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世界走向——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后现代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对现代西方文明困境的一种理论反应和文化反应，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整体文化现象对当代的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态度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与任何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一样，它既是人们对时代生活、时代情绪的感受和抒发，也是人们对时代的批判、否定和真诚的思想探索，因此，哲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贯注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德里达、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旗帜，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灵魂。在对当代文明困境的反思中，在对西方模式的现代性的追问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学说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照面了。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如何从整个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去清理它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如何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吸取积极的成分以发展辩证法学说，本文对这些问题做些粗浅的探索。
一、从思维方式看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我们勉强借用的一个模糊概念，它包括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主张，这就大致包括了奎因等人的新实用主义和罗蒂所说的自然主义；包括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考虑到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争辩和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特别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一样主张拆解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我们也把这种立场看作是可纳入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范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最有力地抗拒和否定的学说，其基本价值态度也可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并且柯多尔诺等思想家也被人们看作是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在我们对这一庞杂的哲学混合体进行粗浅的理论分析时，我们抛开其中各派哲学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社会学层面的批判，也抛开文艺理论中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基调分界的种种看法，而着重于从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特别是从哲学思维方式上对其进行讨论和判定。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一种后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方式。这里所说的“后辩证法”，是指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构成现代文明根基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反对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它力求打破和挣脱哲学思维中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哲学倾向与辩证法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辩证法对超验的形上的追求，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和哲学理想，它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理性信念的怀疑、厌倦和无奈，因而它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导致了意义的崩溃和确定性的消失，人类的经验、语言和社会生活被拆解成无意义的碎片或在结构中无限消逝着的无法捕捉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经验论的、现象论的辩证法。
从哲学思维方式这个根基去清理繁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我们可以梳理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些头绪。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加以比照，大致可以在宏观的哲学背景下给出它的哲学定位。
首先，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来源看，它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科学主义思潮的反叛，是对科学的明晰性、确定性要求的拒绝，因而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重复了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即从寻求哲学和科学的明确分界、寻求严格的科学确定性开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模糊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消解了科学的确定性终结，其中体现出知性思维方式推向极端从而走向自我否定的必然逻辑。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超出知性思维方式的局限，对明晰性、确定性、客观性的破解仍隐含着对绝对清楚明白的追求，正是因为无法获得绝对的确定性，索性抛弃任何确定性，从而导致相对主义和对理性主义的厌倦。
后现代主义哲学无法容忍辩证法的模糊和中道，不能接受绝对和相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辩证统一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确实，在实证科学研究的框架中，在知性思维方式有效的范围内，辩证法是无用的哲学胡说，它不能作出具有经验效准的科学发现。但如果涉及到对科学本身的思考，涉及到科学的客观性基础、科学的性质和科学的作用等“元科学”或科学学的问题，这就不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哲学问题，知性思维方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辩证法的似是而非却又是唯一清楚明白的东西。
总之，从思维方式的脉络去看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叛，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知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范围。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等学派或哲学运动本质上是效法精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知性思维方式去消除传统哲学的混乱和主观性，它的积极意义是确实消除了基于知性思维方式的某些形而上学独断，但它把辩证法也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则是错误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把这种原则用于分析科学、语言和社会生活，从而使包括实证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都失去了意义的确定性，其积极意义是这种以子之予、攻子之盾的破解方法暴露了现代哲学仍然隐蔽包含的知性教条，它表明辩证思维是唯一适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片面否定的辩证法、现象论的辩证法，它对在常识和实证科学中有效的知性思维的破解、对任何意义确定性的消解也是有害无益的。
其次，从思维方式看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可发现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联系，从而也可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态度有所了解。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都自觉地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的高度同化能力，马尔库塞批判它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使人失去了批判的否定的思维向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启蒙的自我否定，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对个性的泯灭和吞噬，批判科学转化为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技术控制，这些批判显然已经触及到对现代文明思维方式基础的批判。阿多尔诺这位“无调哲学家”对资本主义文明主旋律的消解和抗拒，使他成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从思维方式说，阿多尔诺强调非同一性、差异性、无调性，这也正是后结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它潜在地包含着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的否定和抗拒。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辩证法、非同一性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仍受到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影响，但它对差异、非同一性、否定性的片面强调虽有针砭时弊的效用，于学理上终究不通。这种思维方式的价值态度仍受到启蒙精神的深刻影响，所谓启蒙的自我否定，仍是要真正恢复和继承启蒙的原则和精神，它的基本价值态度是个体中心主义的、理性中心主义的，从本质上说，它仍是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则大异其趣，它对非同一性、差异性的执著已不再仅仅是对个性和自由价值的强调，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对抗和消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同一性和齐一性，而是要揭示和暴露西方语言和文化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要揭示和暴露声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乃至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传统的思维定势，以及人在这种形而上学和中心主义传统中的无奈。后现代主义哲学蕴含着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怀疑，也包含着对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怀疑，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发展中国家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它刺激人们思考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可能途径。
二、两种不同的消解策略
1.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策略
西方文化传统有很强的分析精神，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这种分析精神得到不断的强化，精细区分的、可操作控制的、直接有效的思维要求逐渐凝结为一种思维方式，并渗透在各个文化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思维方式曾是启蒙的力量，却逐渐变成一种统治一切的新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力量。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反对技治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揭示和显露它无所不在的专断权力。我们认为这主要就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和消解，因而它与辩证法有相同的任务。
黑格尔是最早系统批判知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知性思维也就是形式逻辑思维，也就是实证科学中运用的思维方法。粗略概括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形式性。它使思维脱离具体思想内容，而作单纯的形式推演，这就避免不了形式推理的主观任意性。克服知性逻辑的这个弊端，黑格尔强调辩证逻辑应该让思想沉入内容之中，按照事物固有的节奏去运动，把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统一起来。二是知性逻辑的抽象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谈到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与仅仅的共同之点混为一谈，认为这至关重要。知性逻辑通过外在的比较从对象中抽取出共同之点，并使共同点脱离对象内容而成为经验归纳和科学概括的知识，这种知识虽具有操作、控制对象的有效性，但却不能真正把握对象的本质和生命。黑格尔强调普遍性是具体的，是个别对象赖以存在的生动原则和根据，也可以说是对象的内在生命。与此相关，知性逻辑的第三个缺陷就是它的外在性。它把知识或科学看作是主体站在客体之外的观察、控制和整理，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进而也把客体对象看作是相互外在，从而可以进行比较、编排的东西。辩证逻辑或思辨的逻辑则认为普遍性逻辑是内在于对象的，逻辑先在于人的认识和知识，后者不过是人类精神对自在理性的自我意识。对人类知识的外在性看法，使科学知识失去了内在统一的基础，从而知性逻辑必然具有僵死性的特点。它把各种知识看作是相互隔绝的，至多只能寻求到一些外在的共同点：各种知识和概念是凝固不变的，如有变化也只是对新的经验的重新编排。黑格尔用辩证的整体性原则、发展原则消解知性逻辑的僵死性、凝固性，事物的自身发展、自我否定、自己运动是辩证法的核心，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是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和消解是近代以来启蒙理性的一次极有成效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片面地张扬科学理性的危险和危害，这是自卢梭给第戎学院的征文以来思想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又一次深沉的警告。但是，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批判实质是对传统的外延逻辑的批判，是对同一律作为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基础（恩格斯语）的批判，他企图用内涵逻辑、真理的逻辑代替知性逻辑，用思辨的绝对理性代替抽象的知性理智，这实际又是对启蒙理性的推进和完成。因此，黑格尔对知性思维的辩证消解不能阻止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向一切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渗透，对科学和逻辑的崇拜日益成为现代的时尚；黑格尔哲学自身却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对象。
在启蒙精神和科学主义的鼓舞下，20世纪哲学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英语国家在经过新黑格尔主义短暂的辉煌之后，英国经验论的传统重新占据统治地位，而来自弗雷格逻辑哲学的影响，使英美哲学走上了分析哲学的路子。在我们看来，分析哲学运动是科学主义最彻底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是以形式逻辑为分析工具，以科学作为理性典范，以启蒙精神为核心，因而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延续，是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由于分析哲学冷静理智的精神特质和高度技术化职业化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技巧，它似乎与人们的价值态度和生活理想关系不大，其实它却要提供一种科学世界观，也就是把科学转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拒斥形而上学，这是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共同的哲学纲领。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净化知识，消除知识的混乱，实际上蕴含着科学至上的价值判断，它是启蒙精神反对神学权威的延续。“上帝死了”的真实意义是对一切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扼杀。在纽拉特1929年写的《科学世界观：维也纳小组》这篇哲学宣言中，明确宣称维也纳小组的“观念思想来源于启蒙运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载《哲学译丛》1994年第1期）这篇宣言针对新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和神学化思想的增长”，强调要恢复近代的科学理性传统，也就是恢复被黑格尔辩证消解的知性逻辑的权威。
“物极必反”是一个浅显而又难以逃避的法则，当英美哲学刚刚沉浸在哲学科学化的欢乐中时，奎因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由此开始了发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摧毁和解构。奎因对现代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典型地示范了一种新的消解知性思维方式的策略，即用知性逻辑破解知性逻辑，用分析确解分析。此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大致莫出乎此。
奎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分析运用的仍是形式逻辑的工具，但分析的结果是：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经验论却仍保留着形而上学的教条。经验论教条基于某些似乎自明的东西，如意义、认识同义性、分析性等，恰是隐晦不明的。罗蒂后来更明确地指出科学哲学仍保留着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这里所说的盲目崇拜即包含着对形式逻辑亦即知性逻辑无批判的信任态度。形式逻辑不是自明的最高真理，胡塞尔曾讲过，可论证的不是最高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演绎推理的两个公理都是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怎样破解对逻辑的盲目崇拜？胡塞尔诉诸现象的直观；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力求用辩证逻辑限制形式逻辑的有效范围；奎因、罗蒂的经验论立场使他们不可能接受辩证法的超验性，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破解知性逻辑的僵死性和凝固性的消解策略，走向经验整体论、文化进化论。奎因讲破除了教条的经验论有两个后果，一是模糊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的科学”；二是转向实用主义。罗蒂晚近的著作强调某些偶然的机缘造成了语言和文化的进化。知性逻辑的僵死的确定性被消解掉了，真理成了基于生活实用目的的自由创造，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调，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调。
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提供了主要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话语，中心边缘、消解、解构、知识、权力、主流话语等等新的概念充斥在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文献中。但德里达自己却说“延异”不是概念，而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后结构主义作为消解策略，是从结构中破解结构，用边缘颠覆中心，从而使任何话语都消失在无尽的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结构主义原是解释学的对立物，它要消除解释学无法摆脱的理解的主观性，因此它强调客观性、科学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分析中发现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权力，每一话语系统而都含有权力的运作和规范。他对性史、精神病史的考察，对医院和监狱的思索，都发现了某种强制性的话语秩序，它设定了正常的规范和标准。福柯的消解策略是强调知识的断裂、非同一性和非连续性，消解掉自我学的人类中心论，使人和主体从中心滚向X。在充分展示出形而上学话语系统的权力控制之后，人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和反抗结构、秩序的强制。德里达关于“延异”的解释和阐发最典型地表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消解策略。他从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原则引申出他的“延缓”。从延缓即推迟出场引出在场和不在场，进而通过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获得了一种奔腾不息的语言之流的概观，这其中既无中心，也无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确定意义，从而把包括索绪尔语言学在内的意义理论全部埋葬。
我们认为，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但二者的哲学立场不同其消解策略也不同。辩证法要超越知性思维的有限性，去获得更全面更具体的真理，它是人类中心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则要破解知性思维的僵死性、规范性，它是无中心的、经验的、感伤主义的。前者是对现代性的警惕和矫正，后者则是对现代性的失望和无奈。
2.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和摧毁
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人类意识本性的意向性，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本体论设定和承诺，无论是认定事实上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存在论和本体论问题是哲学必须回答的。知性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从经验对象中剥离和抽取出共同之点，从而形成抽象概念，其中具有最高抽象性的概念也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它也就成为解释和说明一切经验现象的最高根据。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无论是对这一最抽象概念作唯名论还是唯实论的解释，由于知性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把抽象概念与经验对象外在化，所以总是把最抽象概念物质化、实体化，最抽象的概念被设想为可以自身单独存在的实体，这个实体作为本体成为整个世界的存在根据。这就是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所说的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设想实体作为本体的自身存在必然产生诸多的逻辑困难，比如，既然本体可以自身存在，它何以非要产生杂多的现象存在，自身存在的本体又如何能够产生杂多的现象？如果本体是一，它如何产生杂多的现象，如果本体最多，它又与本体的性质相矛盾，等等。对实体本体论的进一步思考则涉及到了哲学家的价值态度。西方传统哲学为什么要建立实体本体论的哲学，这种实体本体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实体本体论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神话激起了现代哲学家的愤怒，而在拒斥形而上学和拆解实体本体论的哲学运动中也显示出现代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界限和分别。
按照枷达默尔的看法，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即已开始了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也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消解。这与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可以相互比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是旧哲学的终结，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指明了走出这个体系迷宫的道路。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是自我意识的辩证法，自我意识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机能在自我意识中的逻辑展现。实体不再是单一的抽象概念或这一抽象概念的物质化，而是发展着的自我意识诸逻辑环节的统一。在这样的意义上，唯心主义辩证法既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也是对实体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消解。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黑格尔把统一一切矛盾的理性看作是存在的普遍结构（《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载《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另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达到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评，透露出后现代主义哲学拆解实体本体论的更深刻的动机，这就是对任何先在本质决定的拒绝，对个人自由的执著追求以及对自由的难以把持与无奈。
罗蒂认为，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叛黑格尔主义，是向后哲学文化运动的环节，但由于他们是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因而在向后哲学文化运动中半途而废了。逻辑和科学崇拜，是后哲学文化必须消解的最后的“冰块”。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哲学作为一级真理、没有学科帝国主义、没有概念帝国主义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是在偶然的机缘中、在自由的创造中自然进化的文化，没有什么指引或指导文化的进化，这是所谓自然主义的新实用主义。在破除了镜子哲学的客观性保证之后，消解掉了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之后，在取消了哲学学科的特权之后，哲学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它不再是提供认识基础的认识论，而是理解和沟通的解释学，这是罗蒂所说的由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向。
实体本体论是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和学科帝国主义必然相关的形而上学形态。欧洲哲学的人文主义背景使它更集中地反对概念实体化、术语化的遮蔽，伽达默尔在《摧毁与解构》中指出黑格尔之后消解和融化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的三条道路：一是海德格尔的向希腊语言的原始性回归之路，它深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和统治地位之背后，在概念的光亮中取回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二是解释学之路，在与“历史本文”的会话中唤起已经失落的意义；三是德里达的解构学之路，它在一“书写”的本体论概念中，用不断叠加的痕迹或“道道”根本上消除意义的统一性，用“延异”炸开一切指向统一性的聚合。
海德格尔用语言内含的丰富的原始性经验和存在感受消解僵死的概念的术语，伽达默尔用无主体的“本文”集合即传统取代概念性实体，德里达用延异即不断伸展和拉长语言集合的策略消除意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这些不同的拆解策略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其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德里达的解构学，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始源性的追求就是形而上学的神话，福柯也认为根源性、连续性是统治19世纪的主题话语。德里达指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没有摆脱近代哲学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在场形而上学把意义、理解、澄明设想为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照面”，未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德里达用“延异”的策略把主体和客体都消融在语言之流中，主体是为语言之流占有的主体，客体也为符号代替或延迟出场，从而再没有对主体显现或为主体理解的意义。我甚至觉得“延异”作为不是概念的概念，有点类似于中国哲学的不可道的“道”，在大道流行之中或在语言之流中主客体的区分泯灭了，知性的意义和理解消失了。
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都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破解，但二者的哲学目标、哲学旨趣却大相径庭。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要建立一种合理形态的本体论，既作为事物的概念而又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本性只能是辩证的；自我意识的辩证本体论是人的自由和理想人格实现可能性的哲学论证；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启蒙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它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虽有反思批判，主要却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的质疑和批判，实质上是对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的怀疑，是对欧洲文明根基和欧洲中心主义哲学的动援。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欧洲现代化的模式吗？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思考给予了有力的思想刺激。
三、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西方已持续了30多年，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仍有很大影响，时代的发展和哲学家思想创新的努力也必然使人们思考越超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途径。
按照我们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消解主要是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和解构，而它的更为根本的关怀仍是现代文明中人的处境和真实。后现代主义哲学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理想、神圣和崇高变成丧失意义根基的东西，把启蒙精神和近代哲学的主体原则看作是“自我学”的幻觉，主体或人消失在没有客体、没有意义的黑暗中。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看法虽然具有消除形而上学欺骗、消除任何话语系统的中心地位，从而使人面对平凡的、真实的世界和人生的积极意义，但人却不能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即便世界没有意义人也要给世界创造出意义。德里达和福柯充分意识到西方语言固有的形而上学性质，他们并不奢望重建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语言，也并非想真的把一切意义全部埋葬，他们只是强调和显示形而上学和话语中的权力无处不在，从而使人们对之有所警觉和限制。即使如此，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构策略和价值态度仍难免偏激和片面的毛病，按我们的看法它是用知性逻辑破解知性逻辑，没有摆脱它所竭力反对的知性逻辑的框架，它至多只是达到了现象论的、经验论的辩证法，即把现象、符号系统和话语系统看作是无限关联的无限伸延的赫拉克利特之流，这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是外延的无限。因此，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可能途径只能是辩证法学说及其辩证的思维方式。
70年代以来，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西方新一代哲学家的思考中心，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超超解释学和结构主义，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等等，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重建人类理性信念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某种普遍准则的努力。这使辩证法的思想传统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被重新唤醒，也使它受到新的反驳和挑战。
首先，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及其悲观主义是重建理性信念的起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是对客观主义、绝对主义的否定和消解，也是对科学至上、技术统治的现代西方文明形态必然崩溃的预言，新一代哲学家理解和赞成这种批判和警告，他们也同样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傲慢理性主义，反对启蒙精神为人类设计理性计划的狂妄，并认为这种理性计划已经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危险。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实际上否定了人类理性的创造生活的可能性，他们否定技术理性、知性理性实际就是否定人类全部理性样式，这表明他们没有超出知性思维的视野。哈贝马斯、伯恩斯坦以及晚年的伽达默尔等强调交往理性、实践理性，力求从一种新的理性视野中探索重建人类理性生活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哈贝马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和社会批判理论的一贯精神，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中被扭曲的交往，力求建立一种交往理性的原则或普通语用学规则，进而思考社会进化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选择（参看《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伯恩斯坦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蒂和阿伦德的讨论中发现了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即都在为“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运动而努力”，为恢复实践的含义并献身于加强那种奠基于对话共同体的联合这一实践任务而努力（参看《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四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当代哲学对交往理性、实践理性的探索，对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性、共同性的寻求，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超越，它也包含着对传统辩证法理论的批判。伯恩斯坦一方面赞扬黑格尔比其后许多思想家更为锐利，说他最敏锐地理解现代人建立新的普遍性的共同体的悖论，这个悖论似乎是说现代人企图运用集体的意志理性地设计共同体时，必然陷入失败或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也赞扬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确定性观点或革命者的自信。没有保证，没有必然性，没有‘历史的逻辑’表明必不可免地会通向包含全人类的和在其内相互判断、实践言谈和理性说服繁荣发展的对话共同体。”（同上书，第288页）显然，在伯恩斯坦看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仍未摆脱近代科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和客观主义立场，仍以客观性、必然性作为理性信念的保证和依托，而这种基于历史逻辑的理性设计同样是盲目自信的，是危险的。
最后，当代哲学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在方法论上和理性态度上对我们多有启发，它刺激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哲学是通过把知性逻辑推向极端从而达到了现象论、经验论的辩证法，那么哈贝马斯、伯恩斯坦等人则是以谨慎的、谦逊的理性重建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特征是思辨的、批判的理性设计与直觉的经验验证相结合，它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信念中思辨地设计某些普遍的规则，这些规则作为理想和乌托邦提供了批判现实的尺度和规范，同时它又在现实中接受检验和修正。以一种探索性的、建设性的理性态度实际地参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对话和实践，这也是当代哲学对自身使命的新认识。我们应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精神，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对知性思维和实体本体论辩证消解的合理内核，甚至需要吸收东方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不丢弃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有益见识，也才能更有成效地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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