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与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开端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轴心论文,开端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5-0070-13
明清时期，上海文化已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地位，特别是处于文化高度繁荣的江南地区，其影响力与综合竞争力仍是有限的。“明末清初，上海县城是个仅有10条小巷的‘蕞尔小邑’，清中叶的嘉庆年间，城内有大小街巷60多条。据19世纪40年代两次抵沪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估计，当时上海人口约为2万；而杭州为100万，苏州、南京、宁波为50万；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松江、嘉定、常熟、嘉兴、无锡等拥有与上海相近的人口。清代上海地位远不如苏州，《松江府志》等均有‘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的记载。”[1]这距离一个现代国际都市的目标还很遥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要想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大都市，仅有江南地区和中国本土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化进程是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战略调整的过程，对于上海而言，在初步具备了参与城市竞争的资格与身份之后，上海开埠又为自身迅速获得以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国际资源打开了通道。
以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为基本标志，上海开始了由“中国之上海”向“世界之上海”的现代性转型。要想真正认识到这一转型过程的重要意义，必须与当代学者在一百多年之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新轴心时代”尽管是一个20世纪末期产生的历史观念，但作为其“所指”与“实际意义”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早在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就已开始。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开始以后，人类历史从此开始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空前的革命性变革。往昔几乎无法逾越的浩瀚大洋已经不能成为隔绝各大洲人民之间交往的障碍，全球的整体性空前加强了，中国的变动和发展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并由此一步步走向了近代转型的门槛。①
美国学者本特利也认为，始于15、16世纪之交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世界史的第六个时代，即从1500年延续至今的现代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上的所有地区和民族最终进入到持续不断的相互交流之中，因此，这个时代宣布了真正的世界史全球时代的到来”。[2]与上海在人类轴心期(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的“名不见经传”，以及在江南轴心期(即江南地区获得大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主要是一个“小跟班”不同，在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历练与演化之后，自新轴心时代伊始，上海迅速找到了现代大都市的感觉和方向，并很快赶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这与其时中国城市的普遍选择有很大的不同。以清代的乾隆时期为例，在遭遇人口与资源激烈矛盾冲突时，中国多数城市没有选择商业贸易这一更开放的现代方式以吸纳更多的世界资源，而是按照农业文明的惯性选择了增加农业垦殖作为应对挑战的策略。
乾隆即位之初，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一款新的“条例”，该条例全文是：“各省丈量田亩及抑勒首报垦田之事，永行禁止；违者，以违制论！”为什么把清丈田亩和强令农民自首所垦之荒地列入违法行为呢？因为已经开垦成熟而被隐匿下来未纳赋税的田亩，各省，特别是边远省份所在都有。……清律明文禁止清丈，意味着默认以往隐漏的地亩可以不纳田赋；明文禁止抑勒报垦，则势必对已垦田土升科起税取宽容态度。②
像这样以增加垦殖来“养天下之形”的传统套路，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当中国社会内部在全球业已发生巨变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如人口、物价等一系列亘古未见的难题的时候，改革与发展实际上已经严峻地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遗憾的是，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仍然固守追求稳定的基本政治目标，甚至为此而不惜以牺牲发展与改革为代价，其结果不仅贻误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前夜发展的机遇，而且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③其结果不仅坐失良机，同时也预示了康乾盛世开始走向终结。而上海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跳出传统农业政治与社会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上海在宋代以来逐渐积累并不断强化的国际商埠城市功能。尽管主要作为一个商贸平台，上海的文化积淀相对薄弱，但正所谓“有一失必有一得”。如果说上海文化的“失”主要是先天不足，那么其“得”则在于文化惰性与保守势力也相对薄弱，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有利于形成一种性格开放与结构多元的新文化，这对于上海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比，那些传统积淀深厚、文化权威众多的江南与北方城市，反倒因此在新轴心时代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中。20世纪以来，上海迅速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与大本营。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上海外事志大事记》中，对1919年至1949年间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大事有比较详细的梳理，涉及到工商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哲学、文学、艺术、体育、影视、出版等方面，是上海与世界发生全面接触与联系的很好的证明和见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发生在上海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全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新轴心时代的新气息带给停滞在中世纪的满清帝国。此外，这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100多年以后成为上海重要的现代文化传统。
以2006年上海《文汇报》“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报道为象征，它为自身重铸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特色的文化传统。“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是一次具有重要文化考古意义的挖掘与抢救实践，它通过挖掘爱因斯坦、玻尔、卓别林、罗素、泰戈尔等现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文化之旅，为原本文化家底浅薄的上海建构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空白与缺憾，也为都市人增加了一笔重要的现代精神财富。[3]
由上可知，以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新轴心时代，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与超越至关重要。从深层结构上看，上海因此获得了最丰富的文化营养与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与以诗性审美文化为主的江南城市相比，上海多了一点中原文明的实践理性和西方世界的实用理性；与以齐鲁伦理文化为主的中原城市相比，上海又多了一点江南文明的诗性精神和西方世界的理性智慧，而这种健康的深层文化结构以及结构要素之间的完美融合，既是上海经过几百年孕育和开埠以来150余年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它终于在新轴心时代到来之际横空出世的根源。
正如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与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几乎同时进入人类的轴心时代不同，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演化与发展之后，这些在起点阶段原本相差不大的古代文明，在人类新轴心时代来临之际已变得差异巨大。
要想全面地了解新轴心时代的特殊结构与性质，必须对轴心时代理论谱系进行必要的回溯、梳理与建构。
轴心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公元前8至前2世纪的命名，在这一历史区间内，在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分别出现了我们后来所说的哲学、宗教和伦理学。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在轴心时代之前，尽管人类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并有了很多的发明创造，但由于他们作为人的最根本标志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所以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人类的历史，而轴心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形态。雅斯贝尔斯还特别强调轴心期对人类历史的重要影响：“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复归到这一开端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4]这是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深远的“大历史眼光”，有助于人们超越纷纭的历史现象与各种“短视”的解释框架，但其问题也在于此，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对一些人类的地方经验或时代状况必然有所忽视。基于此，轴心期理论在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或变体。如海外新儒家等提出的“新轴心时代”。
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在1999年做了一次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21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在1999年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所以大概都是在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问题。[5]
还有我们从更具体的地方经验出发提出的“江南轴心期”。
江南轴心期的开端应该这样去寻找，即江南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一定发生过什么“质变”，它使得这些本来“好勇”、“轻死”的民族发现祖先的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并迫使他们必须改变自己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十分痛苦地在思想、情感与意志三方面压抑自己的天性与本能。或者重新做人，或者走向灭绝，这正是人类在它的轴心期曾面临过的生死抉择。而可以想像，也只有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才可能使江南民族启动从野蛮到文明、从本能到审美的升级程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版本中。由此就可以把江南轴心期锁定在从吴越建国到北宋以前这一历史区间之内。不难发现，在这一段仍然不算短的时期内，最符合轴心期三个精神条件的，无疑是人们都会予以特别关注的魏晋南北朝时代。[6]31
在很多时候，城市发展很像人生的奋斗。而那些能够在历史风雨中崛起的城市，也往往因为它们有着特别好的运气。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国际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大都市，是因为它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获得了上天特别的青睐。具体说来，与城市发展相同步，在上海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都能吸收到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资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最先进的文化资源，不是一些局部的小打小闹的发明创造，而是对世界和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念、智慧与精神。再进一步说，上海在每一重要阶段都与不同形态的轴心期智慧直接相关。
从历史进程上看，上海文化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分别可称为江南之上海、中国之上海与世界之上海。首先，早在6000年前上海西部刚刚成陆时，在九峰一带已有上海先民的生息踪迹。贫瘠的自然条件与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上海先民主要依赖这一江南边缘的自然与环境资源，以及与区域内邻近聚落有限的文化交流而生存和繁衍着。因而，上海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宜命名为江南之上海。其次，在以后漫长的古代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与政治地位的卑微，上海不可能直接进入作为古代中国政治与文明中心的中原文化圈的视野，而只是随着江南与中原地区的日益融为一体，上海才与它的江南母体逐渐纳入中国框架内，以上海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分与地位日益重要为标志，这个偏居一隅的海边之地逐渐过渡到中国之上海。最后，世界之上海在起点上可以150多年前的开埠为标志，由于物质交换、人口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资源、资本与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上海迅速崛起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大都市。这时的上海也就超越了本土的局限，以“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身份升格为世界之上海。由此可知，这三个阶段清晰地勾勒出上海从一个海边村镇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原本在文明与文化上十分贫瘠的上海，也在融合了江南、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资源之后，最终建构出具有独特内涵与性格的现代上海都市文化。
如果说，西方新轴心期开端于1500年代前后的大航海时代，也不妨说，中国这段历程的开始不仅其来也晚，而且道路十分曲折。这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禁海政策密切相关。
中国的禁海政策始于明朝。直至明末，这种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时紧时松，但始终不曾撤销。清朝始建，由于郑成功等人雄踞海上，进行反清复明斗争，清朝无力海上制胜，于是承继了明朝的禁海令，进一步申严海禁，以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来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专制日益加强的反映，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和摧残，最终导致闭关锁国。统治者从以农为本的思路出发，对工商业充满了恐惧，亦很少考虑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贸易迅猛发展时期，而禁海令则严重隔阻了中外之间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严重破坏了沿海经济，也造成了民众长期生活在一种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状态之中，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埋下了悲惨的祸根，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7]
禁海政策本质上是以传统小农专制政治压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经济城市功能。这也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城市很长时期内停滞不前的根源。但幸运的是，随着以世界大航海为标志的新轴心时代的到来，这种闭关锁国的传统社会形态也开始走向解体的命运。
一般说来，轴心期的主要特征是某种深刻的精神觉醒，同时具有推动社会与文明产生飞跃式发展的重大功能。与人类在轴心期主要获得的是伦理文化精神、[8]中国民族在江南轴心期主要收获的是审美文化精神相比，新轴心时代的巨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生产方式上，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在社会形态上，是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精神生产上，是重积累的理性文化向重消费的后现代文化的演进。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要想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经历这样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1843年的上海开埠，可以视为中国新轴心时代的标志，正是自此而后，以农为主的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封闭的传统宗法社会一步步地向现代世界开放。同时，与传统农业文化完全不同的海派文化，也伴随着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而逐渐成为消费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每个轴心期都相伴有新的精神觉醒与文化创造，那么，始于上海开埠至1930年代确立的上海文化中心，对深入了解中国文明如何融入全球化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最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精神文化形态。
如同个体的艰苦奋斗一样，城市竞争与兴衰往往更加残酷，由于涉及的人数与利益集团众多，后者比前者不仅矛盾与冲突的性质更加激烈，其后果也更加严重和影响深远。对于近现代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当时上海面临的情况，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很相似，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城市化加速和城市超常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测评指数。在刚刚开埠的1843年，上海人口仅有20余万，但到1900年，在不足一个甲子的期间里，上海人口的总规模迅速攀升至10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此后，上海城市人口更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时至1919年，上海人口就达到了240万，大约相当于当时人口排名第二的广州、排名第三的天津两城市的人口总和。同时，还要注意的是，除了国内的移民，还有大量的国际移民。他们给上海带来刺激、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数不清的现实冲突和文化矛盾。如同一个短期内吞噬了过量食物的人，如何消化体内的资源并使之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能量，是上海在开埠以后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没有前车可鉴，风险和机遇同样巨大，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切，与人类在轴心时代面临的挑战，与江南地区在中古时代的处境是十分相似的，所不同的仅在于：人口更多，关系更复杂，矛盾更突出，时间更紧迫。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现实中的矛盾，直接决定着上海以后的兴衰。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汤因比曾把文明比喻为有机体，它的生存与发展，既不能没有挑战，也不能刺激太大，因为一旦超过了文明自身的承受能力，其结果往往是文明的解体与毁灭。在一个半世纪过去之后，重新审视当年上海的峥嵘岁月，我们在内心深处仍会强烈感受到康德提到的主宰着历史进程的“天意”。[9]对于上海而言，这种“天意”就在于，在中西、古今的矛盾与冲突中，上海成功地完成了新的精神觉醒并创造出独特的新文化形态，在充满血与火、生与死的现代深渊中探索出一条生命之路，为中国开始纳入新轴心时代的世界新文明体系充当了先锋。[10]与轴心期的中华民族以礼乐文化的创造完成了对分崩离析的原始社会的整合，与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人民以诗性文化的生产补充了北方实用主义的内在缺欠一样，在中华民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痛苦挣扎的近现代时期，海派文化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在新轴心时代的“第一桶金”。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是一座巨大城市的崛起，更何况是像上海这样出身寒微的“小人物”。即使由于命运特别的好，现代上海文化的真实诞生过程，也不像人们眼中的“老克勒”那样风光和雅致，而更像是旧上海的一个舞女或小商贩，不体面地挣扎在理智与情感、规则与欲望、生存与毁灭之间。这一切或许都因为，从开埠的那一天起，上海就处于中国新轴心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总之，这是由时代的客观需要与上海的历史角色共同决定的。
以轴心期、江南轴心期和新轴心时代为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理论框架，不难发现，正是借助于这三种分别来自世界、中国和区域的文化资源，上海才获得了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最全面的精神资源。
从以往的经验看，轴心期主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突如其来的巨大现实变革彻底中断了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智慧；二是从自身的生命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全新的精神资源；三是在这种新的主体条件基础上直接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历史活动。一般说来，轴心期的变革都是灾难性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迫使人们改变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新产物都是前无古人的原创，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源头或“原本”，而一切后来者只要通过模仿、借鉴它们就可以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6]28
以此类推，开埠以来的上海完全吻合轴心期的要求。
首先，正如每一个形态不同的轴心期一样，作为现代中国文明摇篮的上海，同样是在充满了巨大的苦难、悲剧和牺牲的背景下开始自我建构的。特别是由于西方物质文明、军事政治和租界文化的登陆，直接中断了“江南之上海”与“中国之上海”的历史进程、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以往的南北文化交流中，并不是没有文化冲突。
晋时北方纷乱，未有定名。至宋、魏分立，划淮而治，于是南人呼北人为“索虏”，北人呼南人为“岛夷”。……虽或通使往来，犹时致其嘲弄。……北方之无耻者，至专以教子弟学鲜卑语为能事。……其文化之相悬可知。[11]
但由于它属于“兄弟睨于墙”，因而在打破固有格局的同时，还具有更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这是南北文化冲突往往导致文化进一步发展繁荣的根源。但在新轴心时代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从类型上看，中西文化的冲突属于两种巨型文化系统的矛盾，[12]在性质上，则又是代表现代的西方文化与代表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冲突，与以往中华内部的“夷与夏”、“北与南”的冲突不同，在近现代展开的是古老中华帝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因而特别符合黑格尔对悲剧的界定，尽管中国在道义上是合法的，但作为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一方，无论怎样努力与挣扎，最终都是无济于事的。一个最直观的象征是，当17世纪初的欧洲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时，由于时势与实力的原因，当时更痛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那些被拒之国土之外的西方文化代表。
嘉靖三十一年(1552)，作为宗教特权钦使的传教士沙勿略登上了广州海外的上川岛，由于明帝国的海禁，他只有望洋兴叹，终于身心交瘁而死，死前，沙勿略曾对着大海绝望地喊到：“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13]
但在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悲剧的角色已发生彻底的置换。这里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节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帝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不幸的是，这位中国年迈的主宰者并不想奋发图强、改弦易张，而是采取龟缩政策，幻想据守内陆以求苟安。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风动力帆船“皇家号”炮舰即将被新一代蒸汽推动的装甲舰所取代，不仅中国的“内洋”，而且内陆的长江也将成为它们恣意横行的战场！④
这表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全球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新变化并非一无所知，而仅仅是因为依靠传统的智慧与方法无力回应现实的挑战。另一件是费孝通在20世纪末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三年，我在燕京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选读了deVags教授开的一门课，叫“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是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写的书做基础，来讲他们眼中看到中国的大变化。讲这门课的时候，他指定我们去看哪本书中的哪一段，我就按着所指定的章节去看。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有一段。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攻打南京，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胡林翼，胡林翼在采石矶那里看形势，看到一艘外国轮船从长江里开上来，逆流而上。他一看到这个场面，就昏了过去，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要变了。他这话很有意思，说明这个人看得很远。他看到了一个转折点，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力量。这个工业力量已经进来了。这是工业文明的力量，比太平天国的力量要大得多。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对手。从长江水面上的一艘外国小火轮，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就要到来，这确实需要相当的远见。[14]
在某种意义上，胡林翼的眩晕既是意味深长的，也很有代表性。但是很显然，“眩晕”作为避免有机体崩溃的手段只有一时之用，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越来越激烈而频繁的中西矛盾冲突。在现代上海历史上，经常有所谓“惨案”发生，它们多半发生在中西之间，结果也主要是以中方的“丧权辱国”和人民的痛苦牺牲而告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充斥着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
除了现实的失败与屈辱，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与苦痛。在1904年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上曾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足以见出当时上海的精神文化状况与生态。
黑暗世界中，有光艳夺目之新世界焉。新世界安在？在扬子江下游，逼近东海。海上潮流，紧从艮隅拥入坤维，左拥宝山，右锁川沙，近环黄浦，远枕太湖，遵海而南，广州胜地，顺流而下，三岛比邻，占东亚海线万五千里之中心，为中国本郡十八行省之首市。此地何？曰上海。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丑哉上海，又何不幸而得此形势！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
上海何以丑？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上海人不能爱惜此天然形势，碎裂上海地图，抛弃祖父白骨，失寸失尺，渐渐于没入白人手中，宜其低头于白人势力圈下，上海人之主权，从此扫地，上海人妻孥之堕落，永无了期。嗟嗟，风月主人，宛其死矣，迷离妖梦，尚未醒乎？怪哉上海人，执几重奴券，似有余荣，受无数痛鞭，居然不觉。丑哉上海人，虽倾西江之水，洗不尽上海之污点。
虽然，腐朽所蒸，香草怒生焉，艰危交逼，人才崛起焉。过去之上海固可丑，未来之上海或有望。老大之上海既灭迹，少年之上海将出现。吾纵观上海之过去，为上海之老朽物、愚蠢物、无廉耻物吊。吾逆臆上海之未来，为上海之少年人、灵觉人、有志气人之前途贺，吾为未来之上海人贺。[15]
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人类在轴心时代的“条件反射”是高度一致的。如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的描述：“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6]同时，也正如先秦诸子在他们那个“礼崩乐坏”时代的精神奋斗，在这篇报刊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与绝望同在的希望和光明。从历史的合理性角度看，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种种成分之间的混乱和冲突，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基本特点。因而，尽管善和恶、苦难与风流、肮脏和美好，充斥着现代上海的每一角落并各自发挥到极致，但这一切文学家和道德家无法接受和认同的“黑暗现实”与“精神堕落”，在本质上却为上海最终发展为现代远东第一大都市以及海派文化的诞生准备了充足的肥料。
另外，关键在于，如何从自身的生命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全新的精神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城市都有上海的经历，但在残酷的城市竞争与文明进化中，仿佛出于一种“天意”，只有作为冲突焦点与前沿的上海滩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超越了中华传统智慧极限的海派文化。关于海派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生态优势，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全面的分析。在这里仅以上海和南通的比较为基础，了解一下前者是如何回应现实挑战的。
在中国现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誉。这与张謇密切相关。像古代运气很好的读书人一样，张謇在他生命最成熟的盛年高中状元，从此可以大展鸿图了。但身处晚清帝国大树飘零的末世，特别是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感召与震撼，张謇却意念别移。他毅然放弃了士大夫世代向往的汉宫魏阙，抱着“建设一流新世界雏形”的梦想回到故乡南通，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有关研究表明，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到港闸工业区和南通城南文教商贸区建成，在前后约30年的时间里，南通的城建总量超过了此前937年(即从南通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年建城到1895年)的总和。[17]建筑只是城市的躯壳，文化与精神才是灵魂。就此而言，张謇更伟大的功绩在于他对南通的社会建设，使之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当时最现代的城市。以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新型教育为例，从1902捐资创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始，张謇陆续创办了女子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同时还开设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等实业教育，通过提升市民素质从而推动了城市的现代转型。张謇还大力从事福利社会体系和新型慈善事业的建设，创办新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等，使当时的南通成为“一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的社会”。[18]此外，他的城市建设还涉及到新闻出版、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场等软实力层面，就其为南通市民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今天的许多大城市都不能企及的。以上这些方面，是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主要原因，并在很多方面为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
但在今天看来，尽管一城三镇间的濠河灯火依旧，但往昔的荣光无疑早已风流云散。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张謇“一城三镇”的“花园城”规划完全不符合现代城市化的要求。城市是空间的产物，所以芒福德把城市的功能之一形象地称作“容器”。而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也主要表现在容量的大小，能够装得下多少人口和资源。同理，现代大都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别也在于此。这是尽管大家都知道城市越大，问题越多，越不适合人生存，但每个现代城市仍殚精竭虑、不择手段地扩张地盘、争抢资源的根源。在现代南通的空间生产上，张謇的“一城三镇”尽管广受好评，但由于以行政手段限制了城市扩张，既在硬件上直接压缩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对人口与资源的容量与吸引力，因而南通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型城市，从未真正具备过现代大都市的开放性与竞争力，尽管其中包含有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以新型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与之相比，上海现代城市形态主要是自然演化、无序竞争和各种势力相互比拼的结果，尽管其空间形态的混乱与无序使人深感厌恶，但由于在最根本处暗合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有益于人力资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源的高度集聚与优化配置，因而在开埠以后迅速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二是城市文化问题。与“宁静如太古”或“亘古不变”的大自然与乡村相比，城市社会如同“一口煮开的大锅”，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此而言，张謇努力建设的南通，尽管在文明形态、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上水平很高，但由于建立在对现代文明感性需要与冲动压抑、限制的基础上，因而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同时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这是南通只能在群雄逐鹿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黯然退场的另一重要原因。对此还可补充的一个例子是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宁波。尽管也是五口通商城市，但宁波与上海在开放模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说来，宁波是以江北岸外滩为中心形成了与租界不同的外国人居住地。这一被方志学者称为“宁波条约口岸模式”特点是采取中外联合执掌行政管理的方式，由于其中为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提供了可能，并在深层意味着主权或“面子”丧失较少，因而受到中国官方的倡导与推广。
宁波口岸半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剿匪修造，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19]
但这很可能也是20世纪的宁波为什么不能与上海相比的根源。南通这一弱点更加明显。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高度异质化社会，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地方政府，也包括青、红帮和其他社会组织，谁也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就决定上海的命运。尽管这给人的感觉是“世丧道也”，但由于只有这样才能为“乱世英雄起四方”提供了自由的舞台，而激烈而残酷的自然竞争与野蛮比拼，既有助于资本与资源的迅速集聚，又能培养城市居民处理复杂问题与局面的头脑和生存竞争能力，因而不是井然有序的南通，相反却是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最好的摇篮。
再次，是在这种新的主体条件基础上直接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历史进程。如果说，中国轴心期的结果是中国古代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江南轴心期使江南成为中国文明的古代核心板块，那么上海在新轴心时代则直接开启了中国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审美趣味。海派文化尽管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与实际，但在新轴心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进化的总体背景下，却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以及强大的现实生命力。海派文化精神与海派生活方式，在促进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日常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转型上，是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都无法相比的。
由海派文化在生活方式上开启的全新的中国历史进程，其主题即李长莉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一书中提出的“由以往地域性、自足性、家庭村社式的分散型生活领域，日益扩展形成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20]
海派文化在审美趣味上呈现出与农业文明和乡土中国完全不同的都市类型，它既缺乏西方古典理性精神与现代非理性主义，同时也迥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境界与道家的自然意趣，而在本质上与“反理性、反伦理与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相一致，这是海派文化作为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早期形态的必然表现。以上海百年间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为例——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的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21]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它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的。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还是要站一个至高点，再找一个好角度：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22]
从中不难发现，海派文化的确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文化形态。也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及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审美趣味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所以早在民国初年，上海就有了“社会中心”的名份，并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双峰对峙：
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抑专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认有社会，盖视社会为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点之外，复发现第二有势力之地点，防其不利于政治也。惟上海之所以得成为社会中心点，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为外人涎羡。其继也，又因外人经营之有效，中经吾国太平战事，而工商及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确立社会中心点之基础，与政治中心之北京有并峙之资格者，则实以租界为国内政令不及之故。[23]
由此可知，在新轴心时代的激烈矛盾与冲突中，特别是借助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这片原本文化欠缺的边缘地带异军突起，并培育、生成了对现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派文化形态。在其中，江南文化、以中原为主体的北方中国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成为刺激、催化、促进海派文化的最重要的机制与力量。同时，江南、中原与西方也为海派文化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建造素材，并在上海的现代性进程中获得了本质性的提升与融合。这是上海可以后来居上，以及反哺江南与中国的根本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海派文化代表着中国文明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与融合发展的现代性模式。
注释：
①参见郭成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见《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上册)，该书为内部资料。
②参见《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上册。该文集为内参材料。第138-139页。
③参见《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上册。该文集为内参材料。第148页。
④参见《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上册。该文集为内参材料。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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