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对美国参议院拒绝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论_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对美国参议院拒绝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论_极端民族主义论文

美国极端民族主义——评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参议院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条约论文,核禁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8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决议案。这是1919年底参议院否决同样由美国行政当局作为主持者之一发起和制定的凡尔赛条约(其中包含威尔逊政府积极倡导的国际联盟盟约)以后,美国国会首次拒绝批准一项重要的国际安全条约。这一举动使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遭到重大失败,其原因需要予以全面展示,其后果则需要引起严重警觉。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基本原因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1996年9月在第五十届联大会议上通过的。该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以全面禁止核试验来更有效地防止核扩散,并且推动核裁军。到本文完成时为止,世界上已有154个国家在该条约上签了字,其中51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已予批准。作为世界上头号核武器大国和防止核扩散体制的主要支柱,美国一方面积极发起和推动全面核禁试条约,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地拒绝予以批准。这幕讽刺剧从根本上说,出自美国的国内政治运作和它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前者指否决全面核禁试的动机——那广为人知的党派斗争目的,后者则指美国国会内膨胀着的民族主义,它历来构成美利坚民族文化心理中一个有时会恶性发作的病根。

就党派斗争目的而言,在美国参议院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人一心要以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来使民主党及其行政当局难堪,以增加共和党赢得2000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1996年9月克林顿在条约上签字后不久就报请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保守派头面人物赫尔姆斯却把议案长久搁置起来。其态度在1998年1月他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称“这个条约在10年内不会生效”。(注:Arms Control Today,January/February 1998,pp.28,37。)是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继续占据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在此有利形势下,参议院共和党人最近突然提出要对条约进行表决,因为共和党断定目前要在参议院获得批准条约所必须的2/3多数票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果然如此。

除了党派斗争动机以外,美国国会内弥漫的极端民族主义也不容忽视。美国对外政策一直深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心理及观念的影响,(注:参见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1987)。美国民族主义大体相当于该书阐析的"Visions of National Greatness"。详见该书第二章。)尽管后两项因素往往同第一项因素相抵触。美国的民族主义(或称“美国主义”)对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非同小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会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曾数度膨胀,对美国外交甚至国际政治造成了重大的恶劣影响。1919年美国参议院内以亨利·卡伯特·洛奇(共和党人)为首的多数派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精心设计并且得到所有战胜国赞成的、有关集体安全体制的国际联盟盟约,理由是盟约第十条有可能将一个不情愿的美国拖入欧洲国际争端,并剥夺国会行使宪法规定的宣战权。自行其是而非国际协调,无限主权而非国际责任——这就是洛奇及其支持者的思想纲领。美国参议院对威尔逊集体安全体制的否决造成了严重后果:就潜力而言,最强大的美国由此处于欧洲国际政治之外,这同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其它重大缺陷和弊端一起,造就了新一场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国际体系结构性原因。(注:时殷弘:《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析》,将刊于《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第一节。)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内)以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甚嚣张。孤立主义者们唯恐其它列强和国际联盟干扰美国的行动自由和妨碍美国的无限主权,唯恐欧洲的权势政治家们引诱美国为自己火中取栗。此类担心再加上对旧世界国际政治的鄙视,使得美国在很长时间里坐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1935年至1937年国会通过了三次《中立法》,就是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它们使美国“在侵略者横行于欧洲(和亚洲)之际,完全抹煞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区别,其方式是立法规定了一套对这两者的限制。”(注: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37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在国会立法活动中的表现,无疑包括参议院拒绝批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加在许多多边军事同盟条约中添加关于行政当局履行条约义务须经各缔约国“宪法程序”批准的规定,(注:参见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3rd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1977),p.122;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9册(1954年),3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尽管这些表现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其它原因。当然,二战后的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并非只见诸行政当局之外。主持80年代美国国务的里根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美利坚原教旨主义者。(注:“他不折不扣地信仰美国例外论,相信他的国家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善良力量据有独一无二地位,并因此负有在任何发现邪恶的地方反对邪恶的责任。”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3rd edition(New York,1995),p.129.)这次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除党派斗争目的和在共和党人中往往格外顽固和强烈的强权政治、黩武意向和实力外交观念之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认为国际全面核禁试体制将束缚美国的核军备自由,在中长期意义上损坏美国的核武力优势,将美国的战略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拱手让予一个美国在其中不能为所欲为的国际体制掌管。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美国国会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美国参议院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否决体现了美国国会内极端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那就是非理性。它以一种几乎完全不可理喻的方式,既破坏了国际社会一目了然的共同利益,也破坏了美国一目了然的战略利益。

全面禁止核试验具有三大意义:第一,促进防止核扩散;第二,便利推动核裁军;第三,帮助培育和发展世界普遍安全体制。其中,第一项最为直接,也最为紧迫,而且正是在这方面,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已无必要研制更先进的一代核武器,而现有类型的核武器已基本上试验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单独停止试验,其它一些国家就可能通过核试验在技术上缩短同美国的差距,因而美国保有的核优势就可能逐渐减小。更重要的是,在未确立有效的全面核禁试体制的情况下,某些实在和潜在的地区性强国,包括那些被美国视为反美(或可能反美)的国家,多半迟早会研制核武器,从而使美国面临新的直接安全威胁,或者使一些对美国来说重要或至关重要的地区陷于严重紧张甚至核冲突。事实上,在全面核禁试条约酝酿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明已接近核试验,其它几个国家也已被怀疑将这么做。美国正是从自己的安全和霸权利益出发,才在近年来积极促成全面核禁试条约。虽然美国倡导全面核禁试并非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甚至也几乎远不能被当作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但是反过来,如果为了抽象的国际公平而允许所有国家都掌握核武器,肯定是无大利而有大害。有核国家一多,说不定什么国家(特别是国际处境险恶,国内又困难重重的国家)在什么时候就会不负责任地使用破坏力极其巨大的核武器。固然,一个即使充分有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体制也不能完全防止核武器扩散,因为效能不高的低级核弹不通过核试验也能研制出来,但是对目前的无核国家来说,要成功地研制出爆炸力很大的氢弹或高级原子弹,至少现在和将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不进行一定的核试验还是做不到的。核试验不予禁止,核武器的扩散就无法制止。

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涉及的是事关国际安全基本原则和体制的重大问题,对该条约的否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即使目前美国行政当局会像它已宣布的那样继续遵守这个条约。首先,这一否决将损害防止核扩散事业。不仅美国政府因此而难以或无法说服印度和巴基斯坦放弃核试验,也会使其它某些国家得到开始或继续从事核研发的借口。其次,它妨碍了逐步走向普遍核裁军的势头。早在1993年讨论该条约无限期延长问题时许多国家就有保留,他们同意延长的前提是核大国积极推动核裁军进程,而美国参议院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否决显然会使这一进程复杂化。就近期来说,一个很可能的后果是俄国杜马以美国参议院为师,拒不批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重要的核军备裁减或控制协议。最后,美国参议院的否决阻碍或损害了世界普遍安全体制的逐渐发育,因为核禁试体制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防止核扩散体制合起来构成世界普遍安全体制的一大组成部分——世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体制——的一个核心要素。可以说,美国参院带头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损害了对世界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军备控制的大厦,是对全球国际社会基本利益的重大破坏。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罔顾民意的不负责任行为也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共和党人反对核禁试条约的一项基本理由,是美国只有依靠继续核试验,才能确保自己的核优势,也才能防止其它国家即使在全面禁试条约缔结后仍能通过继续试验的违约行为来赶超美国。然而,这分明是一种从狭隘心态产生的杞人忧天的过头恐惧。据有关资料统计,半个多世纪里,全世界总共进行了2046次核试验,其中美国进行了1030次,(注:Arms Control Today,August 1996,p.38.)获得了许多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宝贵资料。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缔结使后起的核国家难以进一步研制更先进的核武器,从而使美国更能保持住通过这1000多次核试验而取得的技术优势。此外,美国自1992年以来一直依靠其在新能源、新材料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的优势,通过电脑模拟和非核子爆破试验来发展核武器。1994年,美国能源部开展了一项库存维护技术与管理计划(Stewardship and Management Program STMP),其目的在于保持美国核武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并且维持一支精干的核武器研制技术队伍,以便将来仍有研制新型核武器的能力。根据此项计划,美国建立了几处大型的模拟核爆炸的设施。其一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设施(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 NIF),该设施用192台激光器进行实验。由于这种实验的物理过程与氢弹物理过程非常相似,所以被用作研究氢弹的核聚变过程。其二是建立双轴x射线流体力学设施(Dual Axis Radiographic Hydrodynamic Facility DARHF),用以拍摄次临界状态(Subcritical)的核爆炸过程。此外,美国还有一个旨在更好地模拟核爆炸的高级战略计算计划(Advanced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负责。据说按照该计划已交货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是并行式的,由9000个奔腾PRO芯片组成,运算速度可达每秒1.8万亿次,将来的速度可达每秒500万亿次,(注:National Defense,September 1996,pp.36-37.)远远超出其它国家大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总之,雄厚的物质基础加上至少目前无以伦比的高科技优势,使美国无须进一步核试验就能确保核武器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并且保持研制更新型核武器的能力。可以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只会限制了别国而没有真正限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此坦白地说:“关键是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或工具,阻止其它国家进行核试验。我们单方面停止了试验,我们什么也没丢,我们却有了结束世界范围内核试验的

可能。”(注:戴荣:“美国带了一个坏头——否决核禁试条约”,《解放军报》1999年10月8日。)因而,即使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看,参议院对全面核禁试的态度也是不可理喻和偏狭透顶的。

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根源

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到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在英帝国中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自身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加上地理上同英国相隔遥远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实际自主程度的逐步提高,北美殖民地人开始出现了白人认同的民族意识,并最终导致1775年爆发独立战争。美国革命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发展。大陆军的官兵驰骋于北美大陆,突破了地方局限,为了共同的独立事业而战斗,这对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独立革命运动也促进了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诺厄·韦伯斯特于1783年出版了《拼字课本》一书,强调美国文字的独特拼法和用法,并且以爱国主义的激情鼓励美利坚人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注:杨生茂主编:《美国史新编》,1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建国以后,美利坚民族主义促进形成了联邦制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治统一(《联邦党人文献》便是这方面留下的政治思想经典),加快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并在19世纪中叶鼓励北方人民浴血奋战,制止了南方奴隶主制造的国家分裂。然而在地缘位置相当特殊、国家实力迅速壮大的情况下,经一些精英集团鼓动、引导和改造,原来就包含负面因素的美利坚民族主义愈益走向反面,形成了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犹如19世纪后叶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蜕变为它们各自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样。(注:关于欧洲列强民族主义的蜕变,见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p.31:Hans Kohn,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revised edition(Malabar,Florida,1982),p.50.)美国特色的极端民族主义汇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情绪、意向、观念和信条:

第一,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传播者和自由世界的当然领袖。美国由一个“热爱人身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所”(注:托马斯·潘恩语,见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p.20。)一跃成长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这使美国人执著地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唯一真正合理的社会制度,美国应当把它推广到全世界,而无须向别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如何。由此,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既相对立又相通,它们一起长期以来蒙蔽了美国人对外国事务的洞察力。也因此,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中有着非常浓烈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托马斯·潘恩就告诉美国人“我们有力量去重新安排世界”,110余年后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更是宣布,“今天美国是……实际上的君主,它的命令对于其干涉所及的臣民就是法律。”(注:Ibid.,p.19;Oscar T.Bark Jr.and Nelson M.Blake,Since 1900:A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Time(New York,1965),p.113.)

第二,同美利坚民族相比,所有其它民族(甚至包括不列颠民族)都是低下的和不可真正信任的。这一点,乃美国极端民族主义最重要、最有特征的情绪或信念。它们之所以低下和不可信任,若不是由于有欠文明或根本不文明,便是由于其文明或民族心理已陈腐败坏,包括野蛮、排外、专制、好战或醉心国际权术等等。美国是它们妒忌、敌视、欺骗、讹诈或利用的对象,国际体制则是它们同美国的过于天真的“国际主义者”们合伙束缚美国自由、限制美国主权的圈套或紧身衣。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50年代的麦卡锡和当今的一些参议院共和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偏狭、封闭和乖戾的防范心态或信念,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近年来往往被人忽视或轻视的一个层面。(注:参见Robert Dallek,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Culture,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New York,1983),chapter 4:Richard H.Rovere,Senator Joe McCarthy (Cleveland,1960);蔡佳禾:《退向未来——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

第三,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中还有种族主义的影子,而且这并非仅仅是一般的白人至上,还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族白人至上。在一些美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人的种族特性被认为是除天生特别热爱自由外,还特别勤奋、聪明,特别朝气蓬勃,道德观念强,管理能力强等等。19世纪末年,“格外民族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者”、共和党大人物艾伯特·J·贝弗里奇宣称,美国注定要成为“一个命运更高贵的大英格兰”。而他的同时代人,在美国种族主义思想方面更为著名的乔赛亚·斯特朗则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纯基督教精神和公民自由的唯一载体,能够赢得行将到来的“种族最后竞争”。(注: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p.787:Richard Hofstadter,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revised edition(Boston,1955),pp.178-179.)当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人中间的种族主义已大为衰减,而且丧失了任何“合法性”,以致无论何种公开的白人至上或盎格鲁—撒克逊族白人至上言论都不能被社会接受。但是,有如种族歧视残余在美国仍以种种法外的和有违社会道德主流的形式存在那样,白人至上或盎格鲁—撒克逊族人至上作为传统情绪或信念,仍影响着不少美国人,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外部世界和外国的态度,尽管或许是潜意识的。

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行为

外交政策吸收或部分地体现民族主义情绪或思想,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问题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不时以趋于极端的形式存在。这在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华行为中有时表现得相当明显。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掀起的所谓中国“间谍案”就是一例。这里不妨以另一例即“政治献金案”为个案来解析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行为的某种关系。

早在1997年初,美国各大媒体关于“中国卷入美国政治献金案”的报道甚嚣张,称中国自1995年起制定了一项计划,拟花费200万美元来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注:孙茹:《评〈政治捐款案〉》,《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一美国媒体还宣称,中国驻美大使馆指导了这种捐助。1997年7月,国会就此举行听证会,某些国会议员以此为讲坛,指控中国政府企图向克林顿总统提供非法捐款,试图收买和拉拢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某些政界要人。“政治献金案”刺激了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对华态度不友好的宗教、工会、人权组织及一些议员借题发挥,使中美关系1996年下半年出现的缓和气氛陡然逆转。共和党抓住“政治献金案”大事鼓噪的做法,背后有美国政治运作中党派斗争的一面,还有反华势力破坏中美关系的一面,不过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对外国通过美国国内政治谋求对美影响的接受程度或容忍程度,其中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的那种过度防范和过度疑惧心态尤其令人警觉。正是由于这种防范和疑惧心态,美国国会对捕风捉影的所谓外国介入美国选举过程的追查和它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远远超出它对现行竞选筹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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