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尉论文,系列论文,高昌戊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戊己校尉的设置，古今讨论甚多，我也曾综合前贤成果，以“戊己校尉的性质、属官及设置时间”为题，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探索。（注：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4-81、71-77、77、77页。）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很多，这里以戊己校尉的设置为中心，主要谈三点：一是戊己校尉的背景，二是戊己校尉的隶属，三是戊己校尉的性质。
一、戊己校尉的背景
我们知道：关于戊己校尉的设置，主要见于《汉书》，共有三条记载，其中，仅有一条明记时间，即《百官公卿表上》所说：“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通鉴》卷二八即取此说，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亦赞同此说。因此，戊己校尉于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始置，可以成为定论。（注：按：由于《汉书》的另两条记载，一条于“至元帝时”后称“复置戊己校尉”，一条又于宣帝“元康四年”后接称“其后置戊己校尉”（具体出处均见下文），曾使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并引出元帝初元元年以前已经设置戊己校尉等歧说。笔者曾时此进行考辨，见前引《高昌史稿·统治编》，第79-81页。兹不赘述。刘光华认为：“若就屯田而言，当为‘复置’；若就戊己校尉之设而言，当为‘置’，非‘复置’也。”见《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9页注1。高荣认为：史传所记戊己校尉的“置”与“复置”，只是角度不同，元帝复置戊己校尉实际上是宣帝置屯田校尉的继续和扩大，并非戊己校尉的废而复置。见《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页。也十分正确。）但戊己校尉的设置，既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动作，也是汉、匈“五争车师”的必然举措，要了解戊己校尉的设置，还需要了解与设置有关的背景。而关于戊己校尉的设置，《汉书》的另两条记载，都是详细交代了背景的：
一条见于《西域上》总序。原文为：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比）胥鞬，披莎（车）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
根据这条记载，参照相关资料，可以知道：西汉政府经营西域，大致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击破匈奴右地，降其浑邪、休屠二王，打通河西走廊，在此先后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徙民以实之；第二步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远道伐大宛后，乘西域震惧之机，将亭鄣从玉门一直列到盐泽，基本控制了楼兰与丝绸南道，并在位于西域中心的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渠犁（在今轮台县东南）各置田卒数百人屯田，另置使者、校尉领护；第三步是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畔单于并率众来降后，乘匈奴不得近西域之机，置西域都护，（注：按：西域都护始置于何时，歧说较多，主要为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见《汉书·宣帝纪》）、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二说。前说自古就受到肯定，后说直到近年才逐渐流行。后说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居延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简明记“使都护檄书”（118·17），悬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简明记“使都护安远侯（郑）吉”（Ⅰ90DXTO114③：62）。虽然史书记时、述事难免不确和差异，但此“使都护”并不能等同“西域都护”。况且，前揭“使都护檄书”简，又记“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郑）吉”云云，又不称“使都护”。故此处仍然采用传统说法。关于讨论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论著甚多，因与本节无关，此不赘引。）并护丝绸北道，同时徙屯田于车师附近的比胥鞬；第四步是因西域都护所治乌垒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北）距车师太远，比胥鞬的屯田校尉始属西域都护，（注：按：“比胥鞬”之“比”，前引《汉书·西域上》总序原作“北”，《通典》卷一九一西戎总序条作“比”，已知“北”为“比”之误。敦煌悬泉新出汉简亦见“比胥楗”、“比胥鞬”地名，也证明《通典》记载正确。悬泉汉简记有“比胥楗校尉”，又记有“安远侯（西域都护郑吉）遣比胥鞬”使者人马入关事，证明比胥鞬的屯田校尉最初确是隶属西域都护的。参阅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89-90页。又，关于“比胥鞬”的地望，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7页）、钱伯泉（《北胥鞬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116-122页）以及苏北海（《别失八里名称源于北胥鞬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周轩（《北胥鞬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殷晴（《西域屯垦与吐鲁番盆地的开发》，《吐鲁番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90-109页）等均有考证。笔者大致赞同今吐鲁番东北鄯善县说，见前引《高昌史稿·统治编》，第82-83页。兹不赘述。）不便管理，到元帝时（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才又置独立的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
一条见于《西域下》车师后城长国条。该条主要依次记汉、匈于武帝至宣帝时“五争车师”的经过。第一次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是汉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与匈奴争车师；第二次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是汉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与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分二路与匈奴争车师；第三次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是汉遣五将军（校尉常惠及祁连将军田广明、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分兵五路与匈奴争车师；第四次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则是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渠犁田士与匈奴争车师。此役结束，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第五次在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仍是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渠犁田士与匈奴争车师。关于此次与匈奴争车师，该条是这样记载的：
（匈奴）得降者言，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车师。[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备国有急，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德责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诣阙，赐第与其妻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
根据这条记载，参照相关资料，可以知道：汉、匈“五争车师”，从兵马调集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争车师为第一阶段，认为能够迅速解决问题，调集的仅是近邻楼兰的兵马；第二次争车师为第二阶段，意识到问题有点麻烦，调集的是中央和西域六国的兵马；第三次争车师为第三阶段，意识到问题已很棘手，调集的几乎全是中央的兵马；第四五次争车师为第四阶段，这才意识到需要打持久战，本地问题还须由本地解决，调集的都是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领导的西域渠犁屯田的兵马。而从车师屯田看，大致分为四步：第一步是第四次争车师后，侍郎郑吉认为渠犁离车师太远，车师一旦出现情况，远水救不了近火，始遣渠犁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第二步是第五次争车师时，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感觉别田吏卒三百人太少，车师一旦出现情况，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遂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车师；第三步是第五次争车师后，侍郎郑吉十分艰难地从车师脱困，回到渠犁，感觉若想长期控制车师，就必须在车师长期大规模屯田，遂从渠犁分出三校尉屯田车师；第四步是元康四年后，西汉政府大概感觉三校尉屯田车师仍属西域都护，不便管理，遂置独立的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三校尉屯田车师”云云，原本均在“屯田”下断句，“车师”与下面“王”字衔接。而王先谦《汉书补注》却认为：“三校尉屯田”应至“车师”断句，“‘王’上当更有‘车师’二字”。此四次车师屯田，从时间和性质上看，惟独此三校尉屯田，与前述比胥鞬校尉屯田相当，因从其说。
综合这两条记载，可以断定：1.戊己校尉的设置，确实既是西汉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动作，也是汉、匈“五争车师”的必然举措，目的是就近控制车师及丝绸北道；2.戊己校尉的设置，必然不属西域都护，而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从此形成西域都护总领西域、兼护丝绸南、北二道和戊己校尉专领车师、独护丝绸北道的格局；3.戊己校尉的设置，时间在宣帝元康四年后，具体说在元帝时（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与前揭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说并不矛盾，也可证明初元元年说正确。
二、戊己校尉的隶属
我们知道：关于戊己校尉的隶属，《汉书》及《后汉书》并未直接涉及，仅有一些相关记载，兹将最重要的两条先迻录如下：
一条见于《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公元前37年）秋条，为：“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颜师古注云：“挢与矫同。矫，托也。实不奉诏，诈以上命发兵，故言矫发也。”西域都护不得擅调戊己校尉所属屯田吏士，戊己校尉显然不应隶属西域都护。
一条见于《汉书·西域下》车师后城长国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条，为：“车师后王须置离……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但戊己校尉擒获境内重要人犯，案问完毕，还必须移送西域都护处理，戊己校尉显然又应隶属西域都护。
惟一直接、明确的记载，见于《晋书·地理上》凉州条，原文为：“魏时复分（雍州）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这里明确说戊己校尉隶属凉州刺史。虽然说的仅是魏晋制度，但称“如汉故事”，可知“汉”也是如此。只不过此处之“汉”，究竟是指东汉或是西汉，并不明确。
总之，不管是相关记载，还是直接、明确的记载，都或者相互矛盾，或者含糊笼统，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五说：
一为笼统直属中央说。《后汉书·西域传》总序注引《汉官仪》云：“戊己中央，镇覆四方。”黄文弼先生指出：“我以为《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义，颇为相近。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为汉在西域之驻屯兵，不属都护。”（注：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年；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6页；又收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
二为具体直属中央北军中垒校尉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殷晴先生据此认为：“西域屯田士卒多为免刑罪人，至于……基层军官，部分由北军派出。”（注：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16页。）悬泉所出西汉简牍颇多西域渠犁校尉、戊己校尉部属“给北军”及“诣北军”的记载。胡平生、张德芳二先生认为应是：“中垒校尉外掌西域，其所属军吏在西域服役后，又调回北军。”（注：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页。）孟宪实先生据此更明确地认为：“戊己校尉的上级隶属正是北军，具体负责的也可以说就是中垒校尉。”（注：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改名《西汉戊己校尉》，收入《汉唐文化与高昌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66页。）
三为直属西域都护说。伊濑仙太郎先生根据前引《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秋条的记载，认为：“戊己校尉是在都护的统治下。”（注：伊濑仙太郎：《戊己校尉》，《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岩南堂书店再版本，1981年，第11、20页注（14），第13-14页。）此外，马雍先生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戊己校尉，但认为：“西汉时期和东汉前期都曾设过西域都护，都护直属中央，地位与太守相等。西域的军政大事都由都护禀命朝廷处理。”（注：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原载《文史》，1981年第12辑，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4页。）以及高荣先生认为：“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亦秩比二千石，（注：按：高荣关于“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亦秩比二千石”的见解，前者为历来误会，后者原出黄文弼、劳干，余太山曾作申说。关于前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原文为：“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显然，此处“秩比二千石”是指副校尉。西域都护为“加官”，本身并无品秩，其品秩从本官，即从骑都尉、谏大夫。实际上，历代“加官”均无品秩，不独西域都护为然。《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十一月条“初置西域都护”句李贤注云：“宣帝初置，郑吉为都护，护三十六国，秩比二千石。”《太平御览》卷二五一职官部都护条引应劭《汉官仪》更称“都护秩二千石”，均为误会。关于西域都护的性质，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此处不多赘述；关于后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原文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显然，此处“秩比六百石”也是指丞、司马及候。余太山见解相同，认为戊己校尉应为比二千石。见《两汉戊己校尉考》，《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2-264页。西域都护是无品秩加官，戊己校尉是有品秩职官，二者根本不能从品秩上进行比较。）两者之间是平等并列还是上下统属关系呢？对此问题，史无明载。但从二者的权限来看，戊己校尉要受西域都护节制。”（注：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5、6页。）实际也都是主张戊己校尉直属西域都护说。
四为前期分属西域都护、后期先后直属敦煌太守及凉州刺史说。余太山先生指出：“（西汉）戊己校尉受（西域）都护节制，但屯田士卒都护无权擅发。”（注：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7页。）他认为：这是因为：前引《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秋条的记载“并不表明戊己校尉直属中央”，前引《汉书·西域下》车师后城长国王莽始建国二年条的记载说明“戊己校尉要禀命于都护也未可知”。而“班勇之后，特别是桓、灵时期，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一样，由于不设都护，事实上均要禀命于敦煌太守。而随着州刺史权力的增长，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也就成了凉州刺史的部属。”（注：余太山：《两汉戊己校尉考》，《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58-259页。按：余太山“班勇之后”云云，原系马雍观点。马雍曾推测：“永初元年（107年），安帝初立，撤回都护段禧，从此不复设置此职。此后，西域事务常由太守掌管，驻在西域的戊校尉和西域长史均听从敦煌太守的指挥。换言之，西域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敦煌太守的管辖地区。至东汉晚年，州刺史的权力日渐提高，太守形同刺史的部署。于是，掌管西域事务的权力便由敦煌太守手中转移到了凉州刺史手中。”见《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五为一直直属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说。笔者曾根据《初学记》卷八陇右道事对条注引《十三州志》称“高昌壁，故属敦煌”，认为所谓“故”不仅指东汉，也指西汉；又根据前引《晋书·地理上》凉州条的记载，认为戊己校尉从西汉开始就一直直属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注：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4-81、71-77、77、77页。）李炳泉先生认为：“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无论戊校尉、己校尉还是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大约西汉至东汉中期要受敦煌太守节制，此后则由凉州刺史领护。”又认为：前引《晋书·地理上》凉州条的记载，“其中的‘汉’当指刺史实际已掌握领兵权且戊己校尉再度设置的桓帝以后”（注：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第25、31页。）。与我的见解大致相同，但更加明确。
按：中国历代置官，实际都是双重领导。《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在中央城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八校尉下，接记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因此，笼统说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从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上讲并无大错。但如果具体说戊己校尉直属中央北军中垒校尉，就有问题了。虽然北军中垒校尉确实“外掌西域”，但外掌西域什么，论者似乎并未深究。而据《后汉书·光武帝上》更始元年五月条“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句注引郑玄《周礼注》云：“军壁曰垒。”又引崔瑗《中垒校尉箴》云：“堂堂黄帝，设为垒壁。”李贤注云：“尉者主垒壁之事。”我们知道：中垒校尉的“外掌西域”，是外掌西域的壁垒。这与中垒校尉官号中的“垒”字也是相称的。因此，高昌的壁垒可以由中垒校尉遥控，戊己校尉与中垒校尉大致平级，是不可能直属中垒校尉领导的。至于戊己校尉是否直属或分属西域都护，这个问题实际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中国历代置官，实际又都是交叉领导。《汉书》卷七○《郑吉传》说西域都护“并护车师以西北道”。颜师古注云：“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可见西域都护本就有权过问车师事务。同样，前引《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秋条颜师古注云：“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十一月条“初置……戊己校尉”句李贤注云：“戊己……亦处西域，镇抚诸国。”可见戊己校尉本亦有权过问西域事务。由此可知：前四说均不能成立或不能完全成立。既然如此，剩下的就只有戊己校尉一直直属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说了。
关于西汉戊己校尉直属敦煌太守，悬泉汉简是有资料证明的。如：
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强、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上赦者人数，太守府别之，如诏书。（Ⅱ90DXT0115②：16）（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第40页；前引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按：本件前半缺佚，故无纪年。但下为探方相同、层位稍早的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简（Ⅱ90DXT0115③：98），知本件时间应在元帝初元（公元前48—公元前44年）中。（注：按：何双全定本件时间在元帝建昭二年，见《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2年，第35页。）此为最早有关戊己校尉的资料，十分重要。主要内容为：敦煌太守等官联合向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机构转发朝廷大赦诏书，要求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机构上报各自辖境内需要赦免的亡人命者的人数，然后由敦煌太守府分别汇总上呈朝廷。正如张德芳先生所指出：“朝廷的诏书通过敦煌太守下达给‘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亦说明敦煌太守与四域的特殊关系。”（注：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7页。）敦煌太守与西域关系如此特殊，说戊己校尉直属敦煌太守，恐怕并不为过。
此外，说西汉戊己校尉直属凉州刺史，也并非毫无根据。《通鉴》卷三一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三月条云：“谷永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胡三省注云：“凉州部陇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郡。汉制：诸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岁尽诣京师奏事。”据此可知：西汉时期，刺史八月巡部，岁尽返京奏事，已成制度，凉州刺史亦不例外。虽然当时刺史多无固定治所，凉州刺史常驻何处并不清楚，但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记载来看，酒泉应为凉州刺史必停之地。首先，酒泉是河西最早设置的郡，位居河西四郡之首。如《汉书·西域上》总序云：“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其次，酒泉不仅是敦煌东入内地第一大站，也是西域至中原各类交通的重要中转站。如前引《汉书·西域上》载都护郭舜上言有云：“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同书《西域下》载武帝轮台诏有云：“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又记：都护郑吉“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悬泉汉简所见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敦煌告酒泉送康居使者文书》（Ⅱ90DXT0213③：6A）和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Ⅱ90DXT0216②：877-883），也反映敦煌郡接待西域康居使者入华，都要通报酒泉太守；康居使者入华，也都要先到酒泉，将骆驼交给官府，由酒泉太守等按肥瘦评估论价。（注：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61页。）直到东汉，酒泉的地位仍甚重要。《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记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仍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凉州刺史巡部常停酒泉，西域事务均须至酒泉中转，说戊己校尉直属凉州刺史，恐怕也不为过。
三、戊己校尉的性质
我们知道：关于戊己校尉的性质，史籍倒是议论较多，附会亦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为寄治说。又称寄土说、无常治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戊己校尉条颜师古注云：“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耳。”同书《元帝纪》建昭三年秋条颜师古注云：“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无常治处，亦犹甲乙等各有方位，戊与己、四季，寄王（土）。”颜师古同书二注，一作寄治，一作寄土和无常治，意思差别不大。其中，“戊与己、四季寄土”，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原文为：“戊己、四季，土也。”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种麻子条则云：“种忌四季——辰、戌、丑、未，戊、己。”王祯《农书》麻子条亦云：“种忌四季——辰、未、戌、丑，戊、己。”我们知道：十天干中，惟戊、己属土。而十二支中，季春三月建辰，季夏六月建未，季秋九月建戌，季冬十二月建丑，称为“四季”，亦属土。可见所谓“寄土”，实际应是“忌土”。《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云：“土忌日，戊己及癸酉、癸未、庚申、丁未，凡有土事弗果居。”《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田律”云：“毋以戊己日兴土功。”亦可为证。胡三省最早赞同寄治说。《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条胡注先引颜师古寄土、居中（见下文）二说，然后云：“余谓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中，当从师古前说（即寄土说）为是。”劳干（注：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1956年，收入《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867-878页。）、荣新江（注：荣新江：《戊己校尉》，《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吐鲁番》，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等先生和笔者（注：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4-81、71-77、77、77页。）也都赞同寄治说。
二为居中说。又可分为三说：1.居西域之中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戊己校尉条颜师古又注云：“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同书《元帝纪》建昭三年秋条颜师古又注云：“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故曰戊己也。”颜师古同书二注，虽然措辞不同，但意思都是居西域之中。《后汉书·西域传》总序李贤注引《汉官仪》云：“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同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十一月条“初置……戊己校尉”句李贤注云：“戊己中央也，镇覆四方。”意思也都是居西域之中；2.居屯田之中说。《后汉书》卷六○《马融传》载融《广成颂》“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句李贤注云：“《周礼·司马职》曰：‘前后有屯。’甲乙谓相次也。伍，伍长也。戊己居中，为中坚也。”这就是所谓居屯田之中。宋吴仁杰《两汉勘误补遗》卷九先引王彦宾之说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为事，故取为名。”然后称：戊己“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似乎赞同此说；3.直属中央说。前文已经提到，仅黄文弼先生主张此说，理由是：“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为汉在西域之驻屯兵，不属都护，并非居西域中之谓也。”
三为厌胜说。也可分为三说：1.开渠播种说。如《后汉书·西域传》总序李贤注引《汉官仪》云：“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但赞同者极少；2.匈奴方位说。我们知道：按照五行之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按照方位之属：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间属土。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较早主张这种“五行”、“方位”说，所谓：“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林剑鸣先生赞同徐松此说，理由是：“汉初，自惠帝、吕后至文、景时期，君臣均欲无为，黄老之学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五行’是黄老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注：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9-81页。）余太山（注：余太山：《两汉戊己校尉考》，《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高荣（注：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5、6页。）等先生亦均赞同此说；3.匈奴习俗说。《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日上戊己。”《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清周寿昌《汉书注补正》赞同此说，云：“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护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尚者以制之，亦即厌胜之义也。”侯灿先生见解相同，认为：“匈奴的喜庆吉事，出行征战，是以天干中的戊己天日为依据的。戊己之名，一方面是表示了从崇尚天地日月——戊己的匈奴贵族手中夺取了车师；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对匈奴战争在西域取得了巩固性胜利。”（注：侯灿：《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原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161页。）
此外，还有一说，可以称为匈奴旧名说。仅伊濑仙太郎主张此说，认为：关于戊和己的含义，有两条资料可以说明：一是单于朝拜日、夕拜月，日上戊己；一条是匈奴俗，戊日祭天神。匈奴有左贤王、右大将军，存在以左、右区别官名之风，这已为人所周知，也许存在与此相同意味的以十干区划疆域。如塔里木周边城郭诸国曾设置僮仆都尉管理，对匈奴是极为重要的地域，因此，作为其据点的车师后部和前部，给予他们所贵重的戊、己之名，称之为戊部、己部的可能性很大。要言之，戊己校尉的戊、己不是汉朝方面给该地域的新称呼，实际是匈奴从来的通称，不过是汉朝沿用罢了。（注：伊濑仙太郎：《戊己校尉》，《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岩南堂书店再版本，1981年，第11、20页注（14），第13-14页。）
按：关于居中说所分三说：居西域之中说：由于戊己校尉所驻车师，无论从何角度看，都不在西域之中，所以历代很少有人赞同此说。如宋钱文子《补汉兵志》认为：“车师在西域，东邻匈奴，亦非处西域之中。”又前引《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条胡三省注也认为：“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中。”总之，此说不能成立；居屯田之中说：同样，戊己校尉所驻车师，无论从何角度看，也都不在西域屯田之中，所以除前引王彦宾、吴仁杰似乎赞同外，历代也很少有人赞同此说，也不能成立；至于直属中央说：前文已经提到，笼统说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从理论上讲并无大错，但直属中央之官多矣，为何只有此官加戊己？显然也讲不通，因而也不能成立。关于厌胜说所分三说：开渠播种说：由于无人赞同，可以不予讨论；匈奴方位说：由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已云：“戊己土，土胜水。”可知戊己之“土”本来就可胜匈奴之“水”，又何须生出一个“金”来，让“戊己生金而制水”？显然，此说也不能成立；至于匈奴习俗说：如果考虑到，天干纪日并非匈奴文化传统，所谓匈奴重戊己，大致出于汉人的比附，就不能不觉得，这种解释也似乎存在某种缺陷。关于匈奴旧名说：由于纯属推测，未见任何根据，也可以不予讨论。既然如此，剩下的也就只有寄治说了。（注：按：宋王观国《学林》卷三戊己校尉条遍举诸家之说，最后认为：“诸家训说皆非也，厌胜之说尤谬。”文长不录。）
关于戊己校尉的性质，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因为，都是孤立地就性质问题进行探讨，而忽视了高昌壁和戊己校尉本身的隶属。我们既然知道：“高昌壁，故属敦煌。”而戊己校尉本身，也一直直属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那么，问题就不难解决。因为所谓寄治，实际就是“寄居治理”的意思。车师本是中原汉政权境外的独立小国，汉通过争夺得到车师，作为汉在西域的领地，从本土派出官员到这块领地上工作，其性质正是“寄居治理”。只不过戊己校尉不是中央派出的“总督”，而是凉州或敦煌郡派出的“总督”。（注：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4-81、71-77、77、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