑化导致了人的“精神家园”的迷失，因此认为寻找日常语言就是寻找精神家园；法国的“解构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支自觉的、激进的力量，主张通过对封闭的语言结构的“拆解”，使“意义”在历史的时间序列中显现。
所以，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他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旨在将科学理性降到工具的地位，以恢复人的主体性，而这恰好是现代主义观念的初衷。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只是现代主义违反了自身信条的“实际效应”，而不是现代主义本身。从这一点说，后现代主义就不是一种期求发现新知的学问，而勿宁说是一种“问题学”。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锋芒所显示的实际意义，正在于此。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遭到后现代主义的“进攻”，看作是向“前现代性”的一场反动。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伟大工程”，因而对现代主义的否定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哈贝马斯维护现代主义正面效应的努力是正确的，但他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整体拒斥，则是一种误解。杰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机械地等同于处于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消费意识，是文化工业无孔不入、将人们的意识“平面化”的一个意识形态样版。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恰好是对这种“平面化”的反抗与批判，而不是“认同”与“反映”。对后现代主义颇有研究的杰姆逊，却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很差，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界中，却有某种“超前性”的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意蕴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动摇现代主义的关键人物，这个看法是中肯的。但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否定的辩证法”极为重视，认为它是对“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是“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但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批判因素“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6 〕对这一状况施以自觉的、唯物主义的改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同黑格尔仅在精神领域进行批判不同，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把“解构”的锋芒对准语言层面也不同，马克思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世界。
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狭隘的民族历史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别于以往“自然联系占优势”时代的“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马克思断然拒绝那种希望通过抛开现代技术而达到拯救人类的幻想，嘲笑那种“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7〕的狭隘庸俗见解。 他甚至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作过惊人的预测，认为迟早“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生产过程的科学化，使工人的直接劳动转化为劳动的“监督者和调节者”，〔8 〕这意味着“社会个人的发展。”〔9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积极作用做了哲学意义上的概括，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
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去论证“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是要揭露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是何以处于“完全的虚无”状态的。从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创作时代，对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将“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育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11〕马克思用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来“解构”、对抗现实中的“异化”状态；倡导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打破裹在现代性身上的资本主义外壳，以便消除现代性的负效应，从而使其中的积极因素展示出来。
对“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内部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从实质上看，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是对所谓工具理性负效应的深刻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将异化现象严格地限定为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结果，但他并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现代性本身就不再存在“问题”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注意到，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源匮乏仍然存在，竞争依然存在，人与人的平等，是以默认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人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工具理性、市场逻辑的导引之中。马克思特别以“权利”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因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看待他们，”“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12〕马克思把这情况也归为历史必然性所造成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13〕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在新的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负效应的论述，是推断性的、粗线条的，因为他本人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实际例子。《哥达纲领批判》只是设想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基地上诞生的社会主义的情形。但是，对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来说，由于经济的落后，传统的困扰，其现代性的负效应会表现得更加复杂和严重。所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对马克思有关现代性负效应的提示和批判给予特别的注意。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还涉及到他的“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著名论述。为便于行文，仍有必要详引那段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段落：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这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4〕
从表面看，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伸向未来的一个最动人心弦的例子，但实际上，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了极限，同时也就凸现出了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为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并不必然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
处于“彼岸”的自由王国，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并不是指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未来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是用于对抗现代性负效应的批判性要素。马克思无意专门构筑一个理想国，“自由王国”只是表明了他的哲学视界的批判向度。在他看来，自由王国并不是对必然王国的取代，因为“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将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里，马克思的运思取向明显地具有“批判的”、“问题学”的特征，而不是期求对未来进行“建构”。也就是说，“自由王国”不是用于提供未来的乌托邦，而是为了狙击必然王国的理性逻辑操纵一切的僭望。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说，就是“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解构”，是诉诸于永恒历史过程的批判要素。不这样理解，就会误解马克思：既然明确地说自由王国是在必然王国中止的地方才开始，为什么同时又说必然王国将永远存在下去，如此一来，自由王国的设想不是毫无意义了吗？一贯严谨的马克思难道会在这个重要的地方出现理论矛盾吗？以往我们对这一“理论矛盾”表示不解，对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表述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自由王国的看法“不同”表示困惑，而施密特在这里则看到了所谓的马克思“悲观主义的未来观”，这都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哲学思维的“问题学”特征。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解释学”，而是一种“问题学”；不是对现代社会的必然性“表示理解”、进行“合理解说”的“实证科学”，而是对现代社会出了问题的地方给予“解构”的“批判学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致思取向上的一致性，同时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从表面看，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后现代主义有某种相通之处有些痴人说梦之感。马克思、恩格斯曾将他们创立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并没有说过自己的哲学是“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没有想到会在100多年以后出现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而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传统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如利奥塔德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精神的辩证法”，“关于劳动的解放的学说”，并斥之为“元叙事”的形而上学。〔15〕但是，如果不是囿于表面而进入理论的深层，那么，便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确具有相通之处。
首先，二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不是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到目前为止最充分的估价，而后现代主义内含着对被工具理性所征服的人文理性的推崇，则是启蒙主义所倡导的理性精神的题中之义。从实质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是反现代主义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从来都是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工业发展登峰造极、理性逻辑试图僭望一切的观念中展开自己的反叛的。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是“解释学”，也不是简单的实证科学，而是“问题学”，是批判理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又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的意蕴，但马克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进攻，是平面化的，往往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解构”，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这在后现代主义的激进代表法国解构主义那里表现的最明显。他们坚信，语言“背后”不存在任何东西，而所谓“解构”，只是对语言的逻辑规则加以“解拆”，以走向所谓“前逻辑”。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16〕。马克思仿佛预见到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思想倾向似的，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7〕。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是深度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的揭露，总是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深层，从中找出导致产生异化的历史根源；他对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未来社会的负面表现，也是从表面进入历史的深层这一思维方式展开批判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致思取向是从平面到平面、从语言到语言，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从社会的表象走向历史的深处。
后现代主义倡言反本质、反中心、反整体，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恰好相反。后现代主义不承认事物现象背后隐藏着事物的本质，将对事物本质的搜寻视为形而上学的神话；它不承认语言的表意性、功能性，反对用语言去反映对象、世界、真理、社会、历史等所谓“中心始原”的东西，声称“语言就是一切”；它在反对工具理性框架一切的道路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对整体的思维模式，而主张世界的多元化、碎片化，提倡所谓独立的“小型钗事”、“谬误推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但它的思维方式与批判视角，都以实践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走向事物的本质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8〕，强调事物的中心也是必要的，因为语言做为观念的东西必然反映着“某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某物”充当着语言的“中心始原”，语言确实不是“一切”。马克思当年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仅仅针对“观念的东西”展开批判并制造所谓“振撼人心”的词句，认为在这种激进的外表下掩藏着保守的本质，对后现代主义，亦可做如是说；强调事物的整体同样是必要的，因为认识世界、发掘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必须以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为方法论前提，更重要的是，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
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病症，却为人类的前途开错了药方，走向反意义、反价值，以“游戏”、“调侃”的理论风格面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抱有深沉的终极关怀，对那种“感伤的”“美文学式”的理论病态，历来不以为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由于它致力于对每个时代的实际生活和活动过程的考察与批判，因而坚信人类前景的“意义”、“价值”并主张实际地加入到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去。
显然，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带有多种杂质的哲学话语。对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马克思主义者比后现代主义者知道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
注释：
〔1〕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66页。
〔2〕参见《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3〕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59页。
〔4〕〔5〕〔荷兰〕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73—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0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15〕参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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