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Ostracism”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贝壳论文,Ostracis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2-0041-04
“Ostracism”（希腊语
）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雅典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意指雅典人把可能威胁城邦民主制度的人写在一种叫Ostrakon（希腊语
）的介质上，被写到名字最多的那个人要被逐出城邦十年。这是用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古代民主制的一个创举。对于“Ostracism”，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有两种，一种翻译为“陶片放逐”，另一种是“贝壳流放”。这种翻译上的分歧给不熟悉希腊史的人造成了困惑，弄不清雅典人究竟是将人名写在了陶片上还是贝壳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笔者认为需首先确定“Ostrakon”()这种介质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澄清“Ostracism”应译为“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一、词义探析
根据林德尔和斯科特编的古希腊语-英语词典，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a piece of earthenware，a tile，potsherd”，意为陶片、瓦片，另一个意思是“the hard shell of testacea，as snails，tortoises”，意为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如蜗牛壳，乌龟壳等。①
中文之所以会出现“陶片放逐”和“贝壳流放”两种译法，就是因为这个词有两种含义，据此对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人们用陶片当作投票的介质（即“陶片放逐”），另一个是人们用贝壳作为投票的介质（即“贝壳流放”）。但笔者认为，将中的翻译成“贝壳”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分别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角度解释笔者的理由。
首先，根据希腊文，的第二种意思翻译成“贝壳”并不合适，译成“甲壳”才较为贴切。词典中明确指出，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像蜗牛和乌龟之类的动物的甲壳，并非贝壳。
如果要表示贝壳之意，希腊文中有一个更合适的词，即
。与拼写相近，但是意义不同，它的含义有“an oyster”，即牡蛎，还有一个含义是“a purple used in dying”，指的是一种海螺。此外，希腊语的
也是“贝壳”之义。但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而非或，如果他们使用的是贝壳，为什么不直接说或呢？因此，从希腊语语义看，将翻译成“贝壳流放”是不适当的。
第二，从拉丁文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值得商榷。拉丁作家提到过雅典存在Ostracism制度。生活于公元前后的拉丁作家奈波斯在《外族名将传》里有几处提及雅典的这一制度，他使用的拉丁文短语是“testarum suffragiis”，②意即用testa作为投票的介质进行的放逐。与希腊文类似的是testa的含义也有两个，一个是陶片，一个是有壳类动物的甲壳。③对于贝壳这个意思来说，拉丁文中也有更好的词汇表示，比如concha和ostrea。concha泛指一切贝壳类生物，如牡蛎等；拉丁文ostrea也是牡蛎的意思。如果奈波斯认为投票的介质是贝壳的话，应该用concha或ostrea更为合适一些，为何他没有使用呢？笔者认为，奈波斯并没有将雅典人投票的介质理解为贝壳，因此他也就没有使用相应的词汇。
由此可见，将古典文献中提到的和testa译成贝壳是不准确的，因此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自然也是不准确的。但因为毕竟有两种含义，仍然存在着雅典人投票使用的是“陶片”还是“甲壳”的疑问，这就需要考古证据来加以解答。
二、考古证据和欧美学界的解释
欧美学界对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断定的含义具有决定意义。在19世纪，考古资料出土十分有限，欧美学界对的指代并不清楚，所以也有翻译成贝壳(shell)的情况，如英国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名著《希腊史》中就模棱两可地说：人们投的票是贝壳或陶片(a shell or a potsherd)。④但随着考古发现逐渐丰富，学界对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德国等国家设在雅典的研究机构开始对雅典的广场(Agora)和陶工区(Kerameikos)等地展开了系统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考古材料，如大量刻着人名的碎陶片的出土，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雅典“Ostracism”的认识。
这些碎陶片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显示出与雅典历史上的“Ostracism”有很强的相关性。奥斯特瓦尔德在《剑桥古代史》第二版中说，从1870年到1966年，人们一共发现了11000多件碎陶片，其中有9000余件是在雅典的陶工区发现的。陶片上面刻着130多个不同人的名字，比照史料文献中曾经记载过的被放逐的人，除了尼西阿斯以外，其他人的名字都出现了。⑤梅格斯(R.Meiggs)和刘易斯(D.Lewis)在他们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中，总结了陶片上书写的人名分布情况，截至20世纪60年代，历史上有名的那些被放逐的人，像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等，在陶片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⑥这些证据使人合理地推论：它们就是雅典公民在“Ostracism”投票中使用过的陶片。另外，根据朗(M.Lang)对雅典广场出土的关于Ostracism文物的考察，截至20世纪90年代，在雅典的广场上发现了可以确认的1145片陶片，几乎囊括所有种类的陶器碎片。⑦至于贝壳、甲壳之类的碎片则丝毫没有提及。这即是说，在雅典没有发现刻有希腊人名字的贝壳、甲壳之类的考古证据。这一事实表明，雅典人是将碎陶片而非贝壳或甲壳作为投票的介质。所以将Ostracism译成“贝壳流放”是缺乏考古证据支持的。
在考古材料佐证的基础上，欧美学者对于Ostrakon的称谓逐渐统一成了陶片(potsherd)。较早的有英国古希腊史名家伯里(J.B.Bury)。他在后来梅格斯帮助修订的著作《希腊史》中提到Ostrakon就是陶片(a piece of potsherd)。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剑桥古代史》第一版，沃克(E.M.Walker)把Ostraka（Ostrakon的复数形式）解释为希腊人对陶片的称谓，还补充说陶片的作用就是古代世界的“废纸”(wastepaper)。⑨20世纪中期以后，史家希格内特、哈蒙德等在其作品中都把Ostrakon解释成陶片。⑩可以这样说，经过20世纪上半叶考古资料的证明，关于“Ostrakon”所指陶片这个解释已在欧美学者中间达成共识，很少有人还持有“雅典人使用贝壳投票”的看法了。
三、我国学界对“Ostracism”译名的认识过程
20世纪上半叶，欧美学界关于陶片放逐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于Ostracism的翻译问题却有一个相对滞后和漫长的过程。
建国以后，我国世界古代史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多前苏联的译作，尤其是大部头的著作对中国世界古代史的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缪灵珠翻译了前苏联学者塞尔格耶夫的著作《古希腊史》，这本书对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译本的《古希腊史》中提到了Ostracism，是这样说的：“为了减少政治煽动，和预防国家有政变和僭主夺权的可能，克力斯提泥（就是克里斯提尼——作者注）设立了一种十分特色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贝壳放逐法的真相如下：每年春季召集一次非常的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举行贝壳放逐，换句话说，是否在公民之中有人危害公民的自由。假如指出了其人，便再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那时候每个公民便在牡蛎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人的名字。”(11)在这本书的第226页有一幅插图，印的是一个刻有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名字的陶片，书中也翻译为“放逐忒弥斯托克利（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作者注）的贝壳”。这本古希腊史是苏联大学教材，也是当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不可多得的参考书，里面将Ostracism翻译成“贝壳放逐”、将书写名字的介质称为“牡蛎壳”的说法，被中国史学界当作一本重要的参考书。需要指出的是，缪灵珠先生对此的翻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俄文原文明确地说公民书写名字的介质是черепке（原型черепок），(12)意为碎陶片，而在中译本中被翻译成“牡蛎壳”，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个理解的误差导致我国学界长期对Ostracism的误解。
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在中国翻译出版，里面也是采取“贝壳放逐”的译法，书中这样说：“为了防止新制度被敌人摧毁，实行了奥斯特拉基兹姆（остракизм），直译是‘贝壳放逐法’。贝壳放逐法乃是一种秘密投票的方式，每个投票者将认为危害现存制度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上。如果在计算票数的时候某名字重复了六千次的话，那么该名字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但不没收财产。”(13)这里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对于“六千”的解释就与古典史料不符，(14)但是由于该书当时的权威性，“贝壳放逐”和“贝壳”似乎成了确定的译名。
国内世界古代史学术前辈借鉴了很多前苏联译作的成果，但这并没有妨碍有些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考虑到Ostracism一词词根的双重含义，他们也对Ostrakon采用了不确定的双重译法，既译为“贝壳”，也译为“陶片”；对Ostracism既译为“贝壳流放”，也译为“陶片放逐”。1957年，吴于廑先生在其作品《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提到：“克利斯梯尼又创立所谓的‘贝壳流放制’，……由参加会议的公民把将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划在贝壳或碎陶片上。”(15)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也提到，投票人使用的票是“贝壳或陶片之类的票”。(16)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处于恢复过程中，对Ostracism仍然依循过去的认识。1981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中，对于Ostracism的译名仍然是“贝壳流放”。(17)顾准先生在《希腊城邦制度》中称Ostracism为“陶片放逐法”，但是他也说“每个人在陶片上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1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学人有了更多地接触现代西方研究成果的机会，Ostracism被译为“陶片放逐”的做法逐渐占据主流，很多学术论文只用“陶片放逐”来指代这项在人类史上颇为独特的制度，如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等。(19)尤值一提的是，攻读法律专业的胡骏发表了一篇《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20)文中提及我国法律史学界大多将Ostracism翻译为“贝壳放逐法”或“贝壳流放法”，但是雅典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都是陶片，因此应该译为“陶片放逐法”。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应该使用“贝壳”而应使用“陶片”来翻译Ostrakon。但由于该文的影响有限，且作者并未对这一提法进行词源学以及史学史方面的考据，所以目前仍能见到沿用旧译的现象。
总括言之，根据笔者对语义和考古证据的分析，可得出结论：在雅典的Ostracism制度中，(Ostrakon)应指陶片而非其他含义，因此将Ostracism译为“陶片放逐”符合原义也符合史实。过去学界将Ostracism译为“贝壳流放”，一则受到资料不足的限制，二则受到苏联史学译作的影响。目前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较过去有很大改善，统一Ostracism译名的条件已经成熟。
收稿日期：2008-10-12
注释：
①A Lexicon Abriged From Lin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London:the Clarendon Press,1920,p.503,“”.
②Nepos,Cimon,3,1.参见奈波斯著，刘君玲等译：《外族名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Suffragiis原型为suffragium，“投票”之意。
③Latin Dictionary plus Grammar,Glasgow: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7,p.217,"testa".
④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Bristol:Thoemmes Press,2000,Reprinted from the 1872 edition,Vol.3,p.373.
⑤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5,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34.
⑥参阅Meggis and Lewis,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lnscrip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45-47中的表格。
⑦M.L.Lang,"Ostraka",Athenian Agora,Vol.25(1990):8.
⑧J.B.Bury and R.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164.
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6,p.151.
⑩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P.166; 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Thi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21.
(11)［苏］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
(12)В.С.Сергеев，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й Грец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л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8，с178.
(1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8页。
(14)按照古典史家普鲁塔克的说法，6000指的是陶片放逐生效的最低总票数，而不是针对某一人的票数，参见普鲁塔克著，陆永廷、吴彭鹏等译：《阿里斯提德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0页。
(15)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1页。
(16)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页。此书中关于6000人的说法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是一致的。
(17)《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18)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2页。
(19)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0)胡骏：《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