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受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培养项目资助完成）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跨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国内市场对口译的需求也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更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医疗口译。本文通过话语分析法，基于口译内容分析译员在医疗口译过程中所扮演的三大角色，并分析了译员采用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医疗口译；译员角色；主体性
理论概述：
口译可按照工作方式、工作场所、口译方式、交流形式等的不同进行分类，各种分类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性（詹成，2010），例如，笔者在英国期间的口译实习，按照工作场所可分为医疗口译，按照工作方式又可分为交替传译，而按照交流形式来划分又可以分为联络口译。笔者分析的口译实践属于医疗行业的联络口译，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其专业性较强，要求译员能够准确描述患者病症、医嘱、既往病史和就医情况。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量医疗专业词汇，同时还可能出现一些中医表达，例如：寒性体质，气血不足等。其次，作为一种联络口译，它的特点在于其对话交流的模式，译员有更多机会运用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处理和传达信息（Gentile,1996）。并且，联络口译是面对面的交谈，语气词的使用、肢体动作等都会影响对话的进行(Ozolins,1995,p.153)，双方也能更及时的接受信息，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反应（任文，2010，13-14）。
最早的观点认为，译员仅仅只是充当“传声筒”或“翻译机器”的角色，理应完整、准确的将源语言对等地翻译为目的语，甚至将译员比喻为“鹦鹉”、“管道”、“回音器”，反复强调译员的“隐身性”和“中立性”（任文、蒋莉华，2006）。随后，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口译员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译员绝不只是“隐形的语言转换者”，更是交际活动的共同构建者和跨文化交流的促进者(Angelelli,2004)。
在医疗口译中，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将译员定位为“传声筒”（苏伟，2010，35）。译员的发挥会直接影响到谈话者的交际进程甚至是医患关系。Leanza（2005）发现译员扮演了“中立的翻译机器” 、“患者家庭的支持者” 、“文化融合的中介”等角色。Hsieh（2007）提出译员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扮演了“共同医生”的角色，因为译员经常主动向患者或者医生发问以确定所需要翻译的内容，以补充诊断信息。随后，苏伟又补充了“患者代言人”、和“医患关系的协调者”两个角色。
案例分析：
本文在征求患者及工作单位同意后，通过现场录音的形式采集语料，并将口译内容转化为文字，对对话内容作出话语分析，分析得到以下三大角色。
1.沟通促进者
促进对话双方沟通是口译中译员根本、最主要的作用（Angelelli，2004），在医疗领域，促进医患双方沟通最主要的目的是协助问诊，确定治疗方案。为了实现此目的，译员首先要准确传达信息，此外还需视情况把握转换话轮，引导双方对话走向正确的方向。
例一:
医生：How about the dosage? Did you feel better after taking these medicines?
译员：多少用量？吃了这些药有好转吗？
患者：两个星期前我嗓子开始疼，因为正好来大姨妈就觉得肯定是免疫力下降感冒了……前三天早晚各两片，第四天开始早2片晚1片，后来带过来的头孢吃完了，又吃了一天阿奇霉素，吃完稍微好点，第二天又没用了。
译员：In the first three days,I took two tablets two time a day with meal.From the fourth day,I took two tablets in the morning and one at night.From the sixth day,because the cephalosporin tablets were run out of,I began to take azithromycin tablets and it just worked in the first few hours for me,next day all the symptoms remained …The sore throat began two weeks ago and I thought it was just a cold caused by the decreased immunity during my period.
在上述对话中，医生一开始提问患者药物的用量，但患者并没有直切主题，直到第三句才开始回答医生的问题。尽管在问诊过程中，很难将病情和用药隔离开来，患者的回答依然体现了中西方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中文里，习惯先介绍背景，说清楚来龙去脉，再引出要点或结论；但在英文表达中，往往开门见山，再辅之以必要的解释说明（连淑能，2006）。因此，译员经常需要对患者提供的信息加工重组，因为患者提供的大多是组织较为零散的句子，对于医生的问题往往不能一语中的；二是因为中西方有不同的表达习惯。在上例中，笔者就重新组织了句子结构，以便医生抓取重点，降低诊断难度。
2.医患关系的协调者
除了促进沟通这项最基本的作用之外，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对协调医患关系、增进彼此信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在的实践经历中也有所体会。
例二：
患者：…所以我又去了那儿的诊所，直接告诉我接不了，说我的情况太严重，他们怕出问题，但之前的手术也是他们安排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折腾到考文垂，前后两周了，来看医生开的药也没什么用，到现在还没住上院，还要等多久啊？
译员：Few weeks ago I had a surgery in the health center in Daventry,but I was rejected by them for further treatment due to the worsen condition,so I was arranged to here.But I have been in Coventry for two weeks without timely treatment,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在上例中，患者因为住院治疗的诉求未被满足感到不满。但医生并不了解情况，如译员在对话开始时就偏向患者，容易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因此，译员必须有意识的克服自己想要为患者发声的倾向，保持专业性和中立性，协助建立医患双方的信任。针对一些带有明显情绪色彩的词语，如“折腾”、“没什么用”等单词，笔者没有选择逐字翻译，而是采取了“模糊性”的语言。该策略允许译者挑出核心意思，适当还原患者的情绪，让医生更容易接受（廖丹、何大顿，2014）。
在医生说完后，笔者自行添加了一句“稍等一下”，这也是为了缓和患者情绪，使双方互相理解，避免矛盾升级。但值得强调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三方都在场，所以一些非语言交际还是会弱化笔者作为医患关系调解者的作用。因为据Samovar (2012) 表示，在跨文化交流中，非语言交际的比例高达65%，剩下仅35%的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
3.跨文化交流者
口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译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成为衡量译员水平的标准之一(Blinstrubaité,2000)。法国巴黎学派释意理论最先提出，口译是以知识为基础传达意思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Pöchhacker,2016,p.36)。“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的最高层次，它要求译者具备“移情”和“文化融入”的能力，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观察和思考问题（熊勇，2017）。因此，合理处理文化差异也是译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例三:
患者：我嘴里还长了好几个泡，可能是上火了，还想开点下火的药。
译员： I also had few blisters in my mouth recently.These might be caused by excessive internal heat in my body,so I also want some medicine for ulcers and clear internal heat.
该对话中，患者提到“上火”和“下火”两个单词，都是中医里的概念。中医认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即会上火。所谓的火是形容身体内某些热性的症状，如上述对话中提到的咽喉痛、口腔溃疡等。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fire”或“hot”。但在西医中没有阴阳的概念，因此译者选择用“internal heat in her body”来解释在身体内部存在的热性症状，以便医生确诊。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Angenelli，2004）。上述例子中，笔者在对医生翻译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时做了必要的补充和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文化差异时，译员务必有意识的避免把自己当成精通文化差异的专家，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文化敏感，遵循立场中立的原则，不得受个人观点的影响，才能促进消除双方文化上的误解。
总结：
目前，许多职业准则要求译员必须保持中立，不得讨论、建议或受自身的观点或信仰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笔者在口译过程中不应干预医生和患者的对话，起到隐身“传声筒”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这一点很难实现，该原则的存在本质上是与发挥译员的主观能动性相互冲突的，把译员视为“隐身的传声筒”这一观点也已经过时。口译过程中主观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译员很难保持绝对中立（李文革，2004）。相反，恰恰是因为发挥了译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起到了上述沟通促进这、医患关系协调者、跨文化交流者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译员需要视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如重新组织信息、采取模糊性翻译策略、运用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在中立性和主体性中取得平衡，传达出医患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ile,A.et al.(1996).Liaison interpreting: A handbook.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Ozolins,U.(1995).Liaison interpreting: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3(2),153-160.
[3]Ren,W.[任文]，2010，《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Ren,W.,& Jiang,L.H.[任文、蒋莉华]，2006，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识口译人员的角色，《中国翻译》(2)：61-65.
[5]Su,W.[苏伟]，2010，从“传声筒”到“医患关系的协调者”——一项针对医疗译员角色的实证研究，《外语研究》(5)：84-88.
[6]Angelelli,C.V.(2004).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court,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Mexico,and the United States.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7] Hsieh,Elaine.(2007).Interpreters as co-diagnosticians: Overlapping roles and services between providers and interpreter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64,924-937.
[8] Leanza,Yvan.(2005).Roles of community interpreters in pediatrics as seen by interpreters,physicians and researchers.Interpreting,2,167-192.
[9] Liao,D.,& He D.S.[廖丹、何大顺]，2014，口译中模糊语言的应用，《海外英语》(21)：163-164.
[10] Xiong,Y.[熊勇]，2017，跨文化背景下社区口译工作的伦理研究，湖南工业大学.
[11]Blinstrubaité,A.(2000).Interaction in liaison interpreting.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8(2),125-133.
[12]Pöchhacker,F.(2016).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London: Routledge.
[13]Samovar L,et al.(2006).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Boston: Cengage Learning.
[14][詹成]，2010，《联络口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5]Li,W.G.[李文革]，2004，《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文作者:董栩欣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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