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知识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三百年多年来，科学发展的规模和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和社会不断紧密相联在一起，（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已成为整个复杂的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ies）的核心（C.Freemam 1982）〔1〕。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特征：（1）由于仪器设备的昂贵和复杂，更重要的是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实验室内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性质正在发展变化——实验活动趋向研究团队的工作（Team work），个人独自承担的行为已不再适应；（2）从更一般的水平上说，科学和技术的适当区分在实践上开始失去意义，虽然在原则上仍可坚持；（3）大的工业实验室从事基础研究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了，这意谓着对科学知识的开发已成为大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4）由于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科学和技术已牢固地立于政治领域：所有政府的职能都包括对科学技术的投资、管理和规范〔2〕。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的产生鲜明地表现为一种生产性活动，即是某些人在某个地方制造出来的，并供另外的人使用。科学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渐趋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模态，科学社会体系中的传统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在体制转型的中国尤其显著。因此，从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背景下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对于认清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成长和运行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按科学社会学的观点，科学是一种具有智力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探索新知识的活动，群体互动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基本机制。象物质生产一样，科学知识的生产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的氛围、报酬机制和控制机制等几方面的内容。这几方面的内容是由涉入科学知识生产的不同角色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的。本文根据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做一分析。
依据科学的“内部”社会学方法论，本文的出发点是分析一个完全忽视外部力量的科学“模型”，假定科学知识只是“为了自身的原因”积累起来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可能的应用。科学通往社会是知识通过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向外流动〔3〕。这一模型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揭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本身固有的活动规律，由此才能解释科学活动在综合环境中的实际表现。就象把运动假设为理想条件和把物体视为质点，揭示出了物体之间的力学关系是万有引力定律，由此才能解释实际环境中具体物体的力学行为。同时，这一模型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世纪以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因此，这一模型揭示是科学活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内在运行规律。尽管在环境的影响下，它的表现形态会发生变化，但“内核”始终是存在的。
因此，本文依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思路，首先分析这一模型下的科学知识生产的学科生产模式，然后分析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学科生产模式的变化特点，由此进一步说明在解决具体应用问题中所产生出的超学科生产模式的特征。
1 学科生产模式
按社会学的观点，科学可以定义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探索自然规律的活动〔4〕。我们首先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从逻辑上来分析科学知识生产内部的社会学机制。
科学事业可以看成由独立的或交叉的学科专业领域构成的复杂网络，每一个处于新兴、生长或衰退阶段。在一个学科内，在相似问题领域内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构成一个专家共同体。专家共同体的成员在观察事物的方式、定义研究问题和设置技术路线等方面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这通常称为范式。专家共同体是以交流网络或其他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说，科学具有多种不同性质的内在结构，由各种共同体或专家组构成，每种具有独特的实践形式和特殊的交流模式。
以学科方式认识的基本特点是获得新知识，认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带有专家群体互动的性质。
科学家首先是以其他科学家的工作为基础，在专家共同体共有的范式所决定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的导引下从事研究活动的。目标的优先选择是问题蕴含的质量决定的。其次，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受着技术规范的制约。但是，科学家得出结果，只是科学认识的第一步。这一结果是否是新的发现，必须由从事相似课题的其他科学家以不同的形式（引证、评论、批评、应用）对它进行检验和评定。这样，科学活动本身要求一个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要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公开，成为公共部分〔5〕。
因此，科学认识活动呈现出一种社会关系的性质，科学家是在与其他科学家的互动关系中从事研究的，虽然科学家个人的创造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交流活动始终渗透在整个过程，不仅科学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要通过与其他科学家的交流来判定，而且科学家在选择课题时，对相关工作的质量和前景做出可靠估计，以及采取什么方式研究，也要与其他科学家接触、交流。
在学科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中，质量的控制基本上是由同行专家对个人贡献的判断来维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为了得到基金支持，研究者必须构成一个能以特殊方式得到同行承认的研究问题；而后研究结果应当首先理想地通过科学共同体业已创造出的正式交流形式（如科学会议和科学刊物）向同行公布。在同行评议中，选择这些有能力评议的同行专家是基于他们以前对学科所做的贡献。同行评议具有认知维度（什么问题、什么技术对研究工作是最重要的）和社会维度（谁有资格继续解答）。这样，同行评议过程使得研究者集中于对学科发展的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在这种以新发现为价值导向的群体互动中，围绕鼓励创造性，科学活动形成调节自身活动的规则和习惯：提倡研究动机的无私利性，要求成果的公有性，评定他人成果的普遍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赞许从他人中得到的受益，禁止作伪和剽窃。这些规则和习惯规定了科学系统中什么是合适的、期望的行为。这样，科学是一种结构化的活动，包括认知规范和社会规范的紧密作用。认知范式和社会规范决定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来实践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的构成要素，与这些规则相系的实践形式被定义为科学的，而相违背则是不容许的。这样的规则形成的信息指导线指导和调节着科学家的行为。
图1 学科生产模式示意图
以上分析表明，科学作为一种追求新知识的相对独立的活动，本身存在着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由此，由交流联系起来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的互动机制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起着选择、评价和分配科学资源的作用，从而保证了科学知识生产的质量。
2 学科生产模式和社会的适应
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世纪科学在大学中体制化以来，科学的自主性成长开始成形，科学在认知领域的专业化和社会领域的职业化不断发展，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发展成熟，成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主要模式。
以学科形式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的预设是探索新的真理性认识，相信理论的进展可以带来无尽的应用前景。从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看，科学被视为社会的外在变量，科学的进程完全是科学发现的自然进程，这些发现然后转变为各种各样的技术进步形式，从而为社会和经济进步提供动力。
随着科学的实际用途日益显现，政府、工业界开始利用和支持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开始在大学体制化，科学家开始从事政府和工业界的合同研究以及咨询工作； 同时，建立在企业内部的科学研究——工业研究开始出现，这是把科学研究引向实际应用的直接设置。这样，社会其他建制的力量开始不断对科学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科学和其他社会活动开始发生着直接的相互作用。由此，科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与其他行为者的价值和规范发生冲突和适应，这使得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
2.1 工业组织中的学科生产模式
科学和企业遵循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和规范。对于企业来说，组织目标是遵循经济利益对各部分职能部门进行整合，采用的控制方法是科层（bureaucray）管理制的分层（hierarchy）控制，采用的激励手段是物质奖励和职位提升；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科学中的社会控制由科学同行保证，强调研究自由、科学标准、研究的创造性和对科学共同体负责，奖励形式是同行给予的学术承认。
工业实验室是科学和工业相适应的产物。这首先体现在工业实验室的目标构成上。深受学术教育的科学家喜欢深入探索式研究和推进科学知识的进展，而实业经验丰富的企业经理则要求科学家专注于对企业发展有直接利益的特殊领域，甚至直接为生产的常规技术操作服务。科学和实业两方面的冲突，以及研究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使得工业研究的目标具有相当的可变性，依赖于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性质。一般来说，工业研究的目标是逐步增加的：增加公司的运行效率——改进产品和工艺的研究——有商业利用价值的应用研究和探索性研究。经过实践冲突和适应，表明：当研究和其他部门职能明确地分开，当研究的几个功能各自按其结构安置，研究目标的完整性就能得到保证〔6〕。
在对科学知识生产的控制方面，始终存在着企业的管理控制和科学传统的同行控制之间的冲突和适应。企业管理方和科研方都面临着两难：企业需要那些有足够实际判断能力的人指导科学研究，但也需要使科研和其他活动相联合；科研方面临着管理控制，需要保持科学的自主性。结果，经过不断冲突和适应，产生出双方都接受的形式，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组织的构成许多组织结构是以学科建立（科学标准）的，也有一些是按工业发展中问题建立的项目/问题结构型组织（企业标准），即根据所出现的问题，选择不同的专家构成研究组织。后一种类型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但是，也容易阻碍研究人员的好奇心和创造性，且研究工作没有连续性。因此，在发展中把两者结合起来，即科研人员平时在学科组织有固定的位置和研究课题，需要时临时组织项目问题研究组〔7〕。
（2）研究课题的选择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的职业规范教导他要自由地从事他感兴趣的工作，遵循研究自身的逻辑进程。对企业来说，出于自身的目标，要限制这种自由，以保障提高研究成果商业利用的机会。但是，企业又必须依赖于科学家的首创性，因此出现各种妥协办法：邀请科学家向主管提出研究课题的建议，给科学家一部分时间自由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让有名的科学家自已选择课题，专门从事基础研究。
（3）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对研究人员的激励追求知识贡献的科学职业要求科研人员通过向同行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职业承认和尊重。而企业则寻求通过新的或改进的技术，对生产和销售做出贡献，并通过地位、权力和收入的方式奖励商业成功。激励系统是科学和工业相冲突和适应的一个主要领域。第一流的工业实验室都是把职业刺激和组织激励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研究的评定标准，工业界根据自己的目的做了修改：工业研究是根据企业的目的而不是它们所雇佣研究者的动机来定义的，即一项研究是基础还是应用不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关注的是获取知识还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使用知识，而是根据研究的结果〔8〕。
工业研究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知识生产的面貌。虽然追求利润的企业行为和追求真知的科学探索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经过冲突和适应，发展出为多种交流和合作的方式，科学研究由一般原理转向具体的系统和过程。在促进科学解决应用问题的同时，不仅促进了学科发展（一些最优秀的工作是在工业实验室做出的，如贝尔实验室的半导体物理学、射电天文学和信息论等），而且在一些特殊的技术实践领域（如航空、计算机、半导体），产生出一种新类型的研究——特殊领域的通用研究，如广泛的设计概念、工艺的普遍性质等等，这既不同于大学的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工业的应用研究，超出了现有学科的框架。
2.2 学科生产模式和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
随着科学知识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源泉，国家和社会各种力量对科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一个国家来说，需要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根据科学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潜力，选择优先支持的领域。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也使得各方对科研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关注日益增强。这样，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就不是完全按学科范式的逻辑轨道前进，而越来越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群体互动的特征。
首先，专家共同体之外的角色开始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用Knorr—Cetina 的术语，即变的超科学领域（Variable transscientific fields）——包括一些不容易归为“科学的”的人和论断，影响着研究过程和结果〔9〕。科学家的个人关系网络是由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项目管理者、知名科学家、研究生、博士后，甚至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不同的角色构成。这种网络为科学家提供个人研究资源，影响着问题的选择和优先性的设置等。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家的行为染上了很浓的经济色彩。用Bruno Latour的语言来说，科学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可信用循环（cycles of creditibity）规律的支配。即科学家的所有声望和物质资源都具有可信用性或偿贷能力，而科学家的有关研究的各种行为是为了获得信用，以便再投资并进一步获得信用〔10〕。
其次，与此相随的是，围绕研究基金，从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发展出广泛的生存战略。科学家开始在既定的学科范式框架里工作和在仪器、人力等资源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集中在足以引起同行和资助者注意的有挑战性和有意思的工作，并力图把自己特殊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作为范式。由此，许多科学家成为“企业家”，锻炼着把自己的研究兴趣翻译为适合其他活动议程（如商业、公益）的语言，这样产生的研究问题意识就超出了专家共同体关心的范围，不得不模糊学科界限以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差别，转向特殊问题领域。而问题领域的最后形成需要与社会其他参与者合作和联结，于是科学知识的生产向社会领域中分布。
3 超学科生产模式
从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看，在应用问题的导向下，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就会向应用问题模式扩散，科学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产生于特殊的应用背景中，逐渐超出学科生产模式，形成一种与学科生产模式并存的新的模式——超学科生产模式。
超学科生产模式产生于多样化的知识供给方和不同特殊化知识的需求方之间的相互作用，知识的生产向社会领域中分布，这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化考虑。尤其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环境、健康和通讯等公共关心的研究刺激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兴起。
所谓超学科1)生产模式是指问题的选择和解决是围绕着特定的应用背景而超出了学科的界限。这种知识对于政府、工业和社会是有用的，有用性要求自始至终都存在。知识的产生是经过连续不断的商议，必须包含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解决在特殊复杂应用背景之下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技巧，因此研究组是由不同类型的专家构成的（有些还包括社会科学家、律师等），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化，研究组的组成会发生变化。针对特定的问题，需要达成特殊的一致以适应认知的和社会实践标准。这种一致依据怎样符合应用问题的要求，最终的解决是超越学科的。
M.Gibbons等人研究指出，超学科生产模式存在着四个明显的特征：
（1）根据特定的应用背景，发展出独特的、进化的解决问题的框架。这种解决不单单是、甚至不主要是现有知识的应用。这种框架一旦形成，不容易分解为不同的学科的构成；
（2）发展出自己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型，这些并不一定在现有的学科结构图上。而是在研究进程中积累进展的；
（3）在研究过程中，紧密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少的。研究结果的交流首先是在参加者之间。
（4）问题的解决能力是在移动中，一个特殊问题一旦解决，就可能成为进一步构成的能力。但是，比起学科定向来说，这种应用移动的方向难以预测。因此，这种知识生产的研究“范式”是进化的，依赖于研究组不同人员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认知场”，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创造性。围绕着集体性创造性形成的认识规范和社会规范是流变的〔11〕。
在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中，参加者不只是科学家。不同参加方的社会性的责任始终弥漫在整个知识的生产中，这不仅体现研究成果的解释和扩散，而且体现在定义研究问题和设置优先性上。这些与参加方中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和优先性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个人和群体从传统上看是在科学技术系统之外的。因此，个人的有效作用必须以考虑所有角色为基点，这使得所有参加者之间更呈现出反复性相互作用的特点。因此，在应用背景下工作的科学家有很强的对其工作的广泛涵义有很强的敏感性，知识的特点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理论和实践是不断往复的。
在特殊的应用背景下，研究问题的意义定义和结果评价标准不仅仅是由同行确定的，而是包含带有不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多种角色构成的科学－社会共同体确定的；不仅仅基于不同的知识标准，而且基于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标准，如竞争力、成本和社会的可接受性。这意味着“好的科学”是难以确定的。
图2 超学科的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示意图
4 结语：科学与社会共生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有成效的研究促进科学的成长，造福社会。这发生在知识生产系统和周围环境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之中。
对科学活动内部社会运行机制的逻辑分析表明，为了自身的知识生产，科学活动存在自身共享和传递的观念、价值和标准（用R.默顿的语言来说，即科学具有自身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科学的成长存在着自主性，即科学中的社会控制由科学同行保证。说科学的发展存在着自主性，并不是说科学内部的因素比外部因素更重要。恰恰相反，外部环境对科学内部自主性成长是首要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是追求新知、自由办学精神的大学体制抚育了以学科形式为基础的科学的成长，增强了科学的应用潜力。而科学知识的生产从以学科为基础的模式发展出超学科的生产模式，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同质化生产方式发展出异质化生产方式，这源于科学生产者之外的使用者和支持者的积极影响和渗入。
著名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论述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状况时，精辟地写道：“所谓的科技进步，就是指经济的成长和社会政治力量的扩变，两者似乎是必然相辅相成的。”〔12〕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科学与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所谓共生关系，是指异质者基于相互利益的密切协作关系。即异质者承认和理解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积极建立相互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社会结合。〔13〕科学和社会的共生关系体现在科学和社会其他建制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相互承认和协调，由此双方在保持自己明显特征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例如，大学可以采纳企业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学术企业，而企业可以采纳某些学院的规范，两者就享有共同的部分），由此产生出对科学知识生产和使用权利的共同认识和协调行为，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生产。
注释：
1）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和通常所谓的多学科或跨学科不同，后者指的是几个不同的学科并存或交叉，但现有的学科和理论结构并不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