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之缘论文,地位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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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创立了进行两次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既是两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功勋，同时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特别是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作为党的一代卓越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这两个成果都有这样那样的理论之缘。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里，着重谈谈他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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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立，在反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毫无疑问，这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经验和认识。
刘少奇在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叱咤风云，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在实践斗争中充分地展现了杰出的革命家的品格，从20年代后期开始，又对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不断提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风貌。这些观点补充和丰富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内容。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思想逐渐为全党所认识。刘少奇在1943年3月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之后， 为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作了巨大努力。在笔者看来，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大贡献。我们党至今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仍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刘少奇的这一贡献是分不开的。在纪念刘少奇诞辰百年之际，回顾历史，不能不缅怀刘少奇的这一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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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确立的关系，既是一个已研究多年的老题目，又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题目。本文试想转换一下视角，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说起，并拟涉及刘少奇在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上的某些贡献，以及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倚重和选择刘少奇作为主要助手这样一些问题，以便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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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既把毛泽东卷进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也在少年刘少奇的心田种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以后，这两个湖南青年都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刘少奇与毛泽东虽然是出生在相距只数十里的邻县小同乡，并同在省城长沙求过学，但两人初识却在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的1922年夏天。那时，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务工作后受陈独秀委派，将二大文件带回湖南交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当时的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毛泽东因没有在上海找到二大会址而未能参加会议。刘少奇回到长沙，在清水塘会见了毛泽东。这是两个高个子青年，后来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领导人的首次晤面。这次相识相交既使两人开始共事，也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当即任命刘少奇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派刘少奇去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由此，刘少奇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袖。
在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两人因党分派的工作任务不同，相互间的联系少了。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一直从事工人运动，无论在上海、广州，还是武汉，都处于工运领导的核心。毛泽东则主要从事农民运动，参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在其中担任要职。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刘少奇辗转北方诸省，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其正确主张被临时中央拒绝，党的地下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之后，于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上井冈山举起武装斗争大旗，随后在反动统治薄弱的湘赣、闽西等边缘地区武装割据，开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而成为我党找到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主要代表，并是主要由他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有巨大影响的领导人。但刘少奇到来之时，正值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之后，并在开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两人几乎同时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这一共同经历，既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也使两人后来对于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比别的领导人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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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征程上的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立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 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这充分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遵义会议撤销了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也使刘少奇在政治上有获得解放之感，因而对于他个人命运的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总结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1937年五六月间，党中央召开白区代表会议。被派往华北领导白区斗争的刘少奇回到延安，在会上作主要报告。他尖锐地批评了“左”倾路线对白区工作的错误领导，引发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表示支持刘少奇的看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在具体直接解决纠正白区工作中“左”的倾向时，基本上也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8页。）。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不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对于一切重大决策具有决定权，已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他对于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成绩的高度赞誉，不仅推动了白区代表会议统一认识，也为后来刘少奇进入中央参与核心领导，起了最初的舆论准备作用。这时虽然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概念，也谈不上拥立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已在党内起着具有指导地位的作用，这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刘少奇遭受王明路线排挤打击的经历和对于王明路线错误的批判，就不能不使他对于与自己有着共同经历的毛泽东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感受。这可以说是刘少奇后来拥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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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历史转变关头。党内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既相一致，又存在一些重要分歧。当时党内认识有“左”的倾向，但主要是右的倾向。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有的是“不谋而合”，有的是“一拍即合”，可谓是心有灵犀，处处相通。两人都认为，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蒋介石虽也举起抗日旗帜，但骨子里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党既要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住这一壮大自己的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形势向有利于我党方面转化。因此，两人在支持全面抗战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坚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华北前线，他坚决主张“抓枪杆子”、“撒豆成兵”，建立人民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十分孤立，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在延安的党中央与武汉长江局的对峙局面中，刘少奇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去华中组建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开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华中、江北的根据地，与项英的东南局在皖南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不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而且使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淮河两岸有了大发展。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和突出表现，使他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也使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这时毛泽东，事实上把刘少奇视为贯彻党在抗战时期正确路线的模范工作者。这对刘少奇随后不久调到中央担当重任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抗战以来，毛泽东运筹帏幄，纵横捭阖，坚持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既使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战场，又使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岌岌可危的被困于西北一隅，发展到抗战中期在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根据地上驰骋。到这时，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藐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了。这么好的局面的展现，使全党衷心敬佩毛泽东的领导，也是刘少奇在参与中央核心领导之后拥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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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不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政治上很强，而且是党内既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的领导人。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党中央内，被普遍认为理论水平高的，首推毛泽东，再就是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不少干部的心目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杰”。毛泽东在党内理论家的地位，自从他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报告之后，就已牢固地确立。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他作的《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以及关于整风的三个报告，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既是党的伟大政治领袖，也是党的伟大理论领袖。刘少奇擅长理论思维早已为党内的人所称道，他的著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色彩甚浓。这个时期，他有几篇文章在党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博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也树立起了他的理论家形象。
一是1939年7月， 刘少奇应党的总负责人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之邀，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毛泽东审阅《解放》周刊准备发表的稿样后，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注：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怀念刘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很重要，应尽快刊登。二是1941年7月，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发表的《论党内斗争》演讲。这篇演讲传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后，要《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并亲写编者按语，说这个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三是在上次演讲后10天，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宋亮（孙冶方）写信请求刘少奇解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写了《答宋亮同志》的回信。在这篇回信中，他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上述前两篇文章被列为全党整风必读文献，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篇《答宋亮同志》一文的内容，实际上是呼应毛泽东在5 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的，矛头直指王明教条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跟着王明犯错误的有的领导人，不承认那时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刘少奇讲的是“指导上的失败”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正是针对此而言的。该文同《论党内斗争》一样，是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有力支持。张闻天由于犯有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这时已成为中央领导层整风的重点对象之一。他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自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意见后已有改变，人们熟悉的“毛洛”体制实际上不复存在。毛泽东早就想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整风运动开展后，在领导全党批判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有一个思想一致、配合默契的助手，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太需要了。这时，刘少奇自然成为协助毛泽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能被选中，除了前述政治条件之外，他具备担当此任所必需具备的理论条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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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的开展，既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斗争的得力助手的地位得到公认，也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领导全党工作的主要助手的地位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
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重点是高级干部。1941年9月10日至10 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揭开了中央领导整风的帷幕。为时一个多月的会议，主要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与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检讨错误，但在谈到党的白区工作时，在将近3个星期的发言中， 不少人都认为刘少奇堪称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首先指出：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等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他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王稼祥说：在白区刘少奇同志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康生在发言中还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刘少奇是对的，他反刘少奇是反错了。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注：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刘少奇当时在华中局， 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的政治形象已被树立起来。人虽未进中央，但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态势已经形成。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没有对陈云、任弼时等评价刘少奇的发言作明确表示，但在会后所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里，多处称赞刘少奇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辩证法的革命观点的代表；并多次援引刘少奇的观点反驳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对刘的责难，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注：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274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对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倚重，也表明给刘少奇“正位”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因此，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毛泽东亲予电告，并授权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在回延安的沿途指导各个根据地的工作，特别委派他帮助解决山东根据地党的领导层的分歧。毛泽东还对刘少奇通过敌占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的安全问题亲自过问，不断电告沿途我党各根据地领导人对刘少奇的安全负全责，要用尽一切办法来加以保证。直到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毛泽东才放下心来。刘少奇在路上走了近10个月，毛泽东那种挂念、担心、关怀之情溢于张张电文。这在他与党的领导人信电往来中绝无出其右者。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了多么殷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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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不久，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
1943年3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会议改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根据刘少奇关于书记处应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的提议，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分别由毛泽东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刘少奇还参加中央军委领导，任军委副主席。这样，在党中央实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第一把手、刘少奇为第二把手的新格局。
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中央领导层的改组说：1941年“九月会议”后，中央的许多同志才承认有路线错误。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注：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页。 ）毛泽东通过近两年的整风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对于党的历史是非的认识，才实现了“改造中央”的步骤。这个步骤无论对于确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来说，还是对于刘少奇取得担当拥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角资格来说，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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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后，怎样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努力呢？
刘少奇首先根据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精神，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1年“九月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更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陈云指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是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页。）。中央政治局自觉地以毛泽东为核心，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由华中回延安的路上， 在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作党的奋斗史的报告，突出地宣传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他指出：21年来，我党为民族为阶级而英勇奋斗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日斗争中更起了伟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敌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401页。）。
1943年7月，党诞生22周年。 这也是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后首逢党的生日。为了纪念，党的领导人纷纷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篇。一是王稼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该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二是刘少奇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不仅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理论性很强。文章仿效斯大林捍卫列宁、批判俄国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思路，分析了中国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文章颂扬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注：《刘少奇选集》上卷， 第291页。）。文章指出， 在我们党内同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一样，也存在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真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实质上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这实质上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这种人在字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最怕实践的考验，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十分严重。文章认为，党22年来的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以及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现在到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粉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派别的时候。这就需要“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 ）文章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这就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3页。）。 王明教条主义是以言必称马列，动辄联共党史怎么说而炫耀自己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斯大林和联共党史来对他们的思想理论加以剖析，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论述。今天看来，刘少奇拿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联共党史的斗争经验来分析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不一定那么合适。但是历史地看，这篇文章所选择的角度，分析的力度，认识的高度，把当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宣传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提法，在文章中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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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地体现在他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心悦诚服，对毛泽东思想的独特创造赞佩有加。经过11个月对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和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形成共识，正如在1945年4月20 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这是党的七大召开的思想基础， 也是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代表全党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准备。
刘少奇在七大作报告，是1944年2月24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定下来的。对于七大议程和其他准备工作，中央在1937年底以来就讨论过多次。在这次会上，决定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改由刘少奇作。随后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的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并经过六届七中全会作了正式决议。因此，这完全是一个组织行为。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既是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14个月讨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凝聚了刘少奇一年零两个月的心血。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经历了17年之久，无论是中国革命状况还是党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党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新变化，概括了中国革命的新特点，总结了党领导革命的新经验。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他的报告设专节论述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作了高度评价， 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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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少奇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充分地阐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
就革命实践方面而言，刘少奇指出，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还具体分析说：毛泽东是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因此，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336页。）。
就革命理论而言，刘少奇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把中国革命积蓄的极端丰富的经验加以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创立了“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未有过的合理的高度”，“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5、319、 32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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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刘少奇发展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多个定义，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多种表述，进一步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
定义之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认为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这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界定的。刘少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这个定义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人类最高思想理论的关系，明确毛泽东思想姓“马”而不是非“马”，这也就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理论系统中的“正宗”之位。
定义之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是从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民族性格的角度界定的，强调它“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从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注：《刘少奇选集》上卷， 第333、335、336页。）如果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前一个定义，强调它姓“马”，把它同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区别开来，那么，这个定义强调它姓“中”，则是把它同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刘少奇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民族性格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本质特征。
定义之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这是从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作用角度来界定的，强调它的主题功能（注：龚育之：《刘少奇论毛泽东思想：今天的启示》，《刘少奇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刘少奇在阐述这个定义时， 着意突出这样两点：
一是毛泽东思想理论的革命和建国的统一性。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形成的，概括的主要是如何革命和夺取胜利的理论与政策，但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毛泽东思想包括了如何建国的理论与政策。因而，它是“革命建国”的完整理论。
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确性。刘少奇多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因而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 刘少奇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王明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救中国。这是刘少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因为它是唯一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因而才具备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件。这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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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刘少奇在《历史决议》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贡献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列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无疑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和党的许多文献中。尽管毛泽东本人认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2页。）。 但是，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论。作为全党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作为政治上成熟的党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且有着丰富的内容。早在1942年7月， 陈毅为纪念建党21周年而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就认为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并从五个方面作了论述（注：参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502页。 陈毅讲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五个方面内容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一年之后，刘少奇也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问题，但对这个体系的内容没有展开分析。在七大会上，在刘少奇作报告的前12天，张闻天发言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问题，并略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九个方面的思想（注：《张闻天文集》第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即“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刘少奇的报告吸收了延安整风以来、特别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过程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包括陈毅、王稼祥、张闻天等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他指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理论与政策等”（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这是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的完整概括，也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理论与政策，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刘少奇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时，还特别强调它的两个特点：（一）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这个思想体系尽管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但它仍然在“发展着与完善着”，因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因而达到了中华民族理论智慧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但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的创造力，“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 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打掉自卑感，充满自豪和自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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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七大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史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达到了那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那么，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也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尽管有的表述、提法不是不可以再斟酌，但他那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议宏论，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这以后，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继续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建国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为后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因子。对这些贡献无疑都应充分肯定，但这丝毫无减于他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伟大贡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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