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新阶段与我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我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新阶段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目前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在西雅图会议和茂物会议之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正由一个非机制性地区论坛向机制性的推进经济合作的组织转化。这是提出亚太经济合作30年来具有划阶段意义的重大事件。根据已有的安排，今后几年亚太国家的首脑每年都要讨论经济合作问题。今年的大阪会议和明年的马尼拉会议将就落实茂物会议确定的“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的长远目标”，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与此同时，本地区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也在加快发展步伐。东盟决定把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时间由2008年提前到2003年，并准备扩大组织，吸收印支国家和缅甸参加。东盟国家建立的三个“成长三角”正在加紧建设。其中马、菲、印尼、文莱四国成立的经济区，预定要在三年内建成“东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试点。在我国的周边，中、泰、缅、老已就毗邻地区建立“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区”达成共识。由泰国与印支三国组成的湄公河流域委员会拟邀中缅参加。图们江三角联合开发区已开始投资建厂。
（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经过长期踏步不前之后，出现加快步伐和不可逆转的势头，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背景。
(1)美国、日本和印尼等国大力促进。冷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大为衰落，要重振经济必须打开各国市场，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美在冷战时期向盟国广泛开放市场，其开放度是最高的。如今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主要是要其他国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多作让步。加上美工业最发达，这样作美国肯定是最大受益者。因此，它力争在西雅图会议上取得亚太经济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再以亚太地区的进展促使乌拉圭回合谈判打开八年的僵局，迅速达成协议。而后者有关进一步促进多边贸易的协议，又对茂物会议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
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建立以自己为龙头的、不具形式的东亚经济圈。在投资方面，1987～1990年间，日对四小、东盟直接投资268亿美元，是美国的3.6倍。1992年日对东亚累计投资达600亿美元，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50%。在经援方面，1991年日政府开发援助金额中，60%用于亚洲，为美国的5倍。在贸易方面，1994年东亚占日本外贸近40%，美国只占30%，西欧占17%。①日本通过它倡导的“雁行模式”加深了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为亚太经济合作打下了基础。
印尼态度的变化对茂物会议的成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印尼本来是经济上比较封闭的国家，对地区性一体化一直持消极态度。但80年代中期以来，印尼迫于石油降价的压力，转而发展非石油工业，并通过大力引进外资，使经济腾飞起来。为顺利实现去年开始的第二个25年长远发展规划，使印尼在2019年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但鉴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争夺投资日益激烈，印尼只好对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采取了积极态度，期望从中得利。而印尼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和茂物会议主办国的地位，又使其态度对这次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
(2)茂物会议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又有很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地区主要国家几乎都参加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欧洲，欧盟今年初向北扩展，把成员增加到15个，还准备让东欧6国逐个加盟。预计欧洲经济圈将在2005年建成。欧盟和美国还酝酿建立包括北美、欧盟在内的大西洋贸易区。美国已表示要在今年底前为此制定出计划。在美洲，去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外，一年之内从中美到南美，一连成立了四个区域性机构：一个关税同盟、一个自由贸易区、一个国家联盟和一个共同市场。其中由南美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决定要与欧盟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而美洲首脑会议去年底已同意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并确定2005年为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在非洲，去年成立了中东北非经济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等。独联体国家去年也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并决定成立跨国经济委员会，向一体化迈出第一步。这些短期内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既是经济集团化影响下的产物，又反过来推进经济集团化，使地区贸易自由化趋势难于阻挡。
(3)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加强地区合作既成为必要又具有可能。亚太地区内部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1960年为40.3%，1992年已上升到66.6%，超过了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的水平。其中，东亚国家间的出口，占亚太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1986年为30.9%，1992年上升到43.1%。而东亚对美出口所占比重，则由1986年的34.1%下降到1992年的24.2%。在投资方面，来自东亚地区的投资占东亚所获外资的比重，1990年为39%，1993年达58.6%。来自日、美、欧的外资所占比重则由1990年的49.4%，降至1993年的30.6%。②由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很旺，今后区内加强经济合作的潜力还会增大。此外，东亚地区热点降温，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也为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面临亚太经济合作的新形势，我国不但要对即将来临的大阪会议、马尼拉会议将讨论的问题提出对策，而且需要对亚太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有战略性考虑。江主席在茂物会议上已就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坚持的。针对美日等国迄今已有的主张和做法，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一）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问题。克林顿在1993年7月就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它既是一种多边安全体制，又是一种经济合作体系；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克里斯托弗说：“APEC可以成为构筑‘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一支关键力量”。为了实现其长远计划，美国打算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APFTA)，办法是把北美自由贸易区向整个美洲和东亚扩大，把APEC与美洲自由贸易区合并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囊括美洲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美国的这种主张在亚太各国中支持者甚少，但美国并未因此改变主意。今年7月18日，美国副国务卿琼·斯佩罗在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及国际经济政策与贸易小组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说：“APEC是一个发展中的机构，它有希望帮助我们为未来作准备。该组织为在市场带动的力量下在该地区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会。”“我们希望与美国企业及国会一起，努力发展APEC，使之成为太平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对于美国的这种意图，我们是不应忽视的。
国内有人认为，美洲经济圈与亚洲经济圈有合并的趋势，世界经济有两极化趋向。我觉得我们应该防止这种前途，因为美洲国家同东亚的关系，除美、加之外都不算密切，甚至远不如欧洲同亚洲关系密切。两大洲经济圈完全是适应了美国主导世界的需要，对亚洲国家来说是弊大于利。亚洲也不可能同美洲结合起来成为一极。根据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最好是对外独立自主，与各大洲广泛合作；对内多中心、多形式、多层次。美洲经济圈显然是以美国为核心，而欧洲经济区则以法、德为核心。亚太则与他们不同，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差异，美、中、日、东盟虽在APEC中举足轻重，但很难捏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而只能是多中心互相制衡。将来APEC如果要扩大成员，似应考虑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地理上与东亚邻近，经济上潜力巨大。APEC毕竟应以亚洲为主要基础。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倡导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迄今无法正式启动。但美国以“分裂亚太”为理由来反对EAEC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作为APEC成员的美加墨已经成立自己的组织，并没有分裂亚太。美国的真实用心是反对东亚形成排斥美国的亚洲经济堡垒，如同东方的欧盟。如今美国介入亚洲已是客观的现实，但美在亚太只能当平等的伙伴，而不应主导一切。东亚国家加强合作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只存在合作的方式与紧密程度的问题。明年3月将要举行的东盟与欧盟首脑会议，即是东亚国家实行合作的一种方式。今后东亚合作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如何处理同东亚的合作关系。
（二）改善我国在亚太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问题。要进行经济合作必然要涉及如何进行国际分工。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存在一种日本人称之为“雁行模式”的国际分工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东亚形成了日本领先，“四小”居中，东盟殿后的次序，进行产业的梯级转移。日本人士认为“本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凭借追随领头国家而得到发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列入最低梯级，基本上与东盟处于同等地位。我国引进的外资一直是香港、台湾的居多，美日较少，且技术档次不高。港台向大陆转移的基本上是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否认，港台投资对大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国内地还有许多地方经济上还很落后，今后我们仍应在内地按梯级转移的规律来促进其发展。因此仍有需要利用外资在后进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沿海较发达地区，现在已有条件跳出雁行模式，向更高梯级上升。实际上，四小早已这样做，把它们的产业结构提升到接近日本的水平，一部分产业已形成水平分工，有些产业领域四小的竞争力已超过日本。因此，它们日子很好过。这次日元升值四小得利最大，因为日本货贵了，四小的产品在同日货竞争中就好销了。而东盟则反而受日元升值之害，因为它们同日本基本上仍处于垂直分工。它们出口的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零部件还靠日本供应。日元升值，它们的产品成本也跟着上升。
要跳出雁行模式提高我国在亚太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除了依靠我国加强科研开发和国产化能力外，对外资的利用也是一条重要途径。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对外投资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转移的原有模式已有突破。对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有很大增加，其中美资在1993年累计总额赶上了日资。英、法、德投资也迅速增加。值得重视的是，欧对华投资总量虽小，但对我提升产业结构作用较大。西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产品直接向中国市场出售为目标，同日、台投资以出口国际市场为目标不同。它们对我技术转让的顾忌较少，投资技术转让含量高。面对美欧跨国公司的竞争，日本也打破了“雁行模式”开始提高对华投资的技术档次。各国大跨国公司纷纷来华设厂，使我国产品提高了技术档次，开始同台、韩同类产品展开竞争。由于我国劳动工资比它们低，台湾等产业界已感到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向低工资地区（包括大陆）转移它的中高技术产业。据报道，1993年台湾前1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近60家开始与大陆洽谈投资问题，其投资规模与技术档次均高于以往。外国直接投资的剧增将在亚洲掀起一次新的产业结构大转移、大调整浪潮，亚洲势将逐渐形成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交叉，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格局，取代长期存在的雁行模式。
我应积极利用当前外资竞相投资我国的大好形势，抓住新机遇，有意识、有计划地积极引进西欧和美国的技术层次较高，或转让技术条件较优惠的投资，带动日本提高对华投资的技术档次和资金规模，使我国的制造业向中高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或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从而使我国同亚太各国的产业分工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兼有，并向水平分工为主的方向发展的局面。这种局面将有利于我国扩大与发达国家的互利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我大陆与台湾的平等合作与协调，遏制台独势力藐视大陆的嚣张气焰；也有利于减低我国同东盟国家的竞争和促进互补。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三）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南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本是我国的一贯政策，但在当前形势下，又有格外重要的意义。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已是举世瞩目。美国已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把发展中的大国确定为扩大贸易的主要目标。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卡登说，将来世界贸易增长的75%将来自10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是中国（含台、港）、印度、印尼、韩国、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及波兰。到2010年，它们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重将加倍，而其进口将比1990年增加1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日、欧及其它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数的三倍。④最近美商务部长布朗又宣布，美国政府已决定把东盟7个成员国都包括在新兴市场的名单中。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预测说，到2010年，美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将上升163%，约2480亿美元，而对日本的出口只能上升70%，约880亿美元，仅及前者1/3。⑤经合组织认为，如果中国、印度、印尼三大国的年均增长率能保持6%的水平，到2010年就将有7亿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相当于美、欧、日的人口总和，其市场规模可想而知。因此，欧盟也制定了一项“亚洲新战略”。美欧的这些观点和举措，应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崛起的重大意义，克服国内部分人中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倾向，在亚太和全球范围内加强南南合作。
发展中国家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势必引起各国对市场、技术、资金的争夺加剧。低工资国家大量生产的制成品价格将会下跌，价格竞争将会激化。发达国家由于高工资、高福利造成劳动成本高、产品竞争力低，将继续面临高失业率的困境。对此，它们除调整工资、福利政策，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外，最佳选择是尽力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产业和技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在发展中国家争夺市场和进行投资将展开激烈竞争。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会加剧起来。发达国家既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转移技术，又要争夺市场、利润和人材，并以人权、环境、劳动标准等问题发难。发展中国家则要利用前者，又要限制其过渡榨取和控制。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将出现资金、市场的争夺和提升产业结构、开发高新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将会拉大，不平衡将更加明显。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最突出，各种矛盾的表现也最集中。由于东亚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多的地区，又是美国确定的新兴市场集中之地，美国必然会把取得市场准入的重点摆在这里。
在有关亚太地区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问题上，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分歧不少。美国等发达国家强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主题，而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主题必须同经济技术合作结合起来进行，否则发展中国家难于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无法实现自由化。美国主张实行贸易服务和投资全面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主张逐步扩大自由化范围，对于敏感产业和部门到最后也要有保护。美国主张尽快加快自由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循序渐进。美国主张APEC成员国间的优惠待遇不向非成员国提供，这一主张遭到发展中国家反对。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不支持美国。由于分歧甚多，矛盾尖锐，APEC的谈判将是艰苦的，进程中会有曲折。但美国曲高和寡，形势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前途是可以乐观的。我国应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在APEC的谈判中共同维护南方国家的利益，处理好亚太地区的南北关系。同时，在东盟加速扩建其自由市场过程中，我还需要同它们就相互开放市场，加强经济与科技合作，协调产业分工等进行协商和安排。对于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印、巴等南亚国家，我国也应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作出互惠、互利的安排。俄、印有很强的科研力量，与我合作对双方提高产品竞争力大有好处。对于APEC之外的拉美、非洲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应一视同仁，加强经济合作与相互开放、互利互助。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多样化，双方经济又都在加速发展，合作的领域会不断扩大。APEC名人小组中的印尼代表苏哈迪·芒库苏万多曾说，“歧视其它发展中国家而偏袒APEC先进的工业化成员的主张，对印尼来说也许在政治上并不很有吸引力。对印尼来说，一个选择方案是使它的自由化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不违反关贸总协定现行规则，也符合印尼保持发展中国家团结的政治立场”。⑥我觉得，这种意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总之，我们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要重视南南合作，处理好南北关系，争取亚太成为率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地区。
（四）认清形势，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随着集团化的发展，它对非成员的排斥和限制会加强，我国在外贸和吸引外资方面都会面临更多困难。例如，欧盟对我出口实行严格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在欧盟扩大成员后，对我商品的配额限制又大幅增加，频繁地对我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以限制我出口。其他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兴起，对我出口造成的障碍也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使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互利合作成为可能。在生产三大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快，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仍很困难。为了实现三者的最佳组合，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劳动力价廉质高的地区，而使发展中国家大为受益。这种新的机遇鼓励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南北合作型经济一体化。虽然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是赶不上美日，但我们只要处置得当，就不会在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使我国的民族工业破产。相反，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条件更快地发展经济。根据以往的传统观念，过分保护民族工业，只能导致封闭和落后。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充分利用这25年，积极作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尽量改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综合条件。
目前我国的关税税率总体水平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亚太地区居于前列。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出口，而且严重妨碍了我国参加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关税水平已是势在必行。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关税的消极作用，它导致走私猖獗，难于遏止。如果把走私进来的商品也包括在内，我国的关税率实际上低得多。高关税还使落后企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些连同非关税体制的弊端，都是我们需要抓紧解决的。APEC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日程，可增加我国进行改革的紧迫感。
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的低工资是一大优势。据统计，1991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月工资只有38美元，只相当于台湾（918美元）、香港（810美元）的4.1%和4.7%。但我国的低效率和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低工资的优势。此外，投资环境的好坏还取决于政治稳定、经济政策对路，市场潜力巨大等多种因素。因此，我国只有深化各方面改革，优化我国综合条件，才能打开国门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①《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5月18日。
②联合国贸发会议1995年《世界投资报告》。
③美新署华盛顿1995年7月18日电。
④《亚洲华尔街日报》1994年2月14日。
⑤《纽约时报》1995年11月4日。
⑥《曼谷邮报》199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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