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
——基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视角
吴 荣1， 高惠珠2
(1.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2.上海师范大学 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
摘 要： 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是在劳动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共同体指向历史现实，且关涉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一切具体形式共同体的一般本质。在这种理解的指导下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资本主义共同体时便会发现，资本主义共同体正是由于以劳动的普遍异化为基础，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虚假和抽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作为人的本质确证的劳动贯彻到了人的存在境遇之中，因而具有彻底的现实性且符合共同体的一般本质。也正是在劳动这一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共同体；劳动理论；劳动解放
一、共同体的根本基础是劳动
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资本主义共同体之前，首先需要分析和把握共同体的概念。但对共同体概念的分析和把握，并不能通过对其下定义的方式而达到，而是需要与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相结合，综合考虑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共同体以人为核心，其存在必须经由人获得确证，否则，共同体便会因没有这种确证而成为一种幻象。伊兹欧尼在《回应性共同体：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视角》一文中介绍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侧面支持了这一观点。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在已有的共同体的理解中可以解析出超过90个共同体的定义，而它们之中的唯一共同要素就是人”[1]。至于为何以人为核心的“共同体”不能借由下定义的方式来分析把握，这一问题可从人对共同体的确证中予以回答。一般来说，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现实的人，因而共同体经由人获得的确证是现实的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所给予的确证。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发现，由于现实的人和社会历史境遇总是处于一种生成和发展之中，故而对共同体的确证也必然是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意味着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只有考察共同体在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表现才有意义。也正是基于此，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共同体，而必须通过考察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现实的人来把握。当然，这一把握路径并非是将每个历史阶段中的个体人逐个进行比较，而是将这种个体性从历史中抽取出来进而构成对人的总体把握，并由此自然地过渡到对共同体的理解中。
具体而言，可以借这样的思路展开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一方面共同体以人为核心，因而对人的本质把握同样适用于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的本质确证方式必然也是人确证共同体的方式。前者构成了共同体的本质内核，而后者则构成了共同体本质内核的前提和实现途径，是共同体的根本基础。因此，只要阐明了人的本质及其确证方式，就意味着澄清了共同体的本来面目。
由表1可知，100个水产样品中有52个样品检出了甲醛，甲醛含量为0.48～63.37 mg/kg，平均值为7.65 mg/kg，76.9%的样品本底含量为0.2～5.0 mg/kg，表明多数水产品中甲醛的本底含量处于低端水平。鱼类甲醛含量相对其他水产品较高，其中海水鱼甲醛检出率高于淡水鱼；海水鱼类中鳕鱼含量最高，平均含量高达39.02 mg/kg，其他海水鱼的甲醛含量均低于20 mg/kg，淡水鱼检出率大大低于海水鱼，且甲醛含量均低于6.16 mg/kg；其次为鱿鱼，平均含量高达21.23 mg/kg；贝类和其他类水产品含量最低。
就人的本质而言，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对之有过深刻的分析与思考，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中，对人的本质规定总是在单纯的感性直观和纯粹的理性抽象之间摇摆。这两种规定虽有差异，但由于根本上都共同具有抽象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因而难以真正窥探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立场，真正超越了旧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根据前述的思路，可推导出这一规定实际上也揭示了共同体的本质内核，即共同体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那么，共同体又如何获得关于自身这一本质确证呢？实际上，共同体与人的本质确证是一致的。所谓人的本质确证，是指人以其特殊的方式在与对象的关系中确认其作为自身存在的那种独特性，即“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2]。这种“生命活动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劳动。[注] 这里的“劳动”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进一步表达，是人的本质确证方式。 也就是说，人是通过劳动实现其本质确证的。劳动具有感性对象性，在劳动中，人不仅自我确证，而且经由他者对自我的确证而获得一种对象性确证，并最终也确证他者。换言之，劳动使人脱离了孤立的个体性存在，而走向了类存在，成为社会存在物。由此便可以将劳动从人的本质确证中抽取出来，并进一步探讨其对共同体的意义。
如前所述，共同体以人为核心，因而人的本质确证方式也必然是人确证共同体的方式。这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在确证自身本质的同时，也确证了共同体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这一本质。但由于共同体毕竟是与人不同的存在，劳动也只能是属于人的劳动，因而共同体获得确证的根基并不来自于自身，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构成共同体的人的劳动。据此便可以将共同体概括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共同体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这里的劳动一定是作为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并非异化劳动。唯其如此，共同体才可以进入社会历史境遇中，并真正地关涉到人，才能确保共同体作为关系的总和而现实地存在，才能理解马克思在《评一个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3]；才能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关于“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的论断。
自2011年起，北京和上海开始积极申请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2012年获国务院批准，2013年开始实施。因此作为稳健性检验，将2011年和2012年的交叉项纳入回归方程中，其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过境免签政策有效性的回归结果并不具有随机性。综上，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是显著且稳健的。
将上述这一结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界定时，便可以自然推导出，所谓资本主义共同体，实际上是建立在劳动的普遍异化基础上，人们之间异化关系的总和。如果将其与共同体的一般规定进行对比的话，便能清晰地发现，资本主义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异化了的共同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其虚假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良渚的鸟崇拜集中在鸟卵崇拜上。这主要体现在良渚玉器的兽面纹中两只眼和鸟纹中的鸟身，均很像鸟卵。鸟是卵生动物，一鸟能产很多卵，相比于哺乳类动物，鸟的繁殖能力强得多。且鸟有翅膀，能飞，远较哺乳动物神秘。也许，在良渚人看来，鸟就是神，或是神灵的使者。这样说来，良渚人崇拜鸟，包含有生殖崇拜和灵物崇拜两个方面的内涵。
综上所述，共同体以人为核心，并经由人而获得自身的本质规定。在确证其本质规定的过程中，共同体的根本基础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可以据此推论，一切具体的共同体，必然是人在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借由具体的劳动形式而结成的关系的总和。在这一集合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等多种维度。此外，还可以推论出，由于共同体的根本基础是劳动，所以当探讨某种具体形式的共同体时，只需要考察其中人的一般劳动形式便可以发现其不同于其他共同体的那种独特性。并且，考察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根本上就是考察在这一演变中，人的劳动形式的演变。只有正视劳动，承认劳动是人的本质确证并追求通过劳动来确证人的本质的共同体才是现实的且合乎人的本质的共同体，才能作为人获得自由的条件，否则，便是虚假的共同体形式。
二、资本主义共同体及其虚假性
这是否意味着判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目前是无法界定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正如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而揭示出共产主义的本质一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作为其根基的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虽然呈现为“可能性”，但却是“现实中生成出来的现实进步的可能性”[7]。其内在蕴含的是对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的劳动的普遍异化的批判，亦即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根基的批判。从这个层面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或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的最一般呈现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其具体规定可基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逻辑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必然以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生产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即“劳动者把土地当做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以及“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6]。这些关系的解体使原先“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既可以购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也可以“从已经获得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6]，促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因而构成了资本产生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这同时又是资本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因为“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就将使所有生产服从于自己，并导出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6]。基于上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似乎可以理解为：在资本中介下，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普遍交换关系。但由于其必然要求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与财产、劳动与劳动者之间彻底而普遍的分离，因而劳动者之间看似平等、自由的普遍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仅仅是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假象的掩盖下来占有他人劳动这一基础上的生产的表层而已[6]。对于处在这一生产关系中的人来说，他的劳动、产品甚至自身存在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交换，不如此，便无法生存。而且，这种交换过程是在作为异己力量与人相对立的资本的主导下来进行的。因此，进行什么样的劳动、劳动价格的高低、劳动产品的归属、劳动过程都不是基于主体的意愿，而是基于资本的兴趣。据此可以推出这样一条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呈现为普遍的异化形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实质上是异化劳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质上也是异化关系。
陆叔叔的工作室在B座。B座和A座的构造相似，也是两层。但是B座宽敞的大厅里并没有展品，而是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陆叔叔的工作室在二层，与一层通过大楼里唯一的一部电梯连通。
第一，根基虚假。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构成其根基的乃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并不是人确证自我本质的劳动，而是被资本规定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偶然性是其重要特征，即劳动者及其劳动总是处于受约束和宰制的状态，劳动的客观条件外在地独立于劳动者本身。并且，分工也不是基于主体的自愿，“打鱼”“狩猎”“理论批判”等工作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己特定的区域中，不可跨越。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共同体作为基于异化劳动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总和，必然会因为劳动和关系的异化性质而背离共同体的一般本质和根本基础。因此，可以据此而推定这种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种虚假性的根源就在于作为资本主义共同体之根基的异化劳动，因而异化劳动恰恰是资本主义共同体虚假性的秘密所在。
第三，共同利益的虚假化。由于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根基和本质规定存在虚假性，所以共同利益也被虚假化了。共同利益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同全体利益相脱离，资本或资本家作为这一共同体的主导者，将自身的特殊利益粉饰成共同体的普遍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或资本家所主导的这种共同体在根本上只有资本或资本家生活在其中。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在这种共同体中仅仅是以物或工具的形式存在。而对于资本或资本家来说，谈论“物”或“工具”本身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在共同利益的虚假化之后，阶级对立、政治制度的剥削本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抽象性也都被逐渐地遮蔽了起来。事实上，如果能够从真正的劳动根基出发，将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复位之后，一切都将明朗起来。在那种虚假共同体中，有产者和无产者是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不断地将新生的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无情地抛进交换市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乃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是以理性为核心的抽象系统，其目的是将人的目光牢牢地束缚在与现实大地相脱离的理念世界中。
第二，本质规定虚假。共同体的一般规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在共同体中，这种关系的总和预示的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而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个人仅仅是孤立的存在物，是单向性的存在物。人与人的关系仅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人们之间现实的交往关系被彻底物化。如此，看似在从事交往行为的人实际上仅仅呈现为一种交往的假象。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深入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意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这一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哲学领域中，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理分析，以便从根本上把握其深刻的内涵。按照前文的逻辑，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首先考察这一共同体中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便可顺利达到目的。但在现实层面，达到这一目的却显得尤为困难。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导下的世界，人的劳动也仍然处于普遍的异化形式之中。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共同体仍然实际地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这意味着作为其根基的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还只是一种“可能性”。
论及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假性及其秘密，同样需要首先明确何为资本主义共同体。基于前文探讨共同体的思路和结论，亦可从社会历史性、劳动的根基地位、人与人关系之总和三个方面出发，将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理解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共同体是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共同体形式；其二，在探讨这一共同体形式时，只要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便可发现其不同于其他共同体的那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本质内容。与探讨共同体的思路相似，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理解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5]。换言之，必须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之后，才能对这一共同体作出完善的表述。接下来的首要问题便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将关系本身理解为人的共同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相同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像一面镜子，经由它，可以实现对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从事劳动的一般形式的反观。此外，劳动本身是极为复杂的，而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劳动形式恰恰是借助劳动过程中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此，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这一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
第三，是告别孤立性的联合劳动。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不仅劳动者与劳动、劳动客观条件、劳动结果相分离，而且劳动者本身也是作为被分离的对象而孤立地存在着。也正是因为这种孤立性，使得在单个劳动者那里，一切存在都具有了普遍性和独立性，似乎能够脱离人而独立存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批判，必然追求实现人类劳动的联合。也就是通过联合的劳动将劳动者真正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使一切存在及其前提都受“联合起来的人的支配”[2]。
第二，是真正历史性的且创造历史的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对历史的意义是蔽而不明的，尤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的结果仅仅是财富或价值。历史的劳动本质并无显现。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要令其对资本主义共同体所具有的批判逻辑成立，那么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必然是真正的历史性的劳动，是创造历史的劳动。
第一，是摆脱偶然性走向必然性的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与劳动、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这是异化劳动的根本特征之一。因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必然蕴含着劳动者实现对异化了的存在的重新占有。这种重新占有意味着劳动必然不是被约束和宰制的偶然性劳动，而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自由自觉的必然性劳动。
综上所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的劳动的一般形式可以概括为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这种劳动与确证人的本质的那种劳动之间的关系在于：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是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的环节。正如黑格尔将意识形态看做绝对精神的环节那样，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作为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的环节，本身是与之统一的，即对人的本质确证内蕴于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的实现。因此，从这一起点出发可以得出两种推论：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一种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的基础上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规定；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是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的环节，其与共同体的一般规定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而可以进一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做是共同体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一种具体形态。在理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为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批判逻辑；在现实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表现为克服异化劳动的现实行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
当一物构成对另一物的超越时，必然意味着这一物有着根本不同于另一物的基点，而且基于这一起点所衍生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另一物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超越”一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正是在这个层面进行理解的。具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在劳动是共同体的根本基础这一层面上，笔者认为，鲍曼[4]所理解的那种作为“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的共同体，并不是真正的共同体。同时，笔者也认为，德国哲学家滕尼斯所认为的那种作为社会对立面的有机的、生命的共同体仍是一种抽象共同体。因为他们所谓的作为“总是过去的事情”，或者古老的、独立的、有机且生命的共同体在根本上都因为缺乏劳动这一根基而变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
第一，逻辑基点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基点是人的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必然谋求在充分肯定劳动对人的本质意义的前提下，对异化劳动进行全面扬弃。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由于资本掌握劳动的客观条件，因而资本主导下的劳动总是一种偶然性劳动，即劳动是被设定的。不论在某种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相对自由程度有多大，只要存在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那么偶然性劳动便是其必然的结局。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劳动的解放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并不是相适应的。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作出了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状态对于工人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变的贫困。虽然这一论述所针对的背景与当代社会有着很大差异，但其根源却并没有变化。然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却时刻强调劳动对人的本质意义。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确证，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人本身。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求劳动的解放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一致。将劳动解放与生产力发展统一起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弃异化劳动的现实要求。这与经济决定论有本质的不同，在经济决定论中，劳动主体并未得到真正凸显，其所谓的扬弃异化劳动只能单方面局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片面。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劳动解放与生产力发展的统一，意味着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谋求劳动主体走向自觉，并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主体性与客体性、现实性与抽象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第二，本质规定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共同体在本质规定层面是相似的，即两者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由于两者的根本基础不同，因而两者的本质规定也根本不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主要在于使人们之间的关系从抽象性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由于存在劳动异化，因而在关系层面则表现为人的个性和现实性的双重丧失，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盖。资本的力量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将这一共同体中的人丢入樊笼之中。在这个樊笼里，人们只能想象着与他者的现实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具有将人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中释放出来的能力。这一能力的来源不是其他，正是通过劳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作为根本基础的是必然的、历史的、联合的劳动，这种劳动对人来说，真正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确立。个体对他者的关系并不依靠物的性质，而是在劳动过程中进行确证。如此，便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颠覆。
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和财政收支计划不同，因此国债的发行规模也有很大差异。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增长迅速，其中，国债的发行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筹集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难以被复制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评估我国国债规模和现状时，应当结合我国的经济实际，而不是片面地进行数据的分析。
湖北华贵的发展模式为“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2]，公司从2015年开始投建合作社，目前投资建成超过30家。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放心种植，也保证产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在藕带种植季节，进行标准化生产，统一规划、放种，统一技术指导、采收，现场进行质量检查，保证藕带制品原材料的质量，同时发展“藕带-鱼”套养模式，辐射周边县市达133公顷。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肯定劳动对人现实性的意义前提下，必然要求重新塑造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所谓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指的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观念体系，既包括官方形态，也包括非官方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价值系统是指在理性主义基础上，人们共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特点是从抽象的理性层面来理解现实世界和人。如此，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实际上都是抽象存在物。现实世界和人并不是由理念设定的，而是在劳动中生成的，但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并不能触及这一根本。因此，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对人的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是劳动者，而是他的活动与真理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划分的理论、实践、创制一样，直接与人的现实相联系的创制活动由于远离对真理的探寻而被当做最次要的对象来理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却不是如此，其对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理解是从劳动出发的。相比于资本主义共同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劳动这一根基贯彻到了人们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这是对理性主义奠基的否定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的尊重是从劳动出发，将人作为现实的劳动者来对待，并彻底地肯定人的平等性和尊严。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的是消灭剥削、消除阶级对立，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特点时，能够清晰发现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政治关系必然表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统治。这种统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化而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也因此处于竞争和不断冲突的境遇之中。简言之，劳动的被统治地位是阶级对立和冲突的根源，这也是资本主义共同体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因为只要资本存在，必然谋求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并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物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共同体必然是以竞争和斗争为特点的共同体。虽然在其内部可能存在集体精神与协作精神，但却远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与协作。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共同体具有排外性，而真正的集体意识与协作精神并不是排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劳动这一根基贯穿到生产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领域中，在这一共同体中，政治关系必然表现为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重新占有。这不是来自理论的推断，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劳动为奠基，从而具有了彻底的现实性。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必然会以其彻底的现实性而掌握群众，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在这种改变世界的运动中，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一切剥削和斗争形势都将被消灭，阶级对立也将被扬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保证每一个个体得以自由发展其个性的真正“自由人联合体”。
采用 F3流变发酵仪对空白及添加复合酶的全麦面团流变发酵特性进行测定[14]。称取300 g加酶全麦馒头粉，向其中加入3 g酵母，混匀。加入适量水，边加边用筷子搅拌成均匀面絮；使用和面机最低档和至面絮成团，再换1档和面10 min，称取315 g和好的面团放入发酵篮中进行测定。测试在30 ℃下进行，负重砝码为0 kg，测试时间为3 h。每个样品重复测试2次，最终结果取平均值。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正是基于将作为人的本质确证的劳动贯彻到了人存在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贯穿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批判和超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口号、抽象的思想、僵死的理论，更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乌托邦。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现实地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随着劳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生成和发展。据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总是切近社会历史境遇并真正关涉人的存在，具有无限活力，是实现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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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33；F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9)06-0012-06
收稿日期 ：2019-02-22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项目(310-AC9103-19-365007)；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道路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2016WZX014)
作者简介 ：
吴 荣(1993-)，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E-mail:2280442554@qq.com
高惠珠(1948-)，女，上海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E-mail:huizh@shnu.edu.cn
(责任编辑：邓 菁)
[DOI] 10.19654/j.cnki.cjwtyj.2019.06.002
[引用格式] 吴荣，高惠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基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9，(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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