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性论文,伙伴关系论文,论日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亚太地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日澳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回想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的对日强硬政策以及无奈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日澳商业协定》以及70年代中期两国《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的签订，再到1995年5月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联合声明》的最终签署，日澳关系中的由“敌”转“友”的轨迹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拟对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做专题论述，希冀从中管窥二战后至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演绎特征。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受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影响，日澳关系在一种观望和谨慎的氛围下向前推进。由于日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所以，经贸合作很快成为这一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政治交往在经贸合作的促动下渐次启动，互谅互信逐步建立，终于在1976年签订了《友好合作基本条约》。
战后，在美国等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恢复很快。随着盟军占领的结束，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开始用“战后时期已经结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变化特征，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词语更能表达日本人民的想象力”。① 像占领期间的改革一样，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② 无疑是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日本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物质基础。日本外交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在经济实力的强势推动下试探性地寻求新的轨迹与个性。
澳大利亚接受与日签订“软”和平条约，是战后日澳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性事件。③ 尽管澳大利亚对接受美国的这一战略安排并非心甘情愿，亦未必相信日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从理论上讲，这一安排却使日澳关系产生了改善契机，因为它使日澳两国成为美国精心构筑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中的重要盟友。
1954年，孟席斯为首的自由党再次赢得大选胜利后，把发展澳日关系作为其政府任期内的重要目标之一。虽然自由党政府担心来自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但同时也相信有充分的理由与日本讲和。④ 这一时期，孟席斯政府的对日基本方针是：以积极的姿态来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把日本带到世界大家庭中来，让它拥有自尊，并成为一个地区性事务的合作伙伴。⑤ 澳政府的这一较为宽容和务实的政策为日本开始摆脱战败国外交迎来一缕阳光。
1957年1月，日本外相第一次召见澳大利亚驻日大使安南·瓦特爵士，向其表达了日本政府谋求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而瓦特大使也表达了本国政府的类似立场。4月11日，孟席斯总理如期访问了日本。日本政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因为孟席斯总理的访问不仅象征着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友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将为日本首相秋季的东南亚之行谱写序曲。从这个意义上看，孟席斯总理访日拉开了日本和平外交的大幕。这对日本努力摆脱战败后的心理颓势以及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参与本地区事务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次访问还为同年7月6日双方签署《日澳商业协定》奠定了基础。
在日澳关系不断改善的进程中，《日澳商业协定》无疑是第一个重要文件。在政治交往尚未全面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商贸关系是值得双方政府期待的合作领域。据此协定，日本给予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品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关税待遇，在进口许可证发放和外汇管制方面不再对澳采取歧视政策。⑥ 虽然澳大利亚一些制造业主和工会以该协定有损它们的利益为由而持强烈的反对立场⑦，但无论如何，该协定为两国商贸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政治框架，成为推动双边商业和其他方面合作的基石。⑧
如果说孟席斯总理对日本的访问意味着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原谅和理解，那么，岸信介首相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却有着复杂的政治意味和情感因素。诚然，对一个战败国来说，这是迟早必须迈出的一步。
就在岸信介访澳前夕，澳大利亚众议院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J.R.弗雷泽议员反对日本首相去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纪念石献花圈，认为以前只有代表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官才有此惯例，而敌国首相的此举不能表明悔过。⑨ 不出所料，这次访问还遭到包括“退伍者联盟”在内的澳大利亚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但从日澳关系的政治角度来看，这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这是曾经侵略过自己的敌国政治家在克服诸多心理矛盾和政治隔阂后的第一次友好举动，是一次忘掉过去、面向未来的访问。双方在会谈中，除了讨论核试验问题外，还重点探讨了扩大双边贸易和保持东南亚地区稳定等问题。对澳大利亚倡导的“科伦坡计划”在维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发展这一地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岸信介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日本将支持这一计划。⑩
政治交往的帷幕拉开后，便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日澳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时期。为了协调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1963年2月6日，作为两国商人之间相互联系和交流情报的论坛——日澳经济委员会成立。在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双方还首次讨论了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机构的问题。至1966年，日本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11) 由于经济合作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不少实惠，而日本又没有将经济合作与外交挂钩，所以澳大利亚满足于现状而不愿触及双方都敏感的政治问题。只是到了1967年10月日本首相佐藤访澳之后，日澳才开始建立了两国外长每年定期磋商的制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在发展澳日关系方面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12)
不难看出，1970年以前，日澳关系中经贸关系仍居主导地位，政治关系有所发展，但历史问题仍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最大障碍。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日澳关系也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威特拉姆总理任职期间(1972年12月至1975年11月)，是一个“以重要方式永久改变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时期。(13) 1973年10月11日，威特拉姆率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东京。在这次访问中，澳方同意就缔结日澳关系协定展开磋商。双方政府对缔结这一协定极为重视，也非常谨慎地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去危及协定的缔结。双方在“资源外交”方面的分歧是缔结友好条约的主要症结之一。威特拉姆说：“肯定地说，如果‘资源外交’意味着利用我们手中的自然资源作为某种经济、政治或外交的武器，或者我们坐收其利，或者我们与生产者共谋去反对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资源外交’。”(14) 澳大利亚希望明确界定其在资源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即政府加大对能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控制，而日本对此感到不安。日本希望在澳大利亚的能源开发方面享有平等的参与权，以确保本国能源供应安全。(15) 尽管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但双边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机制势在必行。
弗雷泽1975年11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日本首相在向弗雷泽本人表示祝贺的同时，也表达了尽快缔结双边友好关系条约的愿望。(16) 经过三年的艰苦谈判，1976年6月15—20日弗雷泽总理访问日本时，《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在东京正式签署。
对于日本来说，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得日本走出战败国和本地区敌对国家的阴影，开始作为一个平等和值得信任的伙伴与澳大利亚开展互利合作。尽管该条约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在该条约的框架下，两国关系得以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所以，该条约是日澳关系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为两国在80年代环太平洋经济圈中的紧密协作奠定了基础。
经过50年代、60年代有效的经贸合作和70年代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交往，日澳双边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轨道，并为全方位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0年代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合作势不可挡。作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大国和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日澳两国在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区构想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并直接推动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由此可见，两国在环太平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广泛合作是这一阶段双边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1980年1月15—20日，大平正芳首相出访大洋洲。16日与弗雷泽总理会谈时，双方确认了两国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的依赖关系。大平首相希望澳方继续向日本提供煤炭、铀、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弗雷泽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将作为日本能源的“可靠的供应国”，最大限度地给予合作。大平首相还向弗雷泽总理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主张“应当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文化合作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合作关系”。弗雷泽总理对这一设想表示赞成。17日上午，大平正芳在墨尔本国立美术馆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时代的创造性合作关系》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强调：“由于近年来环太平洋各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太平洋地区已具备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的条件。”(17) 同年9月，由日澳联袂发起的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在堪培拉举行。澳、日、新、美、韩、加、东盟五国以及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学者出席会议，展现了环太平洋合作的雏形。1982年5月20—23日，弗雷泽总理访日并与铃木首相会谈，双方“基本上一致同意要进一步推进”两国倡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18)
1985年1月13—20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对大洋洲国家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16日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会谈中，中曾根首次提出亚太合作的“四项原则”，即：(1)在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2)以民间为主导；(3)合作体制是开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4)以东盟为主导进行合作。霍克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同日傍晚，中曾根在堪培拉国际新闻俱乐部用英语发表了题为《新的展望——向亚太新时代迈进的日澳伙伴关系》，公开申明了被舆论称为“有关太平洋合作的‘中曾根主义’”的“四项原则”，并强调日澳两国是“太平洋地区南北间的重要支柱”，两国不仅要发展经济关系，而且要以“在核裁军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合作的伙伴”形式，建立两国“成熟的关系”。(19)
中曾根内阁的大洋洲外交是以发展日澳经贸关系为核心的。1983年12月，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放宽了在投资项目中对外资所占比例的严格限制。这一政策刺激了日资的大量流入。1984—1985年，日本投资额占当年澳大利亚吸收外资总额的25％，成为在澳最大投资国。1986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撤销了在合资企业中澳资必须占50％的投资限制后，日资更源源不断地涌向澳大利亚。1988—1989年，日本对澳投资占当年度澳吸收外资总额的28％。(20)
与此同时，两国高层互访频繁。1986年5月14—16日，霍克总理访问了日本。这是霍克第二次访日。在有很多贵宾出席的欢迎宴会上，中曾根康弘在致欢迎辞时竟称霍克为“我的好友鲍勃”，令在场的贵宾大吃一惊，霍克本人也吃惊不小。(21) 1987年霍克总理再度访日，但这次他批评了日美等国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称之为“愚蠢的非理性的政策”，敦促日本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更大的政治作用，并对南太平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22) 1988年7月1—5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对澳进行了回访。竹下登的此次出访固然有加强双边关系的考虑，但同时也试图通过澳大利亚间接地表达日本政府对美苏签署销毁中程导弹条约、北方领土和欧美经济区域化等问题的看法。针对欧美等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竹下登一面强调欧美国家应“对区域化开放”，一面希望日澳两国加强合作，并以日澳合作为纽带之一，推动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23)
在澳日等国的努力下，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会议于1989年在堪培拉召开。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都认为，堪培拉会议是“太平洋时代的开始”。“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的发展不再完全由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来决定了。”(24) 对日澳两国来说，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不仅为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提供了一个机制，而且为两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对扩大它们在本地区的影响和发挥在本地区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关系变迁和重构的年代。冷战的结束推动了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就为国家间构筑新型伙伴关系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日澳两国在区域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性方面存在共识：两国都认为冷战后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政治和安全的意义上是居首位的；两国政府都支持东盟的既定目标，都希望从亚洲的经济发展以及“开放的区域主义”外交政策中受益。
这一时期，日澳两国关系比以往都更加密切。两国都非常关心它们被排除在外的区域性贸易集团——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两国都渴望东亚安全；两国在组织南太平洋国家援助资金和制订发展项目方面，在促进柬埔寨国内和平进程与繁荣、鼓励建立东盟区域论坛作为解决区域争端的一种机制以及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双方相互借重以实现各自的战略利益目标：澳大利亚成为日本申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公开支持者，而日本也帮助推动澳大利亚成为亚洲的一员以及参加亚欧会议。(25)
对日本来说，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地区其重要性次于美国的盟友。日方重视日澳关系，不仅因为两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更主要的是日本的政治大国目标和有限的军事扩张需要澳方的支持；同样，澳方视澳日关系为除澳美关系以外最重要的对外关系，重视将两国关系由原来以经济性质为主逐步向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发展。澳大利亚对日政策是保持积极对话，支持日本在全球政治和地区性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当然，澳方也希望日方支持它在地区性事务中发展建设性作用的抱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95年5月26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共同签署了建立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文件——《联合声明》。
该声明第六条规定：“作为亚太地区的伙伴国，两国政府决心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一道，促进地区繁荣，缓和紧张局势，推动政治合作。无论是单独还是以伙伴协作方式，两国都将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对澳大利亚在本地区创造未来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重申澳大利亚是地区事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26)
《联合声明》是冷战结束后双方同盟关系的宣言，是对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关系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的认同。《联合声明》是基廷当年访日的主要成果之一。两国总理都把这种基于良好愿望与合作的关系视为“史无前例”。从日澳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进程来看，《联合声明》显然是对1976年《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的修订和完善，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肯定以及21世纪两国关系的规划，成为两国的“既定国策”。(27) 所谓“建设性伙伴关系”，就是在提升双边关系的质量之外，在多边事务论坛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以及协调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政策方面，形成日澳磋商的轴心机制。(28)
对澳大利亚来说，《联合声明》的重要性还在于日本破天荒地肯定了它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声明与1992年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引起争议的讲话有异曲同工之处。该官员说只有澳大利亚才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真正伙伴。(29) 基廷对日本的这一立场表示赞赏。他说：“‘地区性事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正是澳大利亚政府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很高兴能够从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得到这样的认可——澳大利亚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0) 当然，澳大利亚也会投桃报李，时任外交和贸易部长的伽莱特·伊文斯对此亦抱有同感，他视日本为澳大利亚的“天然盟友”。(31)
日澳关系自此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全新时期。虽然在《联合声明》签订的第二年，两国都进行了政府首脑的更替，但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和政策并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强烈和明确。1996年和1997年霍华德总理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了互访。桥本龙太郎重申了《联合声明》的原则。为深化两国关系，日方提出了每年举行总理会晤以及18项双边及多边合作议程。桥本首相还强调了日本战后政策的一致性，并且重申两国“在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政策目标和利益”。两国首脑还强调了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义务以及不断提升两国防务关系的愿望。(32) 自1996年起，日澳每年都举行“政治、军事”年度磋商。这是增强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
霍华德政府1996年执政以来，虽然日本政府几度更迭，但两国同盟关系的密切程度却日甚一日。霍华德不仅视日本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最密切的伙伴，而且强烈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方面亦不甘落后，它支持澳大利亚参加2005年东盟峰会和更加全面地参与亚洲事务，显然，此举的根本目的在于平衡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33) 在2007年1月中旬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峰会上，日本提出的亚洲及太平洋16个国家实现自由贸易区计划，得到了霍华德政府的积极回应。澳大利亚支持对这一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34)
20世纪下半叶日澳关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以及日澳两国地区战略利益不断调整的结果。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立，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无疑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脱离亚太地区的大环境而狭隘地看待这种双边关系，那么，它就会阻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日澳关系取得令人惊异的发展，但其发展前景并非没有挑战。其中，日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以及尊重被侵略国家的感情，是日澳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2年2月19日，基廷总理在纪念达尔文战役50周年大会上说：“在本地区国家中，共同的历史意识将加强我们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的基础。就日本来说，更加真诚地承担过去的责任对广泛认可它在亚太地区正在出现的主导地位并承认其合法性，将起到推动作用。”在基廷看来，为过去的战争道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真诚地承担责任”。日本政要在认识历史问题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措辞方面，这种态度并不真诚。基廷对1995年8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表示赞赏。村山富市在讲话中对“日本的侵略、殖民统治以及其他导致无法忍受的灾难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悔过”和“道歉”。村山富市说，“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是日本人民的责任”。(35)
1995年，两国领导人虽然签署了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基廷在日本访问期间仍不忘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他说，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对他们的青年说了些什么。“我们从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同胞犯下的罪恶。我相信日本不应该让这些事件被遗忘。我们相信，如果日本人民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的友谊将会更加牢固……”(36) 基廷的讲话向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日澳建设性伙伴关系能否持久健康地向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日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此外，日澳关系还受到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形势以及东南亚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而亚太经合组织未来的走势也会对日澳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努力产生影响，并进而对伙伴关系产生影响。
注释：
①David J.Lu,Japan:A Documentary History,Vol.Ⅱ,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to the Present,An East Gate Book,1997,p.525.
②Peter Duu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6,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92.
③R.N.Rosecrance,Australian Diplomacy and Japan,1945-1951,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2,pp.157-240.
④Neville Meaney,Towards A New Vision-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Kangaroo Press,1999,p.111; Paul Jones and Vera Mackie( ed.) ,Relationships:Japan and Australia,1870s-1950s,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2001,pp.231-7.
⑤Robert Gordon,Menzies.The Measure of the Years,Cassell Australia Lted,1970,p.61.
⑥Gordon Greenwood and Norman Harper,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in 1956-1960,F.W.Cheshire,1963,pp.264-5.
⑦Neville Meaney,Trevor Matthews and Sol Encel,The Japanese Connection-A Survey of Australian Leader' s Attitudes Towards Japan and the Australia-Japan Relationship,Longman Cheshire Pty Limited,1988,p.21.
⑧Dennis Rumley,The Geopolitics of Australia' s Regional Relations,Klum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p.215; J.A.A.Stockwin,Japan and Australia in the Seventies,Angus and Robertson,1972,p.33.
⑨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session 1957,Vol.17,1957,p.2641.
⑩Percy Spender,Exercises in Diplomacy-The ANZUS Treaty and the Colombo Plan,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69,pp.193-282.
(11)F.A.Mediansky and A.C.Palfreeman,In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Pergamon Press,1988,p.160.
(12)Current Note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0,No.9,September 1969,p.527.
(13)Stewart Firth,Austral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llen&Unwin,1999,p.19.
(14)E.G.Whitlam," Australia' s Foreign Policy:New Directions,New Definitions" ,24[th] Roy Milne Memorial Lecture,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Brisbane,30 November 1973,p.11.
(15)J.A.Camilleri,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fourth edition) ,The Jacaranda Press,1979,p.117.
(16)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from 17 February to 4 June 1976,Vol.99,1976,p.2052.
(17)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大平正芳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4页。
(18)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574—575页。
(19)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575—576页。
(20)参见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澳大利亚研究》(季刊)1991年第1期。
(21)Bob Hawke,The Hawke Memoirs,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1994,p.367.
(22)Alan Rix,The Australia_ Japan Political Alignment,Routledge,1999,p.36.
(23)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578页。
(24)弗劳利安·康马斯、尤迪特·施塔波丝：《新亚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2—114页。
(25)Neville Meaney,Towards A New Vision-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100 Years,Kangaroo Press,1999,p.139.
(26)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27)同上书，第139页。
(28)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2.
(29)F.A.Mediansky( e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New Millennium,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1997,pp.202-3.
(30)同(26)，第65页。
(31)I.McGregor,Japan Swings-Politics,Culture and Sex in the New Japan,Allen&Unwin,1996,pp.186-92.
(32)Alan Rix,The Australia-Japan Political Alignment,p.40.
(33)Greg Sheridan,The Partnership-The Inside Story of the US-Australian Alliance under Bush and Howard,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2006,pp.199-200.
(34)Joseph Kerr," PM eyes regional trading bloc Plan" ,The Australian,January 16,2007,p.1.
(35)Paul Keating,Engagement-Australia Faces the Asia-Pacific,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ry Limited,2000,p.68.
(36)同上。